第三讲 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述ppt课件

中国行政史第三讲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概述.中国古代的国家，经历了和两个阶段。（奴隶主专政封建主专政）中国古代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行政管理权高度集中于君主一人之手，是一种个人独裁的管理体制。一、中国古代行政管理的特色.行政管理是从属于政治的，也就是说，国家的国体、政体以及其他一些根本制度对行政管理起着决定性的制约作用。夏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初创时期，商王朝是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周朝是我国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把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到极盛。夏朝的行政管理体现出由原始社会部落联盟的原始民主管理体制向国家行政管理体制过渡的性质，遗留有较重的原始社会胎痕；商王朝时期，神权政治盛行，支配着国家行政管理的运行，氏族残留的血缘关系依然是商朝进行行政管理的辅助工具；周朝将奴隶制国家的行政管理推向制度化、法律化。.我国奴隶制时代行政管理的特色1、奴隶制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国家制度神权政治色彩最重的时期：神权政治的核心观点是君权神授，以此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并以之配合暴力统治；2、等级君主制国家结构是奴隶制时期行政管理体制的又一特色；3、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为模式组建“家天下”王朝；4、原始民主遗风的残留。.▲在我国奴隶社会，与同被看作是君主的首要 职责 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建筑公司岗位职责下载社工督导职责.docx 。（祭祀战争）▲夏、商、周实行等级君主专制的国家结构，其王朝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联盟。▲氏族社会的天然纽带是。（血缘关系）▲在中国，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在步入阶级社会后一直被保留下来，并被后世统治者加以改造而得到强化，成为一直困惑中国人的四大绳索之一—。（族权）▲中国奴隶社会以原始社会父系大家庭为模式组织政府与王朝，政权系统与宗法系统紧密结合，行政制度带有浓厚的宗族血缘性质。.中国奴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宗族血缘性质的三个表现：一是父系家长制为君主专制提供了原型；二是以父系大家庭为模式组建政府：家室与政府没有严格区分开来，表现出政府与父系大家庭的双重职能，宗法管理与行政管理相互补充，使商周奴隶制国家很象是一个家庭的扩大；三是以“家天下”观念进行统治：宗法制度是在父家长制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是我国奴隶制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这种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使族权与政权合一，政权结构与宗法系列一体化，大小贵族成为政府各级官员，国家机构实为宗族的扩大。.观点：在专制国家，各级官员贵族处于不同的等级阶梯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在专制政治下，各级官吏具有层层相属的宗法关系，使族权与政权合一，政权结构与宗法系列一体化，大小贵族成为政府各级官员，国家机构实为宗族的扩大。在专制政治下，家族统治是由专制政治的本质特征所派生出来的一个必然现象，在专制政治的最高权力枢纽，家室与政府没有严格区分开来，表现出政府与统治集团大家族的双重职能，宗法家族管理与政治统治相互补充，使专制国家实为统治集团大家庭或大家族的扩大。.我国奴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原始民主遗风的表现：1、原始部落时代民主议事的遗风仍在商周的会议制度中有所反映；2、夏、商、周三代都十分重视民情与舆论，设采风之官，实行纳谏制度。.中国封建社会始于，止于1840年鸦片战争。战国时期的变法运动使各国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政体制度化和系统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行政体制具有过渡性质，是隋唐行政体制的先声，是秦汉三公列卿制向隋唐三省六部制演化的一种过渡行政体制。（战国）三省六部制始于朝。（隋）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标志着国家行政体制的成熟和定型。.唐朝行政体制还有一个特点，即趋于法律化，有著名的行政法规《唐六典》。五代两宋政府在行政体制上将唐制略加损益，在中央形成二府三司制的新格局，在地方上采取分权等多种措施加强各级地方政权和各级地方官员的相互制约作用，加强了中央集权。明代废除了宰相制度，分割省级地方官权力，到清代军机处的设立，更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极至的产物。.与外国相比，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1、中国的封建中央集权体制时间长，持续2000多年；2、政体形式单一，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是唯一的政体形式：西欧封建制度则呈现出多种政体形式，既有领主制、贵族民主制，又有等级代表君主制以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其中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仅是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持续时间很短；3、权力集中的程度有所差别：西欧国家的君主在实施立法、司法权时，多少会受到代表会议的制约，而中国专制君主的圣旨就是法律，任何人不得违背；在财政权上，西欧专制君主从未取得完全征税权，而在中国，“中外之财，皆在陛下府库”；.4、思想控制方法不同：在西欧，意识形态领域由神职人员即教会来掌握，而中国的专制皇帝自称天子，说明其权力直接来自上帝，无须神职人员充当中介，倒是神职人员反而将皇帝视为精神领袖；5、中国封建社会从一开始就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俸禄、考评、退休等严密而完善的官僚制度，这样一套以文官为主的专业化的职业官僚体系乃是中国封建社会国家管理体制上的一大特色。.与奴隶社会相比，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1、形成了大统一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夏、商、周实行的是分封制，各级封君的专制权力在空间范围上受到限制，秦代以后，以郡县制取代了分封制，秦汉以后诸中央王朝的专制皇权较夏商周三代的专制王权强大得多；2、神权政治色彩淡化；3、法制日趋完备。.填空：夏、商、周时期辅助君主的公卿，其职位一般是世袭的，君主很少有选择的余地。夏商周时期，神权政治色彩最为浓烈，神权的体现者在国家机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君主的一切决策都以占卜的形式出现，选择优秀的巫史担任辅佐，成为君主贤明的主要标志。体例严谨的封建行政法典——《》标志着行政管理趋于制度化、法律化；《明会典》较之《唐六典》，内容更加丰富、规定更加具体，是封建行政管理法律化达到一个新高度的重要标志；《清会典》成为中国封建行政立法的总汇，达到了封建时代行政法的最完备程度。巫史春秋战国之时，各国相继颁行成文法，以国李悝所作《》最为著名，集春秋后期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魏法经）（唐六典）.为什么古代中国的法制无法达到法治的水平1、从立法上看，在君主专制政体下，既无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也无一定的立法程序，专制君主的意志、命令、指示就是法令，即专制君主拥有制订法律的最高立法权，不仅如此，他还可以改变或不执行法律，其自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更不受法律制裁。专制君主在行政体制变革过程中的立法建制都是围绕着强化君主个人专制权力的中轴线进行的；2、从行政管理上看，在中国古代，要发挥制度与法律的作用，关键在于选才任官，只强调好的官吏对执行法律制度的重要性，而不注意法律制度对官员执法行为的监督和约束，这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一种“人治”。.观点：在专制政治下，现代专制国家虽有行使立法权的机关，也一定的立法程序，但专制独裁者的个人意志、命令、指示就是法令，即最高统治者拥有制订法律的最高立法权，不仅如此，他还可以改变或不执行法律，其自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不受法律约束，更不受法律制裁。最高统治者在行政体制变革过程中的立法建制都是围绕着强化统治者个人专制权力的中轴线进行的。.填空：夏代的行政管理体制是由原始民主管理体制发展而来的，从夏代开始的中国奴隶制国家是通过对旧的氏族机构的改造而产生的，而不是象希腊、罗马那样通过破坏、取代旧的氏族机关而建立新的国家机构。夏商周三个王朝都是在改造部落联盟的军事民主制基础上建立起等级君主专制的国家组织形式。观点：专制国家是代表统治阶级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工具。.决定专制国家组织形式的主要因素：专制国家作为代表统治阶级利益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工具，国家的具体组织形式决定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国家必须依据被统治阶级的状况及其反抗的程度确定自己的暴力组织形式；二是必须依据统治阶级的内部结构以及各阶层的利益来确定国家的组织形式，以便在最大限度内集中统治阶级的力量镇压被统治阶级。.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演变和发展的动力来自其内部的矛盾。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矛盾主要有二：一是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即皇权与相权之争）；二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正是这两对矛盾牵动着封建行政体制的运行，促使统治集团内部不断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其中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在中国封建社会皇权与相权之争中，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皇权朝着扩大并膨胀的方向发展，相权则一步步缩小，直至明清时，宰相制度被消灭。.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削弱相权的两种方式：1、用更替辅佐机构来削弱相权：当宰相权力对皇权产生威胁时，皇帝便将一部分权力从宰相手中收回，交给近侍文秘人员，由近侍人员逐渐演化而成的新宰相机关顶替原有的宰相机构。当新的宰相机关权力过大时，又再一次重复这一过程。如东汉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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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顶替西汉三公宰相，中书门下顶替尚书台，翰林院削夺中书门下，枢密使削夺翰林院等；2、使宰相职权分散化：如由西汉初年的丞相制变为三公宰相制，由尚书台制变为三省分工共同决策制等。.秦汉三公九卿制下，丞相不过是皇帝大家庭的管家，列聊所管事务中宫务远多于社会公共事务，他们不过是分工办理宫廷庶务的听差。秦汉时期的社会公共事务并非由列卿这些朝廷大臣去办理，而是由丞相辟除诸曹去完成，这造成丞相权力越来越大，于是皇帝便用尚书台分曹理事的办法来削夺相府对国家庶务的管理，逐渐形成隋唐尚书都省管理下的六部二十四司，掌握政令性的庶务，而原有九卿（九寺）地位下降，侧重于事务性庶务。唐朝中期以后，皇帝为直接控制国家庶务，便用使职差遣制架空各职能机构，造成庶务管理的随意性与混乱。宋神宗改制后，六部、监寺的职权得以恢复。明代实行内阁制后，六部职权进一步上升。.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府的构成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府可划分为三个部分：一为具有半自治性质的保甲乡里的乡治组织；二为执行地方政务的基本组织，即县和县以上作为地方政权中坚的行政组织，如秦汉之郡、隋唐宋元之州、明清之府；三为连接中央与地方的中介组织，如汉之州、隋唐之道、宋之路、元明清之行省。.中国封建社会中央政府怎样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存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但总的趋势是中央对地方集权的一步步深化，其手段主要有两种：1、通过任命职小位低的监察官员对地方官员实施监控：如汉代之州刺史，但刺史很快就变成郡县官员之上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的州牧，形成东汉末年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割据；2、二是实行分权制：如隋唐时期道区的设置，宋代路的区划仍采用分权制，设转运、控刑、控举、经略四监司，达到中央控制地方的目的，这一制度一直为明清两代所沿用。观点：监察机构是专制国家的重要国家机器，在专制社会里，监察机构主要是作为专制统治者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演变1、秦汉时期，丞相以下各级行政官员分权较多，因此，除划归皇帝系统的以御史中丞为首的监察官外，各层级都有自己的监察部门；2、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各行政层级的行政监察权萎缩，主要监察权集中于以御史中丞为核心的御史台，并明确规定御史台为皇帝的耳目机关；3、明清时期又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负责监督京官，设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监察地方，又设六科给事中负责监察六部，三方面监察官在皇权之下又互相彼此监临。中国封建社会监察制度的发展和演变是和专制皇权的逐渐强化的过程相适应的。.皇权与相权的矛盾怎样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1、皇权与相权的矛盾直接决定了中枢体制的变更，是宰相制度发展演变，直至废除的根本原因，宰相制度的废除正是这一矛盾发展的最终结局；2、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还间接地影响到中央职能机构的变迁，其矛盾斗争的结局，即专制皇权的强化也使主要作为皇帝耳目的监察机构随之演变和发展。.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的矛盾怎样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行政管理体制的变更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地方行政体制的变更。.削弱社会震荡、保持社会稳定的几大因素1、中国封建社会所形成的一套管理官员的制度是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延续和在遭到破坏后得以再生的组织保证；2、监察机关的人事监督有利于封建国家肌体的健全；3、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着调节君主专制弊端的机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一是在施政程序上有一套尽可能促使皇帝正确决策的制度，即林栗所说的“人主莅权、大臣审权、争臣议权”；2）二是为防止皇权的滥用，中国封建社会还有一些其他的办法：①通过教育提高君主的素质：从汉代起就有儒生给皇帝和太子讲授经典的制度；②通过神权来抑制君权：大臣可以利用灾变向失道的皇帝提出意见；③大臣可利用皇帝生前上“尊号”，死后加“谥号”或“庙号”的尊褒贬抑来对皇帝造成心理压力，促使其刷新政治；④开国皇帝所制定的一些制度对后世君主往往有较大的防微杜渐作用，也可以被用来充当大臣制止皇帝越轨行为的工具。.怎样看待专制国家的官员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专制国家官员的管理制度与中央集权管理体制的需要相适应，服从和服务于专制统治集团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一套管理制度既控制官员本身，更为专制统治服务，专制统治者以之来调节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矛盾，协调整合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弱化社会内部的摩擦，使官僚队伍按专制统治的要求形成合力，最终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是专制统治集团谋取自身利益、巩固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在专制国家，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员实质上只是最高统治者的耳目机关而已，为当权派打击异己、监察百姓服务。.我国封建社会官员管理制度在结构上的三大构成1、官员的录用管理：除实行九品中正制的魏晋时期外，编户齐民的子弟均有通过公平竞争进入仕途的机会，此外还有通过任子（门荫）、訾选、行伍（军功）、流外入流、入幕等方式让不同行业、不同利益的人群也有当官的机会；2、官员的行为管理：在官员的奖惩黜陟上，既有论功行赏、按能力升迁的考绩奖陟制度，又有按年资提拔、论亲疏奖陟的保障制度，为防止地方官员与地方豪强结党营私，历代政府都采用回避制度以确保中央政令得以畅通；3、官员待遇的管理：既有划分等级的品秩、勋爵制度，以照顾具有不同资历、功劳和血统关系的人，又有分配利益的散官制度和满足管理要求的职事官制度。.怎样看待专制国家的监察制度在专制国家里，监察制度是一种具有双重职能的特殊制度，既是独裁者加强专制统治的工具，体现的是独裁者个人的意志，此乃专制国家监察制度的主导方面。同时也应看到监察制度又是统治集团维护自身法制、进行自我调节的机关，反映的是整个统治集团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监察机构当是整个官僚系统的去污剂，弹劾不法官吏有利于政权的稳定，加强职官监督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对选官、任官和官吏考核的监督则有利于提高官员队伍的素质。.中国的尊号系统尊号一般在皇帝在世之时便开始有群臣上请，并不断加长。如唐玄宗的尊号是“开元天地天宝圣文神武孝德应道皇帝”，宋太祖为“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后相应的也有类似的号，名为徽号，如慈禧的徽号就是“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圣母皇太后”。由于尊号太长，所以平民百姓很少称呼皇帝的尊号。谥号是帝王死后所上，后世对于历史上帝王的评判。如汉武帝、汉灵帝、隋炀帝之类即是称谥号。但后期谥号也越发冗长而失其本，如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为：“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庙号是皇帝死后在宗庙中的称号。庙号必须是有重大贡献的皇帝才配享有庙号，比如在汉代，就只有少数几个皇帝能够称得上“宗”、“祖”。到了后世，几乎后世的皇帝几乎都有庙号，比如唐代诸帝，除了高祖之外，无帝不“宗”。由于庙号相对简洁，所以后世大都称庙号。.讨论：神权君权相权兵权的复杂交叉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决定太平天国兴衰成败的关键性历史事件——天京内讧究竟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是由于某些临时因素所促成的偶发事件，还是属于无法避免的“历史的必然”？.一、当时的人是怎么看的太平天国官书《天父下凡诏书二》中记载了杨秀清所说的一段话，杨秀清预感是洪会杀害功臣，清方张德坚《贼情汇纂》中，推测是大事未成，杨不致于杀洪，但杨、韦会自相残杀。事实正是洪利用韦以杀杨。而其后果也正是自毁长城。　当时的人大都有此看法：内讧难以避免。也就是说天京内讧是必然的。.二、今人有不同的看法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通过长期实践，一个政权对于神权、君权、相权、兵权这四大权力的分配，早已形成了一种“常规模式”。凡符合这种模式的，才能长治久安；与这种模式有出入的，每每造成动乱；出入太大的，就会发生内讧、分裂，导致迅速覆亡。　　太平天国从金田起义开始，就由于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对于四大权力的分配出现了很不正常的交叉关系。以后，从永安建制到定都天京，军事上虽然一路顺风，不断地取得胜利，但是四大权利的交叉关系非但未能理顺，而且越来越复杂，复杂的交叉引起了不断的磨擦，最后必然爆发内讧。也就是说：天京内讧的必然性是由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所造成的。.观点：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一个政权对神权、君权、相权、兵权四大权力应该如何分配，才算是常规模式？与西方的封建时代相比，中国人对宗教的态度要淡薄得多。像西方那样由教皇给国王加冕的事是不会发生的；相反的，历史上某些佛教、道教的头面人物却要受皇帝之封。也就是说：神权常常要依附于君权。农民起义的队伍开始时以神权来号召，这样的事历代有之。如黄巾军崇奉太平道，方腊起义崇奉摩尼教。但那只是权宜之计，不是正常现象。朱元璋起初参加红巾军，自是白莲教徒；但他一旦羽毛丰满，正式建立政权，就毅然抛弃宗教迷信，斥白莲教为“妖”而加以镇压了。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神权从来只是君权的附属物，谁能打平天下，谁就“君权神授”，从未发生过神权凌驾于君权之上的情况。因此在四大权力之中，君权、相权、兵权是实，而神权是虚。谁掌握了君权，也就同时掌握了神权。.太平天国起义之初以“天父天兄”的神权相号召，这是可行的；但是正式建立政权之后，神权不仅没有逐渐淡化，而且不断强化，一切信天不信人，这不但成为敌方攻击的口实，也常常引起自己军民的反感。由于神权君权几乎合二为一，中国历代封建政权最理想的常规模式是三权鼎立。如汉初的刘邦自掌神权（斩白蛇）与君权（兴汉业），而以萧何掌相权，韩信掌兵权，结果战胜了虽是英雄人物却刚愎自用的对手项羽，创立了四百年基业，传为千古美谈。如果总结他创业的经验，除了能够放手用人之外，就是创立了一个四大权力妥为分配的常规模式。李世民年青有为，才能远远超过刘邦，在一段时间之内集神权、君权、兵权于一身，但他以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共居相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后来又把兵权交给可以相信的大将。他没有违反三权鼎立的常规模式，所以能够长治久安。.赵匡胤收拾五十多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创立统一的宋王朝，也得力于他的重视文治，尊重相权，恢复了传统的常规模式。所欠缺的，是他过分抓紧了兵权，实行一种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兵将分离的军制，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以至外患连绵不断。　　朱元璋是元末群雄角逐中的胜利者，是个大老粗。他在建立政权之后，不让白莲教的神权凌驾于自己的君权之上，并且重用知识分子，尊重相权，这是很明智的做法，基本上符合于常规模式。可是打平天后，他却大杀功臣，废掉宰相，实行专制。这种集三权于一身的办法，一个精明能干的皇帝也许还能勉强应付；如果是庸懦无能的皇帝，大权就会落到太监与近臣的手中，造成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明代的情况正是如此。.太平天国的政权模式是畸形的。不仅对于神权、君权、相权、兵权未能妥为分配，而且在四大权力之间产生复杂的交叉情况，纠缠不清。1.神权过于膨胀，本来就不利于建立常规模式。2.洪秀全缺少实际斗争经验，掌握不住君权。3.对杨、萧实力派让步，冯云山放弃了相权。4.既有能力，又有实力的杨秀清不会满足于只掌兵权。　　太平天国对于四大权力的分配模式就逐渐形成一种古所未有的畸形模式：1.神权明归于洪，实归于杨。2.君权虽归于洪，已被架空。3.相权全部归杨。4.兵权全部归杨。　　这样的模式不能使各种权力起到互相配合而又互相制约的作用，只能使被架空的洪秀全时时受制于人，使洪、杨之间事事皆可能发生磨擦，无法维持一个稳定的局面。即使暂时勉强维持，其中不稳的因素，也就是内讧危机，与日俱增。.太平天国四大权力的复杂交叉绝不是一时的处理不当，而是长期形成的。洪、冯利用神权号召起义，这是历代农民起义所常有的事，是可行的。但是在起义准备过程中，发生了冯被捕，洪又远走广东以营救的特殊情况，才出现了杨、萧伪托天父、天兄下凡以团结群众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确也起了稳住阵脚的积极作用，但却带来两种副作用：1.使神权大大膨胀，超越了“受命于天”的传统的规格。2.使杨、萧由于获得神权而增加了实力，可以与洪、冯相抗衡。.当时的紫荆山根据地，洪、冯是外来的，杨、萧是本地的。洪、冯的手中只有宗教上的号召力量，而杨、萧手中有群众，有实力。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发生之前，洪、冯享有全部神权，足以号召群众，杨、萧必须服从，但是天父天兄下凡事件发生之后，神权已由双方所共有，杨、萧实力大增，洪、冯必须作适当的让步，双方的权力始能取得平衡，以利合作。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制，双方一直保持相对的平衡，是由冯云山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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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取得的。试看他们双方的位次。1.宗教位次：洪（天父第二子）、冯（天父第三子）、杨（天父第四子）、萧（帝婿）；2.政治位次：洪（天王）、杨（东王）、萧（西王）、冯（南王）。.在四大权力中，最早出现交叉的是神权。洪秀全作为教主，本应掌握完整的神权，这是不应该有争议的。可是出乎意外地发生了杨、萧代天父天兄传言的“奇迹”，洪、冯事后被迫承认。如果不承认，当时就会分裂、瓦解；承认了，虽然留下了后遗症，以后还可以设法挽回。这样，神权的交叉首先出现，即由洪、杨、萧三人共掌神权。平时，洪是教主，高于杨、萧；天父下凡之时，杨高于洪、萧；天兄下凡之时，萧又高于洪、杨。不是三人分掌神权，而是上下尊卑，随时变化，交叉关系，极为复杂。萧战死后，交叉关系似乎简化；其实洪、杨矛盾，更加激化。后遗症不仅难以挽回，而且症状越来越重。.其次是兵权。金田起义之初，洪秀全自掌兵符。后来把兵权正式授予杨秀清。为什么会作此决定：其一，洪秀全自知指挥能力不如杨秀清，自愿交出兵权。其二，实力在杨秀清手中，洪秀全指挥不灵。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兼而有之。总之，兵权是由洪秀全公开授予杨秀清的。从此以后直到天京内讧为止，杨秀清独掌兵权，发号施令。在封建社会中，手握兵权的大将在战略问题上也得请示君主，不敢自专。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是特殊情况。不是正常现象。而杨秀清此后指挥作战，一切都是自己作主，愿意奏报洪秀全才奏报，不愿意就不奏报。成了“将在内，君命有所不受”。这就造成了兵权侵犯君权，兵权和君权有所交叉。.再次是相权。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皇帝尊重相权，给宰相一定的权限，让他独立工作，这比一切事情都由皇帝自己决定要好得多。大致是：皇帝是国家元首，是“权”的主体；宰相是政府首脑，是“能”的班子的负责人。处理日常政务，由宰相执行，对皇帝负责。罗尔纲先生说太平天国是“军师负责制”，军师也就等于宰相。封建社会的宰相虽有一定的相权，但是只能以皇帝的名义管治臣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管治臣民。而太平天国“传檄天下”之时，竟以军师的名义发布，而不以天王的名义发布。定都天京以后，杨秀清又常以自己的名义发布文书，管治臣民。这就造成了相权侵犯君权，相权和君权有所交叉。.　最后谈到君权。太平天国的君权实在小得可怜，它首先要受到神权的制约。因为天父下凡可以指挥一切，从国家大事到君主本人的私生活。其次又要受到兵权与相权的侵犯，实权已被剥夺殆尽，仅剩一个虚名从这种意义上来讲，洪秀全的确是一位货真价实的“虚君”。　.从四大权力的分配来说，洪、杨两人的交叉情况是：杨掌握了神权、君权的实权，兵权、相权的全部；洪只保留神权、君权的虚位。从洪、杨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说，也存在复杂的交叉。从政治上来说，洪是君，杨是臣，二者是君臣关系；从宗教上来说，洪是二兄，杨是四弟，二者是兄弟关系；在天父下凡的奇迹出现之时　杨是父，洪是子，二者又是父子关系。这些形同儿戏的荒唐的复杂的交叉关系，竟然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内讧的大悲剧，正是由这种复杂的交叉关系所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