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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姚安历史文化的几个问题

朱德宣

县书法家协会主席管布坤先生安排我在年会上讲一讲姚安历史文化。我寻思再三，只能依据姚安历史的基本脉络，从中挑选出几个人们常说的话题来谈一谈我的肤浅认识，以资参考。

一、如何看待姚安历史地位变迁

（一）实事求是地讲，姚安历史，的确是比较悠久的。然而，姚安的历史地位是有变化的。

与其他地区的社会发展进程大致相同，姚安也经历了古生物时代、石器时代、氏族公社、青铜器时代。这些时代的文化特征都在姚安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得到印证。

战国后期，发生在云贵高原的一个大事件——庄蹻王滇，不仅在司马迁《史记·西南夷传》中作了专门记载，也在姚安大地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小卜将军墓的出现，就是一个例证。小卜墓，虽然是建于南诏国时期（此时距记载中说小卜战殁于姚的时间已经相距近千年），但既然有这个墓茔的出现，小卜战殁于姚就不可能是空穴来风。

西汉时期，在姚安设置弄栋县县治，则是有史可查的大事件。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云南设置益州郡，下设24县，弄栋县是其中一县。据《蛮书》记载及有关考证，弄栋县的县治位于旧城村高陀山。

唐王朝建立，姚安地位得到提升。高祖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在姚安设立姚州。唐高宗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又在姚州设置姚州都督府。

公元751年爆发的天宝战争，历时三年，最后朝廷军队大败，整个云南为南诏所据有。南诏也由此脱离唐王朝，自立为国。

南诏国独立后，建立了中央官制和地方官制。中央官制，包括最高行政官员6人，叫做清平官，又设大将军12人。清平官中一人为内算官，二人为副内算官;又设外算官二人，由清平官或大将军兼任，分管六曹（如同唐朝六部）。地方以洱海为中心，分为十睑、二都督、六节度使。原来的姚州改设为弄栋府，设置节度使作为军政长官掌管弄栋府军政事物。

公元937年，大理国建立，弄栋府改设姚府，也称姚州，隶属于大理国管辖。

公元1119年（或说1096年），大理国相国高泰明的第二个儿子高明清因获军功受封为“定远将军”，“世守”姚府，即：姚府成为姚安高世家族的封邑。

公元1254年，蒙古军队在忽必烈率领下平定云南。公元1257年，蒙古军又在姚安设立千户所，实行军事管制。公元1262年，设置姚州，接受大理路管辖，启用高氏族人高琼任姚州守。公元1329年，以姚州为基础，设置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晋升姚州守高明为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总管。姚安路军民总管府的军政辖区还是姚州全境。

明朝建立，初设姚安府，随后改设姚安军民府，下辖姚州和大姚县。

明朝建立后，在姚安初步实施“改土归流”。明王朝设立姚安军民府和姚州时，便实行以“流官”主政、“土官”辅助的行政管理体制，即通常说的“土流并治”。所谓“土流并治”，就是，姚安府和姚州七品以上官员，全部由朝廷任命外籍人士担任，同时保留高氏土司在府、州两级“同知”（副职）的世袭地位。府的副职称为“土府同”，州的副职称为“土州同”。推行这一行政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使中央集权制在姚安得到落实，同时，也打破了高氏家族统治姚安的历史局面。

清初，姚安仍旧沿袭明朝旧制。平定“三藩之乱”后，清王朝开始“改土归流”。公元1725年（雍正三年）高奣映的孙子高厚祥袭任姚安府土府同知后，因与民争夺苴却十马地一案事发，被削去土官一职和世袭特权，并勒令本人和家属全部前往浙江，不得返还故地。此后，高氏家族只剩姚州土同知的世袭特权。清朝末期，这一特权也自行消亡。

公元1770 年（乾隆三十五年），清政府裁撤姚安府建制，仅保留姚州。实际上，这时的姚州与后来的姚安县无异。

（二）姚安历史地位的变化，是由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理优势和战略意义决定的。

第一个问题：西汉王朝为什么要设置弄栋县？当时的云南称为滇。庄蹻建立古滇国，一直延续到了西汉时期。这一时期，云南还处在较为封闭的状态，朝廷也还没有将这些地区纳入专制版图。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今阿富汗）看到了产自于四川的“蜀布”“邛竹杖”，又了解到这些产品是从身毒国（今印度）运过去的。那么，这些原产自四川的产品又从哪里到了印度的呢？张骞分析，很可能有一条通道从四川经古滇国进入印度，再由印度转运到西域各国。张骞分析的不错，在官道还没有开通之前，由川入滇，再经滇西走出国境，早有民间通道存在。张骞回国后，将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汉武帝作了 汇报 关于vocs治理的情况汇报每日工作汇报下载教师国培汇报文档下载思想汇报Word下载qcc成果汇报ppt免费下载 ，引起了汉武帝的极大兴趣。曾派使团到古滇国，想借道去探寻通往西域的道路，却遭到古滇国的“昆明”、“雟”等部落的抵制，只好无功而返。后来，朝廷派兵征服南粤国后，趁势发巴蜀兵对付古滇国。当汉王朝的军队很快击灭昆明外围的两个部落（劳浸、靡莫）后，迫使古滇国国王降服西汉王朝。西汉王朝仍然授予滇王王印，让他继续管理古滇国所属地区，同时设置益州郡，作为朝廷管理古滇国的地方权利机构。按照《汉书·地理志》记载，益州郡下设立24县。县治设置在姚安光禄的弄栋县，就是其中的一个县。从益州郡24县分布来看，现在的楚雄州境内仅有秦臧（今禄丰）、双柏（今双柏）、弄栋三县。也由此可以看出，弄栋县的辖区囊括了楚雄州的大半部地区。然而，《汉书·地理志》中记载越巂郡的属县中又有一个蜻蛉县（即现在的大姚县和永仁县）。如此说来，弄栋县就不包括蜻蛉县在内。这又与其他史籍资料有了出入。原因很可能处在越巂郡与益州郡这里的时间差异上。越巂郡的主要辖区是现在的四川西昌西南地区与益州郡接壤。从地理位置来说，蜻蛉縣位于金沙江以南，孤悬于越巂郡之外，本应属于益州郡才是合理的，但为什么记载越巂郡治下？原来，越巂郡的设立是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而益州郡是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才设立的。这说明，设立越巂郡时，金沙江以南的大姚永仁等地，在设立越巂郡时，已为汉朝所据有，所以，设立越巂郡时下设了蜻蛉县。两年后设置益州郡，考虑到地理区位和管理成本，才将蜻蛉县并入弄栋县辖区，划归益州郡。所以，由云龙先生在《姚安县志》“《汉书·地理志》益州弄栋”之下加了一段按语：“清王先谦《汉书补注》引刘注《地道记》及《若水注》、《一统志》各说足证明楚雄、姚州、大姚、镇南、定远、广通、元谋各州县，均为汉所置弄栋县。”

弄栋县县治设置在姚安，充分表明二点：一是益州郡的设立，开通了越雟道，从此，越雟道成为从四川进入云南的一条官道;二是姚安较大姚的地理位置更优，处在越雟道上枢纽位置（即所谓的“六诏之中分、三川之门户、南中之锁钥”）。这一点，也可以通过越雟古道沿途所设县情况得到证明。由越巂郡由苴却渡过金沙江进入弄栋县，往西，是云南县（祥云）、叶榆（大理）县、比苏县（兰坪）、不韦县（保山）;往东是青藏（禄丰）、连然（安宁）、到达益州郡郡治所在地滇池县（今晋宁）;往南，可通往双柏，然后进入滇南地区。

正是姚安处在越雟道枢纽位置，具有畅通和遏制的战略意义，设立弄栋县并将县治设置在姚安，是出于战略考量而做出的重要举措。

第二个问题：唐朝建立，为什么设立姚州后又要设立姚州都督府？一句话，也是由于姚安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自设立弄栋县开始，经四川通往云南的官道有两条。一条是秦、汉相继修通的“僰道”，另一条是汉武帝时开通的越雟道。据新旧两唐书记载，公元621年（唐武德四年），朝廷大事使李英巡抚云南，到姚安以后，意识到姚安在越雟古道上的特殊地位，又了解到这里的人多姓姚，于是在这里设立姚州。州治设置在弄栋县县治所在地的旧城村。

为什么在姚州设立43年后，又要在姚州设立姚州都督府？唐朝初期，唐改善了与吐蕃王国的关系。吐蕃经松赞干布的治理，国力迅速大增。唐高宗时期，吐蕃开始与唐王朝抗衡，且时有战争发生。在云南方向，吐蕃迅速占领并移民到迪庆地区，又向丽江、大理渗透势力，鼓动这些地区的民族部落脱离唐王朝的管理，甚至是支持他们发动暴乱，向姚州发起攻击。面对这样的形势，唐王朝必须加强对滇西地区的军事管控，于是，姚州都督府应运而生。

姚州都督府的设立，是唐王朝在云南地区设立最高地方军政机构。它虽然只是直接管理姚州，但对云南境内的其他地区也承担着镇守的责任，重点是要对滇西地区反叛势力的打击和遏制。需要说明的是，唐朝建立以后，在云南境内设立了众多的州县，但很多都兴废无常，且都是自主管理，不直接接受朝廷管辖。唯有姚州和姚州都督府是朝廷派出官员、直接行使中央管理辖区军政事务的权力。这一时期，虽然在滇东北地区也有个南宁州都督府，但那只是以爨氏集团为核心的自主管理的自治机构，朝廷对他不实行直接管理，被史书称为羁縻府。

第三个问题：元朝在姚安设州以后，为什么又设姚安路军民总管府？

元朝在地方设立行省作为地方最高最高行政机构。云南行省之外，还设有梁王府。很多时候，梁王府还凌驾于行省之上来控制全省局势。行省之下，设路、府、州、县四级政府机构。这样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姚州的地位下降了很多。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姚安所处的战略地位发生了变化。汉唐之时，京城都设在于陕西西安，云南进京的国道，需要先到四川，然后再到陕西西安。姚安的地理位置就显得很重要。元朝建立，首都设在北京，且云南行省和梁王府都在昆明，由滇西到滇中省会，无需再经过姚安。由省会昆明到朝廷所在地北京，官道也不再经过四川。这样，姚安原来所有的交通区位优势完全散失，其政治、军事战略地位当然也就不复存在。所以，元初，在大理路军民总管府之下设立姚州，已经非常难得。

那么，为什么元中期又要设姚安军民总管府？目的是为了稳定云南局势的需要。元朝中期以后，云南局势很不稳定。行省与梁王府之间、梁王府与各路地方势力之间，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单拿大理路来说，世袭的大理路军民总管府段氏势力不断向东扩展，也引起梁王府及朝廷重视。恰巧这时，大理路下辖的姚州守高明到朝廷觐见皇帝。从抗御大理路段氏势力膨胀和笼络高氏家族人心的角度出发，朝廷在姚州设立姚安路军民总管府，既升高明为总管，又让高氏家族世袭其职。这样，骤然得到晋升的高明，要报答皇恩，忠于朝廷，就要牵制和抗衡大理路段氏势力扩张，使之不再蔓延。

二、几个有争议的历史问题

（一）关于诸葛南征

诸葛亮南征，发生于公元226年。公元223年，刘备病死白帝城，消息传来，南中的豪强大户纷纷背弃蜀汉而投靠东吴。为了稳定南中局势，诸葛亮三月开始南征，“五月渡泸”，进入云南境内，平定和巩固了南中局势。关于诸葛亮南征，史学界存在两个争议问题。

第一个是对诸葛亮“五月渡泸”的地点存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马曜先生《云南简史》中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孟获、雍闓准备由越雟进据永昌，率众来到越雟境，雍闓为高定部曲所杀，诸葛亮率领蜀汉军队乘乱击杀高定。孟获则收拾雍闓余部回渡金沙江，由堂狼（今会泽、巧家）向建宁（今曲靖）撤退。五月，诸葛亮度过金沙江跟踪追击孟获，通过“七擒七纵”，最终降服孟获。这一说法，虽然没有说明诸葛亮渡江的确切地点，但应该在巧家至会泽之间，最多不会超出武定。按这个说法，诸葛亮进入云南境内，是不大可能经过姚安的。接下来的“七擒七纵”也不大可能在姚安境内发生过。

第二种说法是袁嘉谷先生在《武侯五月渡泸在何处考》中提出的。他认为，“候先至越雟，破定元（即高定）。其地在今永北盐源之界。疾由越雟而始渡泸。则泸即永北之金沙江无疑。”此文还引用杨升庵、沈黎、师范等人的观点及《四川总志》的观点加以证明。其中，《杨升庵集》说“据《沈黎古志》谓，今之金沙江在滇蜀之交，一在武定元江驿，一在姚安之苴却。沈黎在《沈黎志》中说：“孔明所渡，当是今之苴却。”师范的《滇系》中说：“会理州西南两岸峻极，江流如在水底，即渡泸处。”《四川总志》则引用陈奇典《泸水考》的观点，认为诸葛亮渡泸处是会川境内的金沙江。

我个人认为，袁嘉谷先生的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因为，根据《华阳国志》记载，刘备病逝以后，南中各郡的地方势力纷纷反叛蜀汉而倒向东吴。越雟叟帅高定元（即高定）杀郡守将军焦璜，举郡称王。益州大姓雍闓也杀了太守正昂。蜀汉政权只好新任 蜀郡人张腐为太守。雍闓又将太守张腐抓起来送给东吴，东吴孙权则遥授雍闓为永昌太守，还派遣已故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委任朱提（读shushi，今昭通）人朱褒为牂牁郡（贵州境内）太守。面对这样的局势，诸葛亮南征分成三路大军：东路派马忠进攻牂牁郡朱褒。中路是李恢（负责南中各郡军务的庲降都督），由驻地平夷县（今贵州毕节一带）出发，来攻益州雍闓。诸葛亮亲率主力部队向越巂郡进发，兵锋直指叟帅高定。诸葛亮的主力部队为何要面对高定？那是因为，在南中的诸多豪强势力中，高定势力范围较大，气焰也最为嚣张。他不仅公然反叛蜀汉政权，杀了越巂郡郡守，又在汉源、昭觉、盐源三地筑垒设防，专门用以对抗蜀汉军队。诸葛亮亲率主力部队攻占昭覺，准备在这里等待高定各路叟兵集结后一并歼灭。这时，雍闓、孟获也率领部曲来到越雟境内，雍闓却又被高定部曲所杀。诸葛亮也击杀了高定。这时，诸葛亮的中路军也已到达滇中，孟获虽然收拾雍闓余部，但已不能返回，只能从越雟境内回渡金沙江后，向滇西永昌郡进发。这样看来，孟获从越巂郡境渡江的地点，就应与袁嘉谷先生所论及相吻合。越巂郡，始建于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治所在邛都县（今天的西昌东南地区），辖区位于西昌西南地区。诸葛亮在越巂郡击杀高定，不排除追击高定到盐源县。这里是高定设在最西边的一个抵抗堡垒。诸葛亮追杀高定后，再追击孟获，当然就要沿着孟获走过的线路前行。这样，诸葛亮渡江地点，就应该是袁嘉谷所说的“永北之金沙江无疑”。永北的江对面，就是永仁苴却。从这里渡江，走过的，正是弄栋县的辖区。姚安，就是必经之地。

第二个问题是对诸葛亮“七擒七纵”的看法。雍闓、高定一死，诸葛亮的对手就剩下孟获。孟获被擒以后，表示永不反叛，受到诸葛亮的重用，这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争议的是“七擒七纵”。这种争议也是源自于史书。《三国志》、《三国志注》，都没有提到“七擒七纵”，只有 《華阳国志》出现“七擒七纵”一说，且被后来的《三国演义》加以发挥，非常深入人心。正是因为前两本史书没有提及，所以，后代的史学家们多有质疑，还形成两种看法：一种赞同没有“七擒七纵”，另种则肯定“七擒七纵”。就我个人而言，《华阳国志》的记载是符合诸葛亮的指导思想的。这次南征，诸葛亮坚持的是“攻心”战略，实施“和抚”为主的策略。部将马谡曾向诸葛亮建言“心战为上，兵战为下”，诸葛亮深以为然。斩杀高定，只是实现“和抚”的一种辅助手段。既然要实施“攻心”战略，要收买人心，要让南中百姓，尤其要让那些豪强大姓对蜀汉政权心悦诚服，对孟获实行“七擒七纵”，就是最好的用兵之道。如果是这样，弄栋县境内的姚安诸葛遗垒和永仁方山的诸葛遗迹，就是真实的存在，也有可能在弄栋县境内经发生过“一擒一纵”的战斗。

（二）关于天宝战争

天宝战争，是唐王朝对南诏发起的一场不对等战争。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德化名碑》等史籍记载，公元750年（唐天宝九年），南诏国新任国王阁逻凤带着妻儿到云南郡（即姚州）拜访云南太守（即姚州都督）张虔陀，遭到张虔陀的故意刁难，不仅辱骂、勒索财物，其妻子还遭到侮辱。阁逻凤忍无可忍，返回大理，上书朝廷，却又石沉大海。原来，张虔陀恶人先告状，较阁逻凤之前，就已上书朝廷，反告阁逻凤有不轨的行为。于是，阁逻凤率领南诏大军进攻姚州，很快就攻陷了姚州城，张虔陀死于这次战斗中。阁逻凤攻占姚州的消息不仅传到了剑南道，也传到了朝廷。公元751年及754年，朝廷对南诏先后组织发动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战争。一次是由剑南道节度使鲜于仲通率领八万大军讨伐南诏，南诏国力图用和好的方法解决问题，鲜于仲通则力求一战。无奈之下，南诏国投靠吐蕃，获得支持，大败唐军，唐军主帅鲜于仲通只身逃回。第二次战争，由李宓率领十万大军再次进攻南诏。这十万大军是从河北道强行征募的新兵，来到云南水土不服，一路上就病死不少，这样的部队，其战斗力可想而知。战斗结果，唐军又一次全军覆没。主帅李宓也葬身西洱河。战后，南诏收拾战死的唐军将士埋葬在西洱河边，称为“万人冢”，此处遗迹现在还在。两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已无暇顾及南诏。南诏从此独立于中原王朝之外。大约五百年后，元朝建立，云南才又回到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

很显然，这场“天宝之战”，是由姚州都督张虔陀的不义之举引发的。这场战争，不仅使唐王朝遭到重创，宣告了大唐盛世由此走向衰微，当然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了重大苦难。仅就强行征兵给人民造成的伤害这一点来说，就连李白这样的浪漫主义诗人都用了现实主义手法大加鞭挞。

从本质上说，天宝战争，是唐王朝大汉族主义与南诏统治者地方民族主义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他暴露出以杨国忠、张虔陀为代表的王朝统治者利益集团为了谋取私利而不顾激化民族矛盾的丑恶嘴脸。对于他们的恶行和恶果，历史早有定论。但是，当代，有的历史学家却提出了不同的解读。认为，天宝战争是一场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的战争，指出，张虔陀等人的行为，是维护唐王朝利益的行为。这样的观点，虽然是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但对于一个早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在没有新证据的情况下，另立新说，总是让人很难接受。

（二）关于“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

近年来，“一座姚州城，半部云南史”的广告语，几乎成了姚安县的一张名片。就宣传姚安来说，确实需要这样能喊得响的广告词。但是，对于一个想要了解姚安历史的人来说，则决不能把他看作是对姚安历史的准确概括，更谈不上科学的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从前面所述姚安历史的变迁中可以得知，历史上的姚安，用“半部”来概括，是很不合适的。更有人拿“一座姚州城”的历史变迁来解读姚安的“半部云南史”，就显得有些可笑了。

（三）关于“为而不争”

近些年来，有人总结高氏家族的历史，得出“为而不争”的结论。 对此，本人实在不敢苟同。“为而不争” ，语出老子《道德经》。《道德经》，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辩证法思维的哲学名篇。“为”与“不为”，“争”与“不争”，是《道德经》中提出的两组既矛盾而又相互转化的哲学概念，体现了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在《道德经》中，正是运用这种既矛盾又相互转化的哲学思想来阐释他的政治主张。老子认为，统治者对老百姓的统治和管理，要“无为”，要“不争”，也就是要少干预，多松绑，不与民争利，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样，老百姓生产积极性高，就会带来百业兴旺，最终收到“为”和“争”的效果。所以，后世的统治者就从老子的这一思想出发，提出并实施了“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这样看来，用老子提出的“为而不争”来解读高氏家族的精神内涵，显然就严重背离了高氏家族的历史真实。

必须看到，高世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而又辉煌历史的豪门大族。这样一个豪门大族之所以长盛不衰，自有他的精神传承。

先列举一些高世家的事迹。

前面讲到的那个越巂郡叟帅高定，就是大理国高氏家族的一个远祖。高定被杀，高氏家人逃避到了朱提郡。东晋时期，云南境内发生过一次较大的人口迁移，众多人口从滇东北地区迁到大理等地。高氏家族很可能就是这时迁移到了大理。此后就在大理发迹。南诏国建国后，高氏家族已经跻身于权势行列。

南诏国之后，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得到了高氏族人高方的鼎力相助，高方成为大理国的有功之臣，被封为岳侯。

后裔高智升袭封岳侯，官至大布夑（丞相）。一次，国王段思廉骑马出游，突遇狂飚，马受惊跃起后跌落倒地。情急之下，高智升奋不顾身，一跃向前扶住了段思廉。为了感激，段思廉赐以宫人及珠宝。后又晋升高智升为统兵。

公元1063年，姚州杨允贤叛乱，高智升带兵进剿，平定叛乱。段思廉赐给高智升白崖和茹甸两地（今祥云境内）。不久，又晋封为鄯阐（今昆明）侯，子孙世袭。

公元1080年，杨义贞起兵弑段廉义簒立，高智升命长子高升泰“起东方兵讨灭之”，诛杀了杨义贞，立段廉义的侄子段寿辉为国王。段寿辉以靖难之功，加授高智升为国王太保，封德侯。高升泰则继为善阐侯，代替高智升为相国。高氏父子，老子在朝辅政，儿子统兵驻守昆明。后来，段壽辉禅位于段思廉的孙子段正明，段正明又于公元1094年禅位为僧。段家人年幼，高升泰就做了国王，改国号“大中国”，又改元上治。这是标准的改朝换代。两年后，高升泰病死。临终前，嘱咐儿子高泰明一定要还国于段氏。高泰明遵从先父遗嘱，还位于段氏，立段正明的弟弟段正淳为国王，自己则仍然担任相国，执掌国政，受封为平国公，后又加封国师尊号。

高泰祥，是高升泰的九世孙。公元1237年，被国王段智祥任命为相国，历段祥兴、段兴智两朝，直到蒙古军队消灭大理国为止。虽然是末代相国，在蒙古军队的强大攻势之下，奔回姚州招募军队。被俘后，面对忽必烈的劝降，始终坚贞不屈，死而后已。

元朝时期的高明，面对朝廷的重视和晋升，感激涕零，为了报答朝廷，为地方上做了许多事实。

清朝初期，南明小朝廷到了昆明，高奣映的父亲高 泰，主动勤王，永历帝朱由榔封他为光禄少卿。永历帝南逃，他紧紧追随，家人追到永昌，将他劝阻回来。到了大理，他却拒绝回家，独自一人上了鸡足山，从此与世俗绝缘。

以上发生在高氏家族历史上的诸多典型事例，一点儿看不出“为而不争”的精神特质。也许有人会说，高氏家族“为而不争”，是说他家具有有所作为却又不争权夺利的品质。从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出，高氏家族的确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家族，但有所作为的同时，也的确获得了很多。岂能说不争？

问题在于，贯穿高氏家族历史的思想线索，不是“为而不争”，而是忠与孝二字。正是这种为国尽忠、为亲尽孝的思想和品质改变或支撑起了高氏家族的强大命运。高定，本是叟帅，高氏在越巂郡，可算是豪强大族，但不忠于蜀汉，遭到杀身之祸，家族也由此衰微。从南诏到大理国时期，高氏家族也许是汲取了远祖高定的教训，发家之后，世代抱定儒家所倡导的忠孝节义的思想不放，才确保了家族在大理国时期长盛不衰。即便是国破家亡之际，身为相国的高泰祥也要为国尽忠，不屈而死。作为对立面的统帅忽必烈也为他的气节而感动，称他的后代“此乃忠臣之后”，要“善视之”。所以，元朝设立姚州，姚州又是高氏家族的天下。高 泰之所以要上鸡足山，一个因素是担心清政府找他算账，这样，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高氏家族的世袭利益。更重要的因素，应该是他对南明小朝廷的忠诚，让他不愿再在新朝为官。这样的做法，很有点愚忠的味道，但类似的人物，中国历史上并不少见，尤其是改朝换代之际，比比皆是。这些人，多半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前朝遗老。也许有人会说，高泰明还国于段氏，这不是“为而不争”的最好例证吗？这得要弄清这件事的真像。高升泰接受“禅让”获得王位之后，便又改国号又改元，这就标志着大理国已经变成了高氏的“大中国”，高家世代尽忠的那个大理国就不存在了，对于这样的变故，不仅国人难以接受，就连高升泰父子也是难以接受的。原因就在于世代效忠大理国而形成的思想血脉在作怪。所以，高升泰在临终时才说了一番话：“段氏不振，国人推我，我不得已而从之。今其弟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作为儿子的高泰明，为了孝顺父亲，当然履行了父亲的遗嘱。由此可见，忠孝，是高氏家族兴旺发达的精神支柱和思想秘笈。与此相应，高氏家族再次走向衰微的原因也在于高氏族人喝下了一杯不忠不孝的苦酒。清朝雍正年间，高氏家族土府同知高厚德之所以被削去官职且远徙浙江，一方面原因，还是因为他失去了忠孝这一家传遗风，做下了不忠不孝的事，恰巧又遇上了朝廷“改土归流”的风口浪尖，因而也就彻底葬送了高氏家族在姚安府的传统地位。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说，高氏家族的兴衰，成也忠孝，败也忠孝。

我想，现在总结高氏家族的兴衰史，不一定非要用新提法来总结。忠诚、忠孝，虽然是一种老派的说法，却最能反映高氏家族的精神传承。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忠与孝，自从孔夫子提出来以后，早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称为广大中华儿女所具有的传统品质。不同时代，既可以赋予它与时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