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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

曾贤刚+谢芳+宗佺

Summary

本文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①82.5%的居民认为北京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52.4%的居民知道雾霾天气是由PM2.5引起的并认为其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②在降低风险的行为中，能够节省生活成本、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而会降低居民生活舒适性和增加生活成本的行为支持率相对较低。③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而且，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都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KeyPM2.5;健康风险;权变评价法;风险认知;支付意愿

X196

A

1002-2104（2015）01-012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1.018

大气细颗粒物（PM2.5）会对公众健康产生严重危害。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对PM2.5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大多是关于PM2.5污染特征及健康影响的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很少有从风险认知、降低风险的支付意愿等社会科学角度对PM2.5污染的健康风险进行研究。风险认知是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客观风险的感受和认识，并强调个体由直观判断和主观感受获得的经验对认知的影响[1]。居民的健康风险认知主要集中于研究居民如何对各种健康风险做出响应[2]。国外对健康风险认知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公众对健康风险尤其是核风险的强烈争论。随着心理学、社会学、政策学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的深入，使得健康风险认知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3]。PM2.5的健康风险认知是由人的心理而引发的对外界风险事件的一系列认识过程所构成的，最终指引着人的决策行为，影响着居民为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具体行为选择。

要降低PM2.5污染的健康风险，就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成本，因此居民的健康风险认知最终会影响其对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关于居民对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开始受到关注[4-6] 。由于空气质量的公共物品属性，所以它无法在市场上通过交换直接获得价值，目前主要应用CVM（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来测度居民对改善空气质量以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CVM在环境价值评估领域已日趋成熟[7-8]，近年来被借鉴运用到对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测度之中[9-11]。Fredrik Carlsson等人[12]运用CVM得出瑞典居民对于提高自己生活和工作场所空气质量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2000克朗，与一些北欧国家的支付意愿在同一量级上;同时还发现支付意愿与收入、财富和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Xiaohua Yu等人[13]运用CVM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测度了北京市居民为获取清洁蓝天的平均支付意愿，结果显示：北京市居民支付意愿的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120.15元和128.60元，显著低于其他国家的调查结果。Vassanadumrongdee等人[14]在曼谷调查了居民对于降低因空气污染和交通事故导致死亡风险的支付意愿，调查发现降低空气污染风险的支付意愿与居民对其恐惧程度、严重程度、可控程度、暴露在风险中程度密切相关。

对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及支付意愿的研究对于完善PM2.5健康风险评估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将客观风险评价和主观风险评价有机的结合，才能更好地将公众意愿纳入到风险管理的决策之中。

曾贤刚等：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年第1期

1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CVM对北京市居民对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以及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研究。调查问卷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了四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对PM2.5的健康风险认知及风险沟通能力的调查，这部分内容包括6个维度对风险认知进行测量、对居民风险沟通能力的测量及居民的PM2.5信息获取渠道的测量。第二部分是居民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清单，在被访者阅读了北京市PM2.5来源的背景知识后，对表中的22项在生活中具体的降低PM2.5健康风险行为进行评估，用以测量居民对每项行为选择的接受程度。第三部分，问卷为被访者建立了假想市场，告知了PM2.5的健康风险，并基于两种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情景，请被访者回答他们的支付意愿，并且调查了部分被访者不愿意进行支付的原因以及被访者对其他居民支付意愿的预期。第四部分，是居民的基本情况调查，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人口组成、身体健康状况、居住位置、上班方式、月生活成本、职业等。

本次调查在北京市各行政区进行，采用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北京市人口在各行政区的分布特征进行分层，确定每个行政区的样本量，这样可以确保每个行政区都会有足够的样本量。在每层内确定首批被访者，之后再进行滚雪球抽样，抽样人群需要满足年龄介于18-70岁之间。样本的规模为1 000份，回收问卷后对问卷质量进行检查，剔除了有逻辑错误和项目缺失的不合格问卷。最后有效问卷为801份，有效问卷率为80.1%。

2北京市居民对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水平

针对健康风险认知水平的测量具体由六个维度构成，包括影响程度、持续性、了解程度、结果严重性、忧虑度、可控性，每个维度设计1-2个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并且通过赋值形式，量化表达被访者认知水平。具体赋值规则为：被访者选择程度最低的选项得一分，选项程度每升高一等则多得一分，以此代入模型进行分析。

通过居民对目前北京市空气污染的现状评价来测量风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居民绝大多数感觉北京市空气污染严重，其中82.5%的居民认为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只有2.7%的居民认为空气污染还不算严重。

在了解风险持续性时，我们询问了被访者是否赞同北京市空气污染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这个观点。结果表明，65%的居民确信北京空气污染正变得越来越严重，22.5%的居民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还有12.5%的小部分居民不相信。

在询问居民对PM2.5了解程度时，结果表明，52.4%的居民了解雾霾天气是由于PM2.5所引起的，但是有8.7%的居民完全不知道、38.8%的居民不太了解PM2.5是雾霾天气的主因。同时，对PM2.5的致病机理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仅有2.7%的居民能够了解PM2.5会对人体健康产生的全部影响，甚至还有2.0%的居民觉得完全无影响。综合来看，居民对PM2.5健康风险的了解还不够全面。

在测量风险的严重程度时，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居民认为PM2.5对自己及家人产生了影响，有30.1%的居民认为PM2.5对自己及家人的现在及未来都会产生影响。另外，63.1%的居民感知到PM2.5对自己及家人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由此可以判断出，大多数的居民已经意识到PM2.5对身体健康产生了较大危害。

在询问北京空气质量监测存在的最大问题时，认为数据发布不及时和技术落伍导致数据有误的居民分别占到38%和30.2%，另有10.1%的居民认为检测地点选址不当是目前最大的问题，19.1%的居民表示并不清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在谁应该承担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上，让居民在政府、居民个人、企业、媒体、专家、非政府组织六个选项中进行选择。结果显示，29.2%的居民只在六个选项中选择了一项，而选择五项及以上的居民只有8.8%，这说明居民降低健康风险的全社会参与意识相对薄弱。其中，有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责任，说明在大政府的背景下，居民已经习惯于将问题交给政府处理。同时，只有40%的居民认为居民个人也应该承担责任，这表明在居民对PM2.5的风险有了一定程度了解后，多数居民还是不愿意承担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而是希望政府或者是企业等特定群体承担相应责任。

3 行为选择分析

问卷中设置了22个行为选择来衡量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积极性。每个行为选择要求被访者根据问卷所描述的行为，选择其接受并愿意实践的程度。可选择的程度分为5种——“很愿意”“愿意”“不确定”“不愿意”“很不愿意”。

3.1行为选择的总体分析

在总体分析中将“很愿意”和“愿意”合并，视为居民

对该行为持积极态度;将“很不愿意”和“不愿意”合并，视为居民对该行为持消极态度;保留不确定选项，视为居民对该行为保持中立。针对居民行为选择态度的统计见表1。

居民愿意积极采取的行为前五项为雾霾天气少开窗户（94%），在家中养些花草（93.5%）、购买低耗节能电器（91.1%）、少吸烟或者劝导朋友少吸烟（90.6%）、外出吃饭时饭菜不点过多以致浪费（90.0%），有超过九成的居民表现出了积极性。其中，在家中养些花草和少吸烟或者劝导朋友少吸烟有利于居民的身心健康，外出吃饭时避免浪费和购买低耗能电器的行为符合勤俭节约的价值观，雾霾天气少开窗户可以简单有效的隔断风险源。

居民持有中立或者消极态度的行为基本一致，分别是为车添加汽油添加剂、为车添加高标号汽油、尽量减少使用家庭电器、同朋友拼车、出行时戴口罩、选购小排量或混合动力汽车。这五项都与居民的日常出行有关：同朋友拼车，会影响出行便捷性和舒适性;为汽车添加汽油添加剂和使用高标号汽油，会明显提升居民的出行成本;出行戴口罩，会使人们呼吸感到不适;选购小排量和混合动力汽车，会影响驾驶舒适性;减少使用家庭电器，会降低居民家居生活的舒适性。总体来看，居民对影响到自身舒适性的行为抱有怀疑甚至反对态度。

3.2行为选择的比较分析

3.2.1不同类别行为之间的比较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对减少喷涂的行为类别接受程度相对较高，简化房屋装修、减少私家车喷漆、减少烟花爆竹燃放量得到了居民较高的响应，其原因在于这些行为对日常生活并不会产生大的影响，同时，减少三种行为可以较大幅度降低居民集中大额支出。居民对减少机动车排放的行为类别接受度相对较低，这是因为该类别中的部分行为会显著降低居民出行的便捷性和舒适性。

3.2.2同种类别行为内部的比较分析

在减少机动车尾气排放的行为中，多步行、多骑车和多乘坐公共交通行为得到了积极响应，只有极少部分人对此比较消极。同朋友拼车、选购小排量或混合动力汽车、为车添加高标号汽油的行为也得到了较高的响应，但还有较大一部分居民对此持中立态度，在减少污染和维持舒适性生活之间处于两难选择。

在减少煤炭燃烧的行为中，减少浪费和购买低能耗电器由于会降低生活成本而得到居民的积极响应。但吃饭时尽量避免烧烤食品和尽量减少使用家用电器，由于会显著改变居民生活习惯而相对响应较低。由此可见，通过提高能效来降低PM2.5的健康风险比限制居民的行为更容易得到接受。

被动的行为中，雾霾天气少开窗户、少吸烟并劝导朋友少吸烟、在家中养些花草、更多参加植树活动等，这些符合居民日常生活习惯并且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得到了积极响应。而雾霾天气避免出行、出行戴口罩、绕行施工场地、让孩子和老人待在家中、使用空气净化器选项中居民持怀疑甚至消极态度的人较多。可见，限制居民部分日常生活行为虽然可以显著降低风险，但得到的响应有限。

3.3行为选择的差异分析

从性别角度来说，女性有更强的节约意识和家庭意识，使得她们更愿意采取减少浪费、购买节能电器、简化装修、减少喷漆、减少烟花爆竹燃放等行为。相对来说，女性比男性更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以至于她们愿意降低自己的生活舒适度而采取避免烧烤食品、避免雾天气出行、出行戴口罩、绕行施工场地等。

从年龄上来说，35岁以上居民更愿意接受多步行骑车、减少浪费、少点烧烤食品、少使用家用电器、买节能电器、简化装修、减少烟花爆竹燃放、出行戴口罩、更多参加植树等行为。35岁以下居民更愿意接受同朋友拼车和绕行施工场地等行为。这说明年长的人群更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年轻人更容易接受类似拼车这种新鲜时尚的生活方式。

从教育水平来看，高文化群体对各种行为有着更为积极的响应。这说明教育对于人们保护环境有着深刻且广泛的影响，高等教育使得居民更能理解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的健康风险，使得他们更积极采取行动。

从生活成本来看，低生活成本的居民更愿意采取步行骑车、乘坐公共交通、选购小排量汽车、购买节能电器、让孩子老人尽量待在家中等行为。通常来说，生活成本较低的居民有更强的节约意识，而且，生活成本偏低的居民一般而言其社会保障水平也相对较低，所以他们选择尽量让家人待在家中，降低他们的健康风险以避免额外的医疗支出。

从家庭中儿童老人个数上来看，减少烧烤食品、少使用家用电器、简化房屋装修、减少私家车喷漆、出行戴口罩、少吸烟和劝朋友少吸烟、更多参加植树活动等行为，得到了家中儿童老人人数较多的居民群体更为积极的响应。这说明，这部分居民会更加注重健康安全的生活方式，因为这样不仅会减少自身的健康风险，也会带动儿童和老人采取行动降低风险。

4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4.1支付意愿的估算与比较

北京市对PM2.5的管理政策是分阶段进行的，所以我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两种减排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将现有年排放浓度从年均每立方米70-80 μg降低30%至每立方米50-60 μg，以此来测量居民的支付意愿。此种情景是根据《北京市2012-2020年大气污染治理措施》中2020年前的阶段目标提出的。第二种情景，是将现有年排放浓度从年均每立方米70-80 μg降低60%至每立方米30-35 μg，以此来测量居民的支付意愿;这种情景下，PM2.5的浓度指标将达到国家新出台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若居民在回答支付意愿时选择为0，那么我们将要求被访者回答拒绝支付的理由。

统计结果显示，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有21.8%的居民选择了“0”支付。3/5的居民的支付意愿水平在0-9元/月之间，只有1.2%的居民的支付意愿在150元/月以上，居民的最大支付意愿介于400-500元/月之间。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为39.82元/月，有18.0%的居民选择了“0”支付，支付意愿在100元/月之内的居民占到了93%。

拒绝支付的居民中，我们对其拒绝支付的原因进行了分析：①共有176人在两种情景下至少选择了一种情景拒绝支付，大部分居民认为降低PM2.5污染应该由政府和排污企业承担。②42%的居民认为支付的钱可能最终无法达到减少污染的目标，这说明居民对污染的可控性缺乏信心，而且由于公众在政府治理污染过程中参与度较低，对政府治理污染的能力缺乏信任。③预算不足通常是支付意愿偏低的主要原因，而本次调查选择预算不足的人群只占到0支付意愿群体中的1/5。

通过对不同人群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进行差异分析（见表2），可以发现：①女性在两种情形下都较男性有较高的支付意愿，在减排达到国家标准的情景下这一情况显得尤为明显;②年龄与支付意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学历与支付意愿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年龄较小或学历较高的居民对PM2.5这个

新概念有更高的接受能力，同时受到环境保护教育较多，对降低风险有更高的积极性;③城区的PM2.5污染比郊区严重，使得城区居民暴露在更高的风险水平下，风险感知程度的差异使居住在城区的居民支付意愿在两种情景下都高于郊区居民。

4.2居民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支付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4.2.1模型设定

根据实际情况，本研究选用第二个情景——降低PM2.5年均浓度60%的支付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中，模型见式（1）所示：

wtp=α+βiX′+ε，i=1，2，…，22（1）

式中：WTP表示北京市居民家庭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X′表示影响居民支付意愿的因素，包括被访者的个体特征、经济特征、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六方面因素;βi表示回归系数;ε表示随机误差。

4.2.2解释变量获取

居民的个体特征包括：性别（X1）、年龄（X2）、教育程度（X3）、家中老人儿童数量（X4）、健康状况（X5）等。选取的经济特征包括月生活成本（X6）和职业（X7）两个方面。居住位置的5个指标（X8-X12）和交通方式的3个指标（X13-X15）全部为虚拟变量。考虑内生性原因，在“影响程度”、“持续性”、“了解度”、“结果严重性”、“忧虑度”、“可控性”等认知水平的6个测量维度（X16-X21）中，每个维度选择一个指标纳入模型。将居民对环保部和美国大使馆的信任度（X22）作为测量风险沟通的指标。

研究选取的解释变量共22个，包括10个虚拟变量、1个实测变量、5个分类变量、6个测评变量。

4.2.3回归结果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