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转型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笔谈）-第3篇 教学转型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笔谈） 长期以来，由于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讨论教学的本质，因而将教学视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科学认识论是一种知识论、工具性认识论。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教学，遵从“知识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倡导“教师权威”的价值取向，把理性知识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将经典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能够被规范化、系统化、逻辑化的社会科学知识看作是教学的全部内容。其实质是追求认知性目标，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知识，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而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目标被漠视了...
长期以来，由于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讨论教学的本质，因而将教学视为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科学认识论是一种知识论、工具性认识论。以科学认识论为基础的教学，遵从“知识本位”的文化价值观，倡导“教师权威”的价值取向，把理性知识看作是客观存在的真理，将经典性的自然科学知识和能够被规范化、系统化、逻辑化的社会科学知识看作是教学的全部内容。其实质是追求认知性目标，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知识，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而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目标被漠视了。整个教学是见“物”不见“人”，忘却了人赖以存在的生活世界，使教学和生活相分离，人和自然相分离，所培养出的是知识化、理性化的人才。这种知识化、工具性的教学，剥夺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和权利，剥夺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追问、批判和反思的资格和权利，剥夺了学生创造未来社会文化的资格和权利，最终教师的指导作用也得不到充分发挥。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要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自主、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式，使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和创造性地学习。因此，在新课程条件下，有必要对教学进行重新审视。
我们认为，与新课程相适应的教学，应是师生之间以交流、对话、合作为基础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的特殊交往活动。在这种交往中，师生不断地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第一，从教学的形态起源来看，教学起源于人类的交往活动。在原始社会中，交往是人们生活和学习的主要方式，人们通过与家庭成员、氏族成员、长辈、巫师等人的交往来学习。那时，人和人之间的交往隐含着教育构成中的基本要素（如交往双方、交往内容、交往媒体等），当交往双方相对特定化，并以传递经验，影响人的身心为直接交往目的时，交往才会进一步发展为教育。而作为教育之核心部分的教学，是交往的进一步深化。而且，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社会不是由一个个彼此丝毫不发生联系的个体积聚而成，社会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因此，交往是社会性个体的发展源泉。维果茨基的文化历史理论指出，人的心理发展是在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掌握了客体化了的人类历史文化发展成就的结果，也就是说，对于社会性个体的发展，尤其是心理的发展，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及个体经验的具体情况下的历史的发展。正是在交往中，在成人的引导和指示下，儿童经历了一个由外部活动到个体内心活动的文化发展过程。
第二，从教学的形态存在看，教学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形式。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它有独特的交往目的。作为交往的教学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生动活泼的教学活动，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使每个学生的人格日臻完善。(2)它有特殊的交往内容。其内容是经过选择、净化的人类文化精华。(3)它有特殊的交往主体。在教学过程中，交往双方是具有特定社会角色、担负不同社会期望的人——学生和教师。(4)它有特殊的交往方式。师生交往具有高度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它是以教材这一文化中介，进行文化传承和创新，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的特殊交往。因此，同一般的交往相比，师生交往在交往目的、交往内容、交往主体以及交往方式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不同。
第三，教学这种特殊的交往是以对话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话构成了师生间的“我—你”关系。在“我—你”关系中，师生双方并不把对方看作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与“我”讨论共同“文本”的对话的“你”，师生双方都是作为真实的完整的人存在的，两者均亲临现场。可以说，“我—你”关系就是一种“我们”的存在，“我们”是平等的。在“我—你”的师生关系中，教师的隐喻不再是“蜡烛”、“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师”、“园丁”、“水桶”等，学生也不再是“产品”、“花朵”、“仓库”等。师生的角色都有了新的发展，教师成为了平等的合作者，学生越来越成为学习的主人和文化的建构者。在对话这种交往形式下，教学走出了科学世界的藩篱，谋求科学世界、人文世界和生活世界的整合。在师生对话中，培养一种生活意识和生活态度，通过对话，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交往，人与自然、人与“文本”之间相互认同、相互体验，使学生真正感受到其学习的过程就是自己的生活过程，教师也将这一过程视为是自己生命活动的过程，在教学中真正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在这种对话式的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共同接受双方所建构的“文本”，实现着文化的传承，在协商过程中，师生之间不断产生着新的“文本”，影响着对方，进行着文化创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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