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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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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nbsh1;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谭朵朵 岳倩 [摘 要]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

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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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能否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谭朵朵 岳倩

[摘 要] 利用2000—2013年中国出口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倒逼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不同维度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高市场化程度地区、非国有及劳动资源密集型出口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更为强烈。进一步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效应三个渠道揭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发现劳动力成本和政府补贴强化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的创新作用,而融资约束阻碍了这种影响。

[Key] 贸易政策不确定;出口企业;创新

[]  F42   [] A   [] 1008—1763(2022)02—0064—09

A Study on Whether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Motivates Exporters to Innovate

TAN Duo-duo , YUE Qian

(School of Finance and Statistic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 data of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from 2000 to 2013 to study the impact of uncertain trade policy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significantly stimulates Chinese export enterprises to innovate.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of different dimensions shows that the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has a stronger incentive effect on innovation of the area with high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non-state-owned and labor-resource-intensive export enterprises. Further, from labor costs,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government subsidy effect to reveal how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motivates  export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results find that labor cost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strengthen the innovative effect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export enterprises, and financing constraints hinder this effect.

Key words: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enterprises; innovation

一 引 言

加入WTO以后,我国获得多边和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高关税威胁和面临的关税政策不确定有所降低,我国出口进一步扩大。然而,随着我国出口贸易的蓬勃发展,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渐攀升,美国在出口贸易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2018年,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国际贸易环境变得不明朗。2019年,我国向美国出口总额同比锐减597亿美元,企业出口受到阻碍。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导致国际贸易形势更加复杂,各国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纷纷制定向本国倾斜的贸易政策,这无疑加剧了国家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Trade Policy Uncertainty,TPU)。2020年1-5月,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连续大幅下跌,其中2月同比下跌幅度高达16.7%。可见,贸易政策不确定直接影响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给出口企业的可持续生产经营带来威胁。在国内外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况下,创新成为企业在不确定环境中寻求新利润增长点并保持长期发展的重要途径。企业只有不断通过创新提高产品质量,才能保持竞争优势,降低贸易政策不确定对企业的影响。尽管2020年贸易政策高度不确定,但我国创新指数达到242.6,同比增长6.4%,创新水平持续提升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中国创新指数研究》。。然而,现有文献研究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提高会抑制企业创新,这与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在逐渐增强的现实相悖。因此,本文试图探寻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探究其影响机制以期找到我国出口企业创新能力持续增强的原因。

现有文献对贸易政策不确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测度及其宏微观经济效应方面[1]。对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测度主要有关税度量法和不确定指数测算法。Sudsawasd和Moore以贸易份额、平均进口关税、平均关税、征收的贸易税比率和美元1992指数等5个贸易政策指标的波动性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2]。Handley和Limao认为,贸易政策是一个普遍存在但经常被忽视的不确定来源,其利用关税和约束性承诺在国家、产品和时间上的差异构建模型,开启对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实证研究[3]。之后,Pierce和Schott、Handley和Limao等利用关税度量法测度贸易政策不确定[4-5]。Baker等使用报纸文章中的内容来构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但对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测算只基于一家报紙[6]。Huang和Luk基于Baker的做法,使用2000—2018年10家中国大陆报纸构建了一个稳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扩展了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测度方法[7]。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宏微观经济效应相关研究方面,Osnago等以149个出口商为样本,研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贸易差额的影响,发现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是出口的一个重要障碍[8]。Facchini等着重关注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所带来的TPU降低对国内移民率的作用,发现TPU的下降推动了移民率的上升,其中技术移民的影响程度更为显著[9]。谢杰等实证发现,在贸易政策不确定增强初始,企业的出口加成率一般不会降低[10]。F65CA0A0-EF63-45A0-9B42-F00D76C395E4

关于不确定影响企业创新的文献所得结论并不一致。一部分认为不确定性给企业创新带来负面影响。张峰等认为造成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原因有货币、税收等政策制定和执行层面的因素,并认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質量有抑制作用[11],Liu和Ma也支持市场的不确定将阻碍企业创新的观点,认为贸易自由化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目的地市场的政策不确定性,因此鼓励企业投资于创新,但发现TPU显著抑制企业创新[12]。佟家栋和李胜旗从贸易政策不确定视角实证TPU对出口企业产品创新的影响,发现TPU的增强会对我国出口企业产品创新产生抑制作用[13]。也有一部分研究支持不确定给企业创新的正面影响。陈彪和卢珊以新创企业为样本对象,探究环境不确定性对创新的影响,发现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制定创新战略有正向激励作用,认为创新是企业应对不确定环境所作出的战略决策,可以使企业保持竞争优势和市场份额领先优势[14]。Atanassov等认为,政策的不确定性将激励企业层面的研发[15]。

综上发现,既有文献就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宏微观经济的影响研究较为丰富,但就其对企业创新的研究相对匮乏,关于不确定对企业创新带来消极作用还是积极作用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我国正处在产业转型升级关键时期,出口企业面对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加剧是否能主动求变,化风险为机遇,寻求创新突破?本文试图回答上述问题。本文贡献在于:一是突破传统研究范式,从不确定背景切入,探究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二是与已有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将倒逼出口企业创新,且通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三是厘清贸易政策不确定影响我国出口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从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三个方面探寻其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实物期权理论视投资为一项非金融资产期权,环境不确定的增加将会减少未来的资产期权价值增加。同时,投资在经济上是一项不可逆转的活动,一旦启动不可随意撤销,当企业难以预测未来不确定的生产经营环境变化时,企业会选择减少当前投资[16],等待未来实物期权投资价值上升时才加大投入力度,或等到市场环境出现更多积极信号时再扩大投资,以此降低投资失败而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17]。创新研发投入是企业非金融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投资可以看成实物看涨期权,生产经营环境的不确定会增加未来创新投资的价值,企业从而选择“延买”创新投资期权,延缓创新投资决策,直到创新投资价值最大化的机会出现时,再执行创新投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因此,企业创新会因为不确定的上升而被推迟,即不确定对企业创新有阻碍作用。加上创新投资具有高风险特点,创新是否成功具有较大不确定,而不确定环境增加了企业面临的创新风险,加大其对未来市场方向的捕捉难度,增加企业的风险溢价和借贷成本,并减弱企业管理层参与高风险投资活动倾向。管理层会减少投资等经济活动,以保证企业有较足够的现金流来实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作,从而不确定可能会对创新研发投资活动产生抑制作用。

但是在永久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经济主体反而会适应它,并冲破不确定所带的负面影响,企业可能视不确定生存环境为常态,正常进行投资[18]。Knight认为,不确定是企业增加未来收益的机会和利润来源[19]。未来不确定的生产经营环境对企业来说既是风险但也是机遇,不确定的存在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投资价值和收益。Oi-Hartman-Able效应指出,企业会更加关注不确定环境中存在的潜在发展机会,往往倾向于寻求风险并参与新的投资,在不确定加剧时,刺激企业增加投资[20-22]。增长期权理论认为,不确定能带来更多的潜在收益,对企业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也倾向认为不确定会带来“利好消息”。在充满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若想占据市场优势,保持竞争活力,就得提高创新研发力度。面对不确定可能增加的投资价值,企业也会更愿意执行创新投资计划。同时,身处在不确定的经营环境中,企业可能会增强忧患意识,为保持竞争优势会主动寻求创新。贸易政策不确定是不确定环境中的重要内容,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加剧,会促使出口企业提高竞争力,刺激企业创新,以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从而站稳国际市场,因而贸易政策不确定可能是企业创收的机会之一,不确定的增加可能会推动企业创新。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高标准偏好也会激发企业克服“创新惰性”,主动创新以适应不确定环境的变化。因此,贸易政策不确定给出口企业带来挑战的同时,也会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来维持其市场竞争力,从而削弱不确定所带来的不利影响。由此,提出如下两个竞争性假说:

H1a: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加剧会阻碍出口企业创新;

H1b: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加剧会倒逼出口企业创新。

三 模型建立及变量说明

(一)计量模型

为考察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影响,构建基本计量模型,具体形式为:

CEIit=α+β1TPUit+∑βitControlit+δi+

μt+εit(1)

模型中被解释变量CEI代表企业创新,自变量中TPU刻画了企业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程度,Controls为控制变量集。Controls涵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投资效率及出口倾向等,表示个体固定效应,代表时间固定效应,表示随机误差项,i、t分别代表企业和年份。

(二)变量说明与测度

1.企业创新

学者们常用专利数量来衡量企业创新能力,认为专利是经济发展极其重要的工具之一,是确保创新回报的重要手段。在选择专利申请还是专利授权作为企业创新衡量指标时,大部分学者认为相较专利授权而言,企业专利申请耗费的时间少,滞后期短,更能代表当年企业创新水平。因此,采用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企业创新的指标。

2.贸易政策不确定

本文采用Huang和Luk测算的TPU指数。该指数是通过在报纸新闻网站提取“贸易”“政策”“不确定”这些关键字形成贸易政策不确定频数,并经过标准化处理和稳健性检验测算出月度贸易政策不确定,对月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取算数平均后代表年度贸易政策不确定程度。F65CA0A0-EF63-45A0-9B42-F00D76C395E4

3.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选择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投资效率、出口倾向和是否加入WTO虚拟变量,如表1所示。其中,企业规模利用企业工业销售产值来测度,企业年龄采取样本期与企业成立年份的差值来衡量,投资效率利用企业的产出与资产的比值测算,出口倾向利用出口交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测度。

(三)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创新企业数据库及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对匹配后的数据做如下处理:(1)对关键变量缺失或为负值的样本作剔除处理;(2)删除年末从业人数少于8人的样本;(3)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存在,以2000年为基期,对相关指标分别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4)除专利以外,对其他指标经价格指数平减后再对数化,以此消除变量之间的量纲影响;(5)由于部分出口企业专利数有0和1,因此参照Liu和Qiu的做法[23],对专利申请数做对数化处理

利用公式:yit=In[Yit+(Yit+1)/2],其中Yit代表专利申请数。。数据处理后,最终得到我国101641家出口企业的信息。

四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从我国出口企业微观角度出发,基于模型(1)估计贸易政策不确定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到,TPU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每增加一个单位,出口企业创新会分别提升0.532%、0.623%、0.219%和1.05%,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与佟家栋和李胜旗的研究结论相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我国出口不断扩大,出口目的国为了保护当地的利益,制定实施非关税贸易政策倾斜本地产业,导致贸易政策不确定上升。我国出口企业面对未来的经营环境不确定,积极寻求创新投资,提高产品质量,赢得竞争优势。实证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的上升将倒逼出口企业创新,激励其参与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由此H1b得到验证。经过面板回归后的F检验考察出FE比OLS模型更好,且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其p值近似为0,FE回归比RE更符合实际。因此综合考虑,后文回归模型均借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

(二)内生性检验

影响企业创新的因子繁多,回归模型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固定效应回归虽对解决遗漏变量有一定作用,但对复杂情况作用较为有限,为解决内生性问题,借助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首先,寻找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的工具变量。考虑到美国与我国贸易往来频繁,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的增强会加剧我国TPU环境的波动。但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与我国企业创新不相关,因此借鉴王义中和宋敏的做法[24],利用美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作为我国TPU指数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得到表3。回归后发现本文着重关注的解释变量参数方向与基准回归一致,大小也没有发生显著改变。进一步,考虑到前期企业创新水平可能会影响到当期企业的创新水平,因此将出口企业创新的滞后一期加入基准模型中。结果如表3的第(3)列,发现TPU的系数绝对值和方向与上述回归结果相同且仍然显著,说明贸易政策不确定倒逼企业创新的结论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与预期基本相符,为检验结果稳健性,借鉴顾夏铭等的做法[25],除对月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直接取算数平均外,用几何平均法和中位值法测算年度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4中第(1)、(2)列,结果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与前述回归结果一致。考虑到不同专利类型代表出口企业创新成果的差异,利用专利的细分分类做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4

中第(3)~(5)列。回归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倒逼作用依然稳健。为了更深层次检验结果稳健性,改变回归模型,利用面板Logistic模型进行回归,其中企业专利申请数的设定为有专利申请时设为1,无专利申请设为0。从表4中第(6)列可以看到,TPU倒逼出口企业创新,该结论与上述回归结果相同。

(四)企业异质性分析

1.市场化程度

考虑到我国区域存在市场化不平衡发展状态,市场化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越高的地区对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能灵活地调整生产资源以应对市场冲击[26]。本文根据樊纲等发布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对我国企业所处的省(区、市)进行分样本,得到市场化进程和要素市场发育分组回归。回归结果如表5中第(1)~(4)列,贸易政策不确定显著地对我国出口企业创新产生倒逼作用,且在市場化程度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高的地区,TPU的系数更高,这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对出口企业创新的倒逼作用在这两个地区更加强烈。

2.所有制差异分析

鉴于企业性质的不同会对企业创新资源的获得产生影响,因此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样本回归,结果如表6中第(1)、(2)列。尽管所有制不同,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会在贸易政策不确定上升的环境中寻求企业创新,以求获得出口市场带来的收益,但贸易政策不确定对非国有企业的倒逼效应更为强烈。可能的原因是,国有企业往往会得到国家政策资金的倾斜,贸易政策不确定带来的市场风险和融资风险对国有企业的威胁较小。而非国有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大,其对企业创新带来的生产率提高和核心竞争力增强的需求更为迫切,贸易政策不确定上升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大。

3.行业差异分析

不同行业应对不确定环境的能力不同,参考袁其刚等[27]对行业的分类标准,将样本企业分为劳动资源密集型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回归结果如表6中的第(3)~(4)列,可知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更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因为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具有大量流动的劳动力资源,固定资产存量较少,亟须提高技术水平,面对不确定环境的变化,能以较快的速度变更企业战略,企业会优先选择创新来获得市场竞争力。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虽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技术创新基础也更为雄厚,但在面临不确定环境挑战时,由于资本技术行业固定资产设备量大,资金周转速度差,应变能力也较差。因此,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不会轻易放弃现有的生产投资策略,而投入需更多资金的创新项目。F65CA0A0-EF63-45A0-9B42-F00D76C395E4

五 进一步讨论:影响机制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显示,贸易政策不确定倒逼出口企业创新,这一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而劳动力成本、融资约束及政府补贴可能在其间有一定的调节效应,因此本部分构建影响机制分析框架进行验证。

(一)劳动力成本效应

在人力资本论中,贝克尔认为影响经济发展诸因素中,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创新价值凝结在劳动过程中[28]。随着国家间贸易政策不确定的波动,出口企业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提高,商业条件变得不明朗,企业往往会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附加价值以应对。在科斯议价过程中,这些企业通常会给员工支付较高的薪酬,进而提高劳动力成本[29]。不确定条件将提高企业面临的经营风险,企业为了吸引和留住职工,不得不提高劳动力报酬。当劳动力成本提高,劳动力投入减少,资本投入则会增加。企业选择使用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以此提高企业产出效率,使得企业以较低的投入替代昂贵的成本[30]。但也可能存在因劳动力成本骤升,企业利润缩减,为了维持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对创新投资暂时搁置,减少企业现金流的流出。面对贸易政策不确定带来的愈发不可预测的国际市场环境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企业成本负担加重的双重挑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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