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_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4 上 篇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通俗文学在世纪末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兴 起、繁荣，呈现独占文坛之势，这种繁荣景象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因于市民读者的拥戴 和喜爱。但随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兴起和新文学的诞生，通俗文学被视为文坛“逆 流”遭受到新文学阵营的猛烈批判，受到重大打击。自此，通俗文学只能在文学边缘 处谋生存，但经过通俗文学作家的重新调整和定位（迫于新文学的压力，向“俗”定 位），尤其是市民读者的支持，通俗文学并未一蹶不振，反而在新文学的边缘处自成 一脉，繁荣不衰。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由于抗战的特殊背景，通俗文学得到新文学 家的认可，呈现出新的态势，一方面接受了新文学家的改造和提升融入了某些严肃文 学的因子，另一方面也在自身意义上获得了新的发展，并趋向成熟。 以上是通俗文学在 20 世纪上半个世纪的发展概况。在此阶段文坛上活跃着一个 最具代表性、影响最广泛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我们的探讨首先就从它 开始。 一、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是指 20 世纪初期出现于中国文坛的一个以游戏消遣为宗旨，以言情 为主调，以满足都市大众文化需要为目标的通俗文学流派。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兴起与 20 世纪初特定的政治、经济及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关于鸳鸯蝴蝶派兴起的原因，范烟桥在《民国旧派小说史略》中将其概括为四点： “一、辛亥革命以后，当时的智识阶级，以及革命党人中间的文人，要利用小说 来宣传民主共和、自由平等的观念；同时，革命的不彻底，封建势力的余毒末清，旧 的思想意识仍旧顽强地统治着入们的头脑，新旧冲突的悲剧仍在不断发生(表现得最 多的是男女恋爱方面)，社会上又出现了新的特权阶级——军阀、官僚、资产阶级、 买办，令人不平的社会现象随处可见，小说作者纷起加以抨击，这是民国初期小说繁 荣的社会原因，也是基本的原因。二、印刷事业、交通事业日渐发达，发行网不断扩 大，出版商易于维持，书肆如雨后春笋，小说作品的出路也随之开阔了。三、社会上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5 对小说看法改变了，对小说作者的看法也有改变，以前是鄙薄、厌弃，现在是歆慕、 爱好。除了晚清时代的前辈作者仍在创作外，更平添了不少后继者，也可以说是新生 力量。而旧时文人，即使过去不搞这一行，但科举废止了，他们的文学造诣可以在小 说上得到发挥，特别是稿费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的建立，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四、翻译小说的兴 起，为懂得外文的人多辟了一条出路，也为旧派小说的写作的取材与技法，提供了参 考的资料。凡此种种，都使旧派小说更上一层，达到了一个新的勃兴的阶段。”① 范烟桥所谓“民国旧派小说”指的就是民国初年兴起的以鸳鸯蝴蝶派文学为代表 的通俗文学。他列出的以上四点原因，比较全面地揭示出了鸳鸯蝴蝶派文学兴起繁荣 的社会文化背景，稍作概括即：其一，由于封建帝制崩溃，科举制度废除，中国文人 “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人生道路被封闭，但同时日渐发达的现代传媒和出版事业以及 稿酬制度的建立，又为他们提供了另一条谋生之道，为此促成了通俗文学作家群的产 生；其二，印刷业、出版业的日渐发达导致报刊、杂志、书籍等现代传媒的广泛传播， 为通俗文学提供了强大的物质载体；其三，由于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改变了 传统的小说观念，小说的地位得以提升，为以小说为主要体裁的通俗文学的流行作了 思想上的准备；另外，当时新旧交替的复杂社会局势和外国小说的翻译引进，也为通 俗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写作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材和技法借鉴的渠道。正是在以上种种条件的促动下，鸳 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在民初文坛上呈现出极其繁荣的景象。 此外，从其内部发生机制来说，鸳鸯蝴蝶派文学直接承自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传统， 尤其是受明清才子佳人小说、晚清言情小说的影响最大，是古代传统小说在现代的继 承和延续。但是，除了以上所列原因之外，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在民初文坛的流行 繁荣，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那就是市民读者的需求，可以说，市民读者的 精神需求是通俗文学产生发展的重要动力。 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大市民读者的热情拥护和极大 青睐。鸳鸯蝴蝶派文学的开山之作徐枕亚的《玉梨魂》在《民权报》上一经连载，便 引起读者强烈反响，清晨排队抢购报纸的场面屡见不鲜，自 1912 年单行本出版后， 更是风行不衰，再版三十多次，销量十万，还被改编为话剧、电影等，成为民国初年 ① 范烟桥：《民国旧派小说史略》，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 269 页，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1984。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6 文坛一景。时人称曰：在中国近代小说中“没有比这两部书销场再大的了”①。（指《玉 梨魂》和《鸿哀史》）自《玉梨魂》之后，鸳鸯蝴蝶派小说佳作迭出，在读者中的影 响一浪高过一浪。即便是在遭到新文学家猛烈批判之后，仍然在读者中拥有巨大的市 场和广泛的影响。20 世纪 30 年代初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即是最好的实例。《啼笑 因缘》的问世，产生了比《玉梨魂》更大的轰动。明星、大华公司为争夺拍摄权，大 打官司，不可开交，成为当时新闻的焦点，“一时文坛竟有‘啼笑因缘迷’的口号， 一部小说，能使阅者对于它发生迷恋，这在近人著作中，实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②。 通俗文学在市民读者中的广泛影响连新文学家也不得不承认。瞿秋白在《鬼门 关以外的战争》中无奈地说道：“《九尾龟》，《广陵潮》，《留东外史》之类的东西， 也至今还占领着市场，甚至于要‘侵略’新式白话小说的势力范围：例如今年出版 的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居然在‘新式学生’之中有相当的销路。”③而沈雁冰对于 由向恺然的《江湖奇侠传》改编的电影《火烧红莲寺》在读者中引起的轰动影响也 是直言不讳：“《火烧红莲寺》对于小市民层的魔力之大，只要你一到那开映这影片 的影戏院内就可以看到。叫好、拍掌，在那些影戏院里是不禁的，从头到尾，你是 在狂热的包围中。”④ 以上只是略举数例，已足可见出通俗文学在市民读者中的广泛影响。需要说明的 是，通俗文学的主要读者群——市民阶层，是随着现代城市发展而兴起的新兴阶层， 虽然数量不多，但受过一定教育的他们却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主要读者群，他们对通俗 文学的拥护和青睐是通俗文学得以生存繁荣的极重要原因。 那么市民读者何以会对通俗文学产生如此兴趣，以至于新文学登上文坛之后仍不 改初衷，反而对新文学敬而远之呢？ 首先，通俗文学无论在思想内容、文学形式、文学语言方面都符合市民读者的欣 赏习惯。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直接传承自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而中国古代小说基本 ① 严芙荪：《徐枕亚》，转引自江胜清《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心史的展示——论民国三大言情小说的文化意蕴》，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2 期。 ② 严独鹤：《啼笑因缘·序》，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 209 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 社，1984。 ③ 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第三卷，第 144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④ 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 48 页，上海：上海文艺 出版社，1984。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7 体现着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诠释。因而，通俗文学在思想内容上直接体现出对中国传统 文化精神的继承，这些传统文化精神对于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市民读者几乎是耳熟能 详的，并根深蒂固地储存于他们内心深处。市民读者遵从他们的欣赏习惯，对于注释 着传统文化精神的通俗文学自然喜爱。虽然在 20 世纪初，中国传统文化已然受到西 方文明的冲击，但西方新思想的接受和传播主要限于新文学家和先进青年知识分子圈 内，作为普通民众的城市市民对于所谓新思想仍然是一无所知，也没有知道的兴趣， 甚至有排斥的心理。新思想对于他们是陌生的、深奥的、莫名其妙的。这正是他们对 传播西方新思想的新文学敬而远之的原因所在。据说鲁迅先生的母亲对通俗文学作品 甚感兴趣，曾托儿子代其购买，而她对自己儿子的《呐喊》等新文学作品却甚感茫然。 市民大众对通俗文学的喜爱和对新文学的拒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传统文化精 神认同的习惯力量，渗透着深厚的传统心理基础。 再者，通俗文学的话语方式、叙述角度和情节模式无不继承传统白话小说，是阅 读惯了传统小说的市民读者所喜闻乐见、耳熟能详的，必然会引起他们的兴趣。相反， 对于极端欧化的新文学，在市民读者眼中不仅内容上是隔膜的，形式上也是陌生的。 如此，通俗文学自然更容易占据市民读者的书架。 最后，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点。市民读者生活相对稳定，对政治、革命等重 大社会事件并不感兴趣，在繁重的工作、繁琐的生活之余，他们主要将阅读文学作品 作为放松精神的消遣品，他们注重的只是文学作品的休闲娱乐之功能，而通俗文学恰 好以满足读者消遣娱乐的需求为宗旨，追求让读者“一编在手，万虑都忘”①的休闲 效果，两者的契合，更准确地说应该是通俗文学故意追求的这种契合，使得市民读者 很容易成为通俗文学的忠实拥护者。相反，新文学的“启蒙”姿态、宣传教育功能却 不能赢得市民读者的认同，甚至为他们所排斥，便很容易得到解释了。 总之，市民读者对于通俗文学的深厚感情来自根深蒂固的欣赏习惯，来自消遣娱 乐的心理需要，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一种明显的世俗性、当下性、感观性，这便是市民 意识，亦可称为大众意识。 然而，与市民读者对于通俗文学似火的热情形成鲜明对照，新文学家对于鸳鸯蝴 ① 《〈礼拜六〉出版赘言》，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 183 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4。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8 蝶派等通俗文学的态度却是一味的否定和批判。鲁迅、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瞿 秋白、叶圣陶等人以及文学研究会的大部分成员都曾参加过对通俗文学作家、作品的 批判。新文学家对通俗文学的批判主要集中于三方面：一是对其封建的落后的思想内 容予以否定，二是对其千篇一律的情节模式大为不满，三是对其游戏消遣的文学观念 极力批判。 首先，在思想内容方面，沈雁冰直接称其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认为这些通 俗文学一方面“是封建的小市民要求‘出路’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是封建势力对 于动摇中的小市民给的一碗迷魂汤”，并对文中所宣传的“忠孝节义”、“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等封建思想表示了极其的鄙夷和不屑。① 无可否认，鸳鸯蝴蝶派文学在内容上确实透露出对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的维护， 该派代表作家之一包天笑曾公开宣称，他的创作宗旨是“提倡新政制，保守旧道德” ②。这也是该派作家所共有的创作倾向。其实这是鸳蝴派文学直接从传统白话小说中 继承而来。问题是，这些传统思想和伦理道德就真的一无是处吗？“除暴安良、因果 报应、慈悲为怀、尊老爱幼、赤胆忠心……中国这些传统的人文精神是有不少封建糟 粕，但更多的是作为优良的道德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融合于中国人的是非判断和行为规范之中了，而 且随时代的发展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改良。”③时至今日，传 统文化精神中的某些要素仍然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会 一直世代相传。由此可见，新文学家对鸳鸯蝴蝶派文学在思想上的一味否定显然是过 于偏激了。而且，鸳蝴派作家对传统礼教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他们已经不自觉地流 露出某种“改良礼教”的倾向。他们在小说中一再抨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专 制婚姻习俗，提倡自由恋爱。他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正面写到“寡妇恋爱”（徐 枕亚《玉梨魂》）、“寡妇再嫁”（周瘦鹃《十年守寡》）等异于封建礼教的主题。这些 思想实际已显示出“人”的意识的朦胧觉醒，其中的进步倾向不言而喻。除却改良礼 教外，鸳蝴派作品中还表现出反帝爱国、拥护民主、同情被压迫阶级的进步政治倾向。 他们的文学阵地《礼拜六》杂志，曾发表众多爱国小说，目的在于激励民心，反抗强 权和侵略。就周瘦鹃一人就曾写过《亡国奴日记》、《卖国奴日记》、《祖国之徽》、《南 ① 沈雁冰：《封建的小市民文艺》，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 47－49 页，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1984。 ②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第 391 页，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③ 汤哲声：《流行百年：中国流行小说经典》，第 98 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4。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9 京之围》、《亡国奴家的燕子》等多篇爱国小说。至于拥护民主方面，李定夷、叶楚伧 等作家曾公开站出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李涵秋的《广陵潮》明显流露出作者对专 制的憎恨，对民主的向往。此外，恽铁樵的《工人小史》是最早描写中国产业工人的 小说，周瘦鹃的《檐下》、韦士的《卖花女》、毅汉的《罢工人》等作品无不表现出对 于底层人民的深切同情。这些进步倾向在通俗文学作家、作品中并不在少数。总之， 鸳蝴派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并非如新文学家所批判的那样一无是处，新文学家彻底批判 的态度显然有失公允。 其次，在情节结构方面，鲁迅曾将鸳鸯蝴蝶派小说称之为“新的才子＋佳人小说”， 内容不外乎“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双 蝴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的结局， 不再都成神仙了”①。这无疑是对鸳蝴派小说千篇一律的情节模式的指责。 鲁迅先生的指责确属实情，但这种固定化的情节模式正是包括鸳蝴派文学在内的 通俗文学的内在属性和赖以存在的根据。自然，与纯文学总是试图突破原有模式的创 新精神相比，通俗文学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它更倾向于继承传统文学中的已有模式， 虽也偶见改革和创新，但也仅限于细枝末节的修补，绝不会动摇传统模式的主体框架。 毋庸讳言，通俗文学的创新意识远逊于纯文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可用一种标 准去规范另一种标准，用一种文学的要求去限定另一种文学。通俗文学不同于纯文学， 因而不须以纯文学的创新精神去苛求通俗文学。相反，通俗文学的使命恰恰在于继承。 因为，那些被固定和继承的传统模式是在漫长的文学历史长河中优胜劣汰的结果，也 是作家和读者自由选择的结果。这种自由选择必然影射着人类某种共同的感情欲望、 欣赏情趣、审美定势、价值取向，也就是说，这些模式其实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一种 反映。而通俗文学顺应了这种自由选择的结果，暗合了人类的集体无意识，满足了大 众普遍的阅读和审美欲望，也便相应获得了其自身存在的必然性、必要性和永恒性。 或者可以说，正因为它的类型化、模式化，通俗文学才得以顺利地被读者认可接受和 喜爱，也才获得了其自身存在的价值。如果说探索和创新是纯文学的目标和任务，那 么，继承和模式化则是通俗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因而，通俗文学总是有意识地遵循传 统模式的常规程式，一次又一次地构筑满足大众精神需求、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神话 ① 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节录）》，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 5 页，上海：上海文 艺出版社，1984。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10 系统，而读者对它始终如一的青睐则是对其价值的最佳证明。 最后，通俗文学消遣娱乐的文学观念是新文学家批判的重点所在，沈雁冰在《自 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中重点指出通俗文学“思想上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游戏 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①与沈雁冰的口吻如出一辙的是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 究会的宣言，宣言中说：“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 经过去了。”② 新文学家之所以对通俗文学消遣娱乐的文学观念展开猛烈批判，乃是因为它与新 文学（主要是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观念相抵触。所谓“‘为人生’，而且要 改良这人生”③，所谓“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 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④，新文学家“为人生” 的文学观念旗帜鲜明，启蒙主义的文学立场不容置疑，正是这种文学立场和文学观念 把“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通俗文学彻底排斥在外。然而文学 的功能应是多元的，不同种类的文学各自担负着不同的使命。“为人生”可，为娱乐 亦可，为什么而创作只是作家自己的选择，在这一点上无可厚非。新文学家以一己的 文学观念为标准对通俗文学消遣娱乐的文学观念采取绝对排斥的态度显然过于轻率 和武断了。 以上所述，并非要产生什么颠覆性效果，只是为了说明新文学家的偏颇之处。实 际上，新文学家中并不乏客观的学术立场和宽容的学术态度，如周作人曾在他的《中 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表示出他对通俗文学的重视：“近来大家都有一种共通的毛病， 就是：无论在学校里所研究的，或是个人所阅读的，或是在文学史上所注意到的，大 半都是偏于极狭义的文学方面，即所谓纯文学。在我觉得文学的全部好像是座山的样 子，可以将它画作山似的一种图式：（图略）我们现在所偏重的纯粹文学，只是在这 山顶上的一小部分。实则，文学和政治经济一样，是整个文化的一部分，是一层层累 积起来的。我们必须拿他当做文化的一种去研究，必须注意到他的全体，只是山顶上 的一部分是不够用的。”⑤他接着说：“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 ① 沈雁冰：《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魏绍昌、吴承惠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上卷，第 38 页，上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1984。 ② 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十集 史料索引》，第 71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③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第 512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④ 阿英：《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十集 史料索引》，第 71－72 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 ⑤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 12－13 页，北京：人文书店，1932。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11 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和通俗文学。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更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 ①而鲁迅先生更是将之付诸实践，他曾对一直被视为“小道”、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代小 说进行过极其严肃极其专业的学术研究，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最好的明证。而 朱自清先生更是直接指出鸳鸯蝴蝶派小说及其消遣娱乐功能的合理性：“在中国文学 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说，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 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为‘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意 在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 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经的东西。明朝人编的小说总集所谓‘三言二拍’…… ‘拍案惊奇’重在‘奇’很显然。‘三言’……虽然重在‘劝俗’，但是还是先得使人 们‘惊奇’，才能收到‘劝俗’的效果……《今古奇观》，还是归到‘奇’上。这个‘奇’ 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②以上足以说明杰出的新文学家们意识深处并不排斥通 俗文学，足可见出他们文学立场的宽容，学术态度的公正。然而有意味的是这种宽容 和公正却与他们对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过于偏激的批判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照理 说，鸳鸯蝴蝶派等通俗文学与周氏兄弟所看重的古代通俗文学是一脉相承的，他们不 该如此排斥才对，他们对于有直接继承关系的古代和现代通俗文学迥然相异的态度， 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时间的区别、时代的相异，一个发生在古代，是过去 时，因而可以完全从文学和学术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评价；另一个则发生在当下，是 现在时，与社会、时代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于是文学、学术的立场便被社会、时代的 立场所取代了。也就是说，新文学家对待现代通俗文学的态度并非完全是从文学和学 术的角度出发，他们更多是从社会、历史的实际需要出发，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历史 的使命感才是他们批判现代通俗文学的真正出发点。维新变法的失败、辛亥革命的失 败宣告了中国制度变革的失败。人们把制度层变革的失败归因于中国国民精神的麻 木、灵魂的堕落，于是把实现精神层的变革作为新一轮变革的内容和目标。首先有梁 启超的“新民”之尝试，相继倡导“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企图 用文学作武器达到改造国民精神之目的。虽然这些“革命”对于改变旧的文学观念起 到了不小的作用，但却远远不能达到既定之目的，或者说收效甚微。出乎梁启超预料 之外并且令他很不满的是，他的文学上的一系列革命，于他所提倡的政治性“新小说” ①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 15 页，北京：人文书店，1932。 ② 朱自清：《论严肃》，《朱自清全集》第三卷，第 139 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12 只带来短暂的局部的成果，却在全社会范围内带来了以消遣娱乐为主旨的通俗文学的 流行。继梁启超的文学变革之后，新文学家们应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出于同样的目的领 导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他们旨在破除一切封建旧思想、 旧文化、旧文学，在民主和科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文学革命 所倡导的新文学是能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文学，是能配合社会变革、拯救国民灵魂 的工具。而通俗文学虽然经过改良，比封建旧文学进步许多，但这种处于过渡期的半 新半旧的文学显然是跟不上新文学大刀阔斧的步伐的，尤其它的消遣娱乐的功能与新 文学思想启蒙的宗旨更是背道而驰。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通俗文学必然遭受新文学的 排斥和批判，虽然它并非如新文学家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也就是说，新文学家们重 视的已不仅仅是文学自身，而是文学的功用。凡是无益于社会进步人心启蒙的文学就 不提倡，凡是不利于时代前进民智开启的文学就一律打倒。不能不感动于新文学家的 执着追求，不能不对他们的社会责任感致以敬意，也不能不对他们过于轻率的批判表 示理解，但当文学只剩下某种功用的时候，似乎已背离文学本身的意义了，虽然这种 背离可以理解必须原谅。 新文学家身上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源于中国 传统文人身上某种根深蒂固的精神质素，这种精神质素可以名之曰精英意识，它是中 国文人心理机制的重要构成，作为中国文人的最本质特征延续至今。实际上，作为文 学精英的他们同时更是社会精英、时代精英。在时代感召下，他们自觉担负起思想启 蒙的历史使命。投射到文学领域，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强烈的社会功利性，具体表现便 是批判娱乐性、趣味性的通俗文学，提倡“为人生”、为社会的新文学，以达到改造 人生、改造社会的目的。这种精英意识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从曹丕的“文章，经国 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①到梁启超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②；从 “学而优则仕”到“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中 国文人的政治情怀和文学功利心理是显露无疑的，且内化为精神质素一直延续至今。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学一向以“文以载道”为创作宗旨，所谓“道”就是治国治民的 道理，就是传统的伦理道德。这正是传统文人精英意识之体现。而新文学家一向反对 “文以载道”，殊不知他们提倡的也正是“文以载道”。只不过，以前是封建旧文学载 ① 曹丕：《典论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汉) 曹操、曹丕、曹植《三曹集》，第 178 页，长沙：岳麓书社，1992。 ②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文集》，第 282 页，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鸳鸯蝴蝶派 13 道，现在是现代新文学载道；以前载的是封建道德，现在载的是社会发展之道、思想 启蒙之道。实际上，早在新文学作家大力提倡“为人生”、为社会的文学之时，周作 人就觉察到新文学有载道的功利主义倾向，为防止这种倾向，他提出了文学的无形功 利说，试图对文学的社会作用加以限制。无疑，周作人先生是明智且有远见的。但当 时的文坛充斥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生的热情，根本听不进这种冷静的声音。文学功利 主义有着根深蒂固的心理传承，且一直延续下去，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致后来中国 文学因功利过重而失去了文学本性。 新文学家的严厉批判既未能使通俗文学失去市民读者的青睐，通俗文学在读者中 的广泛影响一如既往。与此相反，新文学却因其欧化倾向而无法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可， 离它“平民文学”的理想越来越远。新文学家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 20 世纪 30、40 年代发起了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并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学者 将这场声势不小的运动和讨论看成是通俗文学发展的一部分，体现出精英意识向大众 意识的自觉靠拢，在我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大众意识与精英意识——20 世纪中国通俗文学的接受与批评检视 上篇：“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讨论 14 二、“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讨论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及其讨论，是左翼文学时期持续时间最长、 参与人数最多的文艺论争，此运动和讨论一直延续至 40 年代，以此为理论背景，毛 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制定了“文艺为工农兵”的 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对此次运动和讨论作出了理论总结，同时更促进了该运动向纵深 发展。这次运动和讨论对现当代文学影响重大，尤其是《讲话》中“文艺为工农兵” 方针的提出，成为一种标准和尺度，左右了近半个世纪的文学艺术创作。 “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兴起虽然跟外部因素的促动有关，如受到列宁的文学应 该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艺术是属于人民”的思想指引，另外还直接受到 20 年代末日本左翼作家提倡革命文学大众化的启发，但其中根本原因并不在此，而 在于“五四”新文学长期与民众隔离的局限，正如郑伯奇在《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 题》中所说：“新兴文学的初期，生硬的直译体的西洋化的文体是流行过一时，这使 读者——就是智识阶层的读者——也感觉到非常的困难。启蒙运动的本身，不用说， 蒙着很大的不利。于是大众化的口号自然提出了。”① “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 倾向使其接受范围只限于知识阶层和青年学生，而与广大民众呈现严重隔离的状态。 新文学本是配合社会革命、志在启蒙大众的，却与它主要的启蒙对象格格不入，势 必不利于启蒙任务，进而有碍于社会革命的顺利进行，加之 30 年代工农革命的兴起 更加剧了解决这一矛盾的紧迫性，故而“文艺大众化”势必要被提上议事日程，且 成为第一要紧事务。在《“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几次决议》中说道：“为完 成当前迫切的任务，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确定新的路线。首先第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是文学的大众化……只有通过大众化的路线，即实现了运动与组织的大众化，作 品，批评以及其他一切的大众化，才能完成我们当前的反帝反国民党的苏维埃革命 的任务，才能创造出真正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②认为大众化的有关工作“必须和 当前的政治任务——反帝、反地主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苏维埃政权——联系起来。 ① 郑伯奇：《关于文艺大众化的问题》，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 14 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② 《“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几次决议（摘要）》，文振庭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第 3 页，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