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通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

论普通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论普通民众在抗战中的作用1.农民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一场全民族广泛动员和参与并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农民是中国最为深厚的抗日力量，没有农民的合作与广泛参与，中国就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事实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中国农民在整个抗战时期做出了与民族和社会厚望相符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第一，贡献粮食。粮食是战争最基本的要素之一。据记载，在大后方和正面战场，农民虽然年收入不好，生活困难，但购买军粮亦皆遵令办理不误。1944年，正面战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但国统区农民所负担的田赋却由1943年的6200万石增至8000万石，1945年更增至1亿石。从1941年7月至1945年6月，大后方通过征实、征购和征借等方式从农民手中所得到的稻麦总量约为4亿石左右,H1从而保证了正面战场官兵和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在敌后解放区战场,广大农民群众为了支援战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实现根据地经济基本自给，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第二,补充兵源。。8年抗战,农民源源不断地为军队补充兵源。正面战场,抗战初期兵员成倍增长,1941年为425万人,1942年为521万人（也有说600万人）,1944年为618万人。据官方统计,8年抗战中,从大后方补充兵员达1422万人,尚不包括征集中折损伤亡人数。在这些兵源中,大多数为农村青年。在敌后战场,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发展壮大,主要兵源同样来自农民。“成千成万的军队,成千成万带枪的人,他们是谁呢?他们是人民,其中最大多数的是农民。”第三,参战杀敌。大批不穿军装的武装农民配合正规军战斗在敌后战场。在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大部分适龄农民参加了自卫军、民兵和抗日游击队,成为了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民兵的特点是一边生产、一边战斗,战时是兵,无战是民,把战斗与生产结合,武力与劳力结合,担负着生产、侦察、扰敌、掩护群众等任务,并且注重独立自主的作战及其配合主力军作战,封锁与围困敌人据点,打击小股日军和汉奸武装。第四,战勤服务。战争既要有直接参战的穿军装的正规武装和不穿军装的农民武装,还要有大量的战争勤务人员,如破坏交通、运送物资和伤员、侦察、向导、袭扰敌人、坚壁清野,等等。对此,农民有着杰出的贡献。总之,农民在抗战中竭其所能,不辞辛劳,不避危险,不惜以其血汗生命之用,纾民族之难,做出了无负历史、民族和社会所厚望的卓越贡献。因此,社会各界和中外人士,对于农民的贡献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有人认为,抗战八年,农民同胞为抗御强敌最大之力量。‘在各业民众中,参加抗战最多、牺牲最大者,当首推贫苦农民。”驻华美国记者则将农民称为“中国抗战的脊骨”。2.知识分子抗战爆发后,文化知识界自觉担当起农民动员的重任,“到农村去”由战前的一般性号召瞬间走向高潮。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一是直接到农村从事宣传组织工作,以抗战初期最有声势和最为集中；一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改革以激励农民奋起。第一抗战爆发后,全社会对农民在抗战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倚重,与农村农民慌乱、漠然和散漫的现实状况,构成巨大的反差。在全民抗战的背景下,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抗战中最重要最迫切的口号与要求”。文化知识界人士率先奋起，自觉地承担起动员农民的时代重任。但是，农民具有巨大作用是一回事，能不能将农民的巨大作用发挥出来，又是一回事。事实是，当时农村农民的现实状况，与农民在全面抗战中的主力军作用及全社会对农民的推重，构成极为强烈的反差。由于自然经济下的生产和生活环境，造成农民自身固有的一些特点和弱点。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比较薄弱，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要将他们动员成为自觉的强大的抗日力量，决非易事。全面抗战爆发时，农民还处在无准备无号召也无组织的散乱状态，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与他们的关系，虽然确实不乏奋起反抗侵略和主动支前者，但麻木不仁者、惊恐慌乱者、束手待毙者乃至因各种原因而公然附敌者，也所在多有。谁去动员和组织农民？谁来担当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联系人的角色，弥补国家需要与广大的分散农民之间事实上存在的裂口？于是成为继起的急迫而尖锐的问题。“知识分子就有着发动民众力量的极大责任”围绕着淞沪战役、华北抗战和武汉会战等大战役，形成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一个个高潮。淞沪战役打响后，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口号响彻云霄”（注：吴一民：《农民的政治训练》，《抗战三日刊》第19号，1937年10月19日出版。），集中在上海的众多文化知识界人士，或踊跃到战区农村从事战地服务和农民动员，或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起的“还乡工作运动”中，纷纷返回故乡参加抗日宣传动员。团体众多，知识分子或自己组织，或参与政府、军队的战地服务团队，围绕着抗日救亡的目标，手携手的在农村共同奋斗。由社会团体组织者，例如四川旅沪同乡会战时服务团，深入松江、镇江和河南等地农村。内容丰富，注重大众化形式，适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传播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激发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使其在抗日致胜目标下组织起来。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动员，主题鲜明，形式活泼，其活动既有培训干部、组织自卫队等政治军事训练，也有演讲、戏剧、歌咏、图画等抗日宣传，在战区农村的还有难民收容、战地救护等工作，在城市的则有针对农村问题的理论著述、刊物宣传和文艺创作。经受磨难，增进感情，在动员农民中注重自身锻炼，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现出可贵的自律精神。“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这是淞沪抗战时著名文化人钱亦石创作的战地服务歌的头两句歌词。它深刻地说明，知识分子去农村，并不是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先知先觉者，而是对自身的局限也有足够的认识，自醒到自己也要在农村、在战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过程，也是自身经受锻炼和成长的过程。艰辛跋涉，耐得劳苦，食得粗粝，住得简陋，成为下乡者的常事。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成果和意义。他们在走向农村中，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促进了自身思想的升华，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作用。他们为民族抗战的胜利和中国政治的更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有效地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觉醒和社会关系的变动，相当程度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村的抗战工作，促成农民投身抗战并作出巨大贡献，无疑是文化知识界农民动员的最大和最为直接的成果。“抗战将知识分子大批带到乡村去”，在当时即被认为是抗战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它一方面，为落后分散的农村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新鲜的活力，促成了战时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动员和组织，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促成农民超出传统经验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看世界、国家及身边的一切，而对抗战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白了抗战是什么一回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大家非一致起来不行了（注：新华日报：《怎样展开农村救亡工作》，《抗战与乡村工作》，第25页。类似记载，如“凡军队所过的乡村，现在决不会发生找不到老百姓的现象”，因为文化知识人员的经常下乡和宣传戏剧团体的巡回工作，“使乡村中文化的水准，一般的比抗战前提高了不少”（张西超：《战时乡村工作诸问题》，《中国农村》第6卷第5期，1940年2月16日出版），也屡屡可见。）。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支持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正如亲身经历抗战的新闻记者冯子超所说，要把散漫的、无知识的农民组织成一支抗日力量，原本是一件费力的事；但他们一经组织起来，加以教导，灌输抗战知识，所形成的力量可以说比任何阶层都坚强。因此，他在1946年出版的有“历史实录”之誉的《中国抗战史》中，特别肯定了知识分子农村动员的作用，指出抗战初期农民的英勇抗战故事，“正是那些时代先驱、爱国的知识分子在艰辛中教导，启发了他们以后的对抗战有益的正义的表现”。（注：冯子超：《中国抗战史》，1946年版，作者自序第4页，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确实，在广大农民的伟大贡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身后的那些爱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和作用。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实现大规模的与农民相结合，奋起关注农村农民的现状与利益，也锻炼促成了自身思想的升华，是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的另一个重要成果。知识分子是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都与农民不相同的社会群体，促成他们走向农村、关注农民的中心动力，是强烈的民族精神、责任意识和自律意志。没有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如《申报》记者所言，不要说“深入”和“久入”农村很难，就是“浅入”和“暂入”也不易（注：《汉市近郊农村一瞥》，《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27日。）。正是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使作为时代先驱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相结合，构成全民族抗战中富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双重意义的奇观盛事。在农村中，农民朴直忠厚的性格让他们感动，贫弱无助的困境让他们激愤。他们也曾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但更显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群强有力的战斗员”的风貌。他们既“在沉寂的乡村中播下了救亡的种子”，也坦承自身经受了教育和锻炼而有了“很大的进步”。（注：非伶：《寒假下乡宣传回来》，《抗战三日刊》第52期，1938年3月9日出版。）特别是，他们在农民动员的实践中，不但实现了不同思想倾向者在农民动员事业上的紧密团结，提升了自己的视野、思想和品性，而且奋然承担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民众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角色。因此，有论者指出，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是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深刻思想变化，也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大创造。（注：李侃：《抗日战争与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