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社会地位

贝蒂•弗里丹：她和女权运动的一生歌德《浮士德》结尾有诗云：“永恒之女性，领导我们走。”其实，女性领导人类前进，就历史而言，只是在早期母系社会的“血缘”时代。在人类历史早期，“人口生产”，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是那个时代主要的人际关系；“血缘情结”，是那个时代主要的意识形态。那时，“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就直观现象而言，女性是“人口生产”的直接承担者和昭然揭示者。以女性为中心而展开的母系“血缘关系”，成为早期人类社会团体的主要人际关系，成为早期人类社会结构的主要功能要素。因此，女性被尊崇为“女神”；女性性征，成为神话渲染染的对象。黄帝向素女问道，是中国早期历史中一个有名的故事。黄帝向素女所问之道，正是“人口生产”的“生殖之道”.男性的黄帝，要向女性的素女问此之道，正说明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此“生殖之道”，是女性的专利。女娲造人的神话，并非空穴来风的纯粹杜撰，而正是早期血缘时代之母系社会中女性占据“人口生产”主导地位的形象反映。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一开始处于劣势。男性对于自己在“人口生产”中生殖作用的认识，来得太晚。但是，父系社会的确立，主要并不是因为男性终于认识了自己在“人口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地位；而是因为当“物资生产”（包括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工具的生产）取代“人口生产”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过程中，比之女性，具有特殊的有利条件。在血缘时代之母系社会的公社生活中，土地、房屋、森林、水源等生活、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食品、衣服、和其它生活必需品实行公有、分配制。而就在此同时，外出作战、渔猎、放牧的男性，则率先开始了诸如弓箭、鱼叉、抛石索、独木舟等武器以及小型劳动工具的私有化进程，并在以物易物的交换过程中，开始了对牲畜等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女性在这个过程中，却有点太大公无私。男性在私有制建立初期所具有的历史有利条件，以及男性在“物资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天生体能优势，使得男性很快成为新的社会主角。人类历史之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的进程，乃是“以人口生产为其主导的血缘社会”向“以物资生产为其主导的物缘社会”的转变。此一转变一旦完成，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便不再是“血缘情结”，而成为“物缘情结”以至“金钱情结”.“物缘关系”即“物质的依赖关系”，成为此时人类社会团体的主要人际关系，成为此时人类社会结构的主要功能要素。在此“物缘时代之父系社会”中，即使是“血缘关系”，也逐渐由女性为中心转变成为以男性为中心。出土的文物说明，在突出女性性征的女神塑像之后，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突出男性性征的男神塑像。女性生殖器崇拜向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转变，以及“产翁制”（一种在上人收集整叽仅借参考学习在突出女性性征的女神塑像之后，世界各地都开始制造突出男性性征的男神塑像。女性生殖器崇拜向男性生殖器崇拜的转变，以及“产翁制”（一种在孩子出生之后，立即让母亲离开，而让父亲上床怀抱婴儿，卧床坐月子的风俗）的发生，都说明：在物缘时代女性不仅没有掌握“物质生产”的控制权利，而且也失去了“人口生产”的主导地位。女性因之而由“女神”沦落为“女奴”，甚至沦落为“神女”即“妓女”.黄帝曾向之问道的素女一类人物，开始成为男性发泄性欲的工具。所有这些女性性地位的低落，其实不过是一种非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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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就其实质而言，女性性地位的低落，主要是因为她们没有掌握“物资生产”过程中的物资所有权、生产控制权以及产品分配权。即使是在“物缘社会”之中，一旦女性由于某种历史的机缘掌握了这些有关的权利，她们的性奴役状态就会顷刻瓦解，她们的性关系地位就会随之提高。武则天的故事，可以使我们对此产生深刻的印象。近代一些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之所以把目光注视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和改善，正是基于对此实质的深切认识。以此视角观察，所谓“女权主义”，仍未超出“物缘时代”的局限。正如女人不会永远保守“女神”的地位一样，女人也不会永远甘心“女奴”或“神女”的地位。随着“信缘时代”（有人称之为“信息时代”）的到来，女人真正开始成为“女人”.在这个全新的“信缘时代”，男性、女性已经无须白白耗费精力再去争执“人口生产”的牛耳；男女两性在“物资生产”过程中由于自然造物而形成的体能差异，也已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变得无足轻重。当今时代，“信息生产”占据主导地位。在此领域之中，就其自然本性而言的男性、女性，都不再具有天生的优势。在超越两性差别之“信息生产”过程中，男性和女性开始分有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这种“真正平等竞争的机会”，尚未能完全由男女两性均分。）不仅如此，超越两性差别之“资讯”的优势，正在成为拥有“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控制“物资生产”和“商品分配”的重要条件。在这个以“信缘关系”即“信息的依赖关系”为人类社会团体主要人际关系、人类社会结构主要功能要素的全新的“信缘时代”，女性和男性的畸形发展（诸如“神女”和“面首”、“吃青春饭”之类）正在逐渐失去实际的意义；从而，女性和男性的本真状态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展示和显现。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男女两性才有可能形成真正和谐的互补关系。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人口生产”、“物资生产”、“信息生产”这三种社会生产，不断地变换着“主导”与“被控”的地位；随着三种社会生产之“主导”与“被控”地位的变换，女性社会地位，也在不断地变换。女性因此，由“血缘时代”之“女神”，到“物缘时代”之“女奴”，再到“信缘时代”真正的“女人”，逐渐完成了自己的历史生成。“女神”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再复返；“女奴”的时代，正在一去不再复返；“女人”的时代，业已揭开历史帷幕。这将是真正的“女人”诞生的时代。她号召女性不要再手握贤妻良母的空头支票，忍受不完整的无名痛苦，而应勇于抛下吸尘器，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当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已然成功，今日的女权运动该如何对待弗里丹的遗产，在走到死路之后，又该以怎样的行动面对未来……20世纪女权运动最重要的领袖之一、划时代的《女性迷思》一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的作者贝蒂•弗里a(BettyFriedan),2月6日下葬于纽约。她于此前两日去世于华盛顿家中，死因为充血性心力衰竭，当天正逢她85岁寿辰。她的死，唤起了无数女性的追思，她们自认这一生，曾大大得益于她极具煽动性的呐喊。感恩者中，既包括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纽约州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这样的女政治家，也有莎伦・斯通这样的好莱坞女明星。然而，这一时刻也使许多人透过她的死，重新审视女权运动的历史与未来。贝蒂•弗里丹横空出世的20世纪60年代，全世界都在经历社会和思想的大震荡。其时，美国的民权运动已开花结果，“平等”的口号深入人心。因此，她1963年的《女性迷思》（TheFeminineMystique,此处用的是李令仪繁体中文译本的书名）一书，简直就是呼之欲出了。此书的诉求，是要为女性被禁锢于家庭生活，单纯为人妻、为人母，且苦于一种“无名的难题”（theproblemthathasnoname）的状况鸣不平，并鼓励妇女离开丈夫和孩子，去求得自我实现，而不必因此产生负罪感。《女性迷思》虽然首版只印区区3000册，却迅速以精装本60万，加上平装本200万的天文销量，成为风起云涌的女权运动圣经。走上街头，似乎是60年代一切思想运动的必由之路，弗里丹亦然。1966年，她领导成立了“全国妇女组织"（NOW）,上街抗议，大幅标语赫然手书“妇女们，联合起来！”力促让女性“立刻加入到主流中去”，同时要求国会立法，结束一切歧视女性的做法，争取男女平等就业、同工同酬、自由堕胎和女性参政权。NOW最具声势的亮相，是1970年8月26日在纽约举行的“求平等妇女大罢工”，口号是“不做晚饭——今天让家鼠挨饿！”此外，弗里丹还在1973年帮助成立了短命的“第一妇女银行和信托公司”，以求女性经济独立。60年代超然于世界之外的中国女性，显然错过——也许是永远错过了弗里丹式的妇女解放运动。在中国，她至今少有人知。她的作品即使偶有中译，也仅只停留在狭窄的理论层面上，对普通女性可谓完全没有什么影响。从表面上看，她告别“家庭妇女”的呼吁，对自信已“撑起半边天”的中国女性，也不会有什么新鲜感。事实上，即便在美国本土，她的《女性迷思》，也被后来的女权分子视为过时之物，盖因弗里丹当年的诉求，已成今日社会的常态——革命已经结束。但革命果真结束了吗？弗里丹女士天生矮小，却具惊人活力，长一双水汪汪大眼睛，明亮澄澈，充满热情，至死视解放天下妇女为己任。虽然来自阵营内部的人也对她的急脾气和独断蛮横颇有微辞，但相比日后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激进女权分子而言，她的女权主张简直可用“温柔”二字形容，尽管她也曾经把妇女的家务劳动，拿来与畜牲的生活相提并论。她本名贝蒂•娜奥米•戈德斯坦(BettyNaomiGoldstein),1921年2月4日生于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母亲曾是当地报纸女性版的主编，精于当时社会允许女性所为的一切才艺：高尔夫、网球、桥牌、麻将和购物，她在家里受治于丈夫——弗里丹称母亲的挫折感是一种“无力的愤怒”。日后有人问起她为何投身妇女运动，弗里丹答曰，自己不记得早年有什么性别歧视的事例，但非常了解母亲如何虚掷了自己的才华。她求学于伯克利加州大学，并为左翼和工会报刊工作，1947年嫁与戏剧导演卡尔•弗里丹，1952年怀第二胎时被报社解雇。1957年，她参加校友聚会，期间向女同学散发了一份问卷， 答案 八年级地理上册填图题岩土工程勘察试题省略号的作用及举例应急救援安全知识车间5s试题及答案 与她自己所感一致：她们生命中缺失了某些东西。于是在此基础上，又加上后来的调查，里程碑式的《女性迷思》一书终于面世。书中所写到的“无名的难题”，和西蒙娜•德•波伏瓦1949年的“第二性”一样，成为女权主义运动的标志性名词。2000年，西蒙和舒斯特公司出版了她的回忆录《此前一生》(LifeSoFar),她在书中自曝丈夫曾对她进行殴打，令她眼圈乌青，上电视时不得不以浓妆掩饰。但去年12月去世的前夫对这项指控矢口否认，称弗里丹女士信口开河。“我是被一个野蛮瞄准着全体男性的狂暴司机撞倒的无辜路人。”他说。贝蒂•弗里丹育有子女三人，1969年与卡尔•弗里丹离婚。《女性迷思》之后，自60年代末期开始，贯穿整个7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经历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其影响渗透到政治、社会、文化和艺术各个领域，运动自身也是阵营林立，分化出所谓自由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等等，令人眼花缭乱。1998年6月，《时代》周刊发表封面报道，题“女权主义死了吗？”而2005年11月，另一位极富盛名的女权主义斗士菲丽斯•切斯勒(PhyllisChesler),干脆出书《女权主义的死亡:妇女解放斗争向何处去》(TheDeathofFeminism:What'sNextintheStruggleforWomen'sFreedom)，直接宣称这一运动已死。她说，女权主义走进了死胡同，其中已无反对党派路线的自由思想家的容身之地，要想成为女权主义者，便必须反资本主义，反战，视宗教为父权制的化身。总之，女权主义运动已变得专制而令人压抑。在这种情势下，名为“选择女权主义"(ChoiceFeminism)的主张开始出现，声称返回家庭、相夫教子，也是女权主义者的选择之一。对此，女权主义学者琳达•赫什曼(LindaHirshman)去年12月20日，在《美国瞭望》(TheAmericanProspect)杂志刊发题为《返航回家》(HomewardBound)的文章，称，此种论调真是对贝蒂•弗里丹当年激进呼吁的绝佳讽刺。她引用了马克・吐温的话嘲笑“选择女权主义”：“一个选择不去阅读的人，就和一个不会阅读的人一样无知。”在这连串论战的硝烟中，贝蒂•弗里丹生前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释自己的立场。“有些人认为我说的是：‘全世界的妇女们，联合起来——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男人，’”1963年，她对《生活》杂志说，“这不对，(我说的只是，)你们所失去的，只有你们的吸尘器。”汉代女性社会地位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化形态，大都具有表现出独特个性的时代风格。而在大汉王朝这个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基本形成，并且经历了多次社会动荡的历史考验而更为完备。其女子的地位，女子的作用，女子的权利保障，与其他若干历史时期，在某些方面有明显的不同。汉代女性相对还是比较开放的，儒家礼教的对女性的禁锢教条尚在初级阶段，汉武帝时期不分尊卑任用人才也是一大执政特色。汉代女人可以协议离婚，寡妇可以再嫁、情侣可以私奔。说到女子的地位，不能不说如今早已家喻户晓的吕后专政故事。吕后多谋而果断，汉并天下后，曾经努力协助刘邦翦除异姓诸侯王。她处死韩信，力促刘邦夷灭彭越宗族。汉惠帝死后，吕后临朝称制八年，擅权用事。汉朝这种所谓“母党专政”，“权在外家”的情形屡有发生，从而大大提升了女子的社会地位。于是，就出现了汉朝女子尊贵的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在汉朝，有名的女子不但可以封侯，还可以拥有爵位和封邑。如汉高祖刘邦就曾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后，也曾封萧何夫人为酂侯，樊哙妻吕媭为临光侯。汉宣帝刘询赐外祖母号为博平君，以博平、蠡吾两县户万一千为汤沐邑。汉朝女子尊贵现象也使女子在婚姻关系和家庭生活中占据较高地位。汉朝的公主蓄养面首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汉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刘嫖寡居，宠幸董偃，一时“名称城中，号曰‘董君’”。即便是汉武帝还要尊称董偃为“主人翁”，一时“董君贵宠，天下莫不闻”。“其后公主贵人多逾礼制，自董偃始”。由于皇帝的姑母寡居时候可以肆无忌惮的与情夫同居，因而使当时寡妇再嫁成为自然而合理的事情。据史料记载，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初嫁曹时，再嫁卫青；汉宣帝的女儿敬武公主初嫁富平侯张临，再嫁临平侯赵钦，赵钦死后，又嫁给高阳侯薛宣；汉元帝的冯昭仪母初嫁冯昭仪父，再嫁郑翁；汉桓帝刘志的邓皇后之母初嫁邓香，再嫁梁纪等等。可见，在汉朝的皇家内院，寡妇再嫁犹如家常便饭。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汉光武帝时，湖阳公主新寡，刘秀便问起心中可有中意郎君。湖阳公主说：“宋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表示对大司空宋弘德才与仪表的爱慕。刘秀尽管愿意谋求撮合，但宋弘则以“臣闻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加以拒绝。湖阳公主的婚事虽遭夭折，但她敢于主动追求有妇之夫的行为，真实反映了当时寡妇追求幸福婚姻生活社会风尚。西汉初年名臣陈乎之妻，嫁陈乎以前已五嫁；新寡的卓文君夜奔司马相如；可以想像当时社会实不完全以再嫁为非。在日常生活中，直至东汉初年，男女交往仍是相当自由的。民间因日常工作的需要，也不可能严行男女之防。但是自东汉安帝开始，朝廷每每褒奖「贞妇」，安帝、顺帝和桓帝在改元赐民爵、粟、帛时，贞顺都是褒奖之列。西汉成帝时，着名儒家学者刘向编校《列女传》一书，力主女子不宜专擅，应以三从为尚，同时刘向亦认为女性须「明是非，懂礼仪」，他在书中列举汉代以前足资女性效法或鉴戒的女子，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节、辩通、孽娶等类，可见以刘向为代表的汉儒是要求女性修善去恶，培养多方面才德的看法。公元119年汉安帝“诏赐贞妇有节义谷十斛，甄表门闾，旌显厥行”。一次贞洁，全族荣耀。女子的克己牺牲可以换来家族虚荣心的满足。上行则下效，硕儒显宦为了迎合当权者的贞操观念，大书特书，推行贞洁。东汉的女性学者班昭（又称曹大家，即《汉书》作者班固之妹）着《女诫》一书，认为女子应当以协助夫家为先，又拟出一套为人妇者应以「敬慎」、「曲从」的态度来事奉舅姑和丈夫的行为准则。《女诫》一书，对女性的要求及其在家庭、社会中的身份工作更为明确。由此可见，在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汉代，妇女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男女之间的恋爱也比较自由，但是毕竟是封建社会，男权占绝对的主流，儒家学说也对妇女地位一再压制。到宋朝的时候程朱理学已经把三从四德、三贞九烈的思想灌输到整个社会，相对于宋朝以及以后的明清两朝来说，汉代女子还是比较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