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虞欧褚薛四家楷书

PAGE\*MERGEFORMAT#PAGE\*MERGEFORMAT#試論虞歐褚薛四家楷書陳欽忠唐初的統治者在重新統一全國，開創封建時代新局面的時候，思想文化領域也隨之而注入一股新鮮的活力，並流露出不可一世的自信心。正如在文學藝術的其他領域中一樣，書法也自隋朝的基礎上進一步整合南北分歧的現象，發皇業已佔盡優勢的南朝書風。然而，由於時代審美思想的轉變，以二王為代表的南方書風，已經不是從超逸灑脫的意態中自由的流露，而是通過一種端麗峻整的法度來表現了。梁巘：《承晉齋積聞錄》云：「王右軍字，大、小、長、短、扁、狹均各還體態，率得自然。至唐人顏柳歐虞則剪裁其體，直取方格內整齊，而歐得其骨,虞得其圓，褚得其風趣。」梁巘：《承晉齋積聞錄》頗能精要地指出諸家風格的特徵，同時也一語道出其峻整一律的特點，是因為書寫於碑上界格使然。此外，此時書家的經學思想政治家身分，對其取則典重也起了相當程度的影響。以此認知為基礎，再來探討初唐四大家的書法，當能得到較為真確的理解。請分別論列之。一、虞世南初唐四家受命學王而出之以持重，其中虞世南最得二王新體筆法，成為初唐新書風的代表。阮元《南北書派論》曾說初唐四家中，歐、褚、薛屬於北派，虞屬南派，此種分法前人已指陳其謬，但是阮元從藝術風格上區別出虞世南是四家之中風格最新的事實，卻是十分有見地的。劉熙載《藝概》也曾發表過意見：「論唐人書者，別歐褚為北派，虞為南派，蓋謂北派本隸，欲以此尊歐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筯意。」劉熙載：《藝概》。以隸篆方圓風格之異，別虞為南派，其屬意世南為山陰嫡系之意至明。然而欲以世南出於篆來提高其地位，似乎又太過了些。實則世南所習無非是章草以來的南帖系統，尚不至於攀附到遠古的篆書上頭，這從他的書論《筆髓論》中只有〈釋真〉而無〈釋篆〉，且於〈敘體〉一章明言「秦書八體並不述用筆之妙」、「及乎蔡邕、張、索之輩，鍾繇、魏、王之流，皆造意精微」可知。而他所舉張芝、索靖以下各家，皆無章草巨手，實因章草為藝術書法之濫觴，自漢至西晉，即為士人所習用而不替，晉室南渡後，始經二王父子改革而成嶄新書派，並反餽於北方碑書上，導致北朝末期碑版越趨秀整，歷隋入唐，其勢益加明顯之故。緣於虞世南比起歐、褚二人更加地把這種新筆法與新結體用到考書碑刻的方格裡去，所以我們認為把他當作唐初新書風的代表，是比較恰當的。虞世南是由陳入唐的老書家，在陳、隋時代都做過官，但由於剛直，仕途並不得意，及遇太宗才獲重用。太宗曾稱他「當代名臣，人倫準的」，歷任員外散騎郎，弘文館學士、秘書監等職，卒年八十一，賜葬昭陵，贈禮部尚書。由於是朝廷重臣，有不少的政治活動，這些活動，在相當的程度上影響了他的書法風格。歐陽詢《集古錄》云：虞世南所書千字文，言不成文，乃信筆偶然耳。其字畫精妙，平生所書碑刻多矣，皆莫及也。豈矜持與不用意，便有優劣耶？歐陽詢《集古錄》指出虞世南書碑的矜慎，不如他信手拈來的作品為佳，此即孫過庭所謂「偶然欲書」往往得有佳作是也。正因為起初無意於佳，書寫時心理不受拘礙，反而易於神融筆暢，紙墨相發，其於藝術之表現，也就更勝於書丹上石時的勉強造作了。然則，此種矜持的風貌，正式出唐碑版的共同特徵。溯自漢魏以來，朝廷立碑，史不絕書，然初期只為留下紀錄，彰顯事蹟，而非誇耀書法，故於書者之名分，書丹之美惡乃至刻工之良窳，皆鮮少措意。這種情況，隨著魏晉時期書法脫離政治宗教的附庸，而成為純藝術的觀賞對象之後有了變化。此時書家以尺牘書法之美爭勝，蔚為風氣，惜因立碑之禁，未遑於碑版中表現。及至入唐，隨著碑刻的復興，書家自書齋中走出時，再度為朝廷寫碑而忙碌。但這一次卻以書家身分高低為旨要，書法的優美與否居次，而文章如何幾於無關痛癢焉。啟功先生曾云：「唐世初以官重，後世則以書家名大重，再後則以墨拓時旱及碑毀佚重。」啟功：《啟功論叢•多寶塔碑跋》。可謂知言。故初唐書家所以名重書林，莫不與他們身兼要職有關。既然書丹於碑上的工作由這些名臣承擔，那麼在要求書法美觀的前提下，必須出之以矜持莊重，也是十分自然的事了。而四家之中，虞世南獨以韻藉沉粹取勝。李後主云：「虞世南得右軍之美韻」，莫雲卿亦云：「虞書氣秀色潤，意和筆調，外柔內剛，修媚自喜。」尤以不外曜鋒芒而內涵筋骨，深得宋高宗勅撰《宣和書譜》的讚賞：議者必謂歐之與虞，智均力敵，亦猶韓盧之追東郭皴也。虞則內含剛柔,歐則外露筋骨，君子藏器，以虞為優。高宗勅撰：《宣和書譜》。此說本張懷瓘《書斷》語，《宣和書譜》因之，說明了官方立場對此儒家審美眼光的贊同。所謂「君子藏器」的儒家人格理想，正好與初唐審美觀相孚應。而虞世南的人品與書風的特質，也是唐太宗所特表欣賞的。《唐書•虞世南傳》記載著太宗對虞世南的評語:行，二曰忠實，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書林紀事•卷二》記載太宗以世南為師，常難於戈法，一旦寫「戩」字，空其「戈」字，世南取筆填之，以示魏徵，魏徵說「惟戈法逼真」，太宗深為嘆服。又太宗論書名篇〈指意〉「世南一人有出世之才，遂兼五絕：一曰德而世南卒後，一面私下向魏徵表達「無人可與論書」的懊恨，另一方面仍不忘公開表彰他的人品:「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補缺，無日暫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耶！」都是先論生平而後及其書，可知太宗之意有所側重，初唐儒家審美理想抬頭，於此可窺端倪。13PAGE\*MERGEFORMAT#PAGE\*MERGEFORMAT#亦多採摭虞世南論書語，可見太宗對他如何愛賞。相傳他還曾為太宗書寫屏風，想必當時在宮中的墨跡不少，可惜至今流傳下來的並不多。「孔子廟堂碑」是虞世南的代表作，此碑楷法，幾已不含隸筆，「戈」法尤其精妙，如式、武、盛等字，作為主筆的縱戈充分伸展，凌蓋餘筆，勻圓精美而有韻度氣派，與傳說他擅長此法相吻合。在結體上，可以明顯地看出由王羲之《黃庭》、《樂毅》到智永《真草千字文》一脈相承的痕跡，只是字形加長了些。因為是為廟堂寫碑，故結字雖有蕭散的風格，仍不失莊重。在用筆方面，除了轉折和必要的點畫用的是方筆，其餘大都是圓潤的筆道，亦即中鋒筆法的使用已相當明顯，行成一種特殊的風格，開啟了唐代書法的新局面。董其昌就說這種筆法：「於發筆處如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其實不止在運用中鋒筆法方面，即使是結體的寬博舒朗，乃至整體風格的蘊藉持重，都可以作為顏、柳的先河。在科舉取士以書法為重的時代風氣中，這種用中鋒筆法寫出來的字，特能別開生面，受到歡迎，從而影響到盛中唐的書壇風貌，也是可以理解的。正由於虞世南的書風有這樣的特點，因此唐代書論家張懷瓘便說：「虞書得大令之宏規，含五行之正色。」張懷瓘：《書斷》。獨排虞書學右軍之衆議，歸之小王名下，到了清代包世臣則明白指出世南學小王而非大王了。包世臣：《廣藝舟雙楫•論書一》。事實上二王書風在太宗之前地位相當，因而世南不一定非只學誰不可，但是從風格特點上看，虞書更接近王獻之卻是事實。作為一個初唐新書風的代表人物，虞世南的書法藝術對當時的書壇便極有影響。太宗之外，也是初唐四大家之一的褚遂良，即以虞世南為借鑑而找到寫右軍的途徑，一直到他的書法卓有成就之後，才祖述二王，所以虞世南確實是褚遂良的導師。再以當時較著名的碑版而言，刻於貞觀四年的《昭人寺碑》與虞書風格相近，當是善學虞體者所說。《昭仁寺碑》，朱文奢撰文而未署書者姓名，相傳為虞是南所書。鄭樵《金石略》主張如此,都玄敬、孫退谷等亦從之。王澍則以為此碑結體有從六朝陋習者，決其非虞書，較為可信。原於此碑隸筆仍保留不少，與世南中鋒含蓄的風神不同，一望即知為兩人手筆。且初唐四家所書碑版,例皆署名，此碑則無，益可證其非虞書。雖然，此碑仍具備不少虞書特徵：如結體寬鬆，筆道粗細勻稱等，當是善學虞書者所為。昭陵名碑之中《李玄靖碑》、《孔穎達碑》也有明顯的虞書風格，李宗瀚跋云：「其規撫虞書，可云惟肖，秀朗遒勁，極似廟堂，其渾穆凝遠之度不逮。」是也。此外，虞世南的外甥陸柬之書風與世南類同，並通過世南上溯二王，力求每筆皆有所本，惜筆力稍弱，張懷瓘說他「工於仿效，劣於獨斷」是很恰當的，因此陸柬之可說是虞世南新書風的忠實履行者。現在仍流傳下來的虞派正宗墨跡〈賢首國師手書〉，字畫清楚，可與世南媲美，此一書迹乃中唐僧人賢首書贈朝鮮友人者，而留置異國數百年，至清代始為人們所注意，被公認為最善學虞書之作。78910自唐以後，虞書沾被後學，甚為廣遠。宋四家中年歲最長的蔡襄，楷書即學世南，如〈萬安橋記〉可說是學虞的典範，正如黃山谷所說：「蔡君謨真行簡札，能入永興之室。」1南宋的吳說，行楷虛如秀潤，就是學得虞世南，無怪乎對虞書極意臨仿的宋高宗，對吳說特別看重。此後，金朝的王庭筠，元的趙孟頫、揭奚斯以至明的文徵明，祝允明和王寵，都是顯而易見的虞體餘續，他們之中或以虞世南為階梯上溯晉人，或者專學虞書而名世，可以說莫不取精用宏地從虞世南的書法中走出自己的道路。正因為虞世南的書法藝術具有這些優點，我們纔認為他是初唐四家中最能傳二王筆法的新書風代表人物。二、歐陽詢歐陽詢，也是由陳入唐的前輩書家。他的父親歐陽訖仕陳時以謀反罪被誅，當時尚書令江總與歐陽訖是故交，遂將歐陽詢收養，並教育他直到成長，因此歐陽詢自幼即從江總學書。《宣和書譜》說江總：「作行草，為時獨步，以詞翰兼妙得名。」南朝崇尚二王，江總所擅行草，當即二王新體，這就是唐書本傳稱歐陽詢「初學王羲之書」的由來。至於後來如何形成「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的獨特風格，則與他後來的際遇有關。隋於開皇九年滅陳，歐陽詢隨江總入隋，官至太常博士，並與唐高祖李淵過從甚密，為日後的仕途，奠下了好的基礎。高祖武德元年滅隋，歐陽詢已是六十二歲的老翁，在隋代生活了數十年，難免不受當時的書法影響。在隋代統合南法書法的過程中，留存在世的魏碑仍舊不少，耳聞目見之餘，對於他日後的書法創作可能產生或多或少的啟示，但因缺乏直接證據，所以只能說是不確定的因素。像清代碑派書家將他歸於北派，且論派他臨寫過某碑的說辭是很難成立的。真正對他的書法發生直接影響的，還是得從他所處的初唐特定環境以及他如何有選擇地參酌古法說起。根據書史記載，入唐以後，歐陽詢深得高祖器重，被拔擢為給事中的高官，高祖並且十分愛重他的書法長才，劉餗《國史異篡》云：「開通元寶錢，武德元年鑄，其文乃歐陽率更書也。」可見唐祚初定，率更即為朝廷效力。當時高麗國遣使求其賜墨，不憚千里跋涉，高祖聞之而嘆曰：「不意詢之書名，遠播夷狄，彼觀其迹，固謂其形魁梧耶？」黃庭堅：《山谷集》。見《唐書•本傳》。蘇軾：〈書唐氏六家書後〉可見歐陽詢書名不俟帝王揄揚，早已聲聞遐邇。太宗踐祚，設弘文館，又以第一流書家的身分兼充學士，傳授楷法，至此聲望達於頂峰。因而歐陽詢楷書在當時被公認為全國之冠，並且擴大了歐體的影響力。而他老成謀國的持重風格，也使得他的楷書自始即顯得中規中矩，真正符合了他自己所說「四面亭勻，八邊具備」的標準，這是因了他的政治身份所決定了的。至於他後來如何以「強勁」變易二王之體？蘇東坡有此一說：率更貌寒寢，敏悟绝人，今觀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耳以其人之相貌論書，恐屬想當然之臆測而已，似不如張懷瓘的評論來得中肯:詢八體盡能，筆力勁險，篆體尤精，飛白冠绝，峻於古人。的確，歐陽詢是初唐時期少見精通古體書法的一位畫家，而他的險勁，是直接取法於隸書，而非北朝的碑誌，《金石史》指出：人知信本變晉法，不知結體用筆，多從古隸出，故小歐陽遂作批法。觀宋搨醴泉銘，首行「宮」字左點作豎筆，正鋒一畫而微轉，便有韻度，是漢分法也。張懷瓘：〈書斷〉。〔明〕郭宗昌：《金石史》。如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體系〉碑無二，乃知率更專學此碑。」須知歐陽詢自南朝入唐，以當時南朝書家對於南方進步的書法文化的自尊心而言，特意專學北朝出於民間工匠之手的碑誌，畢竟為不可想像之事，此由歐陽詢論書從不涉及北碑可證。至於唐朝竇臮〈述書賦〉以為歐書師法北齊劉珉，也不能據以將歐劃歸北派，何則？劉珉與趙文深、趙孝逸兄弟，同為北朝書家中以追摹王羲之而成名者，故其書風絕非如今日所見北碑之不成熟楷書也可知。何況今傳北碑之俊逸者，莫不因習染南方書風而成，祇不過因了書者書法造詣或刻工精粗之異，而生成各種面貌。因此，就歐陽詢而言，未必一定要臨習過魏碑，才能形成他險勁的特色。他的險勁是來自他的博觀好古，直接自漢隸章草中汲取，並融入他個人的藝術創作思維而成。這裡也只說對了一半，歐字的結體是在王羲之變鍾繇的「扁」為「方」的基礎上,進一步加「長」而成的，與扁形的隸書體勢談不上直接的關係，倒是所說用筆參酌漢分的痕跡宛然，卻是一針見血之論。不只是楷書，行書、草書也是如此。此外，歐陽詢的好古敏學，對他走向勁險一路也有影響。據《唐書•本傳》說他曾於出遊時，看見西晉大書家索靖所寫的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疲，乃布坐，宿其旁，三日乃得去。」其精勤如此。張懷瓘〈書斷〉也曾迻錄歐陽詢〈與楊駙馬書章草千文批後〉的論書意見，證明他對章草頗有研究。無論是索靖的碑書或是章草，這些在初唐已不受重視的舊體書法，偏能得到歐陽公的睿賞，無怪乎他雖和虞世南一樣以學王字起家，卻不像虞世南走圓潤秀麗的新書風路線，而專以險勁取勝了。由於歐陽詢的好古，喜歡用傳統筆法寫碑，符合碑版重保守的歷史傳統，所以他的碑作比虞世南多得多。他的兒子歐陽通專門學他，更加強了隸書「批法」的表現，在〈道因法師碑〉與〈泉南生墓誌〉中，凡字的最後橫畫，都成為一種起了鋒稜的捺，就是最明顯的證據。不明白隸書及其他古體書對歐陽詢所起的作用，看到他的戈戟森嚴與北朝碑誌相似，便分派他屬於某北碑餘續，是有失嚴謹16141516，即云：「始興王碑……結體峻密，行筆英銳，直與率更皇甫然而，一個書家風格的形成，卻也不是在短期間就突然成熟的。即使是小的變化，也必須是在書家的創作思想和創作方法的審美意趣有了變動之後，才有可能產生。歐陽詢保守的一面，可從他的隸書碑〈宗聖觀記〉、〈房彥謙碑〉中看出,PAGE\*MERGEFORMAT#PAGE\*MERGEFORMAT#雖然摻入楷法，但通體仍屬隸書，而初唐到底是楷書當陽的時代，以隸書寫碑的遺風，很快就被新興的唐楷浪潮淹沒了。他的代表名作〈九成宮醴泉銘〉、〈化度寺碑〉、〈虞恭公碑〉、〈皇甫誕碑〉等，便充分體現了時代精神，結體和用筆都非常規範畫，風格上雖然比較拘謹些，但筆力俊拔，一筆一畫皆凝重森挺，而且互相鈎連揖讓，形成極緊密堅固的風格。後人論唐楷結構，多以歐字為典範，可見其結構之精嚴為唐世書家之冠。影響所及，自初唐以迄清代，書家或民間抄書手臨寫不輟，雕版字體之取自歐書，固不待言，清代士大夫之間流行之「館閣體」，尤為大宗，可知歐楷影響之深遠。三、褚遂良初唐四家，虞、歐都是由陳入唐的前輩書家，薛稷是明顯的後輩，獨有褚遂良比歐、虞晚，卻又早於薛稷，是道地的初唐人，因此，褚遂良承前啟後的地位益形重要。唐書本傳稱他「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魏徵更把他推薦給太宗，認為他是繼虞世南之後第一人選，這是褚遂良與兩位父執輩書家的淵源。又據「唐朝敘書錄」所載，當時禁中右軍書法三千紙，每一丈二尺裝為一卷，都經過褚遂良的鑑定，可見他對右軍書法的研究工夫。褚遂良一生的書法成就，即是從以上遠近兩方面得到最多的啟發。雖然，對於初唐時期正值青壯年的褚遂良而言，政治上的歷練無疑地也是他書風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他的官位是初唐四家之中最高的，先是貞觀二十二年拜為中書令，翌年受太宗臨終顧命，與長孫無忌輔太子登極，當時詔書及褚遂良在御床前起草而成。高宗即位後，尤受倚重，累官至右僕射，位極人臣。後因諫高宗立武則天為后而遭貶職，死後，並被削去官職，直到神龍元年纔告恢復。這一段宦海浮沉，實導源於他對朝廷至死不渝的忠貞，他的書名，也因他的高尚人格而照耀四裔。例如宋代大文豪蘇軾在看過褚遂良的書蹟後，嘆道：「古之論書17者，兼論其生平，苟非其人，雖工不貴也。」成了東坡論書名言。而褚書清勁挺拔的風格，自然也被人們聯想到和他的人品有關：褚書清勁峻嶷，平生大節，蓋以見筆墨之間。古謂書類其人，信哉!褚中令書，其秀得之晉賢，其清勁絕倫，則由其人品18這種節操與風骨，正是初唐風氣所崇尚的。也就因此，他的書法在當時更已大行於世，今傳大小唐碑幾乎大半以上都具褚風。知名書家之中，薛稷習褚成家，薛曜、魏栖梧、鍾紹京亦承其法乳，高宗爲「李勣碑」所書「御製御書」四字酷肖褚體。凡此，皆可證明褚書勢力之大。劉熙載〈藝概〉云：「褚河南為唐之廣大教化主」，可謂知言。17馬宗霍：《書林藻鑑》引揭汯語18芳堅館題跋。從傳世的褚書碑刻來看，早期的「伊闕佛龕碑」、「孟法師碑」兼有歐、虞之勝，且存隸古氣味，好古者因此特表欣賞，如葉昌熾即云：「魏栖梧用筆過縱，英華盡洩，視聖教序或庶幾，去三龕遠矣，去孟法師更遠矣。」葉昌熾：《語石》。張懷瓘：〈書斷〉。也就是說「聖20教序」遠不如「孟法師」，此一說法，似難符實。因為褚書成立自家面目，還是在晚期所寫的「聖教序」和「房玄靈碑」兩碑，其靈妙娟秀，高華遒美，一如張懷瓘〈書斷〉所評：「瑤臺青瑣，窅映春林」以及〈唐人書評〉所稱「字裡生金，行間玉潤」那樣，遠非早期碑作如「孟法師」可比，其綽約之姿，也非歐、虞所及。有趣的是，在如此清麗秀媚得接近行書意味的時新書體中，卻仍保存了不少的隸書筆法，例如「聖」、「房」兩碑中「冖」之末筆不向左下斜勾，而以近乎垂直的隸筆處理；「聖」碑中撇法之尾端住筆，或住筆後回勾等明顯的隸法，這些都是大書家於承襲前人之外，刻意保留本真的得意之筆，絕非蟬蛻不去。然而不少人祇看到褚書仍存隸筆的一面，便說褚書出於「禮器碑」（如玉澍），或將他歸於北派（如阮元），不免忽略了書家個人的創意。事實上，真正直接影響褚遂良的不是北朝碑誌也非初唐已遭冷落的隸書，而是王羲之立典範之後的帖派傳統，張懷瓘〈書斷〉即云：遂良書，少則服膺虞監，長則組述右軍，真書甚得媚趣。張氏乃盛唐開元時書論家，距褚遂良的時代不到五十年，所說應能近實，後來的書論也大都接受此說。因此，褚遂良早期的「孟法師」、「伊闕佛龕」兩碑和六朝碑刻貌雖似而實不同，便可能和他年輕時服膺虞世南有關。後來他爲太宗整理右軍法書，從中領悟右軍清遠蕭散之趣，楊守敬說他「以法帖入碑」是可信的。因而可以說，褚遂良是在精熟於右軍新書風後，所刻意留下的隸筆，是藝術家「熟」而後求「生」的造境，而非沼於北派陋習不能自拔，如阮元、康有為所指述者阮元〈南北書派論〉以為褚遂良：「與歐陽詢同習北派，實不出於二王。褚書碑石，雜以隸書，今有存者，可復按也。」與註十六參看，可知其說不能服人。康有為則直指遂良書出於「龍藏寺為多，而採虛於朱君山墓誌，植幹於賀若誼碑。」（康有為：〈廣藝舟雙楫•體系〉。）竟然無語道及右軍及世南，並前人書評一概視而不見，則真可說是蔽於尊碑之偏見了。0融古雅與新理於一爐，是褚遂良書法特具的成就，也是二王筆法在初唐時代氛圍下的一種表現。和歐陽詢相比，褚書結體不似歐的緊結，筆法也較柔和；和虞世南比較，則還沒有把中鋒筆法充分發揮出來。但在字的風格上也不得不變，王世貞說：「評書者謂河南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美麗之態耳，不如其一鈎一捺，有千鈞之力，重外拓取姿，而中擫有法。」這正是參用隸法寫右軍楷書的一種藝術成就，和虞世南以中鋒寫楷的風格自是不同。我們說虞世南是初唐新書風的代表，卻不能掩蓋褚遂良是傳右軍書法的主要功臣這一事實，後人從他上溯二王筆法的，確居四家之首。因追風者多，頗引起當時書論家對他的批評：褚遂良臨寫右軍，亦為高足。豐艷雕刻，盛為當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李嗣真：《書後品》。竇臮：〈述書賦〉。河南專精，克勤克儉，伏膺告誓，銳思猗文，恐無成如畫虎，將有纇於效23顰。雖價重衣冠，名高海外，澆漓後學，而得無罪乎？二說皆以右軍為不可動搖之典型，故於褚遂良與右軍立異之處，均給予負面的評價。大概在當時遵奉二王書法模式的風氣中，只有張懷瓘能從比較客觀的角度予以肯定自唐初太宗專尚右軍，右軍書風襲掩天下，寝至創作或品評亦莫不以右軍為標準，已然成了一種模式。此一風氣直到盛唐張懷瓘才被打破，他在〈書議〉中就史無前例地批評王羲之:少草有女郎材，無丈夫氣，不足貴也。」因此，在評論褚遂良書法成就的時候，比較能擺脫成見，而從客觀的角度，對於書家本身的創新藝術表現，予以贊可。例如他在〈書斷〉中品評褚書：「如瑤臺青瑣，窅映春林」，未曾以遂良與右軍書風的離合為著眼點，可以說是十分難得而且中肯的。。因此，在褚遂良原欲藉以自立的本領，轉而成為擁王一派書論家眼中的缺點，在我們弄清楚當時的書學環境之後，也就不以為怪了。總之，在初唐尊重書家官位與人品的時代背景下，褚遂良的高風亮節，成為他的書法得以傳播的重要憑藉。而他的書法也的確做到了繼承且發展歐、虞和二王的優良傳統且成就其自家面貌的地步。尤其是他活用二王的筆法，外拓取姿，似欹而實正；行筆自如，若斷若連，楷體而兼有行書姿媚的筆意，爲楷書的發展攀向一個新的境界。在他之後的唐代書家大多汲取褚遂良的長處而加以變化。清人王澍曾為此作了一段很好的說明：「褚河南書，陶鑄有唐一代，稍險勁則為薛曜，稍痛快則顏真卿，稍堅卓則柳公權，稍纖媚則鍾紹京，稍腴潤則呂向，稍縱逸則魏栖梧，步趨不失尺寸則為薛稷。」唐以後的大家，如宋代米芾的奇正參差,元代趙孟頫的下筆流美，明代董奇昌的風神跌宕，以及其他所有寫王字的幾乎沒有不受褚遂良影響的，從中不難看出他在書史上的重要地位。四、薛稷作為一位褚遂良的追隨者，薛稷「步趨不失尺寸」的印象，深深烙印在後來書論家的腦中，如張懷瓘〈書斷〉云：薛稷書學褚公，尤尚綺麗，媚好膚肉，得師之半矣。謂河南之高足，甚為時所珍重。張懷瓘〈書斷〉。這是因為薛稷書體，在筆路及書寫型態上，與褚遂良確有血脈相連之處。爲此，朱景玄遂有「買褚得薛，不失其節」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之語，成為後人經常引用來評褚的名句。222324「逸實則薛稷之所以能與歐陽詢、虞世南、褚遂良三位初唐書壇物望並稱「初唐四家」，仍有他自矜一格之處。竇臮〈述書賦〉說:27少保師褚，菁華卻倍，超石鼠之效能，愧隋珠之掩類肯定了薛稷在褚書的基礎上，更加發揚了褚字挺拔之精神與健勁之體格，有自成一家的規模與氣度。《唐人書評》更云：薛稷多攻褚體，亦有新奇。竇臮〈述書賦〉《唐人書評》一語道出薛稷書法未被褚體束縛，在於薛稷的藝術創作有「新」與「奇」的構思，由此而表現出來的藝術風格，也反映出薛體不完全落入前人窠臼的新理異態。在他的代表作「信行禪師碑」中可以看出，在用筆的特點方面，轉折處加強了褚的折鋒筆法，橫畫收尾逆下頓筆，再上挑成圭角，豎畫筆住而帶鈎，化褚書之「踵腳」而上提。另一方面，由於行書入碑已日漸成了風氣，薛稷受到習染，有更明顯的點畫呼應以及行書的省筆等現象。這些都是變褚而自負的獨家之法。《廣川書跋》云：「薛稷於書，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故於法可據，然其師承血脈，則於褚為近，至於用筆纖瘦，結字疏通，又自別為一家。」29持論可稱公允。然薛稷所以能自成一格，並不只是因為他學褚而得到的新奇，還因為他的書風兼有歐的險勁與虞的蕭散，一如前引《廣川書跋》稱他「得歐、虞、褚、陸遺墨至備」，薛稷得天獨厚的條件，確有他人不及之處，值得追究。原來薛稷是詩人兼書家薛道衡的曾孫，外祖父赫然是貞觀名臣魏徵，兩家書香濩渃，更著世家本色。而魏徵家豐富的收藏，打開了薛稷的眼界，他人不易見到的歐、虞、褚真迹，薛稷輕易便可獲觀，於是他「銳精臨仿，結體遒麗，遂以書名天下」30前面說過，歐、虞、褚三家雖受命學王，終究是各存本真，彼此或有通涉，但在具體的型態上並無存在著過多的相互影響，但薛稷在歲數上分別晚於歐陽詢九十二年，虞世南九十一年，褚遂良五十三年，輩份的差別如此之大，使薛稷在先天上，便多了從容觀摹三家書法成就的機會。因此下筆之際，雖難免浮出三家書法的痕影，但他到底不像當時一味模仿右軍，或專注於歐、虞、褚的追隨者一般，書風流於僵化而靡弱，而是堅持自己的審美意識，超然於三大家之外，終能與之並峙。在當時二王書風籠罩天下的時代，他和歐陽詢之子歐陽通兩人一前一後，想在二王楷則中解脫出來，邁向新奇書風的創造，原是十分難得的。可惜小歐的效慕者不多，未能成氣候，而薛稷則逐漸入攢褚書統系，進而風靡社會,使得原屬書壇主流的歐虞風尚為之轉移，這是他在書法史上不可磨滅的貢獻。2930董逌：《廣川書跋》《新唐書本傳》此外，薛稷在繪畫上亦有盛名。與他同時的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稱他所繪「鶴及佛像、菩薩、青牛等傳於世，並居神品。」像這樣書畫兼優，在他之前的書家並不多見。取逕既廣，融入自己的書法藝術創作之中，成就自家面目，也就成了薛稷特出於三家之外的另一壇場了。在他之後的薛曜〈夏日游石淙詩〉，敬客的〈王居士磚塔銘〉，殷玄祚的〈契芯明碑〉，均屬於薛稷一派並且能與褚遂良遙相接應的佼佼者。總合以上所述，歐、虞、褚、薛四家的書法成就，是直接承繼了東晉以來南方的書法傳統，以他們身兼政治家的持重態度，在初唐書法一步步走向客觀化與模式代的風氣中，精研筆法與結構，作出與時代精神相適應的書法表現。雖然這四大家皆不重保持個人的風格，為日後更精嚴的楷書技法理論系統樹立了典範。所以初唐竣整的楷書碑版成為楷書不遷之宗，長期雄峙書壇，給予後世書家乃至民間實用書法以極大的影響，虞歐薛褚四家居功厥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