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江南经济奇迹_的历史基础_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_李伯重

历史研究“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李伯重摘要:近30年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尤其是现在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这个奇迹赖以产生的基础是此前几个世纪江南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增长。为了正确认识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就必须真正认识江南经济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所创造的历史基础;而要真正认识江南经济的过去，关键是正确认识江南在西方到来之前的经济状况，就必须抛弃西方中心论，从新的视野研究近代早期江南经济史。这对于改进我们关于西方到来之前中国“传统”经济的看法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早期江南经济;江南经济奇迹;近代;新视野作者简介:李伯重，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084)中国经济在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创造了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①这个经济奇迹为何会发生?为此问题寻找正确的答案，成为今天世界各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重大任务。歌德曾说:“我认为但丁伟大，但是他的背后是几个世纪的文明;罗斯柴尔德家族富有，但那是经过不止一代人的努力才积累起来的财富。这些事全部隐藏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深。”②同理，要认识中国今天的经济奇迹，就必须对19世纪中期西方到来以前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作全面深入的检讨。正如柏金斯所言，中国的现在是中国过去的延续;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中国的历史依然映照着中国的今天，“过去”的影子可以见诸众多方面。只有从历史的长期发展的角度出发，才能真正了解今天的中国经济奇迹。③一、“脱亚入欧”:今天的江南经济奇迹④在过去一千年中，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江南也一直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保留了最为丰富的经济史文献。因此之故，江南在中国经济史上也拥有特别的地位，在过去近一·86·①②③④早在1986年，中国经济才开始起飞时，柏金斯(DwightPerkins)就指出，18世纪中期工业革命在英国发生，随后横扫欧洲其他部分(包括原苏联阵营)和北美，用了150年的时间，才使这些地区实现工业化，提高了今天世界上23%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而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倘若能够继续下去，将在四五十年内使得世界另外23%的人口生活在工业化世界中。参见DwightPerkins:China:AsiasNextEconomicGiant?Seattle:UniversityofWashington，1986，pp.3－4。考虑到中国工业化的过程的规模之大和速度之快，中国的经济奇迹当然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尼尔·弗格森:《罗斯柴尔德家族》第1部《金钱的先知》，顾锦生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43页。DwightPerkins，ChinasModernEconomyinHistorical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5，p.1.“脱亚入欧”本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口号，表达了落后国家一种希望以西欧为榜样，推进近代化，从而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强烈愿望。中国虽然没有提出这个口号，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变法、维新、革命的理念，与日本的“脱亚入欧”的企图，在本质上来说并无二致。本文所说的“脱亚入欧”一词，意思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追赶西方先进国家。2011年第2期(第26卷)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No.22011(Vol.26)DOI:10.13613/j.cnki.qhdz.001977个世纪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江南是研究最深入的地区。中国经济史中许多有影响的理论模式都来自江南经济史研究，或者以江南经济史研究作为这些理论的主要的经验研究基础。江南的情况往往被当作中国的“典型”或者“代表”，从中得出相关的理论模式。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江南”地区，通常指的是长江三角洲。①但是，对于长江三角洲的范围到底有多大，则有狭义和广义之说。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即我过去界定的“江南”的范围，大体包括东起今天的上海、西北至南京和西南至杭州的三角形地区。而晚近学界和媒体所说的长江三角洲为广义的长江三角洲，包括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南京、南通、绍兴、常州、台州、嘉兴、扬州、镇江、泰州、湖州和舟山16个市(直辖市、省级市、地级市)，范围比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大得多。大致而言，狭义的长江三角洲可以说是广义的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而广义的长江三角洲则是狭义的长江三角洲的放大。由于今天的经济统计多以广义的长江三角洲为单位，因此本文所说的江南地区也指的是广义的长江三角洲，而非我过去所界定的狭义的长江三角洲。①“江南”本是一个界限不甚明确而且不断变化的地理概念。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对其作了界定，并 说明 关于失联党员情况说明岗位说明总经理岗位说明书会计岗位说明书行政主管岗位说明书 了作此界定的理由。参见李伯重:《简论“江南地区”的界定》，见《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北京:三联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店，2003年，第447—462页。据此界定，“江南”地区，包括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②这是居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是7571万(2002年)。见香港投资推广署(InvstHK)与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编:《中国主要经济区主要经济指标》，参见http://www.thegprd.com.cn/big5/about/economic.html;MichaelEnright＆EdithEScott等:《重要数据及统计数字》，见香港投资推广署:《大珠三角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http://www.orthougm.com/exchange_rate_of_rmb_to_usd.html.③参见宁越敏、李健:《“长三角”城市化应当打破行政阻隔》，《南京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14页。④1978年中国的GDP3624.1亿元人民币，参见肖建龙:《1978—2005年中国历年的GNP和GDP》，《小康》2006年第3期，第71页。而长江三角洲所占的比重为18.7%，参见陈建军:《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转变》，《浙江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第92页。据此，长江三角洲当年的GDP是677.7亿元。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官方汇率为1.68元人民币=1美元(参见NationMaster.com)。因此677.7亿元可折算443.3亿美元。⑤参见吴国新:《FDI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分析及存在问题研究》，《国际商务研究》2006年第6期，第11页。⑥参见NationMaster.com.⑦依据CIAworldfactbook(http://factbook.lincon.com/geos/ch.html)的数字，2009年用PPP和官方汇率计算的中国GDP的差距为1:1.826。如采用这个比例，则2009年长江三角洲人均GDP为21190美元。依照2002年的数字，江南地区面积大约为10万平方公里，实际居住人口为8228万;②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公里823人，为我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江南地区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最高的地区，2000年城市化水平达52.63%，③并拥有上海、南京、杭州三个特大城市和苏州、无锡、宁波等大城市。至少从宋代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但是尽管如此，在1979年经济改革以前，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西欧国家。在1979年后的30年(特别是在1992年以来的近20年)，江南经济发展迅猛。到了今天，尽管这个地区的面积和人口仅分别占全国总数的1%和5.9%，但其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却占到全国的17.8%，高达8786亿美元，而1978年仅为443亿美元，④1992年也仅为654亿美元。⑤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中，江南扮演着领头的角色。由于这个超高速增长，江南与西欧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在过去20年迅速缩小。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而言，江南1978年为大约1200美元，不到当年法国(9424美元)的1/8或者英国(5727美元)的1/5，仅及西欧最穷的国家葡萄牙(2349美元)的一半。⑥然而到了2009年，江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到11600美元(依照官方汇率计算)，比1978年几乎增加了10倍。由于西方经济界普遍认为人民币对西方主要货币的实际汇率被严重低估，因此依照官方汇率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通常也被认为估计过低。为了了解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国际上通常使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来计算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使用PPP方法计算2009年江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得出的结果是为21190美元，⑦相当于当年英国·96·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35200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60%，法国(32800美元)的65%，而与葡萄牙(21800美元)持平，而大大高于新近加入欧盟的匈牙利(18600美元)和波兰(17900美元)，以及世界前超级大国俄罗斯(15100美元)。①换言之，江南与西欧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呈现出了“江南紧追西欧”的情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一段时间内，江南的经济成长还保持着10%上下的速度，而西欧经济则还将长期低速成长甚至出现停滞。因此，江南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赶上英法等西欧主要国家，并非可望而不可及之事。作为这个“赶超西欧”的经济奇迹的一个表现，江南的经济中心上海，也正在成为世界新的经济中心之一。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海港，但就港口货物吞吐量而言，1980年在世界各海港中名列仅第160位，但是自2006年起，已稳居世界第一的宝座。在1979年以前，上海尚无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业，但是最近20年中，上海金融业发展迅猛，在国际金融业中的地位也迅速提升，以致张五常等经济学家等乐观地认为在未来几年中，上海将发展成为与纽约、伦敦鼎足而立的三大国际金融中心。因此我们可以说，由于近20年来的高速发展，到了今天，江南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正在迅速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换言之，正在实现先辈们“脱亚入欧”的梦想。二、造就江南经济奇迹的因素造就今日江南经济奇迹的因素，当然很多。按照一般的看法，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是1979年的经济改革、外资与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大量引进等。这些因素确实极为重要，倘若缺乏其中任何一点，江南的经济奇迹都不可能发生。但是，仅这些因素，尚不足以解释江南经济奇迹的发生，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存在于江南，而且也存在于全国许多地区。事实上，在1992年以前，江南之外的一些地区，特别是广东和福建，从这些因素中受惠比江南更多。广东和福建不仅享有更为优惠的政策以及在吸引外资方面更为有利的地缘优势，而且上缴给中央财政的税款也远低于江南，从而拥有相对较多的资源用于本地的经济发展。相对而言，江南在上述方面与中国大多数地区相比，处于颇为不利的地位。由于江南是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地，中央政府对江南经济的控制也最为严格。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策者也不愿把这个至关重要的地区作为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改革开放的实验之地。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江南地区的改革开放的步伐远比广东和福建慢，外资及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引进规模也远比广东和福建小。因此之故，在改革开放的头十年中，江南经济发展速度甚至低于全国平均速度。②与广东和福建相比，差距就更大了。特别是经济发展最快的广东，人口与江南大体相当，面积则比江南大得多，自然资源也更为丰富。由于广东享有更优惠的正常和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因此经济发展速度远远快于江南。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江南获得了与广东、福建相似的政策，于是江南的经济表现即超过了广东、福建和中国其他地区。在21世纪的头十年中，江南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广东多出50—60%。③由这个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造就今日江南的经济奇迹的，不只是上述因素。当然，1979年的经济改革(就江南来说，特别是1992年的进一步改革)是导致今日江南经济奇迹的直接原因或触发点。没有这些改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经济奇迹。然而，从学理上来说，究竟什么是改革的要义?·07·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①②③欧洲国家的数字取自CIAWorldFactbook。这里我要强调:长江三角洲的人口，比上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人口都多，仅只少于俄罗斯，而俄罗斯通常被认为是一个欧亚国家，而非只是欧洲国家。在1980—1990年，长江三角洲GDP年均增长13.19%(以固定价格计)，增速低于全国平均增速(14.96%)。参见孙海鸣、赵晓雷:《长三角区域经济竞争格局、合作基础与区域共同市场建设》，见孙海鸣、赵晓雷主编:《2005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长江三角洲区域规划及统筹发展》，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2002年广东和长江三角洲的GDP分别为1421.5亿美元和2309.8亿美元，2006年分别为3256.9亿美元和4965.8亿美元。数据出自香港投资推广署(InvstHK)与广东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编:《中国主要经济区主要经济指标》。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Williams)在《关键词———文化和社会的词汇表》一书中指出:改革一词，在早期大部分的用法里，意为“恢复原来的形状”以及“制造一个新的形状”，以“将某事物变得更好”或“恢复较早、较不腐败的状态”。①约翰·奎金(JohnUuiggin)对此进行诠释说:“从18世纪到1970年代，改革一词通常用来温和左派所青眯的政策，一方面反对革命的鼓吹者，另一方面则反对保守和反动的鼓吹者。自1970年代到20世纪末，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政策变化转了向，但是改革一词仍然继续在使用，尽管其所描绘的政策包括废除先前的改革。”②上述解释颇为符合江南的实际。1979年开始的经济改革，实际上是否定了以往的历次改革中所推行的合作化、公社化、集体化、国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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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城乡隔离、自给自足等政策，因为事实证明这些政策严重阻碍了江南经济的发展。具体而言，在1979年以前的30年中的江南，传统的家庭农业和私营工商业被视为“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而加以铲除，代之以“先进”的集体农业和集体及国营工商业，对外贸易也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强调的是“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但是到了1979年以后，家庭农业得到恢复，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逐渐消除，对外贸易也受到鼓励，出现了一种被某些人士视为“倒退”的情况。③然而这种“倒退”的结果，是江南经济一改1979年以前长期的停滞不前的状况，出现了高速增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今天江南的经济奇迹，是在新的条件下，把传统经济中有效的因素加以利用的结果。简言之，由于拥有长期而发达的工商业发展的历史经历，江南比中国其他地区更适应近代经济成长。1979年的经济改革给了江南一个机会，于是江南所蕴藏的潜力就得以释放，导致了江南经济奇迹的发生。这个奇迹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也证实了马克思的话:“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④由于这种历史的延续性，在历史上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地方是可以任由人们凭主观去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然而，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道理，在以往对造就中国以及江南经济奇迹的深层原因的探索中，却被学界的传统看法所屏蔽。三、西方中心论框架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本文所说的“近代早期”，大致始于明嘉靖中后期，终于清道光末年，即大约自1550年至1850年的三个世纪。之所以作这样的划定，主要原因是就江南而言，这三个世纪是近代经济最早出现的时期。⑤同时，研究中国经济史离不开与西欧进行比较，而在西欧这个时期(theearlymoderntimes)也是近代经济出现的时期。因此之故，我们用“近代早期”这个名词。从黑格尔以来，西方主流学术把中国看成是·17·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①②③④⑤RaymondWilliams，Keywords: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3，pp.262－263.http://johnquiggin.com/index.php/archives/category/dictionary/参见马立诚:《交锋三十年———改革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87、148—149页。马克思:《致帕·瓦·安年科夫(1846年12月28日)》，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2页。就江南而言，这三个世纪是其“早期工业化”的时期，也是其“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中所涉及的时期。无论是“早期工业化”还是“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都指的是早期的近代经济。参见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伯重:《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一个没有变化的“木乃伊式的国家”。①这种看法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重大变化。此时费正清提出了“冲击―回应”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近代并未停滞，相反倒是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主要是外力作用的结果。这种理论很快成为学界的主流看法，并且又衍生出“传统平衡”、“高度平衡机制”等理论。这些理论都认为:如果没有外力(即西方政治、军事、经济力量)的介入，中国仍然处于一种停滞状态。越南战争后，西方出现了“近代早期中国”论，认为中国社会经济在明清时期不仅出现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与西方在近代早期出现的变化颇为相似。在我国，1949年以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虽然政治观点与学术取向与西方史学有巨大差异，但是在对于过去几百年中国经济状况的整体看法上，却与西方主流观点颇为一致，即认为在鸦片战争以前很长时间内，中国经济已陷于停滞甚至衰落，到了鸦片战争后，在西方的冲击下，中国社会经济才出现了重大的变化。②在1950年代，一些学者对上述看法提出质疑，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论，强调中国经济在明清时期有颇大发展，而且这个发展并非西方“冲击”所导致的“回应”。换言之，中国发生变化的动力在内部，按照其发展逻辑走下去，中国经济将来一定会走上与西方相似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之路。③“资本主义萌芽”论与西方的“近代早期中国”论彼此颇有类似之处，比起过去形形色色的“明清停滞”论，无疑是大大向前进了一步。但是，这两种理论都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国(特别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南地区)并未自行出现近代工业化，从而发展成为与西欧相似的近代经济。研究者们将未能如此归咎于各种内外因素，例如明清国家专制而腐败，不仅未采取措施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奉行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打压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统治阶级对农民和手工业者剥削残酷，占有他们全部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并将剥削所得全部用于挥霍靡费而非扩大社会再生产;明清中国的法律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不保障产权;儒家价值体系和教育制度抑制发明创造精神;明清(特别是清代)人口暴增，导致经济的“过密化”(或“内卷化”);等等。所有这些都使得明清中国不可能出现近代经济成长，即使曾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也必定夭折或者永远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和“近代早期中国”论反对先前的“中国停滞论”，结论依然与后者并无大异，都证实了黑格尔的看法:中国处于“世界精神”之外，不可能出现近代经济发展。在这些理论的构建方面，江南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理论主要依据的是江南经济史研究的成果。换言之，江南经济史研究是这些理论的主要实证研究基础。然而，对这些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可看到存在以下重大问题。首先，这些理论的基石都是西欧中心论。这种西欧中心论实际上是把西北欧一些国家(主要是英国)的经历作为社会经济变化的“正常”模式(有人将其称为“斯密—马克思模式”)，并把资本主义视为近代以前经济演变的最终归宿。将这种西欧中心论用作江南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构架，导致了诸多问题。例如，新近的研究已经证明，在近代早期世界上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中，工业·27·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①②③参见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58—471、488—496页;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4—134页;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2页;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扉页，第3—5页。这种看法，表现为“明清是没落的封建社会末期”、“万历到乾隆”是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中国封建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系统”等说法。也正因为如此，鸦片战争也才被定为中国历史从“古代”转向“近代”的起点。这种信念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所奉为圭臬的毛泽东1939年所写的一段话中:“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参见《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第589页。革命绝非普遍现象。①相反，在这些地区中，大多数地区的发展方向，更加类似荷兰和江南的经历所体现的方向。②事实上英国的经历绝非具有普遍性，同时也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正常”模式。持有西欧中心史观的学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江南经济史中“应当发生什么”，而较少真正关心江南经济史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这种建立在“斯密—马克思模式”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构架，对于江南经济史研究来说并无很大意义，因为在江南，近代资本主义的出现很晚，而且是外源性的。其次，由于在上述理论框架中，由于研究的结论已经事先被确定，学者的研究也具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些理论的实证基础是以往对于明清中国社会经济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其中一些关键性的结论，如技术停滞、制度僵化、人口危机、国家和统治阶级极力阻碍经济发展等，导致了明清中国经济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不可能出现近代经济成长。然而，这些看法并未得到充分的证实，有些甚至只是一种“神话”，③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其中许多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由于以上情况，我们可以说，上述理论构架限制了江南经济史研究，使得江南经济史研究建立在许多未经证实的假设之上。因为理论基石和实证依据都有问题，因此这些理论的可靠性也就很值得怀疑了。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以往在中国经济史学界的一些“定论”正在动摇。例如，居于主流地位的“宋代高峰论”④逐渐被摒弃，⑤我国经济史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明清江南经济发展大大超过宋·37·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①②③④⑤18世纪英国与西欧其他地区在发展道路方面出现了分道扬镳，被称为欧洲内部的“小分流”。参见RobertAllen，TheBritishIndustrialRevolutioninGlobal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9;JanLuitenvanZanden，TheLongRoadtotheIndustrialRevolution:theEuropeanEconomyinaGlobalPerspective，1000－1800，LeidenandBoston:Brill，2009。参见CharlesTilly，FlowsofCapitalandFormsofIndustryinEurope，1500－1900，TheoryandSociety，1983，Vol.12，No.2，p.133。例如关于人口变化的“马尔萨斯神话”，参见JamesLee＆WangFeng，MalthusianMythologyandChineseReality:ThePop-ulationHistoryofOneQuarterofHumanity，1700－2000，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早在1957年，宫崎市定将其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观点总结如下:中国文化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以后这种局面逐渐被扭转。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然而由于宋代文明的刺激，欧洲文明向前发展了。到了文艺复兴，欧洲就走在中国前面了。但起初二者之间的差距还很小，直到18世纪还是处于一种雁行状态。但是工业革命一发生，欧洲便把中国远远抛在后面了。参见宫崎市定:《宋代的煤与铁》，见《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98—199页。到了1973年，伊懋可(MarkElvin)提出了中国“中古时期经济革命”(Themedievaleconomicrevolution)和“帝制晚期没有技术变化的经济发展”(Thelateimperialeco-nomicdevelopmentwithouttechnologicalchange)的理论，认为中国在唐宋(特别是宋)时期出现“经济革命”，而自14世纪以后则出现重大转折，陷入“量的增加，质的停滞”(Quantitativegrowth，qualitativestandstill)。参见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尔后，漆侠提出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两个马鞍形”模式，即在秦汉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魏晋以下低落，隋唐有所恢复和回升，到宋代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从而达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峰”，“把宋代中国推进到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最前列”;元代急遽下降，明代中叶恢复到宋代水平，以后虽有所发展，但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迟缓和停滞。或者说，在金、元时期出现“逆转”，以后则“逐渐地缓慢、停滞下来”。参见漆侠:《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其在中国古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29—52页;漆侠:《宋代经济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到了1990年代，麦迪森(AngusMaddison)以欧美学界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中国历史上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了估算，其结果是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但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到1952年更下降到537美元。与此相对照，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而到1700年，达到870美元，超过中国。参见AngusMadd-ison，ChineseEconomicPerformanceintheLongRun，Paris:OECDDevelopmentCentre，1995.p.25，40。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在宋代出现飞跃，达到了顶峰，尔后发展减缓，最后陷于停滞”的结论，是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中外学坛上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模式的主流观点。关于对传统看法的批评，参见李伯重:《有无“13、14世纪的转折”?———宋末至明初江南农业的变化》，见《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21—96页;《“选精”、“集粹”与“宋代江南农业革命”———对传统经济史研究方法的检讨》，《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历史上的经济革命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以上两文见《理论·方法·发展趋势:中国经济史研究新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7—126、127—156页。代，达到更高的水平。这些新的看法的提出，也使得我们重新审视和检讨明清江南经济的状况和特点的工作更加有必要。四、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上述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各种理论，一直是国际(包括中国)学界关于明清中国(特别是江南)社会经济的主流看法。但是自1970年代以来，这些理论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①这些学者通过他们在不同领域里的研究，明确地指出:不能以欧洲的经验为出发点来看中国历史(特别是明清历史)。他们也推翻了以往学界对明清中国的许多看法，指出明清中国社会经济并未停滞，明清时期国家作了不少努力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例如鼓励农业、兴修水利、放宽对工商业的限制、维护国内正常的贸易秩序、消除国内贸易障碍、保障人民基本的人身和财产、赈灾、减免赋税等。这些举措导致了工商业经济有很大发展，市场机制变得更加有效，人民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提高，教育日益普及，社会流动加强，社会也变得更加平等，等等。到了1990年代后期，加州学派兴起，对以往的主流看法提出了进一步质疑。属于该学派的学者使用不同的方法，在人口史、社会史、经济史等不同的领域中，对近代早期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并提出了一种有异于传统看法的新观点，使得我们能够从新的角度来看世界历史，特别是看待近代早期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他们的观点在国际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目前正在兴起的挑战西方支配的“世界史”的“全球史”(Globalhistory)史观的重要内容。由于加州学派的主要观点，集中反映在彭慕兰(KennethPomeranz)《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TheGreatDivergence:China，Europeand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Econo-my)一书中，因此“大分流”也就成为了加州学派观点的代表。加州学派指出:在近代早期，中国(主要是江南)与西欧之间，在人口行为、劳动生产率、生活水平等方面，差别并不如过去所想象的那么大。用彭慕兰《大分流》中的话来说，在18世纪，欧亚大陆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核心区，如中国的长江三角洲、日本的关东平原、西北欧的英国和尼德兰、印度次大陆的古吉拉特等，它们共同拥有某些重要的特征(例如相对自由的市场、普遍的手工业、高度商业化的农业等)，而这些特征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在些地区都出现了某种形式的近代经济成长，彼此的经济发展水平在1800年前后也比较接近。但是自此之后，一个“大分流”出现了，英国以及其他西欧国家走到了前头，而其他地区则落到了后面。像长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虽然未能出现工业革命，但还是比世界上大部分地区为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近代经济成长做了更好的准备。上述观点使江南经济史研究得以摆脱以往的西欧中心论的束缚，从而避免了把江南的实际削足适履地塞入西欧历史经验的模式之中，并且为江南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更为宽广的视野。上述观点的基础，是对中国经济史研究中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新成果，这些成果推翻了以往理论赖以建立的许多前提，并揭示了西方列强到来之前中国的真实状况。近来的研究已证实，明清中国人口增长并不比同期西北欧人口增长快，由此而言，以往的“清代人口暴增”之说根本不存在;明清中国在技术与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要的进步，劳动生产率也有相当的提高;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地租和贷款利率大大低于以往所认为的水平，并未成为经济成长的严重障碍;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有相当的提高，可与当时的西欧富裕国家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扮演的角色，并非都是负面的，在许多方面是积极的;与同时期的西欧相比，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的人均赋税负担水平很低;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人口地域流动和社·47·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①对旧说提出质疑的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和我国港台学者，如全汉升、克劳斯(RichardKraus)、何炳棣、谢和耐(JacqueGernet)、柯文(PaulCohen)、罗威廉(WilliamRowe)、罗友枝(EvelynRawski)、魏丕信(PierreEtienneWill)、艾尔曼(Ben-jaminElman)、濮德培(PeterPerdue)、曾小平(MadelineZelin)、王业键、梁其姿等。会流动都在加强，在一些方面比同时期的西欧更加进步;明清(特别是清代)中国国内区域市场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强，导致了全国市场的出现与发展;等等。①而在所有上述这些方面，江南都表现得比中国其他地区更好。②以这些更加可靠的研究为基础，学界也作出了更加可信的中西比较。一个最新的研究是我与范·赞登(JanLuitenvanZanden)新近完成的19世纪初期江南与荷兰经济的比较。③这两个地区都属于近代早期欧亚大陆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直到19世纪，这两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很高。荷兰虽然已经大大落后于英国，但是其人均GDP依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④江南与此类似，尽管江南落后于日本，但是其人均GDP也仍旧高于日本之外的任何地区。正如德·弗理斯(DeVries)和范·德·伍德(vanderWoude)在其《第一个近代经济:荷兰经济的成功、失败与坚持，1500—1815》(TheFirstModernEconomy:Success，Failure，andPersever-anceoftheDutchEconomy，1500—1815)一书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在1815年以前很久，荷兰的经济就已是“近代经济”了。对什么是“近代经济”(moderneconomy)，学界一向有不同的理解。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的看法是，“近代经济”不必具有20世纪工业经济的外观，而是包含了那些使得上述外观成为可能的普遍特征。这些特征中最重要者如下:市场:包括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和资本)市场，都相当自由和普遍;农业生产率:足以支持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和职业结构，从而使得意义深远的劳动分工成为可能;国家:其决策和执行都关注产权、自由流动和契约合同，但同时对大多数人民的生活的物质条件则漠不关心;技术与组织:一定水平的技术和组织，能够胜任持续的发展和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以维持市场导向的消费行为。他们接着指出:在用近代经济概念分析一个历史上的经济并将其与其他近代经济进行富有成果的比较时，上述特征是很必要的。这些特征可能也存在于其他欧洲国家或者地区，但是荷兰经济由于其所具有的历史延续性和在建立经济近代性方面所处的领先地位，因此可以称为第一个近代经济。在17和18世纪的欧洲，荷兰不仅是欧洲的商品集散地，而且也有最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因此之故，麦迪森称荷兰为“领先国家”，最为接近当时欧洲的技术前缘，并为决定这个技术前缘做了最多的贡献。直到18世纪末，它的这种地位·57·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础———新视野中的近代早期江南经济①②③④这方面的工作，可参见加州学派学者的著作，特别是本文所引用的李中清(JamesLee)与王丰、彭慕兰(KennethPomer-anz)、王国斌(R.BinWong)等人以及我本人的著作。江南的市场发展情况，我在拙著《中国的早期近代经济———1820年代华亭—娄县地区GDP研究》第2章(第34—57页)中已有总结。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我在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NewYork:HoundmillandLondon，St.MartinPress，1998)的第8章(第133—154页)中已做了研究，结论是在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初期，江南农业劳动生产率有明显的提高。关于国家在保护产权、自由流动和契约合同方面的作用，以往有关研究不多，但是近来一些学者在有关问题的研究上已取代重要的成果(例如范金民:《明清商事纠纷与商业诉讼》，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邱澎生:《当法律遇上经济:明清中国的商业法律》，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等等)。从这些成果来看，清代国家(特别是江南的地方政府)是颇关注保护产权、自由流动和契约合同，并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的。关于技术与组织问题，我在过去的一些著述(AgriculturalDevelopmentinJiangnan，1620－1850第3章，第39—54页;《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第10章，第351—396页;《“楚材晋用”———中国的水转大纺车与英国的阿克莱水力纺纱机》，《历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62—74页;《明清江南农业中的肥料问题》，杭州:杭州出版社，2004年，第173—268页;《纺、织分离:明清江南棉纺织业中的劳动分工与生产专业化》，见《千里史学文存》，第149—172页)中也进行了讨论，指出明清江南在技术和组织方面都有可观的进步。以往学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大量研究成果，也指出明清江南在生产组织方面有非常值得重视的进步即“资本主义萌芽”。LiBozhong，JanLuitenvanZanden，BeforetheGreatDivergence?ComparingtheYangziDeltaandtheNetherlandsattheBe-ginningoftheNineteenthCentury，PaperfortheAsianHistoricalEcononicsConference，Beijing，May19－21，2010.但是要说明的是，该文中的江南情况，主要是以我对松江府华亭、娄县两县的研究为基础。AngusMaddison，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Paris:DevelopmentCentreofOECD，2006，p.49.才被英国取代。①自1400年以来，荷兰经济成长在欧洲一直名列前茅。特别是自1579年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出来之后，荷兰更进入了长达一个世纪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期，创造出了经济史上的“荷兰奇迹”。史密茨(Jan-PieterSmits)、德·荣(HermandeJong)和范·阿克(BartvanArk)认为17世纪的荷兰在生产率和技术上都是西方世界的领袖，②麦迪森则指出自1400—1700年间，荷兰的人均收入增长领先于欧洲各地，而自1600年至1820年，荷兰的人均收入水平一直是欧洲最高的。③经过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使得荷兰经济已转型为“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然而，与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的近代经济不同，荷兰的近代早期的经济发展仍然是建立在传统技术基础之上的，正如德·弗理斯所说:“从一种国际视野来看，荷兰的经历表明: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依然继续依靠前近代的、农村/农业的技术，以根据其经济环境调节其人口。”④这种依靠前近代技术的近代经济，也就是我在拙著《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一书中所说的那种“早期工业化”的经济。与荷兰相似，自16世纪后期开始，江南经济日益商业化，城市化水平也明显提高。到19世纪初期，江南经济也已发展成为“一种近代的、城市的、商业的经济”。⑤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所归纳出来的“近代经济”的主要特征，在16世纪以来的江南也表现得很明显。由于近代早期江南与荷兰在经济发展方面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的说法，即把1500—1815年的荷兰经济称为世界上“第一个近代经济”的话，那么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把同时期的江南经济同样称为世界上最早的近代经济之一。也正是因为如此，到了19世纪中叶，西欧发达国家人士来到江南时，并未将其视为一个落后的地方。例如1845年法国政府派遣拉萼尼(Lagrené)使团来华，其中有丝织业代表耶德(Isi-doreHedde)。他游历苏州之后，称之为“世界最大的都市”，并说:“谚语说:‘天有天堂，地有苏杭’，特别是苏州更是了不起。在那里耀眼的魅惑人的东西应有尽有。天(物)产丰富，气候温和，举凡娱乐、文学、科学、美术的东西无一或缺。这里是高级趣味的工艺和风靡全国的风尚的源泉地。这儿一切东西都是可爱的、可惊叹的、优美的、高雅的、难得的美术品。这个都市是江南茶丝之邦的首府，不仅是美术与风尚之女王，而且是最活跃的工业中心，又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货物集散地。总之一句话，是世间的极乐土，使人深感古来诗人、史家和地理学者之言的确不假。”⑥这个评语是来自当时西欧发达国家的观察家对江南的直观感受。这种感受表明了江南经济绝非一种与西欧近代经济截然不同的落后经济。在19世纪初期江南与西欧先进国家荷兰的经济的相似性如此明显，因此完全有理由说此时·67·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①②③④⑤⑥参见JandeVries＆AdvanderWoude:TheFirstModernEconomy:Success，Failure，andPerseveranceoftheDutchEconomy，1500－1815，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693－694。此外，德·弗理斯和范·德·伍德还对造就这个最早的近代经济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在提高生产率的投资、技术与组织的进步、能源供给、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等方面，17和18世纪的荷兰都表现得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出色。Jan-PieterSmits，HermandeJong＆BartvanArk，ThreePhasesofDutchEconomicGrowthandTechnologicalChange，1815－1997，ResearchMemorandumGD－42，N.W.PosthumusInstitnut/GroningenGrowthandDevelopmentCentre.AngusMaddison，TheWorldEconomy:AMillennialPerspective，p.77.JandeVries，ThePopulationandEconomyofthePre-industrialNetherland，JournalofInterdisciplinary，1985，Vol.15，No.4，p.682.城市在江南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参见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多视角看江南经济史(1250—1850)》，第377—446页。商业扮演的作用，则早已为众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这种作用之大，以致“人们可以提出一个悖论性的命题:中国的农村是过度工业化和过度商业化了”。参见MarkElvin，ThePatternoftheChi-nesePast—ASocialandEconomicInterpretation，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3，p.277。伊懋可在此引用的史料基本上是江南的，因此他的这个问题也主要是针对江南而言。ィ.ヘデ:《万物解》，译文采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的《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3页。的江南经济也是一个“近代经济”。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