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教案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教案概述中国文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历史也是相当悠久的。它可分为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近代文学理论批评和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三个阶段。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理论批评的萌芽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萌芽很早。在《周易·艮六五》中就曾提到"言有序"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在《尚书·尧典》中则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的说法。《尧典》虽系后人伪托，但仍反映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诗歌音乐的认识。在《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篇中，保留着许多原始艺术产生于模仿自然的宝贵史料，而且在《国语·郑语》中所记载的公元前8世纪史伯和郑桓公的对话中，就用朴素的原始的五行学说来解释艺术。史伯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由土、金⒛尽⑺⒒?5种原素和合而成的,音乐也是"和六律"而成,即音乐是由各种高度不同的音阶协调而成的，单一的声音不会有音乐,单一的事物不会有文采:"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这无疑是一个光辉的思想。在《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和齐侯的对话中，更进一步认为政治和音乐不能只求单一的"同"，而应追求对立诸因素和谐统一的"和"，对音乐来说，应该是"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即各种对立因素要相反相成，相互为用。他们所提出的艺术辩证法思想、关于"和乐"的中和之美的思想，对中国的美学思想、艺术创作及文艺理论批评，曾发生过深远的影响。公元前7世纪时晋大夫□缺提出了"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无礼不乐,所由叛也"(《左传·文公七年》)等,强调诗乐要歌颂"德礼"；公元前6世纪伶州鸠又从原始的阴阳学说解释音乐的形成，认为音乐只有按照自然的阴阳之气的规律和特点制作,并保持和谐,才能"以遂八风"，使阴阳和顺谐调，"风雨时至，嘉生繁祉"，并提出了"政象乐"(《国语·周语下》)的观点，以及医和所提出的对音乐"节"制(《左传·昭公元年》)的思想，都曾为后世继承和发挥。吴季札观乐，是现存史料中对周乐的最详细的评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评论中不仅再一次提出了"中和"之美的问题，而且提出了从音乐中可以看到人民的愿望、政治的兴衰，所有这些，都为后世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学理论批评的形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形成于春秋末季至战国时期。当时,由于处在文学发展的早期,文、史、哲不分，"文"的概念包括各类文章以至于文物典籍，所以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批评。诗的概念虽然比较清楚，但由于诗、乐、舞一体，所以关于诗的意见在很多情况下是泛指诗、乐、舞的。文学理论批评，则是特写意义上的文艺批评。这一时期，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和道家，特别是儒家关于文学的一些观点，在整个古代文论的发展中占有支配性的地位。道家的因任自然的文学观，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庄子的"大辩不言，……言辩而不及","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等关于"道"的言论中，可以看到他们强调的是一种"不期精粗"、妙绝名言、自然全美的境界。所以老子提倡"大音希声"，庄子提倡"天籁"。同时，他们还强调有无相生、相反相成，以及重自然浑成等。这些思想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在有关文学理论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孔子关于诗、乐的"兴、观、群、怨"等社会功能的概括，关于美学批评和社会批评统一,即美、善统一的艺术观,关于"情"与"辞"、"质"与"文"等关系的见解；孟子关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知言养气"说、"知人论世"说；荀子关于诗、乐与情感关系的论述，所谓"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以及关于诗乐"感人"、"入人"、"化人"等社会作用特点的见解等，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儒家重道德伦理规范的文学观和道家自然无为的观点相反，它的一个最引人瞩目的特点就是强调文学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重视对文学艺术的道德伦理规范。如孔子所提出的学诗以"事君"、"事父"的要求，荀子关于诗、乐应对"兵劲城固"、"一天下"、"齐"天下起积极作用的观点；又如孔子提出的"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思无邪"以及"温柔敦厚"等要求，孟子关于仁义对于文学的规范作用,荀子关于"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的论述等。这些,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中，后来成为一种比较侧重文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功利作用的传统观点。此外,在这个时期,各家还比较普遍地强调诗的"言志"作用，强调在认识外界事物时内心虚静的重要性；儒家的一些著作还进一步发挥了"中和之美"的思想，《易·系辞》等著作中谈到了"一"与"不一"，以及阳刚阴柔的问题，这些，也都给后世的文学理论以深远的影响。两汉时期，以《诗大序》为代表的一些著作关于《诗经》及赋比兴的艺术手法的探讨；源于屈原《惜诵》及《淮南子》而为司马迁正式提出的"发愤说"，以及许多著作对于屈原作品的思想艺术特点的分析；围绕着汉赋的争论而提出的种种文学见解，也都影响了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当时，由于儒学衰退所带来的一定程度上的思想解放，文学脱离经学附庸地位而取得的更大的独立性，文学艺术本身在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以及西域佛教的输入和流传等，都促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对文学本身的特点认识得更加清楚。"夫文本同而末异"（曹丕《典论·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就是这一时期产生的一个重要命题，说明人们开始从理论上认识到文学和其他著作之间的同和异。这比起在此之前只注重它们之间的共性而忽视其差别性，是一大进步。同时，人们也更进一步重视诗的"缘情"即抒发感情的作用；认识到文学创作不同于理论著作，主要在于它的"图写情兴"（《南齐书·文学传》）、"兴会标举"(《宋书·谢灵运传论》)等，这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文学创作的特点。其次，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影响很大并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如风韵、风神、气韵、神韵等概念，关于风力或风骨的理论，关于形与神、形似与神似、境和境界的论述，关于言、意、物关系的剖析，等等。佛教的输入、传播及其与老、庄思想的融合，佛家造型艺术的发展等，也直接促进了人们对"取象"、特别是对艺术的形象性的认识。再次，产生了一系列理论名著，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特别是《《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文学理论批评专著,其中对有关文学创作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构思、想象、情感、风骨、风格、艺术夸张、修辞剪裁、形式内容、"通"与"变"的关系、主观的情与客观的物的关系、"神与物游"的形象思维问题、艺术表现的意余言外问题，作者本身的修养问题以及文学批评问题等，都有不少精辟的意见。这些理论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唐宋时期的文学批评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繁荣，诗、词、散文等都取得了高度成就。文学理论批评围绕着当时的创作问题所进行的探讨，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一时期中一些重要的文学运动和创作实践问题，如唐代的诗风改革、新乐府运动，不同诗歌流派积累的创作经验，唐宋两代的古文运动,宋代诗词发展中的问题等,在理论批评中都有深入的探讨和充分的反映。唐代初期，文学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纠正南朝以来文学创作相对地重形式而轻内容的流弊。唐末五代和宋代初期，这类情况又以新的形式出现。所以唐宋时期，都出现了以复古求革新的文学运动。不同的是,唐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先秦两汉之古,宋代的复古运动是复包括唐代文学的优良传统在内之古。唐宋古文运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主张，是"文以明道"。韩愈、柳宗元都曾倡导这一主张。韩愈的门生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指出："文者，贯道之器也。"宋代的周敦颐则指出："文，所以载道也。"（《通书·文辞》）唐宋古文家虽然都强调"道"，但具体内涵不尽相同，有的偏重于儒家的古道，有的则偏重于给"道"以现实的"辅时及物"的解释。这一理论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曾发生很大的影响，直至明、清和近代都有许多人继续提倡，成为文学理论反对忽视思想内容的武器。至于宋代理学家以道统排斥文学艺术规律的做法，由于其理论上的褊狭性及实践上的危害性，对后世的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大影响。在诗歌方面，初唐陈子昂等人提倡"汉魏风骨"或"建安风骨"，对于唐代诗歌的健康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杜甫《戏为六绝句》在批判齐梁遗风的同时提出"转益多师"，强调学习、借鉴前人的创作经验,对于促进唐代诗歌的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乐府运动，则对传统的"美刺"特别是"刺"的原则赋予新的内容，并把它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即要求文学尽可能地对社会生活发挥积极作用。这是古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具有民主性的精华。以皎然、司空图为代表的诗歌理论，不仅对诗歌风格作了细致深入的探讨，而且对诗歌美学中的意境问题,诗的虚、实及动态美的问题,外在的物与作者的感兴、情思的关系问题，诗应重性情、轻词采的问题，以及关于"象外象"、"味外味"、"离形得似"的问题等，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们的理论虽含有较多的消极因素，但其中关于诗歌创作特别是抒情写景短制的艺术规律的探讨，对于推进中国诗歌美学的发展，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宋代的诗歌理论,在反对宋初的"西□体"方面,以及反对后来的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语录讲义之押韵者"为诗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宋代还出现了一种新的理论批评形式：诗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上述违反艺术规律的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沧浪诗话》在批评宋诗流弊的同时,还正面提出了关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如诗歌创作中的"别材"、"别趣"即形象感受和思维能力的问题，诗歌在艺术表现上"本色"美的问题和传神入化的问题,都富有卓见。其中关于"兴趣"、"妙悟"的主张，也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严羽在不少方面继承了皎然、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并作了进一步发展。但他的诗歌理论中的消极因素，也给后世以影响，如清初的"神韵说"就是吸收了严羽诗论中的一些消极因素发展形成的。宋代以后,诗话继续发展,陆续出现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如《□斋诗话》、《原诗》、《随园诗话》等。直至近代，诗话一直是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诗话的发展，后来还出现了词话、曲话等。词的创作在宋代取得了高度成就。关于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许多问题，如词与诗、与乐的关系问题，词的题材及表现上"本色"问题，"清空"与"实质"的关系问题等，在当时的词论中也得到了反映。明清时期，中国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小说、戏曲文学的勃兴和繁荣，出现了一批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品。反映在文学理论批评上，便使得小说理论批评和戏曲理论批评也随之发展起来。正如李渔所说:"天地之间,有一种文字,即有一种文字之法脉准绳。"(《闲情偶寄·结构第一》)对小说、戏曲文学创作的探讨,构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理论批评的新的特点。从小说理论批评来看，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小说序跋；一是小说评点。它们所发表的理论批评意见虽然比较零星，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对于小说创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诸如孤愤说（见发愤说），小说与现实的关系，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小说评说天下大事及历代兴废的社会作用，小说家所需要的才能、知识和文学修养，小说语言、人物的个性化及典型创造，小说在艺术表现上的虚实、传神、虚构及景物描写，小说思想艺术的感染力，小说与纪事文学、传记文学、历史的区别等，都有很多精辟的见解。评点的形式滥觞于南宋，明代进一步广泛开始运用于小说和戏曲。由于署名李贽的《水浒传》评点在明代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使得评点这一形式迅速发展起来。后来毛宗岗对《三国志演义》、张竹坡对《金瓶梅》、脂砚斋对《红楼梦》的评点，影响也很大。除小说、戏曲外，其他形式的作品如散文、诗词，以至史籍（如《左传》、《国语》）、选本（如《文选》）等,也都有人进行评点。明清时期,评点成为发表理论批评意见的一种相当普遍的形式。从戏曲理论批评来看,除了序跋、评点外,还有一种重要的形式即曲话、曲论。其代表著作，明代有徐渭的《南词叙录》、王骥德的《曲律》，清代有李渔的《闲情偶寄》。李渔对于戏曲的内容及其社会作用的认识，虽然带有鲜明的封建礼教观念，但对于戏曲创作中的种种问题，如重结构、立主脑，典型人物的创造及传神入化，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关系,艺术的集中和概括,人物、事件的前后照应和埋伏，人物语言的个性化及宾白的重要性，写景与抒情的关系，情节安排的合理性，以及艺术创新、音律、科诨、 剧本 关于骆驼祥子剧本台词历史剧本一秦朝校园心理剧优秀剧本荆轲刺秦王课本剧欲望都市6季英文剧本 等，都有很精辟的论述，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闲情偶寄》是中国传统戏曲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明清文学理论批评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在一部分著作中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这和当时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生、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李贽的"童心说"中，在汤显祖、徐渭、公安三袁的著作中，在金圣叹的戏曲评点、袁枚的"性灵说"中，都可以看到这种色彩。其中心内容，是反对封建礼教对于人的正当情性的禁锢和扼杀，要求文学表现人的真实的心性和情感。这是很值得注意的。在诗、文理论方面，除了上面已提及者外，明清时期影响较大的还有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王士□继承前人有关神韵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神韵说，沈德潜以诗的温柔敦厚为鹄的格调说，翁方纲以堆垛学问为基本内容的肌理说，以及桐城派的散文理论等。这些流派的理论,有的虽有合理因素，或由于不适当的片面强调,以至在主要方面走向了荒谬；有的在艺术上虽有可取的、甚至精辟的见解，但在思想倾向上却比较落后。对文学理论批评作出更多的积极建树的是清初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除王夫之《□斋诗话》而外，其中以叶燮的诗歌理论成就最高，他的《原诗》内外上下四篇，虽然在清代长期不受重视，其中对许多理论问题的探讨都超过了前人，对古代文学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在长期的发展中，结合各种文学创作实践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并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点。例如,赋、比、兴，形与神、情与理、文与质、文与道、情与境、幻与真，以及虚实、风韵、神韵、风骨、意象、意境、文气、韵味、趣韵、象外、兴象、兴寄等，都是中国古代文论所独具并有着丰富内涵的概念。从形式来看，虽然具有严密理论体系的著作相对较少，多数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史著、笔记、序跋、诗话、词话、曲话、赋话、评点中，但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一系列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卓见，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从表述方式来看，虽然总的说，不十分重视抽象的、逻辑的推论和概括，但很重视直接性的审美感受和辨析性的艺术鉴赏，而且常常精细入微，可以意会，难以言传。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的特色。近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到近代，随着社会矛盾和社会性质的急遽变化，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也开始发生变化。近代早期的启蒙主义者如龚自珍等，虽然主要还是运用传统的文学理论，但已认识到改变它的重要性，他们普遍主张文学应和社会生活一起变革，深刻反映当时"万马齐喑"的时代，发愤而作，甚多感慨，推动社会的变革和发展；同时大声疾呼地反对无病呻吟的"伪体"，反对"藻绘虚车"，要求文学应该"尊情"，特别是引人向上之情，强调文学应发挥"经世匡时"的政治作用。这对后来的改良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改良派则开始引进了近代西方的文学理论,黄遵宪特别重视诗歌从内容到形式的革新,梁启超等则特别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提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主张解放文体，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封建教条的禁锢，反对桐城派的文学理论。他们公开提倡文学应学习西方，引进"写实派"和"浪漫派"等西方的小说理论,鼓吹文学为改良主义服务,甚至把小说的改良看作社会改革的根本。他们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以及后来南社所倡导的"戏剧革命"，在提高小说、戏曲的社会地位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近代的文学理论虽也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在促进文学思想的解放上，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近代后期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王国维。他曾受到西方近代科学的影响，因而在传统文学理论的基础上吸收了康德、叔本华等人的美学思想。他的文学理论中虽有不少糟粕，但也不乏创见，对传统的境界说（见意境）作出了新的解释。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传统的诗文理论虽然流派不少,著作繁多,但除刘熙载的《艺概》、况周颐的《蕙风词话》等少数著作在艺术创作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外，大都陈陈相因,缺乏创见,成就不高，而且往往表现出落后甚至反动的思想倾向。这一时期具有革命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青年鲁迅所写的《摩罗诗力说》。在这部充满革命激情的著作中，既吸取了传统文学理论批评中的精华，又表现了坚决、勇敢的反封建精神,提出了彻底冲破两千多年以来传统诗教的束缚,并积极介绍欧洲和俄罗斯"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文学。它标志着传统文学理论批评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的过渡。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许多人从理论上鼓吹反封建的"文学革命"，胡适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提倡白话文学，在对封建文学思想的冲突中，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所谓的"文学革命"，其实不过是一种改良。五四运动以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思想文化包括文学理论批评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得到迅速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始人李大钊、陈独秀等，都曾宣传过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30年代之前，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传播方面，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瞿秋白和鲁迅。瞿秋白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学大众化的最早的提倡者，他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以及其他理论批评文章，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大力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拉法格、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等有关文学理论的著作，对当时的文学运动发生了深刻的影响。鲁迅在"五四"以后一直是新文化运动包括新的文学理论批评运动的主将,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他以革命民主主义为武器,扫荡封建文学思想,对从"思无邪"的诗教到封建纲常,从"儒者柔也"到"国粹主义",从《甲寅周刊》到《学衡》等各种各样的封建思想，都曾作过有力的批判，进行过勇敢而韧性的战斗。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后，他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热情的宣传者和捍卫者，也是反对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斗士。他在晚年，不仅努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而且写下许多闪耀着马克思主义光辉的文学理论著作。鲁讯的文学理论可贵之处，在于既敢于在白色恐怖下始终如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原则，又敢于对革命阵营内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宣传上的机械论和教条主义进行斗争；他要求创造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而又善于吸收古今中外文学和文学理论的丰富遗产；他善于学习外国，而又坚决反对崇洋媚外的西崽相。鲁迅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巨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巨人。对于"五四"以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文学理论，虽不能一概抹煞，但实际上，其代表人物此时已不可能作出什么新的、重要的贡献。而且，随着革命的深入和发展,他们也日益公开地站在无产阶级文学的对立面,他们的文学理论，也终于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所战胜、所取代。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艺论著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文献。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实际经验，对革命文学的一系列原则性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尽管在某些问题的提法上有不够科学之处，由于历史的发展，有的提法今天已不能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但作为其思想核心的，是艺术与革命、艺术与人民（在当时主要是工农兵）的关系问题，以及与之紧密相联系的作家与革命的关系（即作家的世界观问题）和作家与人民的关系（即深入人民生活并在艺术上表现他们）的问题。这些重要的思想，40多年来一直是指导中国革命文学的最基本的原则。正是在这些原则的指引下，中国的革命文学事业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取得了不可低估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提出了发展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尽管后来在实践中发生过"左"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加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蓄意歪曲、破坏，曾经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从而也对文学创作造成不可低估的危害，使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发展遭受了严重的曲折，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经过拨乱反正，《讲话》的基本原则得到了澄清和发展，"双百"方针也逐步得到了认真的贯彻。近几年来，在社会主义文学获得新的繁荣和发展的同时，文学理论批评也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的文学理论工作者，总结了以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努力探索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批评艺术教条主义及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坚持文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作出了显著成绩。同时，从20年代开始的对传统文学理论批评的发掘、整理、研究工作,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1927年,出版了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30至40年代期间出版了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继而出版的有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刘大杰和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中、下册）及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近年来，广大文学理论工作者普遍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民族化，建设切合中国实际、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基本原则，密切联系中国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实际，不断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又必须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论的丰富遗产，并认真地、科学地而非生搬硬套地、失之皮毛地学习、研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方面有价值的新成就，发展中国的文学理论。因而这些方面的研究都空前或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果。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正在沿着正确的道路，继续向前发展。先秦秦代以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的文论。由于当时处于文学发展的早期，"文"的观念实质是一种包括文化、文章、文艺的广义的文学观念，并随诸子思想体系的不同而各有独自的理解和侧重。同时也随着诸子思想的影响而对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先秦文学批评的发端文学批评来源于文学创作实践。先秦典籍中很早就涉及文学批评问题。最先是谈"言"、"辞"，如《周易·艮六五》："言有序"，就是说语言要有层次，要有条理。又如《仪礼·聘礼》："辞无常，逊而说。辞多则史,少则不达。辞苟足以达,义之至也。"它所谓"辞"，是指使臣聘问的外交"辞令"而言；它要求"达"，就是能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这和孔子所说的"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意思一致，反映出古代统治阶级对于言辞的重视。春秋时期，各国使臣往来频繁，言辞的得失常常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因而对于言辞更加重视，把"立言"列为"三不朽"之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谈言辞问题是先秦文学批评的萌芽。先秦文学批评的正式形成，表现在对《诗》和乐的评论方面。今传的《诗经》，是西周初期到春秋中期的作品汇集,其中有些诗篇明确表白了作诗者的用意。如《魏风·葛屦》："维是褊心，是以为刺"，《小雅·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大雅·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这里有箴谏,有颂扬，显示出诗歌的政治、社会作用，为"诗言志"说、"美刺"说提供了作品根据。周王朝的统治者对于诗歌是很重视的，《国语·周语上》、《国语·晋语六》、《左传·襄公十四年》都有使"列士献诗、瞽献曲"一类记载。统治阶级的重视诗歌，主要不是为了欣赏诗歌艺术,而是为了政治上的实用,用以观察政治的得失、风俗的盛衰，对贵族子弟进行思想教育，使诗歌发挥箴谏作用。当时的诗都是合乐的，所以周王朝掌管音乐的太师，同时也管教"六诗"（《周礼·春官宗伯》），诗与乐成为周王朝巩固其统治的重要工具。春秋时期诗歌实用的范围有所扩大，成为各国使臣外交辞令的组成部分。据统计，《左传》和《国语》共引《诗》200多次,绝大部分见于今本《诗经》。各国诸侯、使臣之间，在许多场合，赋《诗》言志，或使别人赋《诗》以"观其志"。他们对《诗》往往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摘取《诗》中的一两句话来言自己的"志"，或颂扬，或讽刺。《诗》在政治、社会生活中发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就在这种环境里进一步产生了对《诗》的评论。《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吴国公子季札观乐时的一段议论，可以说是古代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文艺批评。鲁国为季札演奏了《周南》以下的十五国风(次序和今本大致相同)以及《小雅》、《大雅》、《颂》，还表演了多种乐舞。除了《桧》、《曹》以外，季札对各国《风》和《雅》、《颂》以及乐舞，一一作了评论。在评论中他先称音乐之美，而后论其歌辞。值得注意的是，他能从乐曲和歌辞中判断有关国家的兴衰以及发展前途。例如对《郑风》的评论是："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对于《齐风》的评论是："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他把音乐、诗歌和政治的关系以及音乐与诗歌的认识作用提到这样的高度，是前所未有的。他称许《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豳风》"乐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言"，《颂》"哀而不愁，乐而不荒"。可以看出，他欣赏的是诗与乐的中和之美。他对于颂美"先圣"、"先王"的《颂》诗更是备加赞扬，表现出他维护王政的鲜明立场。他的见解对以后诗乐理论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在先秦古籍中明确提出"诗言志"说的是《尚书·尧典》。所谓"志"是指志意怀抱而言，着重在对政治和社会的态度与看法。"诗言志"概括了诗的功能和特点，在诗歌理论上有重大意义，以至于被称为"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诸子的文学批评春秋、战国之际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表现在文化方面是"礼崩乐坏"的局面。旧的统治阶级控制文化教育的权力已被削弱；孔子聚徒讲学，标志着文化教育已从官府贵族手里摆脱出来。这在古代文化史上是一个重大的变革，这个变革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孔子在讲学中，培养出一批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弟子。他们来自各个阶层，这就使文化知识得以广泛传播。随着各诸侯国斗争形势的发展，"士"的阶层不断壮大，他们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述自己的社会理想，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诸子的文学批评在这种形势下得到发展。孔子的文艺批评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是"文质"说和《诗》论。他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质"和"文"的本义是质朴和文华，在孔子，是指人的品德和文化修养讲的，但可以引申到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方面来。他要求"文质彬彬"，也就是启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应该统一。因为重视"文"，所以他很重视言辞；还因为言辞和从事政治活动的关系也很密切，不懂得言辞，就不会了解人。他说："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他在教育学生时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见《论语·先进》），把"言语"特设一科，说明了他对言辞的重视；但置在"德行"之后，表明了他最重视的还是"德行"。他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论语·宪问》）。他反对那些"巧言令色"的"佞人"（《论语·公冶长》）。但孔子也并不排斥文采，《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他的话："《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还说过："为命……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论语·宪问》），都可说明他对文采的重视。孔子很重视《诗》的学习，《论语》中谈到《诗》近20处,可以看作是纯粹的文艺批评。孔子对《诗》的总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这都是就《诗》的道德教育作用而言的。孔子重视学《诗》的另一原因是，《诗》可以作为学习辞令语言的教本。他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而学习《诗》的语言的目的则是为了从政之后，"使于四方"能够"专对"（《论语·子路》）。这显然是从春秋时期各国使臣往来时常常引《诗》出发的，是"尚用"观点的体现。孔子在论到《诗·关雎》时说："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和季札的观点一致，所欣赏的也是中和之美；他对于流行的新声，采取排斥的态度，指出"郑声淫"，并主张"放郑声"（《论语·卫灵公》），可以看出他的文艺思想的保守方面。诗与乐的中和之美，派生出"温柔敦厚"的"诗教"说（《礼记·经解》），旨在协调封建阶级内部矛盾，因而成为后代诗歌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则，对于诗歌创作产生了一些有害影响。但它作为诗歌的一种风格来说，也未可厚非。即使是政治讽谕诗,也不见得一味刻露就是好诗,有时婉而多讽，反具有感人力量。孔子论《诗》的另一个重要观点即"兴、观、群、怨"说（《论语·阳货》）。他从多方面肯定了诗歌的政治、社会教育作用，加以高度概括，成为一个理论原则，这是他对诗学的重大贡献。墨子是接近社会下层的思想家,其学本出自孔门,后来自立思想体系，与儒学抗衡。他主张"节用"，反对繁文缛节的"礼"，反对一切雕饰、文采。他说："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衣之"是"单(殚)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墨子·辞过》)。基于这种观点，他反对乐。在《非乐上》中举出了反对乐的五个理由,意思不外是劳民伤财,有害于政。他也说过："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佚文），似乎并不绝对排斥"丽"和"文"，不过他在这方面很少发挥，主要的还是否定音乐的陶冶性情作用，否定人们的审美要求，把"尚质"、"尚用"推向极端，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墨子的"尚质"、"尚用"思想还表现在他提出"三表"作为立言的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即"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就是说，发表言论要根据古代"圣王"的历史经验和当前百姓的生活经验；还要付之实施，看百姓是否受到实际利益。他把"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作为检验言论的标准之一，表现出他的进步思想。但他的着眼点是言论的实用价值，是论述的严密性和逻辑性，而不是文采，他自己的文字也都朴实无华。他的"尚质"、"尚用"的观点，为韩非所接受。孟子生当战国纷争、百家争鸣的时代，他继承和发展了孔子学说，他在和别人的论辩中，引《诗》近40多次，引《尚书》近20次，可以看出他对这两部儒家经典都有很深的研究。这是他的文学思想的基础。和墨子不同，他认为音乐具有感化人的作用："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尽心上》）他重视外在的修饰之美："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齐（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下》）他认为爱美是出于人的天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他最早提出了审美观的共同性问题："口之于味也，有同耆（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告子上》）其中包含着正确的成分。他的文学观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以意逆志"说和"知人论世"说，作为理解诗歌的方法和评论作品的原则，这两说都有首创意义，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孟子的"知言养气"说，也对后世文论有较大影响。所谓"养气"，是指自我修养而成的一种"浩然之气"；所谓"知言"，则是指"□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它们的本义是讲道德修养与辨别言辞是非的问题，后人引申到文学批评方面来，成为"文气"说的理论根据。庄子的文艺观受老子影响很大。老子认为客观世界存在着混然一体的"道"，这个"道"是无形的，恍惚的,不可名说的,对于它，难以用语言和思维器官去把握，只能用"虚静"的精神状态去体验。基于这种哲学观点，他反对言辞辩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老子》五十六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老子》八十一章)他反对一切美色、美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十二章)他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因而反对知慧、仁义："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十九章）对一切文化艺术都予以彻底否定。他的观点在庄子那里得到全面发展。庄子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美丑、善恶、是非,都是没有客观标准的。所以他反对求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养生主》）他反对"美言"："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进而反对言辞辩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就是说言和意所能及的只是一般事物的迹象，而最高的"道"，是无形无象的，言和意所不能及的，至于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语言的书籍，只不过是"糟魄"而已。这种从根本上否认言辞功能的说法，自然是片面的,但任何语言表达上都有一定的局限,言和意之间不可能完全契合，所以庄子的话也有其合理的因素。他还说到"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它启示人们:文学形式是为表达内容服务的,不能为了形式而掩没了内容。要得其意,传其神,意得神现即止，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庄子的观点成为后世"离形得神"论的先声。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的"大音希声"的观点。在《齐物论》中,他把声音分为"人籁"、"地籁"、"天籁"三种，他最欣赏的是"天籁"，即非人的浑然不可分辨的大自然之音，"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在《天运》中，他还把"天籁"解释成无形无声的至乐，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然全美的最高境界。这和他的"言""意"之辨是相通的，对于后代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影响至为深广。《庄子》的一些寓言，如《养生主》中"庖丁解牛"的"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生》中"佝偻承蜩"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天道》中"轮扁凿轮"的"得之于手，应之于心"等，虽是就各种技艺而言，但却揭示出如何认识与掌握艺术创作规律的问题，对后人有启发作用。荀子精通儒家经典，在《荀子》一书里引《诗》即有80次之多。儒家经典大多通过他传之后世。荀子文学思想最重要的内容是"尊经"、"明道"。针对孟子的"性善"说，他提出了"性恶"论，这是他强调后天学习重要性的理论根据。他说"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仪，为天下列士"（《大略》）。他所说的"文学"是广义的，主要内容指儒家经典。他主张"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劝学》)。他对于《诗》、《书》、《礼》、《春秋》作了很高的评价，而特别推重的是《礼》。荀子所讲的"礼"有新的内涵，它是和"法"联系在一起的。他说："'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礼论》），就是按贵贱身份不同而享用财物的等级制度，这已超出一般的道德规范之外。荀子特别强调学"礼"，就是要人们心悦诚服地遵守统治阶级的等级制度。荀子还多次讲到"道"。这个"道"是圣人之道，也就是《诗》、《书》、《礼》、《乐》之道，他认为明道必须尊经，尊经是为了明道，明道是明圣人之道，"百王之道"。他的见解开后世"宗经"、"明道"、"征圣"说的先声。基于明道的观点，荀子重视言辞，提倡论辩。他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非相》)他所谓"小人辩言险"是有所指的。他对于春秋、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除孔子外都加指责，而抨击最烈的是邓析、惠施。他明确指出辩说必须为明道服务："辩说也者，心之象道也。"（《正名》）他对言辞、辩说的见解，也反映了他的文学观。荀子的《乐论》是针对墨子的《非乐》而作的。他认为音乐有很强的感化力量，可以"移风易俗"，可以对《礼》起配合作用。《乐论》是季札、孔子以来在音乐理论上的重大发展，它自成一个体系，影响深远。韩非子曾从学于荀子，而他的文学观却是商鞅文学观的发展。在《商君书》里，《诗》、《书》、《礼》、《乐》被列入"六虱"之内，并认为"豪杰务学《诗》、《书》"以逃避农战，是兵弱的原因，对于儒家经典及传统文化采取断然否定的态度。韩非子把儒者列为"五蠹"之一,加以抨击,认为"儒以文乱法"（《五蠹》）。他采取老子"尚朴"、"尚真"和墨子"尚质"、"尚用"的观点,反对"文"和"饰"。他说："礼,为情貌者也；文,为质饰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解老》)他把"情"和"貌"、"质"和"文"完全对立起来，不承认"貌"和"文"对于"情"和"质"有任何积极作用，甚而认为有害，显然是过激之论。他还进而说："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亡征》）"辩说"、"文丽"会导致国家的灭亡，又从反面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他在《和氏》中说商鞅曾"燔《诗》《书》而明法令"。他为秦王朝实行严酷的文化政策提供了理论的历史的根据。先秦文学批评的特点和影响先秦的文学批评，由最初的片言只语发展到较为完整的见解，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文化的发展。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政治发生巨大变革，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在学术领域,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争辩中各自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文学批评也随之而发展。但总起来看，当时学科的界线还不很清楚，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独立的学问，而是和史学、哲学等交织在一起，没有专门的文学批评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见解，大多是从思想家、教育家、政论家的有关言论中推衍出来的，零散的多，有系统的少。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文学见解，都是和他们的政治观、历史观、社会观、道德观紧密相连的，由于思想体系不同，文学见解也各异。儒家学派普遍地重视文学艺术的政治、社会教育作用，主张文质结合；墨、法、道诸家则倾向于崇"质"而轻"文"。就中墨、法两家强调的是"用"，道家强调的是"真"、是"神"，并涉及艺术创作规律问题。各家都以文质问题作为议论的重点，从各种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丰富了先秦文学批评的内容。其中有主张文质并重的，有主张重质轻文的，却没有重文轻质的。这可以说是先秦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后代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往往成为后世排除浮艳文风的理论武器。汉代汉代的文学批评比先秦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时随着学术文化的繁荣，文史哲等部门进一步划分而成为独立的领域，对文学的认识也有所提高。汉人称学术为"文学"，称词章为"文章"；"文章"的概念已较接近今天"文学"的概念。汉代的文学创作有诗、赋、散文等形式。擅长辞赋还是文人仕进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些对文学批评的发展，都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西汉中期以前学者对《楚辞》的批评汉代文学批评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与汉代哲学、政治思想的发展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西汉前期，统治阶级奉行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儒家的地位不高,在文学批评中道家思想的影响较多。如贾谊《吊屈原赋》中，在对屈原及其作品高度赞扬的同时,又认为屈原自沉是不必要的,他可以"远去"、"自藏"，避离"浊世"；他既有才能，到处可以施展,"历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稍后，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又说读了贾谊《□鸟赋》后,"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显然是从道家清净无为、任其自然的观点出发去评论作家和作品的。据《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强调"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其传"。这段记载如果可信的话，那就是庄子轮扁斫轮思想在文学创作上的运用。至于淮南王刘安主持编纂的《淮南子》一书中，如"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原道训》）；"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五声哗耳，使耳不聪；五味乱口，使口爽伤"(《精神训》)等语，也阐发了老庄"大音希声"和"至乐无乐"的文艺和美学观点。西汉中期以前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对屈原和《楚辞》的评论。汉武帝曾命刘安作《离骚传》，刘安对屈原的评价很高,他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然泥而不滓。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