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相须为用_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_杨成秀

2014年第4期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音乐艺术开拓·创新174优秀博士论文章节选登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杨成秀(导师:洛秦教授)收稿日期:2014－10－18作者简介:杨成秀(1981～)，女，上海音乐学院2014届博士，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图书编辑(上海200031)。内容提要:唐至北宋时期，吉礼三祀中体现祭祀等级的环节逐渐增多，在此过程中，北宋时期在用乐上进一步加强了三祀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中等级化、差异化方面与礼的同步性。宋仁宗皇祐改乐则进一步例证了礼制对雅乐改制的直接影响。关键词:雅乐;吉礼;礼乐;北宋中图分类号:J60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70(2014)04－0174－10“礼乐”思想自汉代已基本定型并成为主流统治性思想;礼乐制度则于隋唐时期趋于成熟，之后并未再出现伤筋动骨式的激烈变革。这就是我们探讨北宋礼乐文化时所面对的其所处的稳定而成熟的历史传统。然而，北宋音乐史上却出现了复杂于其他任何历史时期的反复性的“雅乐改制”，究竟是什么原因，致使在看似平静无澜的礼乐思想和制度环境下，持续生发出激烈动荡的事件?表象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无疑是多元且复杂交织的，而所有因素中最直接的，则莫过于礼与乐的关系。本文即以此为切入点，来考察与分析北宋吉礼用乐中，礼、乐的关系及其变化，以及在具体事例中研究礼制对雅乐改制的影响。一、北宋吉礼三祀用乐的变迁及其特点《左传》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家祭祀即五礼制度下的吉礼。“作为国家制度的吉礼，其内容就是国家祭祀。”①对祭礼进行等级的划分，在《周礼》中已有所表述。但大、中、小三祀等级制度在礼典中正式确立，始于隋初。不过，隋代三祀的等级性在具体操作中并没有充分表现，直到唐至北宋时期，仪式中体现祭祀等级的环节才逐渐增多。②笔者此处所关注的，正是这一过程中北宋在用乐方面的发展变化。(一)用乐礼典增多1．宋真宗时十四大祠用乐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议和，订立“澶渊之盟”。史载，宋真宗“时既罢兵，垂意典礼”，于是下诏修改大祠用乐的制度。当时国家吉礼三祀用乐制度中，只有天地、感生帝和宗庙祭祀才用乐，其中皇帝亲祀用宫悬，若有司摄事则只用登歌。③景德三年(1006)八月，宋真宗下诏，十四大祠皆用乐，例同祀感DOI:10.19359/j.cn31-1004/j.2014.04.020音乐艺术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2014年第4期开拓·创新175生帝。④《太常因革礼》中的记载更为详细，一一叙述了新增用乐的诸祭，包括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祀神州地祇、春秋蜡祭太庙太社太稷、春秋祀九宫贵神、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季冬蜡百神、五郊迎气等。⑤此次变更，乃是参考唐制，以《通礼》为范本，对北宋礼仪用乐规范的进一步完备。宋真宗在位期间，没有对雅乐进行律高复位那样在音乐本体上的根本性变动。但是这项在用乐制度上新颁布的举措，却在北宋礼典用乐的历史上有标志性意义。2．宋仁宗时三中祀用乐享先农是象征意义颇浓的仪式，通过皇帝亲耕的形式，来体现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释奠文宣王是祭祀儒家先圣先师的礼仪，统治者以此表示对儒学传统的尊重。根据《永徽祠令》，此二礼在永徽二年(651)都已经成为中祀。武成王释奠是唐代首创，随着《开元礼》的颁布(732年)，它明确被定为中祀。在用乐制度上，《大唐开元礼》和《大唐郊祀录》中皆载，与大祠用乐相同。在北宋，上述三礼皆属于中祀⑥，最初并不用乐。至宋仁宗亲政的第二年，提出“矧稼穑八政之先，文武万事之本”，才颁布了为享先农、释奠文宣王、武成王用登歌乐的诏令。⑦3．宋神宗时四中小祠用乐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之祠，在隋代就有，皆属于小祀。风师、雨师的祭祀起源很早，源于自然神崇拜。而唐代天宝四年(745)升入中祀，其地位也渐提高，礼典中予以用登歌乐。贞元二年(786)唐德宗在诏书中称之“至切苍生”，在礼仪制度上“屈己再拜”即升格为皇帝签署祝文时再拜行礼，并定位“恒式”。⑧至宋代，风师、雨师依唐制属中祀，而司中、司命自隋代至宋皆为小祀。宋代最初，风师雨师、司中司命为小祀，皆不用乐。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详定礼文所提出，乐在祭祀中的意义在于昭告天地之间，“求神而得之”。而根据《周礼》的记载，无论是祠天地、山川、祖妣还是山林、丘陵等等都有用乐，故而“伏请特诏有司，祠司命、风师、雨师用乐，仍制乐章以为降神之节”⑨。(二)用乐仪节增加1．彻豆用登歌宋真宗时期，礼典内部仪节的用乐也得以完善。大中祥符元年(1008)六月，判太常礼院孙奭提出，享太庙至终献降阶之后，太祝彻豆，此时应该有登歌乐章，然后才是奏《礼安》送神。而当时终献降阶之后直接奏降神之乐，不合礼仪。李宗谔参与讨论，指出国初本有彻豆登歌乐章，但是乐署却沿袭着不演奏的惯例。于是，宋真宗下诏为宗庙彻豆增加登歌乐章。⑩根据《宋会要辑稿》的记载，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十二月，大乐正叶防又一次提出同样的问题———祭祀天神、宗庙无彻豆之曲，要求“考古”予以增置。而他所援引的依据与孙奭大同小异，主要是《周礼》中“及彻，帅学士而歌彻”和《论语》中“三家者以《雍》彻”的记载，以及唐代祀天的礼乐制度。瑏瑡这说明彻豆用乐在宋真宗后曾经又出现了反复的情况，至宋哲宗时又一次重新为宗庙和祀天增加彻豆乐章。2．亚三献用乐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宋真宗在崇政殿演练封禅仪，其间，对封禅亚献、终献用乐也提出了修订的意见。在皇帝亲郊的礼仪中，皇帝初献用宫悬、登歌、二舞，而亚献、三献有司摄事不设宫悬、二舞，只用登歌。封禅仪于山上圆台设登歌而山下设宫悬、二舞，至亚献、三献则同亲郊礼。宋真宗以“对越天地、严配祖宗，不欲分等威”为由，令亚献、终献并用登歌、奏乐。瑏瑢3．三大礼的确立及景灵宫用乐制度朱溢在其《唐至北宋时期的皇帝亲郊》2014年第4期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音乐艺术开拓·创新176一文中叙述了唐代至北宋真宗年间，郊祀三大礼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唐天宝年间，太清宫、太庙、南郊为顺序的皇帝亲祭成立，出现“三大礼”之说;天宝九年(750)，朝献和朝享分别成为此后南郊亲祭前太清宫和太庙告祭的规范名称;次年，皇帝一连三天分别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南郊形成惯例;北宋建立后很长一段时间，皇帝亲郊前只举行太庙朝享，直至景灵宫落成后，宋真宗于天禧三年(1019)南郊亲祭前的两天分别前往景灵宫和太庙祭祀，北宋三大礼从此确立。瑏瑣伴随着三大礼的确立，同时也确立了新增的景灵宫用乐制度。宋真宗时期，随着天书降、圣祖降，先后新筹建了玉清昭应宫、景灵宫两座神殿。瑏瑤礼仪院应宋真宗颁降的诏令，通过参照文献旧典和本朝旧例，对二处宫殿用乐予以定制。瑏瑥至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真宗下诏，以玉清昭应宫、景灵宫皇帝亲享用乐宫架36虡为定制。但是因为景灵宫“殿庭地狭”，所以玉清昭应宫用36虡而景灵宫用20虡。瑏瑦大中祥符九年(1016)，景灵宫成。瑏瑧天禧三年十一月南郊，即行先谒景灵宫、次飨太庙、终合祭天地于南郊之三大礼。瑏瑨(三)用乐的完善与细化1．大祠有司摄事增用宫架、二舞据《庆历祀仪》，大祀、中祀如有司摄事，“止设登歌”。瑏瑩在《太常因革礼》和《政和五礼新仪》对“乐”的叙述中，皆将二舞编制写入“宫悬”之中，并将登歌与宫悬分而叙述，由此可知，所谓“止设登歌”的确并不包含二舞在内。瑐瑠而自宋神宗元丰年间，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在元丰四年十一月，详定礼文所对郊庙祭祀中有司摄事用乐的宫架规格提出讨论，提议“所有郊庙有司摄事乐，伏请改用宫架十二虡”瑐瑡。在此提议基础上，太常从用乐角度予以修正，最后定为镈钟12虡，编钟、编磬各4虡，四隅置建鼓4，合计数24以应二十四气。瑐瑢宋神宗采纳了这份提议。至元丰六年(1083)三月，礼部进而上奏，祀昊天上帝、太庙有司摄事所用舞名分别为昊天上帝“初献曰《帝临嘉至》，亚、终献曰《神娱锡羡》”，太庙“初献曰《孝熙昭德》，亚、终献曰《礼洽储祥》”。瑐瑣而在宋徽宗时期的《政和五礼新仪》中可以看到，这一有司摄事并用登歌、宫架、二舞的北宋用乐制度及其宫架数量，被正式沿用下来。瑐瑤宋哲宗元祐年间，又有朝臣提出，希望进一步把宫架也应用到其他大祀之中去。元祐七年(1092)，太常博士孙谔奏言，社稷之祠用乐不够完备，太稷坛无登歌乐;而太社太稷皆无宫架、灵鼓。他主张参照《周官》和《开元礼》旧制，在太社太稷两坛分别于坛北增设宫架，并设灵鼓;并在太稷坛上增设登歌，与太社同。瑐瑥孙谔的提议经由礼部提呈给宋哲宗，于是皇帝诏令“侍从官及尚书、侍郎、给舍、台谏、礼官集议以闻”。瑐瑦至元祐八年(1093)三月，翰林学士顾临等人将讨论结果进奏，认为孙谔所言确有道理，“按《开元礼》祭社稷设歌磬，今只于社坛设登歌，实为有阙”，他们还更进一步提出请求，希望除了社稷之祠增用宫架之外，其余大祠“亦合添用”。皇帝批准了太稷坛增用登歌的要求，但是对社稷等大祠增用宫架的请求予以驳回。瑐瑧大祠有司摄事只有郊丘、宗庙设宫架的情况一致持续到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这一年，徽宗朝所设议礼局提出，崇奉感生帝、神州地祇有司行事应增置宫架、二舞，因为此二者为大祠，且“以僖祖、太祖配侑”，祠祀时不用宫架二舞，“殊失所以尊祖、侑神作主之意”。瑐瑨这一次的要求得到了批准，此后，感生帝、神州地祇有司摄事用乐，亦登歌、宫架、二舞齐备。及至政和二年(1112)，祠太社太稷增设宫架的问题终于再次被提出。是年八月，太音乐艺术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2014年第4期开拓·创新177常官员奏言，将太社、太稷与宗庙相提并论，认为既然是大祠却独独不设宫架二舞，并不合理。他们要求在祭礼过程的“迎神、送神、诣罍洗、归复位、奉俎、退文舞、迎武舞、亚终献、望燎”各环节用宫架乐，当然也设立文武二舞。瑐瑩要求得到了批准，终于，太社太稷祠祀继元祐八年增设太稷坛登歌20年之后，完成了登歌、宫架、二舞的配备。政和三年(1113)四月，议礼局颁布了雅乐登歌、宫架、二舞在皇帝亲祠和有司摄事不同情形下的用乐制度。在《宋史》卷129《乐》四的记载中，将其制度分为五个部分:亲祠登歌之制、亲祠宫架之制、亲祠二舞之制大祠、中祠登歌之制大祠宫架、二舞之制瑑瑠从其五部分内容来看，很明确在皇帝亲祠中用乐是登歌、宫架、二舞齐备的;在大祠有司摄事的祠祀中，登歌、宫架、二舞也是齐备的，但具体编制与亲祀有所不同;在中祠中，只使用登歌，并且注明，其用乐与有司摄事大祠登歌相同。由此可知，政和三年最终确定了所有大祠皇帝亲祀和有司摄事皆登歌、宫架、二舞齐备的用乐制度，而至于亲祀和有司摄事的区别和等级差异，则通过具体乐器种类及数量的编制差异来体现，碍于篇幅，编制比照在此则不一一列出。2．太庙、后庙、奉慈庙送神乐章分撰北宋建隆元年(1960)正月，百官讨论立庙，己巳日从张昭请追尊高、曾四代，建庙室。瑑瑡其宗庙之制，每年五享，“岁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荐食、荐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瑑瑢后庙则立于乾德元年(963)，皇后别庙四时祭享由此而建立。奉慈庙立于宋仁宗时，明道二年(1033)三月，章献皇太后崩。六月，于太庙外另立奉慈庙奉章献皇太后及宋仁宗生母章懿皇太后，“用太庙仪，别立庙名，自为乐曲”。瑑瑣各庙四时荐享，有司摄事时亦各自有不同的酌献、升降乐章歌辞，唯独送神乐章共用一首歌词。至庆历三年(1043)八月，根据太常礼院所请，将送神乐章也分别撰写了各庙专用歌辞。瑑瑤以上从用乐的礼典、用乐的仪式环节、具体用乐规格及内容这三个方面，对北宋吉礼用乐的情况加以梳理。如果我们将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内容，与唐代《开元礼》和《郊祀录》中所载吉礼用乐相对比，则更容易把握由唐至宋这一长段历史进程中，北宋时期的新变化。唐代吉礼三祀用乐规格已有所区分。其大祀，《大唐开元礼》中有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祇、神州、宗庙，贞元年间《大唐郊祀录》中又增加了九宫贵神和太清宫，亦有新增乐章，如祀九宫贵神乐章。瑑瑥大祀皇帝亲祠和有司摄事用乐，均登歌、宫悬、二舞齐备。其宫悬包括编钟、编磬、雷鼓(或灵鼓、路鼓)、建鼓、柷敔、匏竹，排列方式在《开元礼》和《郊祀录》中有载;其乐舞八佾，“位于悬北”;瑑瑦登歌乐器主要包括歌钟、歌磬、匏竹。瑑瑧除了大祀使用以上乐制之外，唐代中祀中的日月、社稷、帝社(后来之先农)、文宣王庙也采用上述的乐制。其中文宣王用宫悬是《开元礼》之后新增加的一项，“文宣王准开元礼用轩悬。开元二十七年(739)加册为王，始用宫悬也”瑑瑨。另外，享先蚕也有宫悬的编制，不过其中的乐器略有变化，不用路鼓、建鼓，并设特磬12枚。瑑瑩唐代的中祀，在《开元礼》中有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孔宣父、齐太公、诸太子庙，在《郊祀录》中，孔宣父、齐太公改为文宣王、武成王，又将《开元礼》中小祀风师、雨师升为中祀。其中如上述，日月、社稷、帝社、先蚕、文宣王都与大祀用乐规格同。至于其他，释奠武成王在《开元礼》和《郊祀录》中都记载使用轩悬之乐，其钟磬三面摆2014年第4期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音乐艺术开拓·创新178放，镈钟三，建鼓三，舞用六佾。瑒瑠而中祀中的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和诸太子庙，在《开元礼》和《郊祀录》中均未见用乐的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小祀在《开元礼》中记有司中、司命、风师、雨师、灵星、山林、川泽、祀五龙等，其中风师、雨师在《郊祀录》中升为中祀，相应地，也为其增加登歌用乐。瑒瑡另有五龙祀用判悬乐，是在《开元礼》中新增的用乐，瑒瑢在《郊祀录》中则有较为详细的记录。瑒瑣总体来看，唐代吉礼三祀用乐的情况主要有:1)登歌、宫悬、二舞大祀、中祀2)轩悬、登歌、二舞中祀3)判悬、乐舞小祀4)不用乐中祀、小祀其中大祀和小祀的区分非常鲜明，而中祀则介于二者之间，情况较为复杂。其三祀的等级性在具体操作中已逐步体现，并在用乐规格上有所区分。与此相比，北宋在礼乐等级化的方面，对乐制等级化的规范比唐代有所加强:首先，北宋对于大、中、小三祀用乐制度上的差异，要求更加严格，尤其是中祀用乐，从唐代较为多样化的情况变得较为统一;其次，北宋不仅强调礼制本身的等级化，也注重区分执仪者身份的等级，明确区分皇帝亲祀和有司摄事的用乐制度。同时，北宋也更加注重礼、乐相须为用的密切性，这一方面体现在，北宋徽宗《政和五礼新仪》颁布新制度后，大、中祀皆用乐，部分小祀也用乐，其用乐礼典的类型总体上比唐代有所增多;另一方面，礼典中用乐仪节被予以更细腻的关注，例如乐章基本为礼典专门撰写，减少了不同礼典乐章共享的情况，又如在礼制发生变化的同时注意用乐的同步变更，等等。因而笔者认为，与唐代《开元礼》和《郊祀录》中的记载相比较，北宋吉礼用乐的礼典、仪式环节都有所增加，而更重要的是，北宋加强了乐在三祀制度中等级化、差异化方面与礼的同步性。在下文中，我们则将以具体事例，进一步分析礼制对北宋雅乐变革的影响。二、礼制对雅乐变革的直接影响———以宋仁宗皇祐年间改乐为例明堂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礼制之一，“王者祭天而以祖配之”是其核心内容。瑒瑤它被儒家赋予了报本、享亲、宣扬孝道的功能，故而得到儒者和统治者的竭力推崇。瑒瑥宋代是我国古代唯一长期、稳定举行明堂大礼的朝代，北宋共举行17次。瑒瑦其中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则是北宋历史上第一次举行皇帝亲祀的明堂大礼。是年三月，宋仁宗下诏九月亲祀明堂。瑒瑧五月之后，开始频繁制定仪典用乐的相关事宜:五月，礼仪使言，明堂随月用律，九月是无射为均，而五帝迎气则用黄钟均五音;瑒瑨皇帝御撰明堂乐曲及二舞名，御撰乐章四曲，其余诏宰相文彦博等撰写。瑒瑩六七月间，皇帝又陆续撰写明堂乐八曲、鼓吹警严曲、合宫歌等交付太常。瑓瑠九月，大礼前，宋仁宗于崇政殿与诸臣一同审阅明堂用乐共91曲，但是结果并不理想———镈钟、特磬被认为音律不协。于是两日后皇帝下诏，令邓保信、阮逸等人负责另行铸造。时日紧迫，重制乐器的工程显然已不可能在明堂大礼之前完成，宋仁宗深感遗憾，对辅臣言道:“作乐崇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今将有事于明堂，然世鲜知音者，其令太常益加讲求。”瑓瑡由此揭开了皇祐改乐的序幕。直接引发皇祐改乐的关键矛盾，就在于镈钟、特磬在大乐演奏中“音律不协”。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笔者拟从明堂礼用乐特征以及乐器本身形制与定音两个方面予以分析。音乐艺术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2014年第4期开拓·创新179(一)钟磬的来源1．编钟、编磬为太祖旧制景祐五年(1038)五月，曾经奉命详定钟律并批驳李照乐不合古法的官员韩琦上奏，请宋仁宗在当年即将到来的南郊大礼中废李照乐而用旧和岘乐。宋仁宗于是命宋绶、晏殊等予以讨论详定。七月，宋绶等做出回复，不仅赞同韩琦，还具体奏报了和岘乐钟磬的保存情况———犹存三悬七虡。宋仁宗因而下诏，“太常旧乐悉仍旧制，李照所造勿复施用”。瑓瑢故知，此后雅乐重新使用和岘乐所遗的三悬七虡。曾参与讨论此事的，还有宋祁。他在奏议中自述，景祐元年(1034)“曾蒙差付太常寺，与燕肃等同共磨治钟磬”，景祐二年(1035)“亲见李照重定律度”。瑓瑣不仅如此，他还曾被任命与冯元等同修乐书《景祐广乐记》的写作。瑓瑤这样一位多次参与国家雅乐制作或乐典修治的官员，对于李照改乐的始末有着非常清晰的了解。他在上述宋绶奏议后不久，也上奏论及此事。瑓瑥宋祁所言与宋绶十分吻合，且更详细。从其叙述中可知，景祐五年时，太常寺还收管着七百余枚旧钟，它们可追溯至唐末商盈孙铸造，经后周王朴添正，及宋代和岘、李宗谔、燕肃三次修正。李照曾另铸新钟，故这些旧钟得以保存下来;但是旧磬已在李照时期全部遭到破坏。所以宋祁建议，石磬还需在李照磬基础上重新刻磨使用。瑓瑦如此则可明确:景祐五年之后国家雅乐所用编钟，是国初以来使用和修整的旧有乐器;而编磬，则是在景祐二年李照所制，但已按照和岘乐的声律而重新磨制。2．镈钟、特磬为李照遗乐特磬的来源较为明确。在景祐二年九月，宋仁宗曾经诏冯元等人，询问特磬的使用。见载于《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多书中。瑓瑧其中提及，隋代以特磬用于内宫，以代替镈钟。唐武则天时期，又改回镈钟，北宋即沿用此制。冯元等人就此建议，在用宫悬规格祀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蚕、奉慈庙、后庙时，以特磬代替镈钟，与编磬相应。在击奏方法上则与镈钟相同。瑓瑨因而，北宋雅乐使用特磬是李照改乐期间所定制度，该乐器是李照所制，主要使用于前述几种祀礼中。在皇祐明堂大礼中，有对于皇地祇、神州地祇的祭祀，这应该是特磬被运用的原因。镈钟的情况则相对复杂。因为在各文献中，均未专门叙述景祐五年太常所存旧钟七百余枚的统计里，是否包含了镈钟。而根据《宋会要》中关于李照铸镈钟论法度的记载，可知李照对镈钟进行了重新铸造。瑓瑩那么，史载皇祐年间明堂大礼“不协音律”的，究竟是旧有镈钟还是李照镈钟呢?在阮逸、胡瑗《皇祐新乐图记》中，对当时所用镈钟的问题进行了七点归述，前六条就形制而言，最后一条就音律而言。其中最后一条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七谓旧镈钟声不正全失臣民之叙。……今太常寺镈钟，自黄钟已上是正声，其应钟无射南吕三钟却是倍声，形制大于黄钟大吕等钟……瑔瑠文中提到当时所用镈钟的两个疑点:其一，所谓“应钟无射南吕三钟却是倍声，形制大于黄钟大吕等钟”，可知此套编钟形制有大小之分别。李照改乐，批驳宋初所沿用的王朴钟“编钟、镈钟，无大小轻重厚薄长短之差”瑔瑡，这套镈钟显然与旧钟此特征不符。其二，“自黄钟已上是正声，其应钟无射南吕三钟却是倍声”，这种音列方式非常特殊，一虡12枚正对应12律，为何不按音高顺序排列铸造?古代讲求“尊卑”之序，正如胡瑗所言，“夫钟声清浊各有臣民之叙”，为何将应钟、无射、南吕三律用倍声而“僭越”黄钟之位?上述两个疑点却正与李照镈钟相吻合。2014年第4期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音乐艺术开拓·创新180李照律下王朴五律，下和岘四律。但李照乐与其所定律并不相合，乐的实际律高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宋绶等人景祐五年奉命对“乐”进行考校，认为李照乐低于旧乐三律。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音高》中分析认为，宋绶所言较符合实际情况。瑔瑢前文所述宋祁的奏议，也正与宋绶之言相符:其谓和岘黄钟(君声)在李照之太簇、夹钟(商声臣位)之间;李照之黄钟乃南吕倍声，正是下和岘乐三律，是为“羽声来处尊宫”。瑔瑣景祐五年废止李照乐，重新采用和岘以来的律高标准。故原李照镈钟的黄钟、大吕、太簇三钟就分别成为和岘律的倍南吕、倍无射和倍应钟，形成胡瑗所谓南吕、无射、应钟三钟用倍声，在形制上三钟亦大于他钟的情形。如此，皇祐二年明堂大礼用乐，其钟磬类乐器的来源就比较明确了:其编钟为传自后周、经北宋几经磨砺的旧器，其编磬则在李照所制基础上加以重新磨砺，其特磬、镈钟则为李照所制。所有这些乐器在定音上采用和岘律高。既然有统一的调音的标准，为何镈钟、特磬不协如此凸显呢?通过下文分析将会看到，这恰恰与明堂礼的特殊性有直接关系。(二)随月用律引发矛盾凸显明堂大礼的举行时间为九月，其用乐如《太常因革礼》中所述，“天地配位，皇帝升降，奉爼、亚献、三献、文武舞，皆当随月律用九月，以无射为均。五天帝，各用本音之乐，如太常所定”。瑔瑤这样的安排，对皇祐年当时的钟磬类乐器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对于镈钟、特磬的影响尤为强烈。1．“四清声”的使用及其问题早在景祐时，李照改乐将“每十六枚为一虡，而四清声相承不击”的太常钟磬，改为去四清声12枚1虡。时有冯元对此加以驳斥，指出四清声是于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四律为宫时，演奏商、角所用。瑔瑥他还向当时的太常乐工咨询，乐工亦言:“惟无射为宫之时，黄钟为商。旧传黄钟，律之尊，不可为臣，故用黄钟之清。”瑔瑦根据古代将宫商律吕与君臣尊卑相联系的音乐观念，正声、低者为尊，而清声、高者为卑，四清声使用的重要意义在于避免宫音比商、角音高的情形出现。如表1以无射均为例所示。表1: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清黄钟清大吕清太簇清夹钟无射均商角宫商角正声原位实用清声但是，皇祐明堂礼时，虽然编钟、编磬有四清声，镈钟和特磬却每虡只12枚，并且如上所述其南吕、无射、应钟三声用低八度的倍声。如此一来，在镈钟、特磬“随均为节”“依均合曲”，与编钟、编磬“相应”而击的时候，就出现了部分音不同八度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九月明堂大礼用无射均的规则下更为凸显，其一均七声只有变徵、徵、羽三声同八度，其余四声都有一个八度的音高差异。见表2。音乐艺术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2014年第4期开拓·创新181表2:无射均七声编钟旧钟姑洗仲吕林钟南吕无射清黄钟清太簇变徵徵羽变宫宫商角镈钟倍南吕倍无射黄钟太簇姑洗仲吕林钟变宫宫商角变徵徵羽李照钟此外，音量亦存在问题。由于镈钟为李照钟，有大小之差;而编钟为后周所传旧钟，无大小之差。如阮逸、胡瑗在《皇祐新乐图记》中所分析，乐器形制大小会导致音量的差异:“器微小，则在县参差，观者不能齐肃;声微小，则混于众乐，听者不能和平。”瑔瑧如果十二钟大小有差，音高者音量小，而二十四架编钟、编磬齐鸣，十二架镈钟齐鸣所发出的音量根本无法与之抗衡。所以，皇祐大礼用李照大小有差之镈钟，在音响效果上也产生了参差不齐的现象。2．随月用律的实施效果冯元曾在其景祐年的奏议中对北宋以来镈钟的使用情况有叙述，这篇奏议保存在《宋会要》和《太常因革礼》之中。此后景祐三年(1036)七月，冯元等上《景祐广乐记》81卷，《宋会要》中保留了其中“因革篇”，也有着类似的叙述。瑔瑨其中传达了这样几点信息:第一，古者镈钟无“合曲”之意;第二，后周有12镈钟，以“相生”击之;第三，北宋景德年间李宗谔曾考击12镈钟，旧有与新增共计黄钟、太簇、蕤宾三调12曲。其中，旧有三调六曲分别为黄钟、太簇、蕤宾的《隆安》《正安》。这正与冯元所言真宗时镈钟“但施殿庭”相对应，上述三调即北宋元日、五月朔、冬至三次大朝会随月用律的三调，即正月用太簇，五月用蕤宾，冬至用黄钟;而《隆安》《正安》，则分别对应于皇帝临轩、王公出入所奏。宋真宗又下诏，增加黄钟、太簇两宫的《文舞》《武舞》和《福酒》三曲，则对应了冬至和元日大朝会的奏文武、武舞和福酒三个环节，也的确符合冬至、元日朝会中“会”部分之内容，而五月朔不太有宴饮部分，故而也不必有蕤宾宫的上寿、饮酒镈钟用曲。第四，景祐二年冯元上奏后，十二镈钟“依辰列位”，随均为节，以合乐，并于郊庙中亦予以施用。而冯元所论、于此后使用的镈钟，并不是指此前旧器，如前所述，景祐中李照对镈钟进行了重新铸造。第五，镈钟在郊庙中只用于宫悬之制，轩悬以下规格，不需使用。根据上述信息尤其是第三点，可见镈钟在景祐二年之前，主要用于大朝会礼，而从未用于郊庙祭祀，从未在黄钟、太簇、蕤宾三均之外使用过。此后，三年一次的皇帝亲祀中，景祐五年、庆历元年(1041)、庆历四年(1044)、庆历七年(1047)均为施行于冬至的南郊大礼，月律用黄钟宫。因而皇祐三年(1051)明堂大礼用无射均，对于镈钟的演奏而言，是一项之前缺乏经验的挑战。至于特磬的使用情况，则如前文叙述皇祐明堂大礼所用特磬来源时，引文所言，景祐二年九月，冯元等奏请，于皇地祇、神州地祇、2014年第4期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音乐艺术开拓·创新182先蚕、奉慈庙、后庙中陈设特磬，考击之法同镈钟，并且也只用于宫悬。归述以上讨论，皇祐明堂大礼中，镈钟、特磬被批驳声律不协，是由于其乐器本身来源的问题。镈钟、特磬经考，源于景祐二年李照所制。而其他编钟、编磬等乐器，或为国初旧器，或虽李照所制但却重新以和岘乐的标准磨制加工。这种来源差异，在特定情况下被凸显和激化，那就是皇祐明堂大礼的举行时间决定其月律不用黄钟宫而用无射宫的特殊性。在此情形下，镈钟、特磬的不协和从音域、音量、演奏实践经验等多方面凸显出来，从而引发了宋仁宗诏朝臣重新制乐的改乐事件。故而，皇祐改乐为我们提供了礼典直接影响乐制变革的具体实例。结语宋人郑樵在其《通志·乐略》中写道:“礼乐相须以为用，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瑔瑩这已经成为宋代之后讨论礼、乐关系的经典之言。作为一位南宋初期的学者，郑樵生于北宋，祖父是神宗年间的进士，父亲是徽宗年间的太学生。靖康之变时他已二十多岁，他的《通志》一书在南宋建国36年(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时候已正式完成。因而他的学术思想与北宋文化的关系，是不应因南、北时代的交替而隔断的。郑樵此番“礼乐相须以为用”的言论，是从礼乐施行的视角而发表，其中对乐的论述，立足于乐在宴、享、祀中的功用，而且强调乐与礼相辅相成的密切关联。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也看到，北宋吉礼用乐正是遵循着“礼乐相须为用”的准则，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礼制对乐制的变迁持续发挥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注释:①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第四章“魏晋南北朝的吉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178页。②请参考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大祀、中祀和小祀》，载台湾《清华学报》新39卷第2期，第287～324页。③［元］脱脱:《宋史》卷126《乐》一，中华书局，1977，第2946页。［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亦载。④同③，第2946页。⑤［宋］欧阳修等:《太常因革礼》卷17《乐》一，见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第98～99页。⑥朱溢:《唐至北宋时期的皇帝亲郊》，载《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34期，2010，第1～52页。⑦［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册1《乐》3之8，中华书局，1957，第311页。(以下简称《会要》)⑧雷闻:《郊庙之外———隋唐国家祭祀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第50～52页。⑨［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册13卷317，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1992，第7669页。(以下简称《长编》)⑩《长编》册3卷69，第1550～1551页。瑏瑡《会要》册1《乐》3之24、《乐》5之17～18，第319、341页。瑏瑢《长编》册3卷70，第1566～1567页。瑏瑣同⑥。瑏瑤《长编》册3卷68，第1534页。瑏瑥篇幅所限，文献则不一一引述。可参见《太常因革礼》卷17《乐》一，第99～100页。瑏瑦同15，第100页。亦可见《会要》《乐》3之6。瑏瑧《长编》册4卷87，第1990页。瑏瑨《长编》册4卷93，第2171页。瑏瑩同瑏瑥，第95页。瑐瑠见《太常因革礼》卷17《乐》一，《政和五礼新仪》卷六《序例》中亲祠、大中祠登歌、宫架的介绍。瑐瑡《宋史》卷128《乐》三，第2987页。瑐瑢同瑐瑡。瑐瑣同瑐瑡，第2988页。音乐艺术礼乐相须为用:北宋吉礼用乐变迁中的礼乐观念2014年第4期开拓·创新183瑐瑤可参阅《政和五礼新仪》卷六《序例》。瑐瑥同瑐瑡，第2996页。瑐瑦《长编》册19卷471，第11253页。瑐瑧《长编》册19卷482，第11464～11465页。瑐瑨《宋史》卷129《乐》四，第3003页。瑐瑩同瑐瑨，第3012～3013页。瑑瑠详见《宋史》卷129《乐》四，第3013～3017页。瑑瑡《长编》册1卷1，第8页。瑑瑢同瑑瑡。瑑瑣《长编》册5卷112，第2620页。瑑瑤《会要》册1《乐》3之13，第313页。瑑瑥［唐］王泾:《大唐郊祀录》卷六，民族出版社，2000，第771页下。瑑瑦《大唐郊祀录》卷二，第741页上。瑑瑧同瑑瑦。瑑瑨同瑑瑦，第740页下。瑑瑩同瑑瑦，第741页。瑒瑠同瑑瑨。瑒瑡《大唐郊祀录》卷七，第777页上。瑒瑢［唐］萧嵩等:《大唐开元礼》卷1《序例》上“神位”，民族出版社，2000，第16页。瑒瑣同瑒瑠。瑒瑤参见张一兵:《明堂制度研究———明堂制度的源流》，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导师陈恩林，2004。瑒瑥参见杨高凡:《宋代明堂礼制研究》，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古代史专业，导师苗书梅，2011。瑒瑦同瑒瑥。瑒瑧《长编》卷168，第4034页。瑒瑨《会要》册1《乐》2之20，第301页。瑒瑩《会要》册1《乐》4之17～18，第330页。瑓瑠同注瑒瑧，第4034页。瑓瑡《宋史》卷127《乐》二，第2965页。亦载《长编》卷169。瑓瑢同瑓瑡，第2962页。瑓瑣［宋］宋祁:《议乐疏》，载《全宋文》册23卷489，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29页。瑓瑤同3，第2949页。《长编》卷116亦载。瑓瑥同瑓瑣。瑓瑦同瑓瑣。瑓瑧如，可参考《宋史》卷126志79《乐》一，第2952页。瑓瑨同注瑓瑧。瑓瑩《会要》册1《乐》1之21～22，第290页。瑔瑠［宋］阮逸、胡瑗:《皇祐新乐图记》。文渊阁电子版。瑔瑡同③，第2948页。瑔瑢李幼平:《大晟钟与宋代黄钟标准音高》，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瑔瑣同瑓瑣。瑔瑤《太常因革礼》卷19《乐》3，第115～116页。瑔瑥同③，第2950页。瑔瑦《会要》册1《乐》2之10～15，第296～298页。瑔瑧同瑔瑠。瑔瑨具体可参见《会要》册1《乐》3之9～11，第311～312页。瑔瑩［宋］郑樵:《通志·乐略》，王树民点校，中华书局，1995，第8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