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国际转移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中国制造业国际转移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中国制造业国际转移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摘要:在全球制造业布局逐渐调整的背景下,借助对外投资进行结构调整是应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危机的有效措施。本文通过综合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发现,口岸基础设施薄弱、通关政策各异、信息技术发展差距大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是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面对的主要问题。同时,加快推进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包括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智库合作,既有利于提升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也是推进我国制造业有序转移的重要举措。关键?~:贸易便利化制造业海外转移《中国制造...

中国制造业国际转移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摘要:在全球制造业布局逐渐调整的背景下,借助对外投资进行结构调整是应对我国制造业发展危机的有效措施。本文通过综合分析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发现,口岸基础设施薄弱、通关政策各异、信息技术发展差距大和地缘政治局势动荡是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面对的主要问题。同时,加快推进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包括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政策协调、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和智库合作,既有利于提升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也是推进我国制造业有序转移的重要举措。关键?~:贸易便利化制造业海外转移《中国制造2025》中指出,在智能制造技术、制造业综合成本变化等多因素影响下,全球制造业正加快向东南亚、非洲等成本更低廉的地区转移,我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正在减弱。2016年4月,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在“展望十三五”报告会上指出:各国争相介入的新一轮国际分工争夺战将重塑全球制造业版图,在高端和中低端领域对我国形成“双向挤压”的态势。对中国制造业而言,面对国内产能过剩和新兴产业发展空间不足问题,抓住国际产业转移浪潮,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提升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既有助于将“中国制造2025”战略落到实处,也是影响我国制造业结构调整和海外转移的重要因素。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分析通过多边和双边协作,国际贸易壁垒等负面因素的影响力逐步削弱,各国贸易制度的开放性明显提高。在这个过程中,“贸易的非效率”问题被各国和各种国际贸易组织所关注。经过多年争论,促进贸易便利化最终在WTO的“多哈发展议程”中成为共识。WTO、OECD、UNCTAD、IMF等重要国际组织认为,简化与协调贸易程序,加速要素跨境流通,不断降低贸易成本是贸易便利化的基本思想。2015年9月,我国签署WTO《贸易便利化协定》,2017年2月22日,该协定在WTO成员中的2/3签署后正式生效,但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衡量标准和相关数据统计口径尚无统一规定。以Wilson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相应的衡量方法 ,得到理论界广泛认可。本文查阅了世界经济论坛和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的相关数据,综合考虑数据可得性及与我国贸易往来状况,选择以蒙古等为代表的20个国家,测算其在各指标上的竞争力来间接判断其贸易便利化水平。 (一)口岸服务效率的测度陆、空交通运输的发展使得对外贸易物资可以直达一国腹地,各国开始在内陆有外贸活动的地方设置口岸,口岸因此不再限于沿海港口口岸,也包括航空、陆地口岸。而且, 陆、空转运交通本身也是港口口岸的重要配套基础设施,凸显出航空、公路、铁路建设的重要性。从表1可以看出,在口岸服务效率方面,新加坡无论是公路、铁路还是航空的建设水平都较高,得分分别为6.1分、5.9分和7.0分,显著优于其他沿线国家;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部分西亚国家口岸服务效率也较高,平均分基本高于4分;塔吉克斯坦等中亚5国的情况比较接近,在公路、铁路和航空港建设方面比较落后,平均分都小于4分;马来西亚的口岸服务水平也较高,平均分都高于4分;泰国航空口岸优势较为显著为5.2分;巴西在口岸服务上仍待加强,其公路、铁路和航空口岸建设得分分别为2.9,1.6和3.3分,均低于4分;巴基斯坦和泰国铁路建设方面尚显不足,得分均不足3分;哈萨克斯坦的公路口岸设施得分也在 3 以下。总体上,大部分沿线国家口岸服务效率仍处于中偏下水平,口岸建设滞后。 (二)海关通关环境的测度海关环境和跨境制度直接影响着国家间货物进出口的顺利高效完成,合理的关税成本支付、政府在进出口征税和过境管理方面的透明度将直接影响外资进入的积极性。非常规支付指标得分越低,意味着额外支付越频繁、贸易壁垒越严重以及海关手续越繁杂。由表1可见,除新加坡的三个指标得分均在6分以上外,其余国家得分均较低。巴西非常规支付指标得分最低,仅为1.9分,海关手续最为繁杂,得分低于3分;俄罗斯非常规支付得分也较低,为2.8分;以塔吉克斯坦为代表的中亚国家海关环境得分为中等水平,各项指标均在4分上下;泰国虽然在关税壁垒上未设置过高的门槛,得分为4.7,但非正常支付和海关手续办理方面待改善。大部分沿线国家不仅进出口企业需要额外支付费用才能顺利通关且手续繁杂,国内往往还设置较高的关税壁垒,这明显不利于我国制造业的海外转移。 (三)法律规制环境的测度一国政策实施的效率、缓解冲突以及政策规范性与透明度,直接反映了该国的宏观贸易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可有效缓解外资进入过程中面临的制度障碍。政府解决法规冲突效率指标衡量国家在解决贸易政策不一致方面的效率,政策透明度和稳定性指标反映了国家制度建设水平,指标值大说明制度先进和规范。表1说明,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在制度建设上水平较高,其中新加坡三个指标平均得分超过6分,马来西亚各指标得分也均高于5分;中亚国家各项得分较为相似,均在4分左右;巴西在政府解决法规冲突效率得分仅3.1分,金融制度建设得分达到5.1分,但制度稳定性和解决政策冲突上处于低于4分的低水平;阿联酋等西亚国家在政府解决冲突与金融服务上得分较高,均高于4,但政策透明和稳定性上得分较低,在3分左右。总体上,沿线国家在金融服务方面的效率要优于政策稳定性、透明性和对冲突的解决,这与我国推行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不无关系,但沿线国家政策制度建设水平较低的现状不利于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持续进行。 (四)商务信息技术效率的测度根据APEC对贸易便利化的界定,信息技术应用是简化贸易手续,推动跨国贸易和投资的重要手段。信息技术指标衡量了一国移动通信、互联网应用、电商技术普及和政府网上服务等在贸易便利化中的作用,可反映该国通关的无纸化能力。新技术可获性、新技术推广和电脑普及率衡量一国信息技术的商务应用说明了信息技术对贸易便利化的促进作用,指标得分高意味着信息技术对跨国贸易促进的效率高。表1说明,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西亚各国的信息技术发展各项平均都超过4分;以新加坡为代表发达经济体,以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以越南、缅甸为代表的欠发达经济体,在新技术可获性和新技术推广上方面得分均较高;但电脑普及却差别较大,新加坡达到5.4分,而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得分仅为1.0分左右,蒙古国仅仅为0.8分。说明要提高我国制造业海外转移效率,信息技术发展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二、中国制造业向沿线国家转移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一)配套基础设施薄弱产业集中度在某一适中的交易成本下达到最高后,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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