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主题与形象
国外学者争论和研究的一大焦点:《西厢记》主题与形象
战后日本学术界:反礼教叙事
波多野太郎对《西厢记》主题的理解，同5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的主导观点最为接近。在其《关于西厢记的主题》一文里(收于波多野太郎论文集《中国文学史研究》)，他肯定《西厢记》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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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抗封建礼教、追求自由恋爱。对于崔莺莺这个形象，波多野太郎分析较少，基本上认为她是特权阶级的小姐，品位高而又性格伶俐;对爱情有敏感意识，但又有冷静和强韧。一旦相爱，崔莺莺就变成了一个普通女性。对红娘，他也给出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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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谦二对《西厢记》主题的一般性理解，使在“自由恋爱与封建礼教抗争”这一解释框架下注入了大量“人性论”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其修正为纯粹人性与礼教污染的对抗。他对红娘重要性的强调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从主题学角度来说，把红娘提到如此高度，甚至视之为《西厢记》的主人公，势必会导致《西厢记》主题的改变。
在《董西厢》里，田中谦二还发现一种有趣的“性别颠倒”现象:虽然都生活在礼教世界里，张生一见到崔莺莺就毫不犹豫地突破礼教限制，以完全失掉理性的狂态追求爱情，他那神经质的性格显示出一种女性化特征;而与张生相反，崔莺莺却被各种顾虑所困扰，很难摘下假面具，她往往压抑自己的感情，显示出冷静的性格和男性化特征。伊维德对于田中谦二这一见解极为赞赏，并由此发展出一整套《西厢记》解释模式。
西方汉学界:才子佳人叙事
美裔华人夏志清在为哥伦比亚大学重印熊译本《西厢记》(1968)作新序时，将《西厢记》指认为才子佳人的罗曼史，极力把《西厢记》说成是一部轻松的爱情喜剧。这对西方学者的研究起到了一定的“定调子”的作用。该叙事模式的解释能力和它所隐含的问题，在后来的研究中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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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出来。
伊维德在为陈荔荔《董西厢》英译本所写的书评里，一洗夏志清的轻佻态度，将“才子佳人模式”提升到“伟大激情”的高度。他认为:伟大的爱情故事的主题是伟大的激情，激情的伟大表现为它对情人的行为的影响。据此，伊维德认为，张生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需要克服的真正障碍决不是封建礼教或家长制，张生的伟大激情来自他对莺莺始终不渝的爱，但莺莺却在每一个紧要关头都从他手中滑脱，这辛辣地讽刺了传统道德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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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至上。有趣的是，张生作为中国男性的佼佼者，一旦其激情被焕发出来，却变成了女人——崔夫人、崔莺莺、红娘的俘虏。正是在这里，伊维德受到田中谦二所谓“性别颠倒”的启示:在一个男权社会的爱情故事里，女人成为主宰，男儿们却沦为了被支配者。因此，张生遇到的真正障碍，不是封建礼教，而是女人的专制。他成了自己激情的牺牲品。
伊维德对红娘的解释，在《西厢记》所有人物中是最特别的:认为红娘在催张爱情中不是一个纯粹外部的观察者、批评者和支持者，而是有着对其自身利益的考虑，从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当事人——她在企图脱离奴婢的地位。伊维德指出，在古代中国一夫多妻制社会里，红娘为其小姐觅得一个美满伴侣，同时也就是为自己找到了合
适的主人;她之所以热心成全崔张的好事，不全是出于利他主义的义务感，而在于她认定张生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所有这些问题，归根结底，都涉及到《西厢记》的主题及其所解释的问题，即: 《西厢记》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爱情剧,
“反礼教叙事”和“才子佳人叙事”能否准确把握其主题,
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又是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社会问题的回应。“反礼教叙事”和“才子佳人叙事”，前者固执于自由恋爱与封建礼教的抽象对立，后者则立足于普遍永恒之爱的神话，均与《西厢记》的真实所指失之交臂。
对于《西厢记》的主题与形象研究，应该具体地切入到中国社会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语境。从《莺莺传》到《西厢记》，这个故事为什么会发生由“悲”到“喜”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动力或需要来自何处,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与深思的问题。
“显然，女权主义在世界妇女的解放‘道路’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具有里程碑性。然而必须注意到，它毕竟是西方新经济的产物。它所关注的时间和空间问题、权力的再分配、两性的分工等，并不太适合用以关照中国的女性问题，，特别是用以关照中国古代的女性。”
“研究中国的女性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等因素，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出发点。”
(吴秀华:《明末清初小说戏曲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前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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