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国姓与国讳

中国历史上的国姓与国讳 （一）皇帝·万岁 人皆有姓名。姓氏，从祖上传承而来，除非特别例外，一般是不改易的；名（包括等于别名的字、号等）则由长辈或自己取，也有死后由他人议定赠送的，例如谥号。 大凡有点墨水的，取名讲究选个好字眼，似乎古今皆然。恨不得用尽天下好字眼的，自然是政治权力垄断者皇帝。“皇帝”作为最高的专称，其本身就是嬴政精心选择的好字眼。《谥法》云:敬民则法曰皇，德蒙天地曰帝。显见，这是仅次于“神”的两个最高级褒奖词。嬴政自称“始皇帝”，而后二世、三世……千世、万世，子子孙孙永远独霸天下。皇帝梦做得太美也太贪，无奈却被二世而亡的严酷现实将其击为齑粉。 皇帝俗称“万岁”，当然也是好字眼。不过，代谢有规律，百岁已难期，加之皇帝们沉溺声色，纵欲过度，透支生命，能挣扎活到中年就很不易了，寿至耄耋者绝对稀有，屈指可数，仅萧衍、武则天、赵构、爱新觉罗·弘历等几人而已。为了谋求长寿，万岁万万岁，皇帝们前仆后继地表演着求仙问药、上当受骗的闹剧和铅汞中毒的悲剧。只此一端，亦足见天子并不圣明。 （二）国姓与政治奖惩 姓氏原本无所谓好与坏，譬如张、王、李、赵，似乎就很难区分彼此的高下。然而，原本平平常常的姓氏，一旦成为皇帝的姓氏，便立即身价百倍，被尊为“国姓”矣。能和皇帝同姓即是一种荣耀，能同宗同族就更是一种无形的政治资产。 王莽做了皇帝，内心总觉底气不足。他急需抬出一个阔祖宗以压倒刘氏，乃自谓黄帝、虞舜之后，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既是黄帝虞舜之苗裔，王氏为国姓就显得堂堂正正，丝毫也不逊于刘姓了。 刘备来自社会底层，靠编席贩履糊口，凭他这身份参与逐鹿中原，实在没有什么资本。但是，因为他姓刘，三百年前与皇帝是一家，便可“先姓夺人”，赢得政治筹码:天下是俺老刘家的，是俺祖爷爷的祖爷爷高皇帝刘邦三尺剑马上打拼得来的。现如今要坐江山，也该我“汉中山靖王之后”刘皇叔，唯我才是正宗龙种，你姓曹的姓孙的，算什么玩艺？靠边去！ 西晋末，匈奴人刘渊起兵，高举的也是汉朝国姓“刘”这面大旗。渊谓群臣曰:“昔汉有天下久长，恩结于民。吾，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乃建国号曰汉，依高祖称汉王。追尊安乐公禅为孝怀皇帝，作汉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 东晋末，草头王勃勃原是匈奴右贤王的后代，本姓铁物，自谓其祖从母姓为刘，非礼也。他认为氏族无常，乃改姓赫连氏，取徽赫与天连之义，这倒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国姓，勃勃甚至连曾经的国姓“刘”也不放在眼中。 皇帝奖赏功臣，除了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封地赏钱以至赠送美女外，还有一种荣誉性奖品:赐国姓。恩赐你国姓，与皇帝成为“一家”，那是最高看得起你，政治上信任你，堪称高规格、很庄重的政治大奖。 娄敬建议刘邦都关中，为刘邦所纳，刘邦便赐娄敬姓刘。待王莽称帝，王姓成了香饽饽，而刘姓已然残汤剩羹矣，王莽拿了国姓王赏赐刘氏有功者，明德侯刘龚、率礼侯刘嘉等凡三十二人被赐姓曰王。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 北齐文宣帝高洋尽诛诸元，定襄令元景安为保命，欲请改姓高氏，其从兄景皓曰:“安有弃其本宗而从人之姓者乎！丈夫宁可玉碎，何能瓦全！”景安以其言白帝，帝收景皓，诛之，赐景安姓高氏。本来的国姓元，因为国家的衰亡非但不再高贵，反而变成了要命的罪名，聪明人元景安选择了弃旧图新——主动请求姓高，以此表示与新政权保持一致；其堂兄元景皓不愿改姓新的国姓，结果掉了脑袋。 唐开国功臣徐世勣被誉为“纯臣”，赐姓李，遂名李世勣，后避太宗世民讳，又改名李勣。和徐世勣一样获此殊荣的还有幽州总管罗艺、吴王杜伏威、石州总管刘季真、蔚州总管高开道、代州总管胡大恩、云州总管郭子和等。 有时，某些动物也沾国姓的光而受到特殊保护。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国朝律，取得鲤鱼即宜放，仍不得吃，号赤鲤公，卖者杖六十，言鲤为李也。”唐朝的鲤魚可真是跃过龙门，好造化了。 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武家。武则天以太后临朝称制，成了事实上的皇帝，武姓政治股票急遽飙升，前景诱人，盖过了昨日皇皇第一姓李氏，马屁精傅游艺立即投资“武股”，上书请改国号，赐皇帝姓武氏，傀儡皇帝睿宗李旦很识相，也顺应舆情主动上表，自请赐姓武氏。不能责怪李旦数典忘祖，实在是时势使然，不得不尔。 明武宗朱厚照整天泡在“豹房”，懒得亲自过问朝政。陪皇帝玩的除了宦官，还有许多小人，朱皇帝玩高兴了，就收他们为义子，赐国姓。其中一个叫钱宁的自称“皇庶子”，备受宠信，言无不听。认皇帝做老爹，那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 明清之际那位收复台湾的郑大英雄，本名森，曾被南明隆武帝朱聿键赐姓朱，改名成功，人因以“国姓爷”称呼他。 赐国姓，也有不好使的时候。唐昭宗天复二年（902），皇帝拿出他的特殊政治奖品李姓赐给大臣朱温，讵料朱老三竟不给皇帝面子，当即予以拒绝。此何故？此时李唐王朝大厦将倾，岌岌可危，一派末日败亡气象，实权已转移到朱温手中，李姓含权量远不及朱姓多，朱温当然不稀罕你那个劳什子“国姓”了。 皇帝既然可以赐赠国姓，当然也就有权剥夺或曰开除反对派的国姓，以为惩罚。三国吴国孙秀乃孙权之后，正宗皇族，因见恶于末帝孙皓，惶恐不安，乃率兵降晋。孙皓盛怒之下，追改孙秀姓“厉”，那是极其严厉的政治处分。不过，孙皓的这个处分其实是一纸空文，无由实施；孙秀政治避难到敌国，照样姓孙——对方看重和炒作的也恰恰是他的“国姓”——官做得比在吴国还大。 唐朝那位备享尊荣的重量级元老李勣，子孙们借他的光，自然也姓国姓了。可待其孙子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武则天立即对其惩处，且累及已经作古的李勣:追削李敬业祖考官爵（撤销生前一切职务头衔），发冢斫棺，复姓徐氏——老老实实姓你的徐去吧；姓李，你不配！ 李勣们被改姓徐，实际上是恢复了原姓氏，遭遇姓氏处罚更惨的，是李千里。这个李千里和在位皇帝唐中宗同辈，同是唐太宗的孙子，一样的龙种，只因参与了太子李重俊的夺权斗争，事败，遭到视权力为命根子的皇上的严厉处罚:开除李姓，改姓“蝮”氏（这是中宗从他母亲武则天那里照抄来的），而后砍头——做鬼，你也不能做李家鬼，只配与虫豸为伍！ 围绕国姓进行的奖惩，标准只有一个:政治上和最高始终保持一致，绝对忠诚（愚忠尤佳），就奖；反之，则惩。 国姓作为崇高的政治荣誉，除了可用于政治奖惩，还限定着皇族种群的贵族圈。因为姓沾上“国”字号，就会带来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所以总有人冒充“与皇上一家子”。在皇族内部争夺中，也会在姓氏上做文章，指责对手是“野种”。 东晋的皇帝是否姓司马，似乎也需要划个问号。据说晋元帝司马睿，就是琅玡王司马觐的妃子夏侯氏和牛姓小吏私通所生，名义上姓“司马”，而实际却是姓“牛”，故称“牛继马后”。这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八卦，房玄龄领衔主编的《晋书》，白纸黑字记载着，不会是无稽之谈吧。那么，东晋的国姓就该是牛而不是司马氏。不过，东晋皇帝还是承认他们姓司马，或简称“马”——不然就是“姓不正，言不顺”。《晋书·恭帝纪》:“帝幼时……曾令善射者射马为戏。既而有人云:‘马者国姓，而自杀之，不祥之甚。’帝亦悟，甚悔之。”皇帝司马德文悔悟不玩射马游戏了，并不能挽救国姓被改换的命运，因为想“射马”、换国姓的人多的是，前有王敦，中有桓玄，后有刘裕；还有苏峻、祖约、孙恩、卢循，等等。 五代后唐石敬瑭有不臣之心，上表称:“皇帝是养子，不应该继位，请把皇位传给许王李从益。”实质也是扭住姓氏不放，那意思很明白，末帝李从珂的那个李姓是冒牌货。 突厥与唐和亲，武则天派侄孙武延秀去当女婿，讵料突厥竟不买账。突厥默啜对唐朝使者说:“我欲以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儿邪！此岂天子之子乎！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乃拘延秀于别所，由此引发了一场外交冲突。默啜致书数朝廷之过，其中就有“我可汗女当嫁天子儿，武氏小姓，门户不敌，罔冒为昏”一条，突厥可汗竟认为红透了中国的武氏是小姓，根本不配娶可汗女，这让武则天很没面子。 明武宗时，宁王朱宸濠用重金贿赂皇帝左右，党羽甚众，觊觎大位久矣；而公开宣称的造反理由却是:当今皇上朱厚照并不是已故先皇孝宗之子（原是野种，而非正宗龙种！），今奉太后密诏，令我起兵讨贼。那时候没有DNA技术作亲子鉴定，最后说了算的还是实力，谁胜了就依谁说的为准。 （三）国讳——皇帝之名“不敢说” 取了名又不让直接叫出来，而要“讳”，实在是陋习。谁来讳？那要看你是什么人。是平民，晚辈讳之，是为“家讳”。是官员，下属替你讳。五代冯道四朝为相，位极人臣，自号“长乐老”，典型不倒翁。一日，冯宰相命一门客讲《道德经》。经文一开头便是“道可道，非常道”，连犯冯大官人之讳，老先生乃读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宰相之名尚且如此，贵为君主，其名更是举国“不敢说”，故曰“国讳”。 国讳，给日常生活及说话作文平添了许多麻烦。容我列举一些实例来说明:秦始皇讳政，正月改为“端月”；汉朝文帝讳恒，恒山改叫“常山”；景帝讳启，《史记》就得把微子启写成“微子开”；武帝讳彻，彻侯更名“通侯”，蒯彻也得改名“蒯通”；东汉避光武帝刘秀讳，秀才乃称“茂才”；避明帝刘庄讳，“老庄”改称“老严”，那位拒绝做官的严光，本来姓庄，也改姓“严”了；晋景帝讳师，京师改称“京都”；晋文帝讳昭，王昭君改名“王明君”；梁武帝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白绢”；隋朝避文帝杨坚讳，遇“坚”则代以“牢”“固”“至”、“刚”等字；隋炀帝讳广，广陵改名“江都”；唐开国皇帝李渊之祖父讳虎（按:这位李虎大人和司马师、司马昭一样，也是死后被追认为皇帝的），凡言虎率改为“猛兽”，或代之以“武”，如虎贲改叫“武贲”，韩擒虎被改“韩擒”；避李世民讳，凡言世，皆曰“代”，“民部”改为“户部”，民风改为“人风”；唐高宗讳治，凡言治皆曰“理”，如“无为而治”作“无为而理”；梁太祖朱温父讳诚，遂改城曰“墙”（“攻城”写成“攻墙”，不啻搞笑），以其字类似于“戊”，司天监甚至上书请求改戊己之“戊”为“武”；晋高祖讳敬瑭，姓“敬”的就分别改成姓“苟”、姓“文”；辽国因避太宗耶律德光讳，改光禄寺为“崇禄寺”；等等。夫尊妻自贵，国讳还包括了第一夫人皇后在内，汉吕后讳雉，雉得称“野鸡”；晋朝避简文帝母郑后阿春讳，改“春”曰“阳”，孔子所著《春秋》遂为《阳秋》，富春改为“富阳”；武后讳曌，诏书改称“制书”，鲍照改名“鲍昭”。此外，还有为太子讳的，唐避章怀太子李贤讳，改崇贤馆为“崇文馆”。更有甚者，为皇后之父也要避讳。唐代有个刺史窦从一，初名怀贞，避中宗韦皇后父玄贞讳，更名从一。 明天启元年（1621）正月，从礼部奏，凡从点水加各字者，俱改为“雒”（改“洛”为“雒”），从木加交字者，俱改为“较”（改“校”为“较”）。惟督学称较字未宜，应改为学政。各王府及文武职官有犯庙讳御名者，悉改之。为避先帝光宗朱常洛与今上朱由校名讳，政府专门发文，让犯讳者改了个不亦乐乎，只是“学校”改“学较”太觉别扭，可特例处理。 有的国讳，实在避不开怎么办？“若写经史群书及撰录旧事，其文有犯国讳者，皆为字不成”（《唐六典·礼部尚书》李林甫注）。“为字不成”，说白了就是故意写一个错别字。如清代刻书，凡“玄”皆改“元”或缺末笔，所以避玄烨讳也。 误犯国讳，那可是要依法惩处的。《唐律疏义》明文规定:“诸上书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杖八十；口误及文书犯者，笞五十；即为名字误犯者，徒三年。”误写误说一个字就要打屁股；取名犯讳，劳改三年！ 宋朝有个叫吴倜的书生大考夺魁，颇负文名，徽宗皇帝亦有意提携一把。但吴倜书生意气，不会讨好权奸蔡京，蔡故意为吴倜仕途使绊子。他强加给吴的罪名是“傲狠无上”，皇上惊问其详，蔡京说:“该吴明明知道陛下御讳（佶）而不肯改他的名，只是用一圈围之，这不明摆着是目无圣上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蔡京所以能在“倜”和“佶”两字上无限上纲做文章，所凭据的正是避国讳陋习；不然，吴秀才就是径叫“吴佶”，又有何妨？ 近代史上很著名的“苏报案”，也和国讳有关。1903年6月29日，《苏报》头版刊出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该文直呼光绪之名:“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专制者雷霆震怒，认为章太炎“诋毁今上圣讳，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倘依了清廷，如此“恶攻”罪足可砍头，但迫于舆论压力，只给章太炎判了三年监禁。比起同样犯圣讳的王锡侯来，章太炎算是很幸运了。王写了一本《字贯》，为《康熙字典》正谬，在处理“玄烨”、“胤禛”和“弘历”等名讳时都作了缺笔处理，只不过未用更为严格的改字法、空字法，但乾隆还是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及阅其进到之书，草一本序文后凡例竟有一篇，将圣祖、世祖庙讳及朕御名字样开列，深甚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以申国法而快人心。”王锡侯及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被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某大员为奴。还有周克开等几名官员也因此书被治罪。 由于皇上、陛下、万岁、至尊、“国家”等称呼替代了本名，本名长期无人敢叫，以致连皇帝本人都淡忘了自家名讳。电视剧中，刘墉直呼乾隆本名弘历时，乾隆居然不知“弘历”是何人，这固然属于艺术的“真实”，然细思之，它又未尝不是生活真实的再现。 皇帝取名大多也选用常用汉字。由于宫廷内部残酷的权力斗争，汉宣帝曾被迫流落民间，生活在社会底层，因而所取的名字也是平民式的——病已。及至做了皇帝，考虑天子之名，须体现“难知易讳”之原则，才改名“询”。尽管这样，战国时期大儒荀卿为避刘询讳，在当时还是被改姓“孙”了。三国吴主孙休认为:取名欲令难犯易避，把常用字如“伯”、“仲”当作好名好字，其实是没有文化品位，很可笑。所以他特为四个儿子之名创造了四个字。孙休“欲令难犯”的愿望倒是实现了，只是他造的字谁也不认识，这一来反而增添更多麻烦。 至于那些平民出身的皇帝，诨名透露出的平民本色更不待说。后周太祖郭威诨名“郭雀儿”，显系寻常百姓“贱名”。原本贱民出身的朱元璋阔为皇帝后，为其龙子龙孙取名，可就大有讲究了。其子都用单名，皆从木旁，如:长子朱标，四子朱棣。其孙辈往后，取双名，其第一字按辈分依次用字为: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其第二字可随意选择，但须从金、木、水、火、土为偏旁，如: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祐樘，武宗朱厚照，穆宗朱载垕，神宗朱翊钧，光宗朱常洛，思宗朱由检。 更有个别皇帝出于某种政治考虑，不惜为自家取名生造出一个汉字来，以显示其与众不同。武则天造一“曌”字以为名，取日月凌空，以天为则之意。五代十国南汉主原名刘岩，据《易经》“飞龙在天”意，生造一个“ ”字用为名，堪称超级追龙迷。 后唐明宗李嗣源是个文盲，他居然明令:“朕的名字有两个字，但只要不连称，都不需避讳。”在避讳问题上，这位李皇帝还是很开明的。 不过，有一个臣下可以直呼帝后之名而不必避讳的朝代，那是元朝。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考证出，郝经上世祖书中直呼宪宗蒙哥之名和逯魯曾经称武宗皇后珍格（真哥）之名的史实，认为元代帝后生前皆无徽称，臣下得直呼其名，盖国俗淳朴，无中国繁文缛节也。 （四）别名:年号尊号谥号庙号 观历代皇帝本名，除了开国之君及少数杰出能干或者残暴昏聩从而“知名度”较高外，大多数的反而鲜为人知。即令声名显赫、现今又荧屏一再走红的所谓“康熙大帝”，倘非读过史书，甚至都不知道他姓爱新觉罗名玄烨。盛唐诸帝，人们能叫出名字的，大抵也就是从李渊到李隆基五代中的几个，其他十几个，恐怕也是知其名者寡。所以然者何？盖皇帝之名史书直称者少，常见并被视同“別名”的多是其他徽号:一曰年号，二曰尊号，三曰谥号，四曰庙号。 1．别名之一:年号 年号是在位皇帝自己敲定的，从中很可揭橥皇帝的政治用心。年号作为皇帝的别名，至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几乎取代庙号而成为皇帝第一称号，例如，史书多称康熙皇帝、光绪皇帝，反倒很少叫清圣祖、清德宗。 总观中国皇帝年号，自汉武帝建元始，至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宣统终，凡七百零四个（据《辞源》附录），依其表意，可大致分类如下: 其一，表示新君即位改元。如:建元、始元、初元、建始、元始、初建国、黄初、正元、开皇等。 其二，表示君权神授，代天牧民，龙凤相伴，渲染神秘。年号用字最多的是“天”字，以“天”字作为首字的就有六十六个，还有八个年号中使用了“天”字，如:天玺、天成、天启、天保、天安、天和、天复、天祐、天福、天宝、天祚、天圣、天赞、天禄等；用“龙”“凤”字的年号二十四个，如:青龙、神凤、五凤、凤凰、龙飞、龙昇、凤翔、神龙、龙德等。 其三，期盼天下太平，国家永久稳定最好是超稳定，以便让皇帝们做“无忧天子”，恣意享乐。如:太平、永平、永宁、永和、永兴、咸宁、永安、太宁、咸安、太安、长乐、永定、太平兴国、永乐等。 其四，用以炫耀所谓文治武功。如:武定、武平、大业、武德、武成、大德、至治、洪武、建文、弘治、崇德、顺治等。 其五，出于特殊的政治需要。个别皇帝由于政治根底浅，缺乏自信，就借助这类文字游戏不断翻新花样，制造舆论，以图维系人心，延长统治。有如当代国际上某些政客惯玩的“新口号”、“新思维”的把戏一样。最典型的就要数女皇武则天。在男尊女卑的观念作为主流意识的时代，武则天以一个异姓的“牝鸡”爬上权力巅峰，傲视李唐皇族，驾驭唐室旧臣，内心究竟不那么踏实。为缓和严重对立气氛，转移臣民视线，她在年号上不断推陈出新。从她立为皇后改元显庆（656），到神龙元年（705），五十年间，更换年号之频繁，堪称“历史之最”，今年才叫“垂拱”（垂拱而治），一年未满，却又改元“长寿”；是犹不足，复盼“延载”，更不惜推出“天册万岁”、“万岁登封”、“神功”、“神龙”等，以期借助天、神之尊来壮雌威。 改朝换代的重要标志便是“改元”，新君即位一般也要改元。取义当为:从一开始，刷新政局。即使是草头王、临时天子只要称孤道寡，改元是一定要做的。 十六国时代，前赵主刘曜杀戮过度，逼迫巴地民众尽反，推巴酋句渠知为主，自称大秦，改元曰平赵。“平赵”这个年号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唐德宗时，朱泚竖起叛旗，更国号曰汉，自称汉元天皇，改元天皇。他打的也是“天”字牌。 黄巢建国，年号金统，唐僖宗则改元“广明”，黄巢认为唐室这个新年号，“以文字言之，唐已无天分矣”。原来，繁体广字是“廣”，那么，从文字角度看唐家天下已姓“黄”矣。 改元也还有其他用途。 南朝宋明帝泰豫元年（472年）春，正月，上以疾久不平，改元。皇太子会四方朝贺者于东宫，并受贡物。这是把改元当成了禳灾治病的药方，顺便还收了一大笔贺礼。 三国吴末代君王孙皓以掘地得银尺，上有刻文，改元天册。这个纪念年号才叫一年，又于湖边得石函，函中有小石，青白色，刻“作皇帝”字，于是改天册为天玺。人心丧尽、摇摇欲坠的孙皓王朝，也只能靠这祥瑞迷信、频改年号来苟延残喘。天玺称完不到四年，孙皓就彻底玩完了。 北魏太延六年（440）六月，魏皇孙拓跋浚生，改元太平真君。这是为了纪念皇孙降生，图个吉祥。 562年，北齐青州上言河水清，齐武成帝遣使祭之，改元河清。这是纪念当年河水少泥沙而变清。 后梁朱友珪弒其父太祖朱温而夺得帝位，时在乾化二年（912）六月。翌年正月，他也依照惯例，正经八百地改元凤历，以示开启新时代。然而仅过了一个月，朱友珪就在与同胞朱友贞的皇位争夺战中兵败身死，半年多的皇帝资格即被剥夺——废为庶人，短命的凤历年号也就鲜为人知。胜者朱友贞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待后唐灭梁，朱氏政权被称作“伪梁”，唐庄宗下令追废朱温、朱友贞为庶人，毁其宗庙神主。整个梁朝都被“彻底否定”了！ 元朝的世宗没有年号，则是一个特例。 年号随着政权更迭而变，围绕年号的政治斗争也就顺理成章。朱棣打着“清君侧”（帮助皇帝搞政治大扫除）的旗帜，干着夺帝座的营生，用暴力推翻了合法的惠帝，自己取而代之，惠帝的年号“建文”也被废止，而改用太祖的洪武年号，这一废一改，就等于宣告朱允炆政权之“伪”，也就是要把那段历史抹掉。当然，抬出“洪武”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最终目的还是要实现自己“永乐”。 值得一提的是明万历年间农民起义领袖李文所使用的年号“天真混”。历朝历代，皇帝在确定年号用字时，无不选用吉祥的字，而李文却公然称“天真混”，体现了对天威亦即皇权的蔑视。 2．别名之二:尊号 尊号，旨在为皇帝表功彰德。上尊号，说到底是给在位皇上戴政治高帽子。讨好至尊，自然要选用最好的字眼，且不惜其滥，有如当代的“最最最”、几个“伟大”一样。帽子奉上，既能让皇帝开心，咧着大嘴傻笑，大臣们也可凭此多捞几千两俸银或赏赉。早期的尊号，也就“皇帝”或“皇后”二字。《汉书·高帝纪》：“大王功德之著，于后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号。”从唐代起，又在皇帝、皇后称号前再加高级褒奖词，而且越加越多。尊号也要避讳。唐玄宗朝宰相姚崇原名元之，因避玄宗尊号开元讳，乃改此名。 尊号，多为大臣“请上”——你不“请”，他还想“自加”哩！——皇上批准后实施。底下我们看看唐朝几个皇帝的尊号吧。高祖、太宗都没有在活着的时候加尊号。武则天正式称帝后，称过的尊号依次是: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天册金轮大圣皇帝，再加上唐中宗复位后为她上的尊号则天大圣皇帝，一共六个，一个比一个尊崇，一个比一个伟大。武则天自己也不“伟大谦虚”一下，而是满脸堆笑，高帽子一顶接一顶只管戴，感觉好极了，进而便明令全国，举人不再学习传统的经典著作《老子》，改读女皇编撰的“重要著作”《臣轨》。于是乎，学“武著”，言必称“臣轨”，成了官场一时之髦。官场习俗，跟风媚上，唯权是从，自来如此。一俟女皇下台，《臣轨》谁还再读？立马送它去废品收购站了！ 玄宗的尊号，始称圣文皇帝，继而称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后又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最后则称开元天地大宝圣文神武证道孝德皇帝，达十四字之多。尊号极颂其英明伟大，越来越“最最最”，李隆基的骄傲糊涂指数也随之狂升，终于不可救药，将李唐王朝从“开元盛世”推入“安史之乱”的深渊，他自己也成了一个晚节不保的悲剧性人物。 德宗朝政局动荡，有术者上言：“国家厄运，宜有变更以应时数。”群臣请更加尊号一二字。德宗问陆贽，陆贽上奏，以为不可，其略曰：“尊号之兴，本非古制。行于安泰之日，已累谦冲，袭乎丧乱之时，尤伤事体。”又曰：“嬴秦德衰，兼皇与帝，始总称之。流及后代，昏僻之君，乃有圣刘、天元之号。是知人主轻重，不在名称。损之有谦光稽古之善，崇之获矜能纳谄之讥。”又曰：“必也俯稽术数，须有变更，与其增美称而失人心，不若黜旧号以祗天戒。”陆贽不愧为一代名臣，他的“尊号观”可谓一语中的，“人主轻重，不在名称”，在动荡时期，欲借增加美称来应对危局，那只能进一步丧失人心，无异于自己添乱；明智的选择应该是废弃那些“英明伟大”的虚名，多做实实在在的关注民生、维系人心的善事。德宗纳其言，在“罪己诏”中明令今后不准使用“圣神文武”的尊号，但改年号而已。 也有群臣请上尊号而皇帝谦让推辞的。唐顺宗中风失语，不能视事，继位仅八个月即传位太子李纯，自己做了太上皇。新一代权力核心唐宪宗才开始运作，众臣又要竞相表现一番:请上上皇尊号曰应乾圣寿太上皇，上尊号曰文武大圣孝道皇帝。唐宪宗只对他老爹的尊号画了圈，自己的则谦辞了一回。实际上，这种谦逊只是一时作秀罢了，骨子里，最高权力拥趸者，几乎个个都喜欢天天有人舔他的耳朵，收获甜言蜜语的颂圣词，这是他们永远的精神需求。唐宪宗不受尊号刚过了两年，便愉快地接受了群臣请上尊号的强烈要求；其后，龙椅坐得更稳了，就将尊号由“睿圣文武皇帝”提升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翌年，又一次上尊号，还引发了一场不小的政治风波呢。专擅巧媚邀宠的宰相皇甫镈力主更添“孝德”二字，另一个宰相崔群则认为，“言圣则孝在其中矣”，再“孝德”就显得重复了。皇甫镈立马上纲上线参了一本，说崔群在万岁您的身上竟然不愿用“孝德”两个字，用心何其毒也！李皇帝闻奏龙颜大怒，随便找个碴就将崔群左迁湖南做地方官去了。 最高权力之诱人，赛过任何珍宝，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最高权力之迷人，强过特效迷魂药，坐上天下第一把交椅，真能以史为鉴，保持清醒，慎始而善终的，严格说一个也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