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氏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孔氏家族与中央信托局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四大家族直接控制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简称“四行二局”)，在抗战中(1939年)成立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四行二局”联合办事总处，逐步形成了官僚资本的统筹机构和大本营。 四大家族中以孔祥熙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掌握中国的财政金融大权为时最久。1933年，蒋介石与宋子文发生矛盾，宋失去了财政部长“宝座”，孔祥熙当时担任中央银行总裁，遂财政部大小公务均需请示他办理，孔由此逐步掌握了中国财政金融的命脉，身兼多职，显赫一时。我曾在孔氏家族把持的中央信托局任职多年，接触面比较广泛，对于其家族内幕知晓甚多。 孔祥熙和他的家庭成员 孔祥熙号庸之，有些人背后叫他“哈哈孔”，山西人一般称他为“老先生”。他是山西省太谷县人，因太谷、祁县两地人以经营旧式银行汇兑和高利贷业务的“山西票号”闻名，出了不少地主兼金融商业资本家，因而有“金祁县，银太谷”之称。孔祥熙从前到美国去读书时并没有什么钱，是由山西基督教教会送去的。他的钱是回国后通过多年的官僚资本运作逐渐积累起来的。为了欺骗人，造假相，孔祥熙曾在1936年派人回家乡用官家恶势力和高价收买双管齐下，购买当地望族豪绅的旧房子。按他当时的财力即使把太谷县城再建一座也不困难，而买旧房只不过想证明他“祖上就很有钱”。 作为蒋介石在财政金融统治上的第一号助手，尽管有报纸称孔祥熙“人如其字，字如其人”，庸庸碌碌，可在敛财上的本领，恐怕在中外历史上，没有人可以比得了他。当时形容蒋介石统治的一句谚语“孔宋财神陈家党”，即足见蒋对孔格外信任，孔是蒋的忠实账房。孔祥熙用人行政，自成系统，人们说他是“任人唯晋”、“任人唯贤”。“贤”是指孔曾在太谷办过一所铭贤学校，凡是该校毕业生，至少可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当一名专员。当年中央信托局有一个医务室，一共十几人，从主任医师到护士、药剂生，都是山西人，被人戏称之为“山西同乡会”。而对此孔祥熙却有他自己的一套说法:“常常有人攻击我欢喜用山西人。要知道，我们山西人办了几百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是用其所长。我也因为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负重要责任，做出一些成绩。我今后还要多用山西人，但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这种诡辩，当然掩盖不了事物的本质。 孔祥熙当时一身兼许多要职，哪里会有工夫处理日常事务，因此各机关例行公事都由别人代他负责。可是用人、用钱和重要文件，都要由他自己审批，有的还要给幕后的宋霭龄看过。他批公事很简单，常用的几个字是“可”，表示照准，“核”表示还要有关主管部门审核，“阅”表示看过了事。这样处理国家大事，使他周围的人形成一个有势力的小集团，卖官鬻爵，上下其手，浑水摸鱼，贿赂公行。甚至他的“宝贝二小姐”偷着批的公事，发到各机构也一样生效，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 众所周知，孔家不择手段敛取的财产难以计数，这其中孔夫人宋霭龄“功不可没”。宋霭龄是宋氏家族的大姐，与孔育有二男二女，她不仅在幕后操纵国内外政治经济以及重要市场，且蒋孔宋三个家族内部发生矛盾时，也都由她仲裁解决。有人形容她是现代的叶赫那拉氏，并不为过。她平日虽然深居简出，不像宋美龄那样抛头露面，可是她的势力会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大事，蒋介石也要让她三分。她是惟一能在公共集会、外交场所，直呼蒋介石为“介兄”的人。宋还有两个干儿子，一个是中央银行发行局局长李骏耀，另一个是中央印刷厂总经理凌宪扬。由这两个人掌握印刷钞票和发行钞票的大权，孔家便可随意将国家的金银和 外汇装进自己的荷包。 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人称“孔大少爷”、“小孔”，臭名远扬。香港《大公报》载文称:“爸爸在朝做宰相，人人称我小霸王。”就是对孔令侃很好的写照。1932年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即已被孔祥熙任命为交通银行代表官股的常务董事，代表他父母批签交通银行的一些重要文件。他每天在学校鬼混、游宴，尽管银行有亟需处理的重要公务，也要“等大少爷放学才能批示”。一次，杜月笙恭维他说:“你批公事显得很老练，真是能干得很～”孔令侃竟毫无愧色地回道:“我在念书时便是先生在上面讲课，我就在下面批公事。”实际上他只要看罢公事后下面盖一个孔祥熙图章即算数，更何况还有几个同学做他的私人秘书，在中央银行挂名支薪。 孔家的大女儿孔令仪，劣迹恶名没有那么昭彰，不大为人所注意。但她在中央信托局也安插了一些私人，例如教过她读书的黄应荣是局长室法律顾问，她最亲密的女友“陆小姐”的丈夫陈炳炎是易货处襄理。难怪人们说，中央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在当时是“无孔不入”，“非孔莫属”。 孔家第二个女儿孔令俊(即有名的女恶霸“孔二小姐”)，虽年纪最小可是最不安分。她一向喜女扮男装，每每出入都随带大批妖形怪状的女人和全副武装的副官打手，并曾经在成都与空军飞行员大打出手。孔祥熙尽管对她的胡作非为也看不惯，但因为她是宋美龄的干女儿，遇事可以闹到“娘娘”那里去，孔也只有让她三分。她不仅敢乱批或者扣留父亲的公事，甚至于连蒋介石的重要公事也敢翻弄。有一次竟当蒋介石的面撒野，在重庆轮渡码头上打宪兵的耳光。孔家急于把她嫁出去，可是有势力的人像蒋纬国、胡宗南等都对这个“孔二小姐”感到吃不消，不敢接收。当年孔祥熙的大小副官都由她直接指挥，财政部总务司司长边定远是她的亲信人物之一，央行、信局的事有她一插手，人人头痛。 孔令侃染指中央信托局 1935年财政部明令公布成立中央信托局，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开办资金是1000万元。孔祥熙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会理事长，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以副总裁兼任局长，两名副局长一个是孔门“大将”张度，一个是张嘉,的“夹袋”人物刘攻芸。 中央信托局成立后，曾登报公告设立。其下属保险部办理一切保险事宜，资金500万元，一次拨足，会计独立，盈亏自理;又公告下设中央储蓄会，也是资金500万元，一次拨足。有人说中央信托局资金一共是1000万元，拨出了两个500万，自己岂不成了空架子，买空卖空，无本生意,实际上是一笔糊涂账，一切都是形式，不足为奇。后来抗战开始，为了抬高身价，由国库再增拨资金4000万元，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同。不过中、交两行还算有商股，中信局则完全是官股。孔家有了中央信托局这个机构，便可以为所欲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1937年抗战开始，国民党节节败退，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到香港。恰在此时，孔令侃被正式任命为常务理事，掌握了用人行政大权，他不仅直接管中信局和中央银行大小事务，而且连代表江浙财阀的交通银行、南四行、北四行、小四行也都要管一下。孔的政治野心很大，对“姨父”蒋介石的那套法西斯统治办法极力仿效，还搞了一个名叫“南尖社”的小集团。有人问其核心人物:“南尖”是什么意思,他们说是“纳粹”的译音，宗旨如何，可想而知。 孔令侃骄横跋扈至极，任意引用私人亲信和同学，他出入都由佩带手枪的人前呼后拥，对过去捧他“姨父”蒋介石上台的江浙财阀集团一般首脑人物也是颐指气使，直呼其名。有一次，小孔打电话给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说:“你是笔江吗,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下。”胡为此发牢骚说:“这位大少爷，怎么一点礼貌和规矩都不讲，我和他父亲是朋友，他开口就叫我名字，呼之即来，挥之则去，一点都不客气～”而对胡以下之人物则更不必谈了。 1938年，广州沦入敌手，中央银行广州分行亦迁到香港。两个重要的国家金融机构，在孔氏家族宋霭龄和孔令侃、孔令俊的直接指挥下，恣意大规模地盗窃国家资财。他们利用美国钞票公司、英商德纳罗钞票公司无限额地大量印刷钞票，供给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开支，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孔家却将国家的金银外汇、侨胞捐献的款项，全数卷入私人荷包。甚至孔家认为印一张钞票用2美分外汇也划不来，而改为自行进口油墨纸张，由与豪门资本有关系的大业印刷公司等印刷钞票。后来物价日涨，印刷成本愈来愈高，印刷机的速度赶不上需要，孔祥熙便把原来授权共同发行“法币”的中国、交通、中国农民三银行的发行权全部集中到中央银行。在香港印的钞票，日夜由中国航空公司空运还来不及。孔家又在重庆中央信托局设立印制处，由宋霭龄的干儿子凌宪扬做经理，在重庆设厂承印钞票及邮票和其他债券。由于其疯狂地大量印刷钞票，使物价空前高涨，人们拿辛勤劳动的血汗换来的却是分文不值的纸片，怎不叫苦连天, 然而面对人们的怨声载道，孔祥熙却在公开场合对众人说:“大家都说现在物价贵，公务员薪水低，入不敷出。我看抗战这几年，物价涨得并不多。我家里一天伙食钱用三块钱，十几个人的饭，小菜很好。你们收入也不少，怎么说不够用,”孰不知，“孔公馆”的开支是每天由专人照他主观想像的物价来出账，实际上当时3元钱吃一餐普通客饭都不够。记得在1941年，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孔祥勉到重庆见他，临走时孔祥熙说:“你这几年很辛苦，也没有什么钱，我现在送你一点钱。”言罢拿出一张500元的支票交给孔祥勉。孔祥勉大为惊讶，又不好意思说明，因为500元在那时还不够买一两升米～孔祥熙在家里吸名贵进口香烟，在外面开会时却吸国产烟，以示“节俭”。手下拍马屁的人拿一个中国牌子的空烟听，里面装满“三五牌”，孔祥熙一面抽，一面还要批评别人欢喜抽外国香烟:“你们看，这种国产香烟就跟外国烟一样的好～”人们自然也不好意思当面拆穿他的谎言。 我曾见过孔祥熙几次面。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是不是徐谦的儿子,”我说:“不是。”他还说:“我记得很清楚，你是徐季龙的儿子(徐谦字季龙)，怎么会不是,”第二次我见他，他又问:“你是徐季龙的儿子,”我说:“我是安徽至德县人，徐谦先生安徽徽州人，我不会搞错自己父亲的名字。”但第三次他仍然这样问。当时我想他究竟真糊涂还是假糊涂,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对有关国计民生的事，总是装聋作哑，伪装糊涂，但对个人搜刮民脂民膏，是历史上任何人所不及的。 孔宋两豪门家族之争 孔祥熙和宋子文，是嫡系郎舅关系，又是国民党政府在财政经济上统治中国的两大重要支柱。可这两大豪门却是争权夺利，矛盾重重。 孔祥熙对蒋介石是言听计从，对蒋反共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让步，他都没有意见。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从来不讨价还价，他夫妻子女只在浑水摸鱼，上下其手，从中取利。 宋子文则对那位流氓出身的妹夫一向看不大起，自认比他聪明，不大怎么听话，政治事务也要干涉，蒋用钱也不痛快。宋子文是亲美人物，自因与蒋意见不合，丢了财政部长官位，便以在野身份住在香港与美方暗中联络，准备东山再起。那时候他还担任着中国银行董事长和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银行有了这个“国舅”做后台老板，有时还可以与孔家势力相抗衡，在国外各地设分行，分享国家外汇上的收入。宋与嫡亲外甥孔令侃也多有不合，宋子文的亲信人物邓勉仁(在宋任财政部部长时担任总务司司长、后任香港广东银行总经理)就曾公开指责孔氏夫妇、子女为非作歹的丑闻，并任意嘲笑。孔家的手下也以牙还牙，攻击宋子文。 舅舅与外甥矛盾百出，不仅仅私底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公开相互争夺。那时美 国对国民党政府的棉麦大借款，由宋子文一手包办，他通过金融外交家陈光甫和邹秉文控制的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还有在美国纽约开设的世界贸易公司等，以低价收购国内丝、茶、猪鬃、桐油等出口物资来抵偿债款。在抗战时期这些土产都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的统购统销物资，也是宋子文借口维持“债信”，一手垄断，从中取利的肥肉。孔令侃见没有捞到配额，便借口所谓“廿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一定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划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他一个电报发到重庆，让财政部转请国府，明令公布“所有全国各色猪鬃之收购运销事宜，归中央信托局统一办理”。财政部办事的人奉到“孔大少爷”的电谕，不敢怠慢，既没有考虑到前因后果，也没有查一查案卷，就糊里糊涂搞出了个“双包案”。 既然决定由中央信托局收购猪鬃，孔令侃即命令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等地成立收货处，并派出了不少人员出示皇皇的“大布告”，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早已在各处设立了收货办事处，他们是根据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文规定了的，统一购销猪鬃、桐油及其他土产。双方都有硬牌头做后台，谁也不买对方的账～开始时大家还抬价抢先，能收到几担毛货，后来竟发展到打官司，由香港打到重庆。终于因为宋子文掮出美国债信攸关幌子，财政部事先未了解情况，搞出了“双包案”也错了脚步，而且孔令侃也离开香港到美国去了，结果仍然由复兴公司统购。中央信托局虽设立了很多办事处，但一年多时间却毫无所得，还浪费了不少国家资金。而劳动人民和小生产者却因为双方争斗，左右为难，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孔令侃不光是在业务分赃上要与宋子文相对抗，在批双方有关的公事上，也毫不客气地直称T.V.(宋子文英文名字译音的缩写)，重庆和国外的重要电文孔令侃看过后批上“转T.V.洽”送给宋子文，宋也无可奈何。 孔祥熙与宋子文虽然不像孔令侃那样闹笑话，但也相互倾轧。当宋子文让出财政部长时，为表示与孔祥熙不合作，曾命令次长、署长、司长等高级官员一律辞职。只有赋税司司长贾士毅因为与宋没有什么渊源，不愿辞职，孔祥熙当然留用他。后来贾士毅在上海随一些人去看宋子文，宋不予理睬。当他人提示宋子文:“贾司长特来看你，你有什么指示。”宋子文竟厉声说:“我不认识他，叫他马上出去～”贾士毅回去只得向孔辞职，去做了湖北省财政厅长。 中信局成为孔氏的“私家领地” 前面提到的所谓“廿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中德易货专案(代号“合步楼”，是德文Hapro的译音)，是由德国供给国民党政府军事装备，而中方以德国所需的战略物资作为抵偿。由于英美德日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这两个专案只有几个孔令侃的亲信人物在办理，在中信局内是保密的。 孔令侃拿着“奉委员长手令”的招牌，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了一个兵工储料处，连财政部那些应办手续都省略了。这个处由孔令侃亲自掌握，实际上成为他的私人机构(中信局局长也不得过问)，用人多少可毫无限制，有不少孔氏家族的大小爪牙在里面兼差支薪，根据“孔公馆”的习惯一律称“秘书”。 “合步楼”专案是中信局凌宪扬与纳粹德国驻港代表希米特出面接洽的，他们常常在孔令侃的办公室里鬼鬼祟祟地秘密商谈。1939年8月底，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几天，德国人忽然送来几大箱文件，并告诉凌宪扬说他们接到政府密令，要马上撤离香港，文件托中 信局保管，设法运往重庆，不能被英国人发现。当时许多人被“绥靖政策”所迷惑，看不出德国会真的和英、法打起来，而德国人的这一神秘举动使孔令侃来了灵感，马上报告宋霭龄，指使她的账房将国家外汇挪来，大肆收买一批美国军火飞机厂商的股票，从中又发了一票横财。 “合步楼”专案于孔令侃赴美、中信局迁重庆后即由孔家“官邸”直接掌握，尽管国民党政府已处在抗日的形势下，但中信局仍有关系人在暗中与纳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方面勾勾搭搭。 除了兵工储料处之外，孔家在中央信托局的另一”私人领地”便是运输科。当年四大家族豪门资本与军统特务、流氓集团，为了承运进出口军用物资和走私贩毒，在香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接运总处，对外简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西南运输公司业务范围广泛，中国大陆与外界相通的铁路、公路、航空等众多命脉都在其直接控制之下。孔令侃对此非常眼红心热，决定在中信局成立运输科，派宋霭龄最忠实的亲信林世良为主任，买了一大批卡车，打着“廿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替中央银行运送钞票的旗号，私运纱布匹头、五金百货，甚至代运法商欧德南洋行的鸦片毒物，其全部利润自然由蒋孔两家收入私囊。 见孔令侃派了林世良做了运输科主任，他的妹妹“孔二小姐”孔令俊也要插一手。她自己下条子派汪建才为副主任，带一部分人驻昆明办公。后来运输科改为运输处，林、汪两人分任经、副理，双方各为其主，利害冲突，一见面不是吵嘴就是打架。但打归打，吵归吵，孔氏家族的利益却未受损害，运输处从1939年到1942年缅甸沦陷为止，不知“名正言顺”地替孔家运了多少商品，从日用器具到烟酒卫生草纸，一直到“孔二小姐”养的狼狗所吃的进口狗粮，无所不包。其贩私所得，也成为孔家的很大一笔收入。 当年中央信托局打的是“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的招牌，有雄厚的四大家族资金做后盾，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可以干。那时其他的四行和邮汇局，名义上经营范围还有些限制，中信局反正在孔家直接控制下，一手垄断全国保险事业，一手垄断全国各种储蓄业务，国家的进出口业务和采购大权也要抓，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也没有人敢反对。以下即是颇为典型的一例。 中央信托局副局长赵季言，是宋霭龄的私人账房，买卖金银外汇、外国股票大部分由他出面联系成交。他那时是香港经营外汇和美国股票大经纪人新丰洋行(行址就在汇丰银行大楼二楼)的大客户，孔氏家族要操纵市面，可以指挥其他银行集团代他兴风作浪，投机倒把。1939年夏季，美英两国直接操纵的中央银行外汇平准基金委员会，奉美国政府指示，为了限制中国国外资金转移，决定冻结中国私人在美国的存款。美国代表福克斯向孔祥熙转达了这项决定，孔一方面拖延时日，一方面即刻通知宋霭龄。宋得到消息，马上叫赵季言立刻飞往美国，把孔家有关系的中国私人名字存款，全部处理化名转移。可此间身为平准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的陈光甫，还被蒙在鼓里。待赵季言完成任务向宋霭龄复命的第二天，重庆才正式公布这一决定。一时间，外汇大为波动，银行界因为措手不及，严重影响到资金周转。和金融界有密切关系的江浙财阀、政学系、C.C.派不仅大骂赵季言，对孔氏的这一手也是恨之入骨，而孔家却因为这样一来，更全面地掌握了中国外汇管理大权，使一些有外汇的商业银行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他们。 孔令侃避祸离开中信局 孔家在中国的声名可谓首屈一指，孔大公子更万万不会料到一场突来的祸事，迫使他不得不舍弃在中信局的“肥缺”。 中信局总部迁到香港，孔令侃以孔家私利和安插私人、朋比分肥为中心任务，对外 汇物资能捞的就捞，趁火打劫，游刃有余。然而就在他有恃无恐、自鸣得意之时，港英当局突然打上门来。 原来，孔令侃在香港设有一个秘密无线电台，每天与重庆“孔公馆”直接通报，除了香港及国外的外汇，金、银、公债证券，美国股票的行情以外，也收集一些香港各方面人物的生活言行，大小中外报纸上的消息和黄色社会新闻，用了不少专人译成专用密电码昼夜发出。但这个电台是私设性质，并没有得到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的许可。英国人当时对中国相当歧视，孔家私设电台无疑系漠视之举，何况日本人也为此向英国提出了交涉。有一天，英方忽然出动大批警察将电台包围，查抄了来往文件、密电码和来去电底稿，逮捕了一些工作人员，并在报上宣布破获一个间谍情报电台，孔令侃顿时乱了阵脚，一方面委托律师办理交保罚款手续，一面托在港特务陈质平向英国情报人员方面斡旋。几经周折，英国殖民当局表示“孔令侃是不受欢迎的客人”，不希望他留在香港继续活动。宋霭龄担心孔令侃回重庆会成为众矢之的，被人打落水狗，于是这位豪门“小霸王”被迫在1939年年底灰溜溜地逃往美国，离开了中信局。临行前他还不忘安插爪牙，又向他父亲保荐了两个中央信托局的副局长，一个是原任购料处副理李耀煌，一个是一直在重庆负责中信局事务的储蓄处经理陈钟声。 即便身在美国，孔令侃也不死心，仍在利用中央信托局的往来关系，抢占一些大厂商的中国经营权，买进卖出，大发战争财。 孔令侃受英国压力离开香港后，兵工储料处随之撤销。表面上中信局有三个副局长张度、赵季言、李耀煌，在常务理事俞鸿钧的指挥下分别负责有关事务，而实际上还是重庆“孔公馆”的宋霭龄在幕后发号施令。这时候尽管因为形势的压力，中信局的业务行政中心已逐渐向重庆转移，可是三个副局长以及手下的亲信，谁也未考虑到重庆去，一直等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人占领了香港，才不得不仓皇撤退。临行前，除极少数人冒险冲入设在汇丰银行的办公处所，抢出一些现款发给职员每个人几个月的生活费，并焚毁了一些重要文件外，一切均不了自了。就此，中央信托局结束了在香港的一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