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之差异源头

博主按语:与众分享引言,有关中、西两种文化的思维前提、思维方式、语言特征以及缘起和历史渊源。 倘若要寻根溯源地考察一种文化,那么比挖掘地下实物更加重要的是,寻找该文化的思维前提。基于这样的探究方式,直接了当地指出中、西两种文化的思维前提,并非突兀,而是极其必要的。与中国古代圣贤通常以读者或者听众是在同一层次上的智者或者聪明绝顶的学者为讲说或者写作的前提完全不同,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文化,建筑在假设读者或听众是混沌初开的学子的前提之上。因此,中国古代文化的特征是跳跃的,西方文化的传统是循序渐进的。 似乎是从赫拉克利特开始,古希腊的圣哲就在探究宇宙的同时,关注人文教育,提倡尊严和高贵。及至苏格拉底,将此作为要求,朝着雅典市民喋喋不休,最终导致冲突。然而,即便到了柏拉图,圣哲们依然还没有找到如何培育世人的人文素质的有效途径。有鉴于苏格拉底之死的教训,柏拉图游历意大利、埃及等 地回到雅典之后,着手建校,将人文教育从雅典街头引入西方现代学府的古希腊前身,柏拉图学院。 最终确立西方人文教育方式的,是从柏拉图学院里毕业的亚里士多德。其包罗万象的著述有如一门门专业课的教材,涉猎广泛,井井有条。尤其是《工具论》,奠定了西方文化的人文思想。该著假设读者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子,循序渐进地教授如何建立逻辑思维的方式。可以说,《工具论》结束了古希腊哲学的混沌时代,以一种清晰可辨的思维方式,在将人从动物状态分离出来的同时,又界分了人与神明之间的区别。这种思维方式是逻辑的,头脑的,理性的,科学的因而是脚踏实地的。而通行于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的拼音文字,又给这种逻辑思维提供了相应的语言实体。以声音和语义两大要素组合成的拼音文字,具有与生俱来的逻辑性质和头脑思考特征。拼音文字是平面的,逻辑思维是线性的,两者相得益彰,相辅相存。至于《工具论》的逻辑前提,更是不言而喻:针对什么都不懂的懵懂学子,教他们学会如何思考,如何按照逻 辑的方式进入理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藉此奠定了西方文化的理性精神。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就像是一团始终没有开窍的混沌。中国的圣哲大都假设听众或者读者是跟他们一样非凡的智者,因此以无言为境界,以心领神会为传授方式。殷商圣贤箕子向周武王姬发说了一通《洪范九畴》,不管对方有没有听懂,更不管人家有没有践行,别转身扬长而去。老子写下几千字的《道德经》之后,也不管世人能否读懂便骑着青牛消逝于无形。一千多年过后,禅宗大师弘忍、慧能之间的断衣钵、灭法相之举,更是完美得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结果,弄得《坛经》的作者只能以依样画葫芦的方式纪录了那次高妙的禅门转换和心法意会,后世读者从中只能读出如何承传,茫然于如何断灭。 从这种需要读者、听众、受众心领神会才能听懂、看懂的讲说方式、著述方式、行为方式,能够推导出的前提只能是:假设受众与言者、作者、行者一样具有极高的智慧、不同寻常的悟性外加玲珑剔透的心灵。 说得通俗些就是,高人点拨高人,驽纯愚众被不言而喻地排除在接受范围之外。就像中国音乐有不少诸如高山流水、广陵散那样的绝响,中国医学有许多失传的诸如扁鹊、华陀那样的神医,中国真正的大思想家大都神龙见首不见尾,结果导致比较世俗因而容易大众化的孔丘、孟轲、韩非子坐大。 先秦诸子当中,除了老子的思想高耸入云,尚有公孙龙子的逻辑思想先锋得无人得解。倘若说亚里士多德《工具论》好比是从初等数学讲起的逻辑学,那么公孙龙子的白马非马或指物论却一下子就抵达了相当于高等数学的思维颠峰。就算当时的华夏世界里出了个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建立了形式逻辑,也难以解读公孙龙子的指物论。因为其指物论所阐述的语言本体论,在西方也要等到二千多年之后,才由索绪尔语言学揭示出来,然后再由维特根斯坦从哲学上论述清楚。说来令人感叹,公孙龙子的语言逻辑最后没有能够成为一门学问,而是成了一个无人猜透的哲学谜语。在当时没有人品出个中三昩,即便是庄子学派那些智者, 也不知所云。到后来更是变成一则笑谈,仿佛公孙龙故意无理取闹。公孙龙的整个逻辑学说,变成了叫做诡辩术的东西,被中国人嘲笑了两千多年,至今余音犹在。 公孙龙学说的命运,与其说是一场智力喜剧,不如说是一种语言悲剧。象形文字与逻辑思维之间,有着天然的不契合。与拼音文字相较,象形文字有三重组合要素,除了声音和语义之外,尚有图象侧身其中。声音是平面的一如音乐只能交付线性的时间,但图象却是立体的、多维的,因而是空间的可以任意跳跃的。读老子、庄子,是一种审美的享受,但读公孙龙子却是一种思辨的折磨。因为逻辑是理性的,拼音文字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逻辑思维如鱼得水,但象形文字阐述思维逻辑却举步维艰。要不是《指物论》的索导,白马非马几乎无从读解。 但公孙龙却认定,世人应该能读懂。公孙龙始终以世人能够读懂为前提,展开他的语言逻辑论述。公孙龙也像箕子、老子一样,都把听众、读者当作知音,以 此作为自己的论说和写作前提。然而,高水流水确有知音,但公孙龙子却陷入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困境,只能自言自语。用埃舍尔绘画作比方,公孙龙就是那条从二维平面挣扎着走向三维世界的龙,身后是一整块无从理解的平面,延续了两千年而毫无变化的平面。 中国古代高哲以知音为阅读前提的著述语境,可能在于上古华夏初民与其他同时代的各个民族一样,源自人类早先的神祇时代。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刻有神祇时代印记的各种神话,比如华夏民族的《山海经》神话,印度古代神话,古希腊神话、古罗马神话,等等。所有那些神话对人类童年时代的描述都与达尔文进化论截然相反,不是刚刚从猿人进化而至的曚昧,而是与神同在般的充满智慧和力量。华夏初民亦然。不要说《山海经》神话或者《尚书》里的记载,即便是后来的诸多历史资料,都可以发现华夏古人的不同凡响。诸如伍子胥亡命途中遇见的村妇、船夫,或者《论语》提及的长沮、桀溺等等,一个个都很精彩。由此推测,人类刚开始的时候,并非是猿人般的愚钝, 而是今人难以想像的睿智。初民的神祇时代,人与宇宙与自然之间的关联尚未断绝,就像刚出生的婴儿混沌未开因而仍然有着被常人称为特异功能的秉赋。因此,在大家都是明白人的前提下,古代高哲确实只消点到为止即可,不必多费口舌。即便古希腊的圣哲,比如赫拉克利特的言说,也带有心照不宣的特征。由此可以解释,为何苏格拉底那么苦口婆心,因为他发现雅典人怎么退化了。也可以解释,柏拉图为何要将哲学家放到理想国之王的位置上,因为他要继承老师苏格拉底未竞遗志,拯救退化的众生。最后,亚里士多德终于明白,要让世人明白事理,习得知识,惟有从零开始,从一加一等于二那样的基础算术开始,从最简单的形式逻辑开始。 倘若说,从亚里士多德到阿奎那、再到康德、再到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犹如一道绵延起伏的思想山脉,那么从箕子到老子、公孙龙子、再到禅宗诸师、到弘忍、慧能,就像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孤峰,彼此遥遥相望。换句话说,西方的思想史是时间的、音乐的,而中国的思想史却是空间的、绘画的。彼此是两种不同 的思维方式,两种不同的话语体系,并且以两种不同的假设作为各自的思维前提。倘若说,西方文化的思维前提是人性的,那么中国古代文化的思维前提却是倾向于神性的。 因为是人性的,亚里士多德著述既包括《形而上学》、《美学》,又兼有《物理学》、《伦理学》,并且不回避论动物论植物、论呼吸等等。相反,因为中国先哲们的学说是倾向于神性的,所以总是回避人的动物性,忽视人欲的合理性,仿佛只要朝着天空飞升,人间烟火就可以置之度外了。又因为西方文化传统的这种人性品质,致使经历过中世纪神学之后,获得了文艺复兴那样的人文时代。相比之下,中国先哲们的思想过于不食人间烟火,导致后世以误读的方式解读先贤的言说。《坛经》变成了禅宗的承传故事,《道德经》被韩非子解喻成了心术和权术。不消说公孙龙子变成笑话,更有管仲的政治思想经常会被人与商鞅的集权主义军国主义混为一谈,被笼统地称作法家理念。如此等等。 中国文化史上的最大误读,便是《周易》之于河图洛书的低维解释。姬昌对命运的探头探脑,其心术的下意识流露,在解读天地人三者关系时的自作聪明,醉心于桎梏天下的等级秩序,种种世俗透顶的机心运作,经由孔儒一派牵强附会的阐说被发扬光大成百经之首,俨然成了中国文化的起源。及至宋儒朱熹,更是将这种了无诗意、毫无人性的理论扩张到世人的内心层面,以修身养性的名义制作出了儒教文化的伦理道德体系,从而直接导致了民国以降的新儒家,在人文思想上的先天性封闭僵化。作为这种文化的畸型怪胎之一,便是产生了将《道德经》与《周易》混合成一门学问的概念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说,概念游戏是一种头脑的消遣,有如满足欲望的妓院一般,特别容易诱惑读书人失足。 且不说理解,即便是随心所欲的阅读,也能读出《道德经》与《周易》之间的截然不同。《道德经》有如山中的汩汩清泉,《周易》就像混浊腥臭的阴沟水。读《道德经》最好在徜徉在大自然里,海滩边,山坡上,树林中,在清新的空气里,心领神会。但在大自 然里读《周易》,会越读越憎恶,最后只能扔掉以便享受自然。因为《周易》是从自然中剥离出来的心机心术,丧失了河图洛书的天道意味。老子说,道法自然。道失,意味着与自然的关联被中断。 由此再反观亚里士多德的著述便可知,其实是课堂读物,当然,亦是书斋案卷。可以说,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西方哲学著述,乃是一种人文气息极其浓郁的知识传授。这种承传既是历史的,也是逻辑的,并且沿着拼音文字的线性指向,展开为一个循序渐进的延伸过程。与此相反,无论《道德经》还是公孙龙子、抑或后来的《坛经》,都像一本本天书,令一代代学子高山仰止。而且,彼此之间毫无逻辑联系可言。当年庄周学派与惠施、公孙龙名辩学派之间的争论,全然是无焦点冲突。彼此谁都不曾听懂对方究竟在说些什么。这跟西方哲学家互相之间的辩论,截然不同。 以拼音文字的线性逻辑展开的西方哲学思想,有迹可循,有案可稽。不管是认同还是反对,彼此间都明白各自的观点。所有的思维,全都在人性的平面上进行, 很容易捕捉。而中国古代哲人们的思想,却是通过不可言说的方式,加以言说的,或者说,经由形象的、比喻的方式,揭示出不可言说的涵义。象形文字仿佛天生不喜逻辑,将所有逻辑性思维通通诉诸隐喻性的表达。彼此讨论的可能性因此被降低于几近于零,最深刻的思想全都以自言自语的方式呈现。这种逻辑与文字之间的不协调、不对称最后导致的结果便是,肤浅的、对话式的言说,因为容易被接受而逐渐壮大。《论语》或者《孟子》的门生兴旺,香火不断,对话方式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对话的阅读优势在于无意间制造了语境,而言说再深刻,没有语境都很难理解。尽管老子《道德经》其实是有语境的,但老子并没有标明其语境,更没有以批判的方式提供参照语境。须知,这在西方哲学家几乎是常识:通过批判一种学说一种理论提出自己的思想观点。批判其实是别一种对话,就语境的制造而言,批判是单向度的对话,也是不经被批判对象认可而自己制造语境的参照方式。倘若老子以周公姬旦发布的诸多诰令为批判对象,从而针对性鲜明地提出诸如小 国寡民之类的思想,世人可能一下子就读懂了,不致于揣摸两千多年还不明就里。 相比之下,公孙龙的言说困难要远远超过老子。公孙龙的指非指语言逻辑学,毫无语境可言。公孙龙提出白马非白,本意是想创造一个对话的语境,藉此表述自己的思想。无奈白马非马命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非但无助于语言逻辑探究的阐述,反而导致更加混乱的语义纠缠。用象形文字表达高深的逻辑思维,本来就已经是巨大的冒险,再加上语境的阙如,简直是雪上加霜。公孙龙白马非马命题的讨论,乃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深刻又最让人看不懂的一幕悲剧。象形文字和逻辑思维之间的碰撞,使公孙龙思想有如一道流星,在夜空中划过,而没能产生核裂变那样的效应,给中国文化提供巨大的创造性能量。 公孙龙悲剧给中国文化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使象形文字表达逻辑思维成为可能? 这个问题具体到中、西文化的经典著述可以转为:是否可能在《道德经》和《工具论》之间找到某种语言 表述上的关联性?或者说,能否以《工具论》的逻辑方式表述《道德经》里的思想? 答案是,不可能。就像《道德经》无法百分之一百地翻译成拼音文字,《工具论》的逻辑方式也无法表达《道德经》里的诸多玄思冥想。《道德经》翻译成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以丧失其语辞在垂直联想上的丰富性为代价。尤其是那些描述性的文字,几乎无法确译。同样道理,要以逻辑性很强的表述方式传达《道德经》思想,更是吃力不讨好的徒劳。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道德经》虽然不曾明言批判对象,但其整个言说其实是有语境的,比如商周之交的语境,还有在当时士子中流行的道德话语的语境。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却是根本没有语境、也不需要语境而成立的逻辑学。这情形与公孙龙的语言逻辑学完全一样。亦即是说,公孙龙根本没有必要以白马非马的命题来为自己的学说制造语境。因为逻辑本身,是一种绝对的抽象,就像数学一样,没有语境也不需要语境作为阐释前提。比如说,三段 论推理判断,是完全独立于语境之外的逻辑抽象,本无语境可言。与此相反,《道德经》里的小国寡民,倘若没有周公建制的大一统集权、没有周朝之前的诸侯联盟形态,就难以读解。 由此,象形文字两大特征呈现出来了。一者是自言自语,难以诉诸论辩。一者是需要语境支撑的意象性表述,不能将语辞置于抽象的孤立境地加以解读。这两个特征在本质上是互相悖反的。自言自语,是不需要交流的特征;而需要语境存在作为前提,又恰好否定了自言自语的绝对性。这两大特征标明了,汉语文字不具备拼音文字天然具备的逻辑性、抽象性、数学性、数理性。象形文字表达逻辑思维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然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表述就没有 丝毫逻辑性可言么?倘若省略这两句话可能具有的垂直联想,那么至少可以得到一层横向组合的逻辑解读:可以言说的道,不是常道;可以命名的名,不是常名。非常简单。这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象形文字 的表述,并非不能放在逻辑平面上加以解读。但前提是,省略话语的垂直联想内涵,仅止于句段阅读的横向联接。 但必须指出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思想家,其表达方式也不是平面的、逻辑的,仅止于横向句段连接的,而是与老子一样具有垂直联想空间。比如赫拉克利特的那句名言:一个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这句话的涵义显然不止于句段在平面上的横向连接,而含有垂直联想的潜台词在其中。诸如,一个人之所以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是因为河水是流动的,河水每时每刻都在改变着,因此人无法分两次走进同样的河水里,如此等等。 从赫拉克利特与老子相近的表述方式里,可以发现一个不言而喻的秘密:无论是华夏先哲、还是古希腊哲人,都以言说对象是同一个层面上的知己为前提,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将言说对象设定为一无所知的莘莘学子。这也即是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式,不是人类最早的不约而同地共同使用的言说方式,而 是一种特殊的言说方式。亚里士多德方式的特殊性是在于,受众不是相知已久的朋友,而是前来学习知识的学生。这种特殊性的话语方式则是在于,将语言完全放在一个逻辑的平面上展开,语句之间,惟有横向的句段关系,而不存在纵向的聚合关系,因此既不含有意像性、也不具备垂直联想的可能性。 接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也随之改变了?回答是肯定的。从老子、赫拉克利特的表述方式中,可以读出的思维方式是意象性的,而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中读出的思维方式却是逻辑的,不含有意象性、不具备联想性的。对于早先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意象性思维方式来说,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维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意味是,使多维的、垂直的、联想的、隐喻的古老思维转变成二维、横向的、平面的逻辑思维成为可能。亚里士多德非常幸运的是,其拼音文字使得这场革命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然而,这场革命的代价却是,必须放弃古希腊哲学家原先大都具备的意象思维能力。 这种能力始终保持在以象形文字为语言实体的华夏上古哲学里。当汉语世界面临着如何表述逻辑思维的难题时,亚里士多德的平面逻辑显然捉襟见肘。因为与象形文字天然对称的是意象,象形文字如何表述逻辑思维的问题,实际上是意象思维是否具有逻辑的可能。也就是说,语言的困境,其实在于思维的局限。倘若意象思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象形文字表述逻辑思维也就随之成为可能。问题是,意象和逻辑如何才能组合到一起? 无论是宇宙,还是生命,抑或在生命和宇宙之间,都有一种天然的、奇妙的对称。这种对称有时是对等的,比如阴阳、男女、左右手等等;有时不是对等的,比如两只足底的穴位与人体的全部穴位之间的对称性,或者一张树叶与整棵树之间的对称性,树木年轮与历史年代之间的对称性,人的身体各部位的穴位之间与宇宙当中诸多星球星云在宇宙空间的对称性,等等。这种不对等的对称性,有时还会体现在人的脸部,亦是人们常说的面相。即便是一个眼神,一句回答,都 可能泄露出某人内心的秘密。所有这些不对等的对称性其实都是同一种存在现象,亦即全息。 全息是不对等对称性的一个恰如其分的命名。全息既是指一种影像,比如手术室里的无影灯,也是指所有按照不对等的对称性原理寻找真相的极其科学的方式。比如通过DNA测试确定遗传基因,通过对一个基本 粒子的研究了解宇宙的起源,等等。由这种全息方式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便是本著要论说的全息思维。 全息思维是逻辑的,比如从DNA到遗传基因的判断,是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推理判断。全息思维又是高维的、非平面的。比如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之于太阳引力场造成的红移现象的推断,含有很大的猜测、想像成份。那样的推断显然无法以平面的横向的逻辑思维达成,而只有诉诸全息思维才可能抵达。全息思维这种同时具有逻辑性和想像力的特征,刚好就是象形文字表述逻辑思维的可能性前提。这也就是说,当象形文字被诉诸全息思维的方式时,那么这种文字表述逻辑的可能就成立了。必须补充的是,以全息思维表述 出来的逻辑,显然不是平面的形式逻辑,而是立体的、具有程度不同的空间性的、同时又是像拼音文字一样在时间轴上滑动的意象逻辑。而以这种意象逻辑支撑的语言,便是本著将同时论说的意象话语。 本著以全息思维为论述对象的意向逻辑、意向话语探秘,当然不会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开始,而是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入手。因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阐述的二律背反,其实是最早的全息思维的一种雏形。 二0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写于哈德逊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