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

《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 《金瓶梅词话》中“借支马价银”时代考 霍现俊(School of Chines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91, China) 【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专 题 号】J2 【复印期号】2008年11期 【原文出处】《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石家庄)2008年4期第110,114页 【英文标题】A Historical Study on Money Borrowing in Jinpingmei 【作者简介】霍现俊，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石家庄 050091) 【内容提要】《金瓶梅词话》“借宋写明”，但在写“明”时作者往往选择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例如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 或不止一朝独有的人物，例如“张龙”等来安排情节，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面上模棱两可，使人捉摸不定，但在关键处作品是有严格界定的。我们在明白了《金瓶梅》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后，又结合明代最原始真实的史料《明实录》，即可判定《金瓶梅词话》中朝廷违法借支“马价银”指的是正德、嘉靖时期而绝不是万历时期，进而证实《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 Discourse of Jinpingmei (Plum in Golden Vase)depicts Ming by Song dynasty in relation to the displacement of the expressions。 They appear indefinite, but strict in certain contexts。 The writer of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y the artistic features of the Jinpingmei(Plum in Golden Vase) and Records of Ming the discourse of money borrowing in Discourse of Jinpingmei (Plum in Golden Vase) should refer to the Zhengde and Jiajing, but not Wanli。 【日 期】2008-02-25 【关 键 词】《金瓶梅词话》/借支马价银/时代考证Discourse of Jinpingmei (Plum in Golden Vase)/money borrowing/historical study 中图分类号:?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4-0110-05 《金瓶梅词话》的内容是“借宋写明”，“金学”界对此已无任何异议。但问题的症结在于，其一，它写的是明代哪个时期的事情，是正德、嘉靖朝还是万历朝，到目前为止，“金学”界还在争论，未能达成共识。其二，它是以什么方式反映明代现实的，它和其他写前代历史的小说的主要区别点在哪里,这是《金瓶梅》研究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两个问题。笔者经过深入的研究，根据明代大量可靠的原始史料，证实了《金瓶梅词话》所写的内容是明代正德、嘉靖时期的事情，而绝不是万历时期的事情，这一点则是毋庸置疑的[1]。 认为《金瓶梅词话》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最主要的是已故历史学家吴晗先生。吴晗先生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写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叫作《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2]。这篇论文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几十年来，很多人都坚信文章中的观点，直至现在，有些人对其中的结论还是深信不疑。吴晗先生的最大功绩在于充分地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了《金瓶梅》是“借宋写明”，这是非常正确的。但“金学”越来越发展，研究越来越深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材料的不断发现，吴晗先生断定《金瓶梅》写的是“万历中年的社会情形”的观点，现在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吴晗先生的主要根据是对“马价银”、“佛教”、“太监”、“皇庄”、“皇木”、“番子”等问题的考证。徐朔方先生认为，在所有这些证据中，“只有马价银成为他(指吴晗)的惟一有力证据”，其他(指嘉靖时番子不敢放肆、嘉靖时无皇庄之名等)则属于想当然之词，缺乏证据，至于“佛道兴衰、太监专权”则不可一概而言[3](P88)。笔者对此也有详细的考证，此不赘[1]。下面仅就朝廷爷违法借支“马价银”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加以探讨。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张四(张龙)与孟玉楼有这样一段对话: 张四道:“我见此人，有些行止欠端，在外眠花卧柳。又里虚外实，少人家债负。只怕坑陷了你。” 妇人道:“四舅，你老人家又差矣～他就外边胡行乱走，奴妇人家只管得三层门内，管不得那许多三层门外的事。莫不成日跟着他走不成,常言道:世上钱财倘来物，那是长贫久富家,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放在家里,各人裙带上衣食，老人家到不消这样费心。”[4](P9,10) 整部《金瓶梅》写朝廷爷违法借支“马价银”就这么一句话，作品既没有写是哪位朝廷爷借的，也没有写是何时借的，更没有写借了多少，其来龙去脉甚不清楚，似乎作者故意在作品中留下这么一桩无头无尾的、没有答案的悬案，其实作者是有严格界定的，只是写得非常的巧妙隐晦，读者不容易看出罢了，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我们知道，《金瓶梅》的表层故事写的是西门氏家庭的兴亡史，又把它放在宋徽宗政和二年至宋钦宗靖康二年之间，作者之所以采取这种故事结构，显见作者是非常洞悉中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质同构的。也就是说，“家”是“国”的缩小形态，而“国”则是“家”的扩大形态，“家国”一体，由家看国，以小看大，所以，《金瓶梅》描写的这个“家”，实际指的是16世纪的整个中国社会。不过，作品的这种特殊结构，自然决定家庭要成为整个故事的描写中心，因而，整部《金瓶梅》描写最多的则是西门氏家庭的关系——家族关系，这个家庭最多的事——家事，以及这个家庭与社会各阶层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等等，涉及了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真可谓是晚明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作品对发生在西门氏家庭的种种事件的描写是非常细腻完整的，又因作品把故事置于宋代，作者当然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宋代的人和事。但一涉及明代的重要史实，作者显然就换了另一种写法。我们从作品中看不到对明代重大事件的完整的叙述，上文所引“朝廷爷借支马价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换句话说，《金瓶梅》中凡涉及明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往往采用一个词——或人名、或官名、或事件名——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新闻标题词”的形式来揭示其写“明”的意图。虽然只是一个简要的“标题词”，但却是一个巨大的信息载体，因为它关联到明代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并为读者提供了无限的想象空间，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 我们在明白了这种独特的手法后，就可以对《金瓶梅》中“朝廷爷借支马价银”的时代作出准确判断了。太仆寺，明官署 名，“掌牧马之政令”。太仆寺贮存马价银是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开始的。《明史》上说: 成化二年以南土不产马，改征银。四年始建太仆寺常盈库，贮备用马价。„„太仆之有银也自成化时始，然止三万余两。及种马卖，银日增。[5](P1518,1520) 史料上提到万历时，“国家有兴作赏赉，往往借支太仆银”，“崇祯初，核户兵工三部借支太仆马价至一千三百余万”。 从史实上说，万历、崇祯时借支太仆寺马价银之数量的确惊人，但不能说万历以前就没有借支过。《明史?食货志》中说，“隆庆中„„数取光禄、太仆银，工部尚书朱衡极谏不听”。吴文中也说“隆庆时虽曾借支太仆银，尚以非例为朝臣所谏诤。”“嘉隆时代的借支处只是光禄和太仓，因为那时太仆寺尚未存有大宗马价银，所以无借支的可能。到隆庆中叶虽曾借支数次，却不如万历十年以后的频数。„„即使借支太仆，其次数决不甚多，„„其借支数目亦不能过大。„„张居正当国，„„无借支之必要„„亦无借支之可能”。吴晗先生最后的结论是，“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朝廷爷还问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来使’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必为”者，一定是也，非常肯定。且不论历史事实究竟怎样，就文论文，吴文实在也是“自语相违”的。一方面说隆庆时借支过，还不止一次，又说借马价银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借的概念是不能以次数多少和数量多少来论的，借一次也叫借，借一分钱也叫借。 前引《明史》的说法，自从成化四年开始贮存马价银，以后由于卖种马，银量日增。宪宗以后，经孝宗、武宗到世宗，这期间马价银的贮存是与日俱增的，虽然没有万历时多，但总有一定数量。既然有一定数量，就有借支的可能。吴文中只引《明史》的说法，没有征引其他史料，所下结论自然是片面的，并不符合实际。 《明实录》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明代最原始的史料，让我们看看《明世宗实录》上的记载吧。 明世宗在位45年，借支马价银至少不下10次(实际远不止此数)，《明会典》上也有相关的记载。兹把明世宗所借支“马价银”的情况一一缕述如下: 嘉靖三年九月: 兵部言，太仆寺贮银，预备买马，以应边方征调之急，今以和籴借用，乃一时权宜。设复因循宜借，令马价缺乏，卒有急，胡以处之,此大可虑也。请自今军饷，各以职掌出办，无更取之太仆，则事体一而马政不废。诏可。[6](P1129) 嘉靖四年八月: 工部会廷臣议:营建仁寿宫，工役重大。今世庙大工方兴，四川、湖广、贵州，山林空竭，海内在在灾伤，材木料价，采征甚难。请发内帑及借户部钞关、兵部马价、工部料价各银两，查取两京各库颜料、各抽分厂木植及司府无碍官银，又开纳事例，以佐其费。[6](P1327) 嘉靖十五年六月: 时兵部覆武定侯郭勋议，择团营官军三万于两宫，三大营官军四万于七陵，修工人给月粮、行粮、赏米、冬衣、布花。户部言„„若并给之，岁当费银百数十万，非太仓所能给也。„„勋因奏部臣推诿误事。且言:顷者查催积逋庄田子粒等银，尚未解至，请将官军粮赏、花布，先于太仓粮银、马价内如数借支，俟征完前银抵补。„„上曰:修饬诸陵、建造两宫，皆非得已，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重大，所费数多，„„准于太仓、马价内借支。„„户部朦胧推托，堂上官姑不究，该司官夺俸三月。[6](P3977,3978) 嘉靖十六年五月: 湖广道监察御史徐九皋亦应诏陈言三事„„酌工役各工经费不下二千万两，即今工部所贮不过百万。借太仓则边储乏，贷仆寺则马弛，入赀粟则衣冠滥，加赋税则生民怨，此皆经用不核，管工诸臣负陛下也。[6](P4209)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 工部尚书蒋瑶以奉迁显陵(笔者按:指明世宗生父之陵)条五事„„动支马价缺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诏从之。[6](P4509,4510)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 癸丑，发太仓事故官军班银八十三万八千六百两，通惠河节省脚价银三十万两，给济泰享殿、慈庆宫等大工之用。仍借支贮库及马价银四十万有奇。令征皇庄马房逋负子粒银抵之。[6](P4712) 嘉靖十九年四月: 宣府巡抚都御史楚书等言，宣府诸路墩台宜修置者一百二座，„„因求工料。兵科都给事中冯亮亦为请。上诏出太仆马价三万两给之。[6](P4822) 嘉靖十九年六月: 户部又称:太仆寺银一百九十余万两，堪以借支„„上报曰:国家营建，旧规，止派拨官匠官军就工，户部支与粮赏。比缘崇建郊坛，工程重急，权议动支兵部马价银两。„„皇穹宇、慈庆宫、沙河行宫，即今将完，拨工并力，若尚不足，兵部自行动支太仆寺马价。[6](P4845,4846) 嘉靖二十年九月: 给事中王继宗、苏应旻、御史陶谟等以虏警，先后疏言边事。上命兵部集廷臣议，至是条上十二事„„先朝因大工告急，暂借五军三千营军兵充役，近年一既借拨，且并乞团营，而复借发马价银三十余万。[6](P5089,5091)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 太仆寺卿刘畿言:马政废弛日甚，乞敕兵部议处及查累借支马价别费者，督令还寺，嗣是不系买马，不得借支。有诏下兵部，亟为查处。[6](P8609) 以上的材料足以说明嘉靖时期借支“马价银”不是一二次，而是多次，特别是嘉靖十七年十二月的那次借支很能说明问题。如果是国家大事，紧急需要，暂时动支一下马价银，虽有违明典，也未尝不可。但嘉靖帝是迁移自家的陵墓，明知违背祖训法典，却偏偏去挪借马价银，真是“御用不给”了。马价银的贮存，本是专用来买战马的，是国防大事，嘉靖帝随便借支，为以后的乱挪乱用开了一个很坏的先例。明代“马政”的破坏，日甚一日，正如《明史》“兵志”所说，“盖明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其一云”。 在明代，借支“马价银”不只万历、隆庆、嘉靖三朝，也不数嘉靖最早。根据《明实录》的记载，早在明武宗时期就曾借支过数次。 正德二年八月: 太监李荣传旨:取太仓银二十万两、太仆寺马价十五万两，贮于内承运库。[7](P0737) 这一年的八月丙戌，明武宗建立豹房，极尽淫乐荒唐。上述之事，不仅是借支，简直是勒令动用了“马价银”。 正德三年四月: 兵部左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文贵，复请借太仓所贮者以济急用。户部执奏:诏特与太仓银三十万两及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待义民、僧道、农民、生员输银补还。„„传者谓，所借银尚未出京而入瑾之门者，几四分之一矣。[7](P0878,0879) 正德三年六月: 兵部言，太仆寺寄收马价，专备京营及各边买马之用。今各处借支奏给及支用羡余之数，既已查明，合咨户工二部，将借支者补还。行陕西„„宣大镇巡官，将买补过马价查明奏缴。如支用未尽者，亦具数奏报。„„见在者解部发寺，以候买马。诏借支者亟还，奏给者亟报，支用有余者亟送部交纳。如有迟误侵欺之弊，听举劾治罪。[7](P0924) “金学”界对《金瓶梅》所反映的时代，一般界定在明武宗正德至明神宗万历这一段时期(具体是哪一朝，金学界尚有不小的分歧)，就这一时段而言，查《明实录》，朝廷爷借支“马价银”最早的记载就是上边提到的正德二年八月。那么，武宗、世宗、穆宗、神宗四朝都曾借支过“马价银”，若从武宗正德二年(1507年)算起，到万历中期(万历十五年至三十年，即1587-1602年)，时间长达将近一个世纪，如果《金瓶梅》对借支“马价银”事件没有一个严格界定的话，那就很难说清楚它的时代，这当然不符合《金瓶梅》的创作主旨。其实，作者对此是有明确界定的，这个界定词就是“张龙”。 笔者在多年的研读中发现，《金瓶梅》的艺术手法的确不同于前此的任何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它非常的独特——往往选取明代不止一朝独有的事件(例如上边提到的“马价银”)或选取历史上同名同姓的人物(例如张达，金代有，明代也有，且不止一个)来安排情节，古今杂糅，宋明杂糅，使读者捉摸不定。但作者又在关键处加以严格界定，以表明他的创作意图。若读者不明白这种独特的艺术手法，往往会上作者的当，辜负作者的良苦用心，借支“马价银”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表面上模棱两可，而实际却很明确的事件。 第七回所说的“朝廷爷借支太仆寺马价银”是孟玉楼与张龙在争辩时由孟玉楼透露出这个信息的，可见孟玉楼与张龙是同时代的人。孟玉楼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但张龙却是一个真实的明代人物。查《明实录》、《明史》及明代的其他史料，明代叫张龙的总共有6个人。一是明朱洪武时人，将军，以军功封凤翔侯。《明史》卷一三?有传，这个张龙肯定不是《金瓶梅》中的“张龙”，因为太仆寺贮存“马价银”是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年)开始的，所以，这个张龙需首先被排除。 另外5个张龙，有3个是明正德、嘉靖时人，两个是明万历时人。其一是仪宾: 晋府方山王钟铤故嫡长子奇洹女确山县君，选阳曲县人张龙为仪宾，既而长史等官奏，龙母郝氏为晋怀王妃妹，伦序非宜，诏停婚别选。时龙已成婚，勿问，龙停禄米一年，长史等官各停俸三月。[7](P1648) 其一为宦官，《安徽通志》卷一百四十六: 明正德中庐州府巨恶张杲，珰张龙兄也。 其一为军余，《甘肃新通志》卷七十二: (张)龙，明宁夏人，擒贼党解灵州枭示，贼恨，捕龙至镇，斩之。 其一为哨军，《明神宗实录》卷四?九: 先是，天寿山守备太监李浚准、延庆卫哨军张纲，讦告王大义接买哨军张龙等板枋椽木，行昌平州审，无的据。复移文宣镇抚按会查„„。[8](P7628) 以上这4个张龙，需要说明的是，《甘肃新通志》所载的张龙，其被杀的时间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时，《金瓶梅》早已在社会上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这是“金学”界的普遍看法，其被排除则是无需多言的。另一个哨军张龙，其盗卖天寿山木材的时间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时间更晚，根本不能作为考察的对象。 正德、嘉靖时还有一个张龙，曾做过山东登州府知府，后升为通政司右通政，以交通钱宁、诓取财物罪论斩。《明史》卷三?六“阉党传”中“张彩传”附有此人略传: 张龙，顺天人。官行人，邪媚无赖，与寿宁侯通谱系，应得交诸中人、贵戚，恃势夺人田宅。正德三年夤缘为兵科给事中，出核辽东军饷，得腐豆四石。请逮问监守诸臣，罚郎中徐琏以下米三百石有差，瑾以为能，擢通政参议。瑾败，谪知滦州。后又结朱宁为父，起嘉兴同知，迁登州知府。言官弹射无虚日。与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并贪残，天下目为“四害”。„„嘉靖初，下狱论死。[5](P5251) 《明史》的这段记载是依据《明实录》的，似太简略，我们看看《明实录》中对张龙的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或许这个问题看得更为清楚。 正德十一年六月乙丑: 六科都给事中吕经、十三道御史程昌等，皆疏论山西左布政使倪天民、右布政使陈逵、右参议孙清、登州府知府张龙，为天下四害。„„故劾疏日上而不报，排之甚力而处之益安。„„今四臣者略无畏惮，不知果何所恃呼,朝廷留之，则为容奸长乱，大臣庇之，则为害正党恶，使其依社凭城坏天下非小也。„„四害中，清，乐工臧贤庇之;龙，朱宁庇之;天民、逵，吏部尚书杨一清庇之。[7](P2723) 正德十二年春正月乙未: 六科给事中黄钟、监察御史常在等，劾奏登州府知府、今升右通政张龙，行同禽兽，欲甚虎狼，党逆宣淫，彰赂乱法，公论谓何,„„亟寘之法，以正其罪。不听。[7](P2840) 正德十三年夏四月丙申: 户科给事中李长劾右通政张龙，奸贪淫乱，冒名诓财，动以千计。[7](P3110,3111) 正德十三年五月: 通政司右通政张龙，奸险夤缘，骤至通显。招无赖以作爪牙，挟娼妓以纵淫亵。近又私开骗局，所得不赀。[7](P3113) 《明武宗实录》中提到张龙的地方远不止这些，如卷三九、卷五二、卷六十、卷一?二、卷一二七、卷一四四、卷一六六、卷一七一等，另外，《弇山堂别集》卷九十五，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这是一个“行同禽兽、欲甚虎狼”的无耻之徒，其奸贪淫纵，为当时士类所不耻。 《金瓶梅词话》第七回所写的张龙，与《实录》中的张龙，两相对照，极为相似。《词话》第七回写到:“且说他母舅张四，倚着他小外甥杨宗保，要图留妇人手里东西。”“张四羞惭回家，与婆子商议，单等妇人起身，指着外甥杨宗保，要拦夺妇人箱笼。”难怪杨姑娘骂张龙“贼没廉耻老狗骨头。他少女嫩妇的，留着他在屋里，有何算计,既不是图色欲，便欲起谋心，将钱肥己”。杨姑娘骂张龙的话，正是《实录》的艺术再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词话》中的张龙，必是这个“奸贪淫乱，冒名诓财”的曾做过山东登州府知府、后升为通政司右通政的张龙，而不是别的张龙。这个张龙死在嘉靖元年十一月: 前通政司右通政张龙论斩。龙，交通钱宁，诓取财物数千。宁诛，御使发龙罪状，下法司，比交结朋党、紊乱朝政律，诏如拟。[6](P0579) 通过以上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通政司右通政的张龙主要活动于正德年间，但也活到了嘉靖朝，《金瓶梅》中由他 和孟玉楼透露出“朝廷爷借支马价银”的信息，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作品中借支“马价银”的时代必定指的是武宗正德和世宗嘉靖时期，而绝不是隆庆、万历时期。退一步说，即使我们不能坐实“张龙”究竟指的是哪一个，但正德、嘉靖时的三个张龙(如上文所述，一为仪宾、一为宦官、一为通政司右通政)，也足以表明“朝廷爷借支马价银”的时代。这就是《金瓶梅》的独特的艺术手法——情节表面上的模棱两可，关键处又严格界定，以表明作者的创作意图。《金瓶梅》中的诸多悬案之所以迟迟不能得以解决，或者说，许多“金学”研究者往往是攻一点而不及其余，自认为对某一问题已经解决，而实际是失误、偏差很大的结论，笔者以为，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参考文献】 [1]霍现俊.金瓶梅发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金瓶梅人名解诂[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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