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政治——传统与非传统

形势政治——传统与非传统 形势政治——传统与非传统 一、传统安全问题 面对21世纪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如何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周边安全，为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营造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是一个重大战略课题。本文认为，21世纪初我国周边安全战略的基本架构可以用“稳定两翼，强固后背，经略东南，斗而不破，打牢依托”来勾画。 (一)稳定两翼:改善在亚太多边关系中的现实处境 亚太地区是我国国际战略展开的前沿和核心地区，又是我对外经济关系的主要市场和资金来源。美国、 日本、俄罗斯、印度等主要大国力量，东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地区力量都集中在这里。从地理位置上讲， 中国在这一地区位于俄国、印度、 日本之间，是地区地缘政治和均势政治的重心所在。就双边同盟关系来看，这一地区内有俄印、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等双边同盟，中国则独立于所有同盟关系之外。从大国的多边关系看，中、美、 日和中、俄、印两组大三角关系中， 中国都是弱势的一方。从安全环境看，朝鲜半岛的危机、中印边界的争端和阿富汗战争引起的地缘政治变化牵制着中国的东西两翼， 日益严峻的台湾海峡局势、长期存在的南海诸岛争端又迫使中国不得不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东南。亚太地区是我战略展开的基础和出发地，但遍布现实和潜在冲突热点的周边环境，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和战略利益构成重大挑战，而关键又是东西两翼的稳定。 1、在东翼，稳住朝鲜和日本 首先要稳住朝鲜半岛局势。我们必须看到， 中国在朝鲜半岛有重大战略利益。朝鲜长期牵制了美国，构成对我的战略屏障，对我来说不是战略包袱，而是战略资源。用和平的方法而不是用武力相威胁的方法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不但是我们的义务，也是我们的利益。我们要密切跟踪形势发展，加强同有关各方的合作与协调，积极发挥应有作用，努力推动朝鲜半岛实现不乱、不战、无核，中朝关系基本稳定的目标。同时，要防止美国将美朝矛盾转化为中朝矛盾、强化对我国的战略牵制，既努力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和平解决，又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我国的安全利益。 其次要稳住中日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图谋独霸全球，重点是控制欧亚 大陆。在欧洲通过北约完成东扩，在亚洲则是通过《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完成南下。一个东扩，一个南下，基本目标是完成对中俄两国战略发展空间的围堵，将这两个最大的潜在对手困于大陆。亚太地区对美国这一战略配合最积极的是日本。 基于以上分析，从获取全局的战略主动来看，我应对日采取合作加防范、以合作为主的基本政策，力争使日本逐步脱离美国的战车。中日和则两立，斗则俱伤。从宏观角度观察， 中日两国之间虽然存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战略取向问题三大挑战，但也面临三大历史性机遇:共同发展与繁荣，共同构筑东北亚持久和平，共同推进东亚共同体和亚洲一体化进程。这三个方面也是中日大有合作潜力的地方，应当围绕这三大机遇，努力促进中日关系向积极方面发展，从而改善我在中美日大三角关系中的战略地位。 2、在西翼，努力发展中印关系 印度是美国通过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新指针”南下围堵中俄的地缘缺口。如何弥补这个缺口，美国一直没有找到良策。“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争，使美国找到了一个弥补缺口的重要机缘。美国已经在大幅度调整其南亚政策，力图使这个原来的缺口变成一个牵制以致阻止中俄政治影响力向西亚、中东一带伸展的障碍。中印两国关系虽然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从全球范围看，两国却有很多共同点。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的大国，都反对霸权主义对世界各国事务横加干涉，都是多极化格局的支持者和促成者。从地缘上说，印度的利益重心位于印度洋。美国在这里没有欧洲那样的盟友，没有像夏威夷或关岛那样的军事基地，是其全球战略部署最薄弱的环节。要加强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交往，实现利益互补、共同发展;加强政治互信，扩大双方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共识;本着互利互让的原则，促进边界和领土问题解决。 (二)强固后背:构造以中俄关系为核心的欧亚大陆战略 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就是防止欧亚大陆上出现中俄结盟，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构成挑战。而从我国的安全战略利益出发，必须巩固和发展中俄关系，把欧亚大陆建成稳固的战略腹地。 1、将运筹中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 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既出自两国内部的需要，又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对中国来说，亚太地区是战略前沿，欧亚大陆则是战略腹地。不论是国家的统一问题，还是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承受的压力和解决问题的方向都在东面。当中国面向东方解决这些问题时，西部即背后的安全与稳固 必不可少。最近胡锦涛主席出席在俄罗斯举办的“中国年”活动，进一步提升了两国战略关系。我们要继续巩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提升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层次，扩大民间交流，加强双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协调一致，推动中俄关系深入发展。 2、构筑欧亚大陆友好中间地带 冲破地区局部利益与矛盾的囚笼，从地区之外寻找解决地区问题的有效依托，不但是地缘安全战略的融会贯通之处，也是一个国家从地区走向世界的必然趋势。争取与欧亚大陆的绝大多数国家保持各种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不但可以大幅度拓宽中国的战略回旋空间，减轻我在东部可能面临的危机压力， 而且中国也将以拥有一种全新实力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在巩固中俄战略关系的同时，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伊朗等西亚国家，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勒斯坦等中东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欧亚大陆的西部形成一条广阔的友好中间地带。这条地缘战略空间不但有利于我形成稳定的战略后背，而且有助于打破美国在亚太地区对我的围堵，对美国形成巨大的战略牵制。 (三)经略东南:提升在亚太及世界大国中的战略地位 稳定两翼也好，强固后背也好，最终目标都是为了经略东南，彻底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改善我在亚太地区及至世界的战略地位。 1、必须下决心解决台湾问题 对中国来说，实现国家统一，不但我海防前线可以向前推进250至400公里，使我在亚太的地缘战略态势从东南实现突破，冲开将我长期囚困于大陆近海的围堵， 国家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安全将获得整体改观。依托台湾的基地和港口，我还可控制北起琉球群岛南部，南至巴士海峡、东达菲律宾海西部的广大海域，中国面向海洋发展的大门将由此被打开，不但对保卫祖国、抵御侵略、收复我丢失的海洋权益极有助益，而且我们从此可以从一个更加优越的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经济地位出发，规划中国未来的长远发展。因此，只要时机有利、条件成熟，我们一定要横下一条心，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 2、必须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多年的实践告诉我们，在有外国势力插手的复杂环境中，和平从来不能一厢情愿。立足于军事解决的准备，建立起军事解决的实力，方能争取到和平解决的可能。 因此必须大力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强化全民的国防观念，形成力口 快军队和国防建设的共识;加大国家财力投入，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缩短我与发达国家在军事上的差距;按时间节点做好反“台独”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决战决胜的把握。 3、必须加强岛内工作 继续坚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最大限度地争取岛内民众和各种政治力量，赢造有利于我解决台湾问题的岛内环境。积极发展两岸经贸关系，强化经济纽带;扩大两岸文化交流，增强民族意识和文化认同感;做好岛内各种反“台独”力量的工作，孤立“台独”阵营。同时，要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工作，进一步压缩“台独”势力、极端“台独”分子的国际生存空间，为我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条件。 (四)斗而不破:从全球利益角度构建中美关系 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双方关系不论好坏，都将牵动国际政治和世界地缘格局的变动。从全球利益角度构建中美关系，是最重要、最现实的战略选择。 1、要以两手对两手，争取双赢，避免双损 分析中美关系，就东亚地区若干问题特别是就台湾问题看，双方的冲突与碰撞几乎不可避免。但就全球范围审视，两国仍然有进行合作避免冲突的现实可能性。“9(11”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内外政策受到深刻冲击，在战略资源的配置和军事力量的调整上，不得不更力口重视本土安全，不得不在相当一个时期内将相当大的力量集中投入中东、中亚和西亚地区，战略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的原定设想遭到重挫，全球地缘战略不得不重新布局。在这种情况下， 中美关系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也相对随之减轻，两国之间出现了新一轮发展关系的契机。 2、要发挥自身优势，主动扩大共识，减少对抗 要充分运用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高度互补性和两国市场的巨大容量及潜力，使经济因素有可能在双边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减缓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和破坏。要充分运用中国处于亚太地缘政治核心位置的有利条件，加强中美在维护地区稳定中的合作，促使美国在防止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亚次大陆等方向出现冲突和危机中，更多发挥积极的正面作用。要充分运用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影响力，加强中美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问题中的合作，积极参与解决诸如核扩散、恐怖主义、国际犯罪、非法移民等跨国等问题。 3、要突出核心利益，减少美对我解决台湾问题的干涉 既要利用美国担心陷入台湾问题对其造成战略干扰的忧虑，最大限度地促美对台施压，使台独立势力不敢贸然行动。同时，又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向美传递我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解决台湾问题的坚强决心，增大美国在干涉台湾问题上的顾忌，使其不敢轻易为台湾火中取栗。 (五)打牢依托:推动多极化格局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 毛泽东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 已经在政治上确定了中国的地缘归属。 中国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历来是互为依托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历来从广大发展中国家获得力量的渊源。虽然我们今天发展起来了，但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是我们最广泛最可靠的朋友，是我们营造国家安全环境的重要依托。一是要继续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 以赢得它们的广泛支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政治影响力。二是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既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也为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三是积极参与建立和促成区域性合作组织，营造更为宏大的地缘战略格局，使国家安全与和平发展获取更为深刻的地缘战略力量。 二、非传统安全问题 非传统安全问题具有跨国性、突发性和传播迅速性等特点，因此，它的破坏性极大，从多方面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首先，非传统安全问题直接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在传统的安全范式中，安全的主要内容是保护国家不受外来军事威胁。这种以军事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范式反映了政治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即民族国家是国际体系中的最重要的角色，始终居于国际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在权力和斗争中国力(武装力量)是获取、维持并扩大国家利益的最重要手段。在这样的安全框架内，国家安全主要是指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安全。虽然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是传统安全关注的主要对象，但这并不意味着作为整体的国家安全只是传统安全的主体，实际上，国家作为一个安全综合体可能会受到军事、政治、外交等传统冲突的威胁，同样也有可能受到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危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时代条件下，发展乃国际社会的核心问题，虽然小规模和地区性的军事冲突仍然时有发生，但危害国家安全和阻碍国际社会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将不是军事的冲突而主要是来自各种各样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其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对国家诸要素的安全将构成威胁。国家是由多种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国家安全具体来说是通过这些要素的安全表现出来的。国家要素 的构成是复杂的，它至少包括领土状况、边界特征、人口规模、资源多寡、经济技术的发展、民族同质性、社会结构程度、政治稳定性和国民士气等。因此，国家安全实际上就是指组成国家诸要素的安全。当然，所有的国家要素在军事打击下都存在安全威胁，但是，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小或者不存在的情况下，是否意味着国家就处于安全状态呢,现实的国际形势恰恰给出了一个否定的答案，因为对于大多国家和民族来说，尽管不存在军事威胁，但诸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艾兹病和SARS等，同样使这些国家感到威胁就如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典型的是美国，冷战结束后，它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国家的军事威胁，但恐怖袭击却伴随着美国冷战后的十年，正是一种因安全受到恐怖威胁的恐惧，使美国政府在“911” 恐怖事件之后出台了诸如“先发制人”的战略和“预防性战争”的理论。主权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可以用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手段来维护，但是，信息时代的国际互联网络突破了传统的领土、领空、领海的地理边界，为民族国家构筑了一个无形的“信息边疆”，而脆弱的“信息边疆”不仅给一些国家利用“信息位势差”输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以达到推行信息霸权和谋求霸权利益的目的 ，而且，也方便了恐怖分子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实施网络恐怖袭击 。至于作为构成国家的活的要素人口的安全更是在任何时候都受到威胁，尽管战争作为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已经成为历史，但各种威胁从各个层面危及着人的安全 。 再次，非传统安全问题引发传统的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从而威胁国家安全。严格地说，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没有绝对的界限，两者相互渗透许多军事安全问题往往是通过使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的，而不少非传统安全问题可能会演变为或引发军事冲突。例如，巴以之间的争端由来已久，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争夺水资源。水资源短缺问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但在严重缺水的中东地区，水资源却有战略性意义，于是，这种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仅从国际问题上升为国际关系问题，而且也引发了传统安全冲突。由于以色列长期以来主张将“控制赖以生存的水资源不受任何政治、军事的压力，自由地达到水的源头”作为国家安全政策之一，而对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戈兰高地、黎巴嫩南部的占领来实现其对该地区水资源的控制，这长期以来成为巴以、叙以、黎以之间冲突的一部分 。同样，印度与孟加拉国也因印度为了改造干旱地区拟将流经境内的国际河道进行人为改道而遭到孟加拉国政治抗议。又如，恐怖主义本来是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是，“911”事件后，在“基地”组织问题上，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美国较劲，最后，双方兵戎相见，塔利班政权被彻底摧毁。实际上，国与国之间因资源、疾病防治、民族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导致的政治、外交乃至军事冲突并危机一国的安全，这样的例子可以说举不胜举。 此外，非传统安全问题对转换中的世界秩序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由于非传统安全的兴起，国际关系领域形成了一种与过去的“权力政治观”相异的“问题政治观”，并且围绕着发展中共同面临的问题形成新的国家间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冲突仍然存在，但在“问题政治领域”里，为了解决“问题”，国际冲突已让位于国际合作。非传统安全问题使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凸显，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国家间的关系将以合作为主。特别是“911”事件爆发以后，国际社会已深感恐怖主义乃国际社会的公害，而当今网络化了的恐怖主义早已遍布世界各地，单靠某个国家已无法摧毁这股邪恶势力，所以，世界各大国以“911”事件为契机走上了全面合作的轨道 。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的兴起促使一些大国为了自身的安全利益而调整其国家安全战略，从而使国际新秩序在建设中多了一些变数 。例如，在冷战结束后，在遭受恐怖主义的屡屡袭击之下，美国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就突出强调美国安全面临的“新威胁”，包括一国不稳定的外溢、恐怖主义、非法毒品交易、国际有组织犯罪、难民、环境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为此，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都出台了从战略高度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战略文件，其中包《反击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战略》、《网络空间国家安全战略》、《国土安全国家战略》和《反击恐怖主义国家战略》等。布什政府还提出了“先发制人”战略和“预防性战争”的理论。这些对传统的民族国家主权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并为美国新保守主义进行国际干预和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加剧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紧张关系和刺激军备扩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