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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民主参与式民主 参与式民主:一种新的民主范式 陈尧 20世纪是自由主义民主占据垄断地位的时代。这种以消极自由为形式、以精英政治为内容的民主观念,不仅扎根于大多数民主论者的心中,也普遍反映在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态度中。与古典民主理论相比,自由主义民主不再关注人们的参与,不再关注社会成员在国家决策过程中的决定力量,民主政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体现在普通人身上的与政治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在当代主流民主观念中,少数精英的决定才是关键的,缺乏政治技能的、冷漠的普通大众的非参与,被看作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行和民主稳定的基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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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民主 参与式民主:一种新的民主范式 陈尧 20世纪是自由主义民主占据垄断地位的时代。这种以消极自由为形式、以精英政治为内容的民主观念,不仅扎根于大多数民主论者的心中,也普遍反映在社会成员的行为和态度中。与古典民主理论相比,自由主义民主不再关注人们的参与,不再关注社会成员在国家决策过程中的决定力量,民主政治的主要优点也不再被认为是体现在普通人身上的与政治有关的必要品质的发展。在当代主流民主观念中,少数精英的决定才是关键的,缺乏政治技能的、冷漠的普通大众的非参与,被看作是民主政治有效运行和民主稳定的基础。20世纪50年代后在许多国家中进行的大规模政治态度和行为的调查也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大多数公民尤其是那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公民,表现出来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普遍缺乏对政治活动的兴趣。[1]312在20世纪以占有性个人主义为标志的市场社会中,自由主义民主日益面临着一个难以避免的困境,即无法实现民主所承诺的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发展。特别是自由主义民主对人性的扼杀和对不平等的维护,更是成为许多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者如马克思主义者、新左派的批判对象。在这一背景下, 20世纪60年代后一种新的民主理论———参与式民主在西方社会日渐浮出水面。这一民主理论一经提出,旋即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观念,构成民主理论家族中的重要一员,并在许多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得到一定体现。 一、自由主义民主的困境 在当代西方社会中,自由主义民主已经成为政治理论和政治现实中主导性的观念,支配着世界上大多数民主政府。自由主义民主一方面建筑在竞争性精英民主的基础上,依靠议会制、多党竞争和官僚体制支撑起民主大厦,另一方面又依赖多元主义的社会,通过个人的自由权利、多元团体竞争均衡下的政治过程来构造政治生活的基本格局。同时,自由主义民主通过宪政和法治确立了自己作为合法型民主的身份。 尽管自由主义民主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民主的地位并非毫无争议,相反,却一直备受各种现实问题的困扰,如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出现、福利国家的危机、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困局以及自由主义民主在解决政治体系内部矛盾时的捉襟见肘。近代以来,从霍布斯到哈耶克,自由主义者很少考虑自由的实践问题,很少关心权力和资源获取的不平等如何影响日常生活中的自由和发展。由于缺乏资源和机会,许多社会成员受到各种限制而无法有效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当代政治生活的现实是自由、平等并未充分实现,特别是由于性别、种族、族群、阶层等因素,形式上的平等权利在现实中并没有得到有效实现。如果自由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内容,很难讲自由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多大意义。 自由主义民主在现实中陷入困境反映其理论上的重大缺陷,这也是许多民主理论家所公认的。新左派的代表C•B•麦克弗森在批判自由主义民主时指出,在20世纪的占有性市场社会中,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面临着一个无法避免的悖论:一方面,它不得不面对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的现实性;另一方面,市场社会结构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提供一种必要条件,从这一条件中能够推断出正确的政治服从理论。自由理论不得不继续建立在占有性个人主义假设之上,个人在市场社会中仍然像以往那样是自己人身的占有者、使用者,是自己能力的发挥者,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仍然是市场关系的基础。但同时,市场社会结构在私有制度的作用下逐渐产生了破坏自身存在的前提,即大多数人因失去了接近劳动工具的机会而不再服从于维护市场社会的政治秩序,自由主义国家的整合性遭到了空前的侵蚀。[2]275本杰明•巴伯也认 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赖以为基础的人性论、知识论与政治观在本质上是自由主义,而非 民主主义,这种观念削弱了个人与个人利益所依赖的民主实践。从根本上,自由主义民主是一种“弱势”民主理论。[3]4这种“弱势”民主既不承认参与的乐趣也不认可公民交往的友谊,既不承认政治行为中的自主与自我管理,也不认可扩大公民彼此间共享的公共善。它没有注意到人们之间的互相依赖实质上是所有政治生活的基础,它最多是一种静态的利益政治,而从来不是一种变革的政治;它是一种讨价还价和交易的政治,从来不是一种具有发现和创造的政治;它是一种设想人们处于最坏状态的政治,而不是设想人们可能处于最佳状态的政治。[3]26本杰明•巴伯甚至将自由主义民主称作是一种管理动物的政治,并对这种政治内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现实主义倾向、最小政府论倾向和动物性倾向进行了病理分析。[3]即使是在自由主义阵营内部,不少学者也承认自由主义民主具有内在的缺陷。例如,罗伯特•达尔指出,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导向的国家中多元主义民主存在着固化政治不平等、扭曲公民意识、 歪曲公共议程以及让渡对议程的最后控制权等削弱民主的后果。[4]36-48 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遭遇困境,根本原因在于其强调大众广泛参与的不可能性,将政治予以精英化。自由主义民主拒绝接受参与的一个重要依据,即认为早期的民主理论属于规范的、充满价值判断的理论,而当代政治理论应当是实证主义的、科学的,建立在政治生活的实然基础上。例如,约瑟夫•熊彼特对政治生活的现实与早期民主理论之间的显著差异进行分析后,提出了一种修正的民主理论。按照这种修正的民主观:“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策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获得作出决策的权力。”[5]395-396在当代主流民主理论中,民主指的是在全国层次上的一种政治方法或一套制度安排。这种方法中民主的核心就是领导者在定期的、自由的选举活动中通过竞争获得人民的选票。就大多数人而言,“参与”是指人民参加选举活动或普遍地参与决策者的选择。按照自 由主义者的理解,政治平等不能被界定为政治控制或政治权力的平等,因为人们在参与政治方面存在着重大的差异,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教育、居住状况、技能、关心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人们在实际政治参与过程中是不平等的。在当代民主理论中,政治平等主要是指存在着普选权(一人一票)以及通过选举竞争选票的过程,选民有着平等的机会影响决策者。通常人们缺乏动机去从事公共活动,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并且感兴趣的,是那些与自己有着个人亲身经历或者有关自身的事务,除此以外的公共事务或政治活动要引起普通大众的兴趣是不太可能的。此外,人们在政治事实了解方面形成的信息不对称,也阻碍了平等参与的可能。因此,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大多数社会成员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不应该超过维持民主(主要通过选举机制)运行的最低水平,也就是讲,它应该保持在目前西方民主国家现有的参与水平。 显然,自由主义民主将参与从民主中边缘化甚至排斥的做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民主的基础。离开参与,民主就不再是民主。自由主义民主不仅破坏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平等,也严重扼杀了公民个人在公共生活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忽视了公民个人的民主参与能力以及相应条件的培养,其结果是远离了民主的本质。20世纪中期兴起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复兴了参与在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将古典共和主义所秉持的公民自由直接取决于对政治事务参与的观念重新焕发出来,将政治生活中全面的参与看作是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保证。参与式民主理论涵盖了从古代雅典的直接民主到马克思主义民主的一系列民主模式,一定程度上也与左翼民主或新左派的观点紧密相关。 参与式民主理论一经提出,立即构成了当代自由主义民主主要的对立模式。当然,参与式民主并不满足于此,而是通过其理论重新塑造当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结构,打造一个参与性的 社会,实现真正的民主。 二、参与式民主:目标和路径 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参与不同,在参与式民主论者看来,参与应当是直接的、亲自的参与,是自发自愿的参与,而不仅仅是发挥影响或被卷入。参与式民主论者明确主张,选举民主不是真正的参与民主,更不是参与的恰当形式。当代的代议制民主并不能真正实现自由和平等,无法实现每个人价值的最大化,而充分的、广泛的参与,才是民主的本质性要求。 20世纪60年代初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式民主”概念,这一概念随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并广泛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实际上,在民主思想的传统中,参与一直是一个核心概念。近代西方民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参与民主不断扩张的历史,一方面,参与的权利不断增加,从有限的选举权到普选权、从言论自由到结社权利;另一方面,参与的主体不断扩大,从男性政治权利到全民政治权利、从白人的选举权到不分肤色所有国民的选举权。然而,进入20世纪,自由主义民主逐渐垄断了政治生活,并上升为一种主导性的意识形态,直到60年代后西方福利社会遭遇全面的危机,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才开始遭受广泛质疑。其中,参与式民主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评最为深刻。参与式民主论者指出,代议制实践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为了所谓的民主稳定和便利,利用阶级性和排他性的 规则 编码规则下载淘宝规则下载天猫规则下载麻将竞赛规则pdf麻将竞赛规则pdf ,通过政党结构和官僚结构,将民众在政治生活中享有的权力压榨到只剩下对政党和选举的影响,并逐渐形成了服从和默认的态度,丧失了对公民角色的认知。针对自由主义将民主政治仅仅视为一种选举政治,以及代议制民主将公民权化约为投票权的简单做法,参与式民主论者指出当代的自由主义民主并没有摆脱“代议民主的古典困境”,使得民主所赖以为基础的公民个体逐渐远离政治生活而走向了政治的垄断,最终结果是背离了民主的真正精神,公共精神在当代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中已然不复存在。针对自由主义民主的种种弊端,参与式民主试图重构民主的观念和方法。 参与式民主早期的代表汉娜•阿伦特认为,政治是一种人类实践,要实践政治的真正内涵,就需要社会成员在公共领域中共同讨论、协商公共事务,充分发挥每个公民的主体性,在公共交往中使社会成员塑造为一个真正的公民。行动是每一个公民的参与行为,只有在行动中,才能展现人的本性。阿伦特将希望寄托在一种公民协商会议制度上,这一制度的运作方式是从基层自下而上延伸,人人参与讨论,通过开放、自由的讨论,自然地、逐渐地形成意见领袖,再由这些人代表他们进入上一层协商会议组织,表达大家的意见,最终到达最高的协商会议组织[6]188-190不过,阿伦特的参与民主思想并没有多少突出之处,只是为了克服早期代议制弊端而给自由主义民主制度涂抹上一些共和主义的色彩,强调在代议环节中赋予公民更多的参与,这似乎是对代议制民主强大力量的一种妥协。相比之下,麦克弗森更多地赋予了参与在民主中的关键地位。麦克弗森认为,公民只有直接地、不断地参与社会和国家的管理,自由和个人发展才可能充分地实现。当然,民主的难题即在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中进行协调是极其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和政府的治理形式不变。麦克弗森主张将竞争性的政党和直接民主的组织结合起来,按照直接民主制的原则和程序使政党民主化,使这些参与性政党在一个立宪体制内运作,而这个体制又由工作场所和地方社区的充分自治予以补充和限制,那么参与式民主就具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自由民主的许多核心制度———竞争性政党制度、政治代表、定期选举———都将是一个参与性社会的不可或缺的组成因素。直接民主和对于最接近的地方的控制,辅之以政府事务中政党和利益集团的竞争,这些可以最为现实地促进参与式民主的原则。”[7]339麦克弗森看来,只有这样一个政治体系,才能真正实现自由的平等权利和自我发展。 参与式民主的理论家们很清楚,即便是自由主义民主遇到这样那样的困境或危机,要替代代议制民主也是极其困难的,更为现实的路径是扩大参与活动的范围,形成参与性的气氛,通过广泛参与的实践来推动民主的深入。参与式民主理论的重要代表卡罗尔•佩特曼认为,全国层次上代议制度的存在不是民主的充分条件,因为要实现所有人最大限度的参与,民主的社会化或“社会训练”必须在其他领域中进行,以使人们形成必要的个人态度和心理品质。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参与活动本身而进行。在参与式民主理论中,参与的主要功能是教育功能(最广义上的教育功能),包括心理方面和民主技能、程序的获得。通过参与过程的教育功能,可以培育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品质,个人的参与越是深入,就越具有参与能力。当然,在佩特曼看来,一个民主政体如果存在的话,就必需相应地存在一个参与性的社会,即社会中所有领域通过参与过程得到民主化和社会化。[8]39参与式民主论者认为,参与不是集中在全国层次的政治体系中,而主要发生在那些与个人的生活、工作紧密相关的领域。原因在于,参与的动力与人们的政治功效感有关。当代政治体系中代议制民主使得个人的作用基本上局限于选举代表,即使在选举活动中个人投了一票,该投票对于选举结果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这一现实影响了大多数选民参与投票的积极性,导致政治生活中人们普遍的政治冷漠和缺乏兴趣。但是,参与式民主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在大多数自由民主国家中政治冷漠可以被消除,关键在于使民主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即将民主的范围扩展到大多数人生活于其中的那些领域。例如,佩特曼指出,首先,只有当个人在当前的社会中有机会直接参与决策过程和选择代表,他才有希望控制自己的生活前景及周围环境的发展。当然,在工作场所中做出的决策与在议会或内阁中做出的决策影响并不一样。其次,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体系以外领域中的参与机会意味着现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即政治活动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在其他领域中进行的参与活动将使个人能够更好地理解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关系。普通人通常对自己周围的事务更感兴趣,如果存在一个参与性的社会,个人就能够更好地锻炼自己的参与能力。如果有机会广泛参与,他将更有能力做出全国性的决策,也更有能力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议员在关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周围环境的事务方面所做出的决策的效果。在一个参与性社会中,个人投票的意义将有所不同,作为私人个体,他将享有各种机会成为一个有教养的公民。[8]103 参与式民主理论集中关注的是地方的、基层的参与,认为公民参与活动最恰当的领域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如社区或工作场所,因为这是人们最为熟悉也最感兴趣的领域。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相关的决策时,他才能真正控制自己日常生活的过程。早在数个世纪以前,密尔就指出,如果人们还没有在地方层次上准备好参与,全国性政府的普选和参与是没有用的,正是在地方层次上人们学会了如何管理自己。“一项政治活动,每隔几年才举行一次,在公民的日常生活习惯中并没有为这一政治行动做好准备,当这一政治活动要求运用公民个人的智力、道德和品性时,却已经远离了他们。”[9]229通过在地方层次上的普遍参与活动,个人才“学会了民主的方法”。“我们不可能仅仅通过别人的告知就学会如何读书写字,学会骑马或游泳,但是通过实践就能学会。同理,只有通过小范围地实践大众政府的活动,才能在更大规模上学会如何运作大众政府[9]186佩特曼也认为培养公民参与能力、公共精神的最重要领域是工作场所。这是因为,大部分人一生中大量时间花费在工作上,工作场所的活动在集体事务的管理方面提供了一种教育功能,这在其他领域是没有的。像工业这样的领域本身就应该被看作是政治体系,它提供除了国家层次上的参与以外的非常重要的参与领域。[8]36工作场所的参与在参与理论中处于核心地位的进一步理由与实质性的经济平等有关,经济平等要求赋予个人(平等)参与所必需的独立和保障。这也是参与式民主理论为何主要集中于探讨经济民主或工业民主的重要原因。 20世纪60、70年代的参与式民主理论家们尽管强调了参与式民主的重要意义,但他们 缺乏充分的证据以证明这种新的民主理论在当代社会中普遍实践的可能性,直到社群主义者将“社群”这一概念重新挖掘。80年代,本杰明•巴伯对参与式民主从制度、行动角度的阐释,再次点燃了参与式民主在人们心中的激情。巴伯认为,当代参与式民主以一种独特的现代模式即强势民主的形式出现,这种民主依赖于一种自治的公民共同体的理念,通过对正在进行中的、直接的自我立法的参与过程以及对政治社群的创造,将互相依赖的私人个体转化为自由公民,并且将部分的和私人的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从而解决社会冲突。[3]160在巴伯看来,强势民主所体现的积极公民直接治理的形式,并不需要在政府的每一个层级进行,而主要体现在基层生活领域。强势民主并不回避由于个人利益差异而形成的冲突,主张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可以通过参与、互动和协商予以化解,这一过程主要依赖参与一种不断演变的创造共同目的的解决问题的社群。这样,所谓的参与,就是创造一个自我统治的社群,将单个的公民行动通过集体的公民行动(社群)而结合在一起。结果,在强势民主下,政治成为每个公民均可以参与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自由主义和代议制下只有专家才可以胜任的活动,参与成为了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3]182-185巴伯对参与式民主的更重要的贡献还在于提出了实践强势民主的制度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早期的参与式民主虽然起源于非常吸引人的理论传统,但是却缺乏令人信服的现代实践,而强势民主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性的制度设施。巴伯详细地设计了强势民主讨论、强势民主决策以及强势民主行动三个领域的制度化。强势民主讨论的制度形式包括邻里集会、电视镇民会议和公民通讯合作组织、公民教育和平等获取信息的制度以及其他补充性的制度。强势民主决策的制度形式包括国家的创制权和公民复决程序、电子投票、抽签选举、公共选择的票券与市场方法。强势民主行动包括国家公民身份和共同行动、邻里公民身份和共同行动、职场中的民主、重建作为自然公共空间的邻里关系等。[3]311-345在现实生活中,参与式民主的实践也随处可见。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社会中兴起的工业民主、组织民主的普遍实践至今长盛不衰。法国共产党在2006年的竞选纲领中提出将参与式民主变为“当今共产主义的标志和烙印”,并具体设计了“将权力交给公民”和“建立第六共和国”的雄心勃勃的方案。[10]176-180 近年来,以巴伯为代表的参与式民主理论提出了一些使得政治民主化、赋予民众简单的投票权以外更广泛的、可行的参与渠道,为民主参与开拓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空间。这一做法在20世纪末再次引起人们对参与式民主的广泛兴趣和关注。 三、参与式民主:作为民主范式的局限 当自由主义民主遇到危机而陷入困境之际,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提出适逢其时。参与式民主理论动摇了当代主流的民主观念,一定程度上找回了民主的本质,因为只有当个人有机会直接参与和自己生活密切相关事务的决策,才能实现对自己的生活和发展的控制。通过在基层、社区、工作场所或地方层次上广泛的、深入的参与,使得公民个人获得更多的机会实践民主,在民主实践中进一步培养政治控制能力。人们通过对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事务和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决策,逐步上升到对国家层次政治生活的参与,最终实现人们对自己命运的真正控制,即每个人平等的自由和发展。 从概念、理论提出至今,参与式民主在价值和观念上颇具吸引力,也一度广受欢迎。然而现实是,自由主义民主的主导地位并没有被颠覆,参与式民主在实践中也没有大行其道,不仅没有改变国家层次上的民主结构,也没有在基层或工作场所建立普遍参与性的结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参与式民主实践的可能性及其理论的合理性。 国际治理问题研究专家皮埃尔•卡蓝默在分析参与式民主时曾经指出其在实践中的几 点不足:一是社会成员在所谓参与式民主中的参与其实是不平等的,民众无法真正参与重要的技术和组织抉择,那是专家和公共机构的特权,民众只是被要求完成他们制定的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二是参与通常与领土整治的重大抉择无关,而是被用于解决像街区改造或学校管理这样的次要问题。这意味着参与式民主从一开始就是民主的一幅讽刺画:由于无法参与重大抉择,只好抱着公民的幻想满足于参与一些次要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参与式民主与其说能够解决民主的根本危机,不如说转移对这种危机的注意力;三是民粹主义的危险,参与的大众化可能带来民主的多数主义偏离。[11]从更深入的微观层面来分析,可以发现,通常如果人们有机会有效地参与决策,他们就会认为参与是有价值的,就可能积极地参与,并相信集体决策应当具有约束力。相反,如果人们不断地被边缘化,或被代表的程度很低,他们就可能认为自己的观点和偏好很少得到认真对待,很少被平等地与其他人的观点和偏好相权衡,很少得到公平对待。这样,人们就找不出很好的理由参与影响自己生活的决策过程。即使获得了参与的机会,参与式民主对人们的参与能力和参与愿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许多人怀疑投票者的资格和能力,怀疑他们在获得政治信息时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从而导致在政治事实的了解方面形成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导致参与活动的不平等。从集体行动的角度来看,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人们往往缺乏动机去从事志愿性活动,不愿意获取信息和参加集体活动,除非有好处或被迫。再者,在政治现实中必然存在着代理机制的问题,即使在一个参与性的制度中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分工,那些代理人往往缺乏动力为人们进行忠实的代表。针对上述怀疑,参与式民主也作出了一些回应,寻求新的解决方式如公民动议、公民投票、直接初选等。但是,这些努力并无多大成效,大多数改革的结果还是出现了新的精英主导模式,政府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并没有明显地增加。 参与式民主论者不仅提出一套新的民主程序以重构政治,而且提倡一种民主的社会生活方式,他们不仅探讨了参与对于国家结构的意义,而且指出了参与对于社会组织结构的意义。但是,他们是在孤立的条件下试图解决个人自由、社会正义和民主程序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强调了集体决策的合法性,将民主变得高于所有其他问题包括治理、经济发展等,试图在民主参与、共同协商的过程中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基本政治问题。但问题在于,个人自由的本质和范围,是不是必须通过集体决策来决定?是否应当由宪法来确保和限制民主的运行?在个人自由、集体决策和民主程序之间有没有存在严重冲突的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参与式民主理论避而不答。在参与式民主论者看来,公民的民主理性足以决定公正的、积极的政治结果,而公民的民主理性可以通过基层社会生活的参与实践得到培养,参与实践不仅训练了公民的政治技能,而且可以使他们成为积极的、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然而,许多思想家对人类的这种民主理性充满怀疑:人们如何做到既享有自由和平等机会以参与决定支配着他们生活的制度,同时又不会将个人自由和分配问题等重要事务交给民主程序的不确定结果?当代理性选择学 派对任何投票的结果能否真实或真正地反映选民的偏好产生怀疑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应当认真考虑一下普遍投票的有效性。 很明显,参与式民主理论试图将自由主义和直接民主的一些观点调和起来,在市场社会中寻求一种可行的促进个人自由和平等发展的路径,但有许多重要的技术问题没有解决。例如,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经济组织内部的权威化结构如何与民主决策相衔接?代议制民主如何与直接民主结合起来?行政组织的权力如何受到限制、官僚机构如何变得更加负责任?参与式民主理论家假设每个人的自由和平等的发展必须通过扩大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控制范围来实现,但是,他们忽视了:承认一项权利是一回事,行使权利又是另一回事。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自古以来公民享有的一项最重要的消极自由就是脱离政治的自由,这一自由也是民主传统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这意味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的参与并不是必需的, 尽管他们享有这样的权利。在某些情况下,如果通过代议制选举产生的政府一定程度上确保公民利益得到了有效的保护,政府也是较负责任的政府,那么,频繁的政治参与是不是必要?参与公共生活的所有过程是不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义务? 一些学者指出,大规模的直接参与民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政治现实只能回到熊彼特的经验的、精英的民主。从当代参与式民主的实践来看,不得不承认这一民主形式具有微型民主的性质, 很难上升为一种国家层次上的宏观民主,尽管它为国家政治结构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一旦随着参与性组织数量的增多和参与范围的扩大,随着从一个小团体上升到政治体系的层次,参与便既无法解释也不足以维持整个民主大厦了。正如乔•萨托利指出,只有在小团体的范围内,参与才是有意义的、真正的参与。[12]122实际上,参与式民主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在公民自己行使权力和委托权力之间作出选择,在哪些事务必须委托给公共机构和哪些事务必须由公民直接决定之间作出选择。尽管如此,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提出,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自由主义民主的垄断地位,对自由主义民主存在的种种弊端和危机提出了一些治疗方案。参与式民主理论主张加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特别是与公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参与,不仅强调在政治领域中实现民主,而且主张实现包括产业民主和经济民主在内的社会民主;不仅强调作为一种政治治理方式的民主参与,而且强调民主参与本身作为一种积极的社会生活方式。传统自由主义认为民主仅仅是实现其他目的的工具,只是实现自我利益的手段,而参与式民主主张民主是一个实质性的目的,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崇高的善。这些观点和价值富有意义,也值得追求。参与式民主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二战以来民主理论过分注重经验取向的分析,重新肯定了参与在民主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超越了传统自由主义民主的狭隘视野,一定程度上使得民主价值实现了回归,也重新点燃了人们对政治生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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