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_唐代司法审判中“理”之解析

舆论对司法审判的影响_唐代司法审判中“理”之解析唐代司法审判中“理”之解析[韩伟情理法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准情酌理”是传统司法审判中的重要原则，但何为“理”，“理”在传统司法审判中又被如何运用，却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以下即以唐代司法审判为中心，结合律令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与司法文化，概要阐述唐代律令制度中的“理”，及其在司法审判中的运用及其现实启示。“理”在唐代司法审判中，不仅是司法官吏判断推理需要参照的一种因素，而且已经明确被写入了正式的律令法中。《唐律疏议》中《杂律》之“不应得为”条明确规定：“不应得为而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尽管以现代法治的眼光看，“不应得为”条与罪刑法定原则相悖，似有口袋罪之嫌。但推原此条的法意，却是欲补充律令的不足，以使司法者在无法“轻重相举”，又没有条文可以比附时，加以援用，以达到“有犯罪就要受到惩罚”的目标。“疏议”对该条的解释说：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即没有律令正条可以适用，则“临时处断，量情为罪”，根据情、理，定罪之轻重，“杖八十”是“事理重者”。立法中的这一规定，说明“理”在唐代是司法审判中的重要法源之一。作为一种司法可援用的法源，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理”在唐代法律中究竟是什么意义。唐律中多处出现“理”字，如“据理不合”、“以理去官”、“理亦无别”、“经赦之后，理无杀法”等等，这里的“理”，大致是作为是非对错判断的基准，或可称为是道理、正当的理由，亦或是非属犯罪的正常原因。对“理”作此解释，势必涉及罪与非罪、罪轻罪重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在当时应有基本的共识。具体而言，唐代法律中“理”之义可以分为以下三种。就其特定的意义，“理”在唐律中首先是指为人之道，以及人与人相处之道，即人理、情理等。如唐律对“谋反”的定义：为子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凶慝，将起逆心，规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谋反”。这里的悖逆君臣、父子人伦之道，也就是严重违反人伦关系的罪刑，即悖逆“人理”，自然于“理”不合。在此涵义之下，唐律还有“言理”、“词理”等语词，《贼盗律》之“造妖书妖言”中规定了“言理无害”的各种情况的刑责，即指言辞无损于时而言。就人伦而言，“理”用以彰显人间尊卑、贵贱、长幼、男女之序，相当于人伦之情理，表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正当。就此而言，“父子相隐”这个“理”也可以说是从人伦亲情而来的，亦是一种情理使然。其次，唐律中的“理”指事物存在之道以及处理事务之道，或称之为“事理”。在事务之理方面，唐律多称之为“事理”、“理法”等，如《职制律》之“制书官文书误辄改定”条中规定：“下制、敕宣行，文字脱误，于事理无改动者，勘检本案，分明可知，即改从正，不须覆奏。”此处采用了《公式令》以“事理”来解决“制书有误”的问题。在“户婚律”中，“有妻更娶”条之疏议提及“理法”，谓“一夫一妇，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详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此处的“理”，仍当“事理”解释，同时明确规定“法”、“理”两者是判断犯罪与否的依据。再如“斗讼律”中，规定“后下手理直者”，所谓“理直者”，戴炎辉解释说：理直者，斗竞有理之谓。律意，只要拒格，皆论如律，不认为其为正当防卫。惟疏议内有“乙不犯甲，无辜而被殴，遇拒殴之，乙是理直”之句，从现代刑法而言，可谓不法侵害之防卫行为。唐律中无“正当防卫”概念，故以“理”、“事理”作为司法酌量的根据。再次，唐律之“理”指天理、天常或天秩。唐律、唐令中尚未发现直接使用宋代以后常见的“天理”一词，但有许多与“天”有关的用语。如疏议中多次援引《周易》中“天垂象，圣人则之”，《名例律》中开篇即有“夫三才肇位，万象斯分，禀气含灵，人为称首，莫不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这里的“禀气含灵”，即指阴阳五行而言，说明天有阴阳、五行之气而生万物、四时，而人类得此灵气，成为万物之首。人君再根据百姓的需求，设置百官、政刑。因此，天是自然法，人君的政刑依此自然法而来，当然不能违背自然法的根本要求。唐律在表示自然法意义上的“天”时，还有“天秩”、“天常”等名词，如《名例律》中有“咸有天秩，典司刑宪”，“十恶”之“谋反”条引用《左传》说，天反时为灾，人反德为乱；“谋大逆”之行也被认为有人获罪于天，不知纪极。这些律令中的用例，“天”大都是指宇宙万物的主宰，所谓“天理”、“天秩”，就是宇宙万物运行的规律，即天地、阴阳、四时的自然律。人君用刑顺天则时，自然不能违背天道；百姓行为生活亦须遵循天道，否则就是“获罪于天”，因此，作为天理之“理”，即指天之理法、天之命意、自然的条理、必然的趋势，颇有点自然法的意味。在唐代的司法实践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对“理”的运用。在西域出土的唐代《文明判集残卷》中记载了“秦鸾犯盗”的一个 案例 全员育人导师制案例信息技术应用案例心得信息技术教学案例综合实践活动案例我余额宝案例 ，秦鸾母患病在床，“家贫无以追福。人子情重，为计无从，遂乃行盗取资，以为斋像。”这一特殊的盗窃犯罪，对于唐代的司法而言，非常棘手：母病而行盗，实为孝子，但“假贼成功，因赃致福，便恐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深乖至理。据理全非孝道，准法自有刑名。”显然，一心尽孝与“理”相符，盗窃取资与法不合，再考虑到“人人规未来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侧镜此途”的可能后果，更不能简单以“理”悖法，因此在充分考量了案情之“理”后，依据《贼盗律》之“窃盗”条，按盗窃匹数多少断罪，实现了法、理结合。在《白居易集》中，记载了另外一个案例，某人因有故，在除丧十年后申请袭爵，有司引《格》不许，他不服。白判以为“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如致身于宴安，则宜夺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须待毕辞，方期析理。”即如果确实有合理原因，应可以接受，但此事须再查明。判文谓“法通议事，理贵察情”，就是再次强调理与法均作为司法审判的两个思维要素。这里的理，就是“事理”，是作为查明实情的指导性原理，也是义理。从司法实践中对理的运用，可以发现，唐代司法中大致遵循“由事而理，由理而断”的三段论，亦即司法审判中首先查明案情事实，即确认实情，以此为理的运用提供一个基础。在判决中，也是先讲明具体的事实，然后阐述理由，最后作出结论。判词注重于说理，较少直接引用律令原文，通常只是节略引用律意。说理中包含了情、理、法三种要素，亦即情、理也是司法判断的依据。也因此，学者高明士将“理”称之为是唐律断罪中律、令之外的“第三法源”。一般意义上，理是指情理、事理，在“礼法合一”的唐代，这理也就是礼，尤其是指尊卑、长幼、亲疏等人伦之理。礼是理、义的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化表现，在传统中国，礼作为“天地之序”，()具有“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等等作用，律令制度正是规定人道之理，论人道之理，是狭义之理。在更广的意义上，理还指“顺天人”的道理，特别是具有“天常”之意的“理”，实际上已经颇具“自然法”，或“高级法”的意蕴，它超越了人间的律令制度，而是自然界的运行原理。律令制度当然要严格遵照执行，但当刻板地适用律令制度导致情法不能“允协”时，就需要引入“理”来衡平，进而使司法判决入情入理，最终符合礼义大道之要求。唐代司法审判中的“理”，不完全是“过去式”，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系列跨越时空的问题，司法审判该如何面对“于法有据、于理不合”的难题，司法审判该如何更有效地“说理”，包含价值判断的“理”又该如何进入司法并体现正当性？就唐代司法的经验而言，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启示：在立法中，已经明确地引入“理”的因素，特别是在世情纷繁的家庭、伦理等犯罪的定罪处罚中，以“理”来调节法律自身的僵化。在司法审判中，援引“理”以对情、法作出衡平时，首先需要查清案件的原委，“理贵原情”，只有在实情的基础上，才可以应用“理”。在最终裁断时，仍需优先诉诸于制定法中的理，穷尽制定法后，才有情理、事理、天理运用的空间，而情理、事理等最终还要符合“礼”，即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观。由此，通过对“理”的一种规范化应用，使得司法裁判更符合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