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洋洋65101014广电总局出台新政“限娱令”，要求各地方卫视从7月起，在17∶00至22∶00黄金时段，娱乐节目每周播出不得超过三次。这一政策被媒体提前曝光之后，迅速引起连锁反应，各大卫视见招拆招，在保持优势节目的同时，将旗下娱乐节目资源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和调整，这其中，原有节目的去娱乐化，新节目打擦边球等方法均是层出不穷。国家广电总局的新闻发言人认为“限娱令”一说过于简单化，然而，观诸《意见》之要点：各大卫视频道在晚上7：30到10：00的黄金时间，每周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全国卫视选秀节目一年加起来总量不能超过10档，类型不得重复；各台必须设一档道德建设类节目；此外，要减少台湾艺人参加内地节目的数量这不是限制娱乐，还是什么？“限娱令”所打的旗帜，乃是反低俗。我们不能否认，有些娱乐节目，以低俗为噱头，加速了道德的败坏，譬如《非诚勿扰》的女嘉宾马诺声称她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然而这种拜金的风潮，先于娱乐而流行，道德的亏损，早已是一笔烂账。娱乐节目只是一面开放的平台，用来呈现、分解风靡一时的观念和道德，它可能有倾向性，但它并不能代替电视机前的受众作出选择。娱乐不是道德的敌人，同样，道德更不应该成为娱乐的敌人。对娱乐节目进行适当的管制，也许不是坏事。问题在于，这种管制，应由政府强制，还是市场调节。可作参照者，是法治国家对言论与思想的态度。霍姆斯大法官有一句名言：如果我们想确定一种思想是否为真理，那就让它在思想市场的竞争之中接受检验。钳制与禁锢，也许可以打击一个坏主意，却不能提出一个好主意。同理，“限娱令”只是在头疼医脚。娱乐的泛滥并非低俗的根源，限制娱乐却可能沦为低俗的象征。我只担心，“限娱令”非但不能净化道德，反而滋长了低俗。说到底，看电视是一种个人性、消费性、商业性行为，消费者花钱装机顶盒，付收视费，要的就是看到喜欢看的节目，“娱乐”二字于电视节目而言，并无不妥之处——又有几个观众看电视“不是为了娱乐”？娱乐节目有一些格调不高，问题不少，应该想办法改进节目品质，让电视屏幕上出现更多格调高、问题少的娱乐节目，而不是一刀切“限娱”，难道娱乐也有错不成？三鹿奶粉出问题，产品和厂家被处理，但有关方面并没出台“限奶令”规定“每个超市每周出售婴儿奶粉不得过50罐”，或“全国超市婴儿奶粉上架总数须控制在XX罐以内”，因为谁都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品牌、哪个厂家身上，就该由哪个品牌、厂家负责，而不能让整个行业陪绑，让消费者跟着不自在。物质食粮的管理是这个理，难道“精神食粮”的管理就不该是这个理么？该限娱令在限制垃圾节目的同时，要求“各大卫视都要开办一档思想道德建设栏目”。栏目的观众是受众，这依然是对最广大的民众而言。其实，当今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滑，其主要责任不在民众而在权力。以上达州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官员作恶，不但未受惩处，反而推诿与说谎。且不说它的公信力何在，对民间造成的恶劣影响更加难以估量。毕竟，权力的道德和底层民众的道德，就中国社会而言，历来是“风”与“草”的关系。就此而言，一方面可以说礼失求诸野，一方面也可以说民众就是受众，对权力它可以有样学样。假如你可以作恶于上，我有何不可为不善于下。这一点传统儒家看得很清楚，孔孟时代，儒家总是把各种道德要求和道德批评对准统治阶层，要求他们为社会为民众作出表率。那时没有限娱令，如果有，由孔孟提出，也不会针对民众，而是用来限制上层。今天我们都提倡弘扬传统文化。如果有所借鉴，我希望，我们应该取法传统儒家中的某些积极成分。例如，权利可以对权力提要求，但权力不要反过来要求权利。但，观察今天的权力运作，却发现它儒家的东西很少，多的则是当年与儒家相反的法家。法家和儒家根本不同在于，它的一切要求都是直接指向民众，而且以法的名头出现。不准民众这样，不准民众那样，民众只有农战，无有其他。所谓“以法为教”，即那些要求民众这样那样的律令就是对民众的教育，它是刚性的，民众必须接受。由此可见，民本的儒家文化推崇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是治官，君本的法家文化倡导的制度是治民。当然儒法较量的结果，是专制的法家大获全胜。也正因此，我们今天，尤其对权力来讲，应该力避自身的法家化。
浙公网安备 33021202002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