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石壕吏》中杜甫的矛盾心理作者：王劲松来源：《教师博览·科研版》2011年第01期人教版初中语文教材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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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了杜甫的《石壕吏》一文。有人说《石壕吏》反映了作者当时思想上的矛盾：既赞颂石壕老妇勇于承担苦难的精神，又痛惜老妇一家因战争而陷入了巨大的灾难。这种矛盾心理在其《新安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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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更为明显。不少学生对杜甫这种矛盾心理不能理解：当时大唐王朝宦官专权，皇帝整日沉迷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理朝政，这样的黑暗统治理应被推翻，杜甫为什么还积极支持这样的政权甚至肯定朝廷抓丁呢？笔者以为，杜甫的矛盾心理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儒家思想带来的局限性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几千年，饱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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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的杜甫当然深受影响。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杜甫常常自称“儒生”“老儒”“腐儒”，谈到自己的家世也说“奉儒守官”，历来批评家认为这是他儒家思想意识的体现。这一思想意识决定了杜甫对于统治阶级的尊崇和遵从。因而在他的诗中，虽然有对朝廷腐败、社会生活中黑暗现象的批评和揭露，但这种批评和揭露又有其局限性。入仕的理想带来的局限性儒家思想对于古代文人的要求，可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而优而仕”，于是乎“自古没有考场外的举人”（《范进中举》）。入仕成为众多胸怀抱负者的追求，无数文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在众多的古代文人中，杜甫属于比较体恤百姓疾苦、心存同情者，但他也心存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7岁学诗，15岁扬名。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至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一直过着“裘马清狂”的浪漫生活。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唐玄宗诏令天下才子到京师就选，颇有些诗名的杜甫兴冲冲地前往应试。然而，天不遂人愿，由于宰相李林甫主持考试，他不但不录取一人，还向玄宗贺喜说：“他们的才能都很平常，可见野无遗贤。”应试失败后，杜甫感叹无法实现平生抱负，恨恨地写道：“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而就在此时，杜甫曾任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的父亲杜闲去世，断绝了其生活来源，迫于生计，他不得不沿街卖药，或寄食于朋友处。这时的杜甫依然舍不得放弃对仕途的追求，他不断投献权贵，以求仕进。天宝十三年，唐玄宗朝拜献祭于太清宫，祭祀天地和祖宗，杜甫借机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受到赞许，在集贤院等待诏命。后经宰相考试文辞，杜甫被提拔为河西尉，但他没有接受任职，后改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在此期间，杜甫曾多次献上赋和颂，大力推赞自己，并且说：“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至沉郁顿挫，随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求官之切溢于言表。后遇安史之乱，长安陷落，闻肃宗于灵武称帝，杜甫又北上灵武投奔肃宗，以求官职。但半路被俘，约半年后才冒死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被授左拾遗。《石壕吏》正是写他投奔唐肃宗途中所见。不久，杜甫因房琯案直谏忤旨，几近一死。长安收复后，他才回京任原职。乾元元年（公元758年）5月，又外贬华州司功参军，永别长安。自此，半生坎坷的杜甫才真正对做官心灰意冷。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弃官西行，最后定居成都，为生计所迫，一度在剑南节度使严武幕中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有杜工部之称）。公元765年，严武去世，杜甫失去凭依，居无定所。770年冬，杜甫死于长沙到岳阳的船上，时年59岁。“君国之心”带来的局限性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杜甫对君、国的拳拳之心，永远是那样执著。更令人感动的是，他把这种感情视为其生命的一部分。杜甫曾这样表明自己心迹：“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向太阳，物性固难夺！”忠君爱国之念已经融进了诗人的骨髓。写作《石壕吏》时期，杜甫北上投奔唐肃宗，虽仍有求仕之心，但更重要的是，儒家的入世精神和仁政学说铸就了他忧国忧民的禀性。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也关注生活，热爱人民，深情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也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这也足以见出杜甫这位“诗圣”的伟大。总之，一方面，杜甫有着辅佐君王“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另一方面也有着怜爱同情人民的情怀。在《石壕吏》中，作者以朴实之笔写出了自己亲眼目睹的抓丁一幕，于字里行间体现了作者的这一矛盾心理。（作者单位：山东省兖州市漕河镇中心中学）责任编辑：王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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