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1976年,是我记忆中最苦的一年。尤其到了开春后二三月间,我家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榆树皮、烂红薯,我们都吃过,一个个吃得黄皮寡瘦、皮包骨头。母亲望着我们,常常唉声叹气。那时讲阶级斗争,特别看重家庭成分。因爷爷是地主,土改时我们家的成分就划成了地主,全家都跟着倒了大霉。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家里没有分到自留地,全靠队上分一点少得可怜的粮食。我们家有6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4人,虽然父母不管晴天雨天都在地里干活,可分得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们碗里经常是稀得见影的糊汤。面,很少吃;馍,半年都吃不上一次。有时,我们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家的孩子吃馍,望得眼睛直冒火。母亲是个很硬气的人,每当这时候,她就会把我们喊回家。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下了狠心,准备把妹妹送人。妹妹长得很机灵,虽然瘦,可一双圆圆的眼睛水灵灵地转着,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十分可爱。她很懂事,常提着篮子到田里扯猪草,帮母亲烧火。晚上,母亲和父亲下地回来乏了,她会端来一盆洗脚水。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妹妹,就连隔村住的姑姑几天没见到妹妹,都要来看看。姑姑来时,总会拿几个煮鸡蛋或者蒸馍给我们解馋。妹妹自然是分得最多的。姑姑那时已30多岁,嫁给姑父10多年一直没有生育,两口子一直盼望有一个孩子,眼睛都望花了。姑姑每次来总是一把抱住小妹就舍不得松手,仿佛亲不够似的。她经常对我母亲说:“我要是有小苗这么个乖女儿该多好啊。”这时,姑父也会在旁边打趣说:“想要的话,就给嫂子说说,把小苗送给我们算了。”说完,两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母亲忙调过头,装作没听见,忙别的去了。姑姑又去逗妹妹:“小苗,跟姑姑回家好不好?”妹妹偏着小脑袋,眼睛眨啊眨地说:“我要跟姑姑了,妈妈没有了女儿咋办?”一句话让姑姑、姑父都笑了,母亲也笑了。随着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母亲终于硬下心来,决定把妹妹送给姑姑养。一天,她把我们4个孩子叫到跟前,红了眼圈,一个个望了一会儿,说:“喜欢吃馍吗?”“喜欢!”我们都高兴得两眼放光,以为母亲要给我们做馍吃。“你们姑父是老师,家里有馍有米有面,要是给你姑姑和姑父当孩子,就能顿顿吃馍。”母亲把姑父家的情况描述了一番,接着问姐姐愿不愿意给姑姑当女儿。姐姐忙摇摇头,说她不吃馍,也不去姑姑家。母亲看向我和二姐,我们都说我们也不爱吃馍,不去姑姑家。小妹眨着大大的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吃馍,可不想离开家,舍不得妈妈。”母亲听了,眼泪直流,一把抱住妹妹,拍着她的头,说:“妈妈没用,妈妈让你们受苦了。”然后抹着眼泪,让姐姐带我们出去玩。我们都高兴地跟着姐姐去院子里玩了,谁也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一个星期天,姑父来到我家。那天上午,我们吃了一顿平时很少吃到的锅盔。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煮了给妹妹吃。妹妹坐在板凳上,一下一下地剥着蛋壳,把我们都馋死了。我们都围着妹妹,看着她手里的鸡蛋,眼里仿佛长出了舌头。妹妹很懂事,把一个鸡蛋剥开,吃了一半,然后让我们每人尝一点。母亲不许我们吃,红着眼睛对妹妹说:“赶紧吃,吃得饱饱的,到姑父家去,给姑父和姑姑当女儿,以后顿顿吃鸡蛋。”母亲话还没说完,嘴里还含着鸡蛋的妹妹就“哇”地哭了起来,喊道:“妈,我不吃鸡蛋,我不去。”我们急了,忘记了吃鸡蛋这回事,也都跟着哭起来,不让妹妹走。母亲更是眼泪直流,姑父和父亲都红着眼睛。母亲见妹妹哭得太伤心,害怕自己改变注意,忙对姑父挥挥手,说:“你们——就走吧。”姑父挠着头,望了一眼母亲,接过父亲怀中又哭又踢又喊的妹妹,背着,走了。沉沉的夕阳下,远远地传来妹妹的喊声:“妈,我不去,我不去——”母亲站在门外的大树旁,靠在树身上,呜咽着哭。母亲被父亲搀扶回房中,倒在床上大哭。我们也眼泪汪汪地围在母亲身旁,父亲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吧嗒吧嗒”地吸烟。大概一顿饭工夫,突然听见外面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接着一个人一头撞进来,是姑父。他满头大汗,十分着急地说:小妹丢了!“丢了?!”我们都很愕然地望着姑父。姑父红了脸,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原来,姑父背着小妹走了一段路,上厕所时把小妹放在路边,告诉小妹在那儿等他,等他从厕所出来一看,路上早没了小妹的人影。姑父喊了几声,也没人应答,他心里就慌了,就近找了一会儿,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没见过孩子,姑父便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我家。母亲一听,急得大哭起来。还是父亲沉得住气,说不要急,或许是藏在哪儿了,让我们赶紧分头去找。我们分成几路,一边喊,一边寻找,包括刺架、山洞、沟渠,都一一钻进去看,从太阳落山找到月亮升起,都没找到人。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聚在村口。母亲坐在大树下悲痛地哭着,边哭边喊:“苗苗,快回来吧,妈妈再不把你送人了。”她嘶哑的声音在山里一声声回荡,可就是不见妹妹的影子。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吃了饭再打着火把来找,没有亮光,怕不行。”我们一个个都无精打采,扶着哭哭啼啼的母亲往回走。回到家,做饭时发现家里没有柴火了,母亲让我去抱。我家的柴草都放在屋子的后檐下,避免淋雨。一般情况下,我们晚上都怕到那儿去,因为黑黢黢的,很吓人。那晚月光很亮,月色照在后檐下的柴堆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走到柴堆前,刚准备抱柴,突然听到柴堆里有声音,吓得转身就跑。父亲和姑父听了我的话,都睁大了眼睛,忙打着电筒,拿着木棍来到柴堆前,果然听到柴堆里传出细微的“哧哧”声。我们几个孩子睁大了惊恐的眼睛,靠在母亲身旁,生怕柴堆里跳出一只狼来。父亲一手拿着木棍,一手伸过去,一下子掀开上面的一捆柴草。明亮的月光下,柴草堆中躺着一个孩子,是妹妹!妹妹已经睡着了,眼睑上还挂着眼泪,嘴高高地噘着。母亲轻轻走过去,抱起妹妹。妹妹大概白天太累了,睡得很沉,梦里还说:“妈,我不去,我再也不馋嘴了,再也不要吃馍了。”母亲一把紧紧地搂住妹妹,一声声说道:“苗苗,妈再不把你送人了,妈再不把你送人了。”第二天,姑父准备回家,临走前,对我母亲说:“嫂子,孩子就不要送人了,日子再苦,大家帮衬一把,总会熬到头的,不要让孩子受委屈了。”姑父回去后,下午就和姑姑一人背了一袋粮食送过来,靠着那两袋粮食,我们熬过了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1978年分田到户,我家也分到了土地,从此再也没有挨过饿。30多年来,我们家的日子虽然一天比一天好,白米细面已成家常便饭,可我仍忘不了1976年春天的那件事。我想,那些年完全是亲情让我们度过了饥荒。亲情,有时比粮食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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