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骥才的诸多作品中，《俗世奇人》算不得珍奇。他自己在那薄薄的小册子的后面、类似跋一样的“题外话”中说，在他写完《神鞭》和《三寸金莲》等名篇之后，“肚子里还有一大堆人物没处放，弃之实在可惜。”《俗世奇人》中的人虽也是奇人，事也还是妙事；但都如竹头木屑，是剩余下来的货料。弃之诚然可惜，现在他老人家呈上来了，食之也不是没有一点味道。我一直觉得，像冯骥才那样的作家是否称得上现代意义上的小说家乃至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家，是值得质疑的。他太像他祖上的冯梦龙。当有人问他这层渊源关系时，他颇为得意地说：“然也，我与他皆姓冯，我们这是‘家传’。”他还津津乐道了实际影响的三个方面，即传奇、杂学和语言。现代意义上的文艺创作是无所谓家世的。子承父业的也有，但极少能同日而语，往往压根就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是倚仗着老子名气，在文艺界虚张声势而已。他们继承的多半是前辈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而不是精神层面上的；因为只有技术层面上的东西可以口耳相传，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是不可言传的。天才如同彗星，在永恒的苍穹里一闪而过，他的子子孙孙则是彗星尾巴上的零星余辉。这不仅是智商问题，因为智商是个泛泛的量的概念，智商高的人，只要他愿意，几乎在任何事情上，他都会比智商低的人学得好、做得好。而天才是有方向性的，甚至可以称之为偏向，即在某一方面有天才的，在另一方面可能是痴呆儿。家传的，可以是财产、珍宝、技艺甚至智商，但很少是天才。我想，冯骥才是能够理解并同意我的看法的，否则他就不会在“家传”这个词上添加引号──并非是真的家传也。冯骥才也许甚至不是故事的创作者，而只是个故事的收集者、整编者和转述者。他的最大资源是天津卫那个五方杂处的水陆码头上的故事，天津那个地方的优势首先在于故事多，其次在于讲故事的多。那是个典型的市民社会，小老百姓忙碌一天后，以讲故事来缓解筋骨和情绪。民间通俗文化在那儿可以说比北京和上海要发达，相声、曲艺、杂耍、故事……都是全市人民的家常便饭；其力量之普遍和强大足以消磨天才的意志、遏制天才的发展；冯骥才之所以能从这种文化中冒出来，不是因为他鹤立鸡群地超越了这种文化，而是他幸运地做了这种文化的承载者、传播者和代言者，是鸡立鸡群。冯骥才是个故事至上者，他说：“把故事写绝了是古人的第一能耐。故而我始终盯住故事。”他的小说的最大看点的确首先在故事，其次在人物。故事和人物，外加一点众所周知的寓意，这些小说的古法，正是冯骥才死死紧盯的东西。他善于讲故事──不是编，他的故事线条清晰、情节精彩，哪怕出奇、出格，也能让一个普通读者比较容易地抓住。《俗世奇人》共有１９个人物的故事，都有头有尾，中间的过度和转折也有明确的交代。冯骥才自己说这些故事“各自成篇，互不相关”，但是，有好事者非得要把它们“集体”起来，做吃力不讨好的事。现在这个戏剧版本拉杂不堪，把《俗世奇人》里的众多故事笼统在一起，煮成了一锅大杂烩。分不清轻重和主次，中间似乎有个主题和线索，但就如同那幅画上的长线条似的，其实什么也挂不住；只因为它想挂住的太多。一开场就各色人等，纷纷登场，现场异常凌乱，情节的推进缓慢得让人气闷。天津大鼓重复出现，但是外在的把戏，流行歌曲、当代切口、小丑扮相和时尚言行这种种噱头的穿插，则把主题和线索碎尸万段了。地道和不地道的天津土话，更使外地观众难以抓住戏剧的内涵。这里头确实有许多民俗、民情甚至历史的折射，但太缺乏条理、编排和组织；这不是一个博物馆，而是一个跳蚤市场。这一切做法跟戏剧的原则──简洁、直接、集中、浑融等是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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