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证据                  白洁摘要：作为工业化中期的腹地经济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需要和工业化后期的战略意图相结合，需要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方向相结合。本文利用1991-2010年数据，对比分析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化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特征，通过构建模型，对消费、投资、技术创新和对外开放等变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旨在为认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着力点和方向提供理论依据。关键词：长江中游城市群；工业化；产业结构；产业升级F121：Ａ：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3）07－０089－０5一、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以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为中心的长三角，以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为中心的珠三角，以北京、天津、石家庄等城市为中心的京津冀地区生机勃勃。随着一大批城市群的兴起，中国的区域竞争正在由个体竞争走向群体竞争，这种群体竞争的实质是以城市群为载体的综合能力竞争和产业链竞争。在这种群体竞争的新时代，城市群正日益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化的重要载体，成为提升国家竞争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导地区，成为引领和支撑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极①。长江中游城市群以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等为主体的中部经济发展区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2012年2月10日，湘鄂赣三省在武汉签订《加快构建长江中游城市集群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 离婚协议模板下载合伙人协议 下载渠道分销协议免费下载敬业协议下载授课协议下载 》，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从共识走向实践。当前，我国中部地区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工业化中期提升区域竞争力的重要路径②。产业结构的变化是需求结构变动和相对成本变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相关研究从需求结构、资源供给结构、技术进步、制度因素、国际贸易等角度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其中，赵进文和温宇静（2004）基于投入产出分析理论，对我国经济体系中各产业总产出变动的主要变动因素（总消费变动、进出口变动、技术结构变动、投资结构变动）进行了分解，分析经济增长各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中的贡献③。刘芳和倪浩（2009）采用层次分析法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进而找出其关键影响因素——技术创新，并提出一系列我国政府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政策措施④。韩颖和倪树茜（2011）将投入产出理论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法相结合，构建产业结构调整影响因素模型，认为第三产业比例不断增加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必然结果，其中诱发第三产业比例增加的最终产品结构因素主要是消费和投资⑤。城市群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主要是以长三角、珠三角等一体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区域为研究对象。*本文系2012年度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武汉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因素与推进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2002）的研究成果。梁琦和詹亦军（2006）利用长三角区域内16个城市1998—2003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认为地方专业化能促进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升级，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地方专业化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率和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都明显高于非地方专业化行业，地方专业化有弱化垄断而强化竞争的倾向⑥。按照国外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验性判据，工业化实现阶段分为初期、中期、后期三个时期。《中国工业化进程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1995-2010）》认为，按照汇率—购买力平价法计算，“十五”、“十一五”期间中国已经快速地走完了工业化中期阶段。这意味着进入“十二五”，中国工业化进程将步入工业化后期。从四大板块看，2010年东部和东北的工业化水平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其中东部即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而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水平尚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七大区域中，长三角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后半阶段，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环渤海和东三省处于工业化后期的前半阶段，中部六省和大西北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大西北的工业化水平最低，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按照钱纳里标准结构，工业化中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产业比重小于20%，且第二产业比重高于第三产业比重；工业化后期的主要标志是第一产业比重小于10%，且第三产业的比重高于第二产业比重。我们对2000-2010年长三角、珠三角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进行测算（见表1），可以看出，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一产业比重为13.7%，第二产业比重为48.81%，第三产业比重为37.49%，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2010年长三角第一产业比重为4.65%，第二产业比重为50.13%，略高于第三产业，即长三角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2010年珠三角第一产业比重为4.97%，第二产业比重大于第三产业，根据钱纳里标准结构珠三角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人均GDP为24735.2元，该人均GDP水平和2004年长三角、2005年的珠三角相当（见下表2）。在人均GDP相当的情况下，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的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全国水平来看，2010年第一产业比重为10.2%，第二产业比重为46.8%，第三产业比重为43.0%。长江中游城市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高于全国水平，而第三产业比重低于全国水平。二、模型构建与检验结果分析为了进一步研究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工业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1991-2010年统计数据，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1.研究方法由于现实中的经济时间序列通常都是非平稳的（即带有明显的时间趋势），考虑到对具有时间趋势的变量作回归时，可能存在“伪回归”的问题。因此，为了使回归有意义，需要对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1）单位根检验。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应先检验个变量的平稳性。对于时间序列数据，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是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常用单位根检验方法ADF（DicheyandFuller）。ADF检验方法通过在回归方程右边加入因变量yt的滞后差分项来控制高阶序列相关。ADF检验在三种不同的虚拟假设下进行估计：yt是一个随机步游：根；备选假设为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方法，滞后期的选择采用AIC准则。（2）协整检验。对于两个同阶单整的变量，可以进行协整检验，以确定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本文采用Engle和Granger（1987）提出的协整检验方法。从协整理论的思想来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因变量能被自变量的线性组合所解释，两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因变量不能被自变量解释的部分构成了一个残差序列，这个残差序列应该是平稳的。检验的步骤如下：若k个序列y1t和y2t，y3t…，ykt都是同阶单整序列，建立回归方程：检验残差序列u1t是否平稳，根据ADF检验来判断残差序列u1t是否含有单位根。如果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可以确定回归方程中的k个变量（y1t，y2t，y3t…，ykt）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否则不存在协整关系。2.模型建立和数据来源从部门特征看，产业结构升级是从一次产业向二、三产业过渡的过程。为了衡量经济系统的产业结构升级，我们采用非农化水平，即各年度第二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当年总GDP的比重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程度⑦。一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居民消费、投资、技术创新、国际贸易等。为了保持量纲的一致性，选取消费率、投资率、研发投入强度和对外依存度等比率指标作为因变量加入模型中，以较为全面地衡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因素。本文在实证中采用双对数回归方程：LnWt=αt+β1LnCONt+β2LnIt+β3LnMXt+β4LnTect+εt（6）其中，W为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指标；CON代表消费率；I表示投资率；MX表示对外开放度；Tec表示R&D经费投入强度；εit为随机扰动项。（1）产业结构升级指标的选取。由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地域范围尚未有明确界定，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湘鄂赣三省的总量数据来替代。首先依据湘鄂赣三省1991-2010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获取三次产业增加值，再通过计算获得二次三次产业增加值占当年GDP的比重，即为城市群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表示该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幅度。（2）关于R&D经费投入强度的测算。通常一国或区域R&D经费投入强度是衡量技术创新水平的重要指标，采用R&D经费支出与GDP之比来表示，三省R&D经费投入和国民生产总值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湘鄂赣三省统计年鉴。（3）投资率的测算。用固定资产投资率，即固定资产投资额与GDP之比来表示，1991-2010年各个省份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4）消费率的测算。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区域的总体消费水平，1991-2010年各个省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和历年湘鄂赣三省统计年鉴。（5）对外依存度的测算。采用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来表示区域的对外开放度，进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湘鄂赣三省统计年鉴，并根据历年的汇率水平换算成以人民币为单位。3.协整检验及结果分析（1）单位根检验结果。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先检验变量是否是平稳的。采用Dickey-Fuller的ADF检验方法，对变量及其一阶差分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见表3。表3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注：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ADF检验中是否会有常数项c、时间趋势项t以及滞后期数为k；***、**、*分别表示该值是1%、5%、10%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D（LnW）、D（LnCON）、D（LnI）、D（LnMX）、D（LnTEC）代表变量的一阶差分。从表3中可以看出，通过ADF检验，发现LnW、LnCON、LnMX、LnTEC和LnI的检验值分别大于其显著性水平为10%的临界值，表明这些序列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同时，检验发现五个变量的一阶差分是平稳的，因此，序列可能存在协整关系，也就是说，可能存在两个序列的平稳线性联合，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2）协整检验结果。运用E-G两步法，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下：第一步，估计方程。首先用OLS法估计协整向量，再检验残差是否存在单位根。用Eviews6.0得出下面方程：LnWt=0.153090+0.100507LnCONt+0.207370LnIt+0.092445LnMXt+0.074026LnTect（7）第二步，对残差的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显示，ADF值为-2.081359，小于显著水平为5%的临界值-1.962813，所以，估计的残差序列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即接受不存在单位根的结论（见表4）。因此，可以确定估计的残差为零阶单整，上述结果表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表4对残差的单位根检验注：检验类型（c，t，k）分别表示ADF检验中是否会有常数项c、时间趋势项t以及滞后期数为k；***、**、*分别表示该值是1%、5%、10%的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3）结果分析。首先，投资率与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且在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这说明投资率是影响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投资率是工业化比重提高的一个因素，2010年湖北省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4.6%，江西省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8.1%，湖南省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0.2%。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现有固定投资结构在向促进新型工业化的方向发展。以湖南为例，2010年制造业投资2877.04亿元，增长33.8％；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2.8%，比上年提高1.6个百分点。高新技术产业投资247.35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2.8%；技术改造投资3052.88亿元，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34.8%，分别比上年提高0.5个和1.2个百分点。其次，研发投入强度、消费率和对外开放度等变量对长江中游城市群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正向作用，但在统计上不显著。在不同的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升级影响因素的作用大小并不相同。长江中游城市群处在工业化中期，研发投入总量呈递增趋势，但研发投入强度仍相对偏低。根据相关数据进行测算，201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研发投入强度为0.012，长三角为0.039，珠三角为0.017，相比较而言，长江中游城市群研发投入强度有待提高。由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的过程中，扩大内需和对外开放将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重要动力。三、启示笔者认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需要结合工业化中后期的战略方向，在推进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一是以产业合作和技术创新为主线，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形成创新驱动发展格局。湘鄂赣三省可以通过园区共建等方式促进产业合作，建立以产业链为基础的对接机制，共同打造先进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时，应注重各省市专项规划衔接，避免形成同质竞争。武汉、长沙和南昌等城市具有丰富的科教资源，应加强科技资源的整合和共享，探索高校异地共建模式，推进协同创新和人才、技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形成优势互补、制度互动的区域创新体系，使长江中游城市群成为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支点。二是大力发展金融、物流、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推进文化、旅游业、医疗等率先实现一体化，以城市群的发展带动消费结构升级。第三产业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的短板。湘鄂赣三省应逐步在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方面实行联动政策，推动无障碍旅游区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跨省结算、基础设施网络体系建设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城市群的构建激发消费需求的内在潜力，促进第三产业加快发展，推动工业化进入中后期阶段。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比重增大，是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优化的重要标志，应大力发展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中介咨询、文化创意和生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促进制造环节向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延伸，提高长江中游城市群在全国乃至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⑧。三是优化外资结构，推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全面提升长江中游城市群开放型经济水平。发挥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在国内市场的独特区域优势，相互开放内贸市场，构建区域性统一大市场，巩固提升在国内市场的地位。通过构建、完善、强化、延伸主要产业链，加快形成承担产业转移的集群优势，推进外来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落地生根”。统一部署、规划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外资投向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领域和高端制造环节。互相开放现有外贸公共服务平台，共同应对外贸壁垒和外贸争端，推动城市集群外贸企业建立企业联盟，共同利用技术、品牌、营销网络、会展平台等资源，开拓国际市场⑨。发挥科教人才和特色产业优势，推动企业共同承接大型离岸服务外包业务，打造内陆地区服务外包领军企业集团。鼓励企业共同开发境外经贸合作区，共同发展境外营销网络，共同承揽境外大型工程，共同开发国际市场。注释：①魏后凯、成艾华：《加快推动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多极协同、一体发展》，《政策》2012年第4期。②陈佳贵：《中国工业化进程报告（1995-201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版，第93页。③赵进文、温宇静：《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投入产出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4期。④刘芳、倪浩：《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及相应措施》，《技术与创新管理》2009年第3期。⑤韩颖、倪树茜：《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因素分析》，《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年第12期。⑥梁琦、詹亦军：《地方专业化、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来自长三角的证据》，《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年第1期。⑦王聪、谭政勋：《泛珠江三角洲经济结构差异、成因及合作策略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7期。⑧王晓玲：《我国省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及其区域差异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⑨赵新娥、张兆曦：《武汉城市圈节约型服务业运行机制构建》，《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作者简介：白洁，女，1980年生，河南南阳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湖北武汉，430074；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湖北武汉，430077。（责任编辑陈孝兵）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