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中编研究综述土地革命研究综述

关于土地革命的研究 研究概况 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在中国存在数千年之久，历次农民起义没能把它消灭，资产阶级改良及革命运动也没能触动其根基。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土地革命，经历了30余年曲折复杂的斗争，到1952年底最终在全国范围内铲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 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因此，土地革命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本文所说的土地革命，是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剥削和债务，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革命。关于土地革命的研究一直是中共党史和革命史的重要课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尤其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术界发表了许多关于土地革命的研究文章，出版了一些专著，取得了可喜成绩。 一、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成果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土地革命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具体问题上： 1．土地革命兴起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土地革命的兴起根本上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在客观方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把封建土地剥削制度保存下来了，地主阶级成为其统治的阶级基础，广大农民在国民党和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有强烈的革命要求。在主观方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经验，认识到土地革命的重要性，开始领导广大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王荣先：《试论土地革命的兴起》，《土地革命史新论》1995年版） 2．土地革命路线的表述及其形成 对于土地革命路线的表述，史学界都是根据土地革命的实践及有关历史材料整理归纳而成，并未形成固定的提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形成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表述就有胡乔木等四五种提法。其表述内容不尽相同。而对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时间，也是各置一词，没有定论。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一问题成为学界首先关注的一个重点。 梁尚贤认为土地革命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并认为至1930年底，限制富农和土地归农民私有已经解决，因此土地革命路线基本形成。（梁尚贤：《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道路的形成过程》，《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1、3期） 夏春骅认为土地革命路线的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个体农民所有制。”他认为“保护中小工商业者”不宜列入土地革命路线，土地所有权的正确解决是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主要标志。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决议和毛泽东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标志着农民的土地问题彻底解决，这也意味着1931年初土地革命路线最后完成。（夏春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道路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现在学界及教材多认同“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是规范表述。 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土地革命的路线形成于1948年，分为三个阶段：1928年7月党的“六大”前后，为初步形成阶段：1930年南阳会议到1931年初，为基本形成阶段；解放战争时期至1948年为完整形成阶段。 出现多种观点的原因在于，对什么是土地革命路线形成的标志有不同的理解。一种主张以土地所有权问题的解决为标志。因为变革土地所有权，即废除封建地主所有制，确立农民土地所有制，是土地革命的中心任务。一种主张以各阶级有了正确认识并制定了正确政策为标志。因为土地革命必须解决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翟作君、邬正洪编《中国革命史研究荟萃》华东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 3．党的地权政策的转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地权政策转变问题，指的是由土地国有转变为土地农民所有制的政策。因为土地革命中到底实行土地国有还是把没收的土地分给农民私有，这个问题最后得以解决，我们党经历了较长的、曲折的过程。一些学者对此看法不一，争论持续到90 年代。 关于此问题，学界一般认为土地国有转变为土地农民所有的政策确立的标志是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决议和毛泽东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 何东等人认为土地国有转变为土地农民所有的标志是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没收土地归农民”，“不禁止土地买卖”。而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法对土地所有权的规定和六届三中全会相同。毛泽东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的信表述更明确，但精神一致。并且湘鄂西、闽浙赣根据地等也是在六届三中全会后有了土地农民所有的做法。因此，以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更实际。（何东、清庆瑞、黄文真：《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土地所有权问题》，《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6期） 温锐对上述两种观点均不赞同。对于何东等人观点，他认为允许农民土地买卖不等于土地农民所有。事实上六届三中全会仍坚持土地苏维埃公有，有关土地允许买卖的规定，不论从法权上还是在当时土地革命的实际执行中，都不能成为土地农有政策确立的根据。对第一种观点，他反驳的理由是：第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权政策转变的完成，中共中央的态度至关重要。毛泽东及苏区中央局的土地农有主张未被中央接受；第二，土地农有政策没有被多数根据地接受；第三，苏区中央局和江西苏区未坚持贯彻土地农有政策。 他认为将土地农有作为中共土地革命中的政策是从1933年6月苏区中央政府责成土地部发布确定土地农有的布告开始，到1935年底瓦窑堡会议前后才基本完成。（温锐：《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权的再讨论》，《南开学报》1992年第4期） 4．党对富农的政策 党对富农的政策问题是土地革命中重要而复杂的一个问题，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富农的土地政策是几经周折。学术界对此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在党何时正确解决对富农政策问题上意见不一。 一种观点认为：1931年苏区中央局所做决议与毛泽东给江西省苏维埃的信解决了农民土地所有权问题，同时也就解决了富农的经济出路问题，不仅在政策上且在实践上保证了富农的经济出路问题。（李少明：《略论土地革命时期中农与富农的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1987年第4期）张永泉则认为富农问题的正确解决应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1935年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这个文件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对党的富农政策进行重大修改，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明确地将富农经济分为封建剥削性质和资本主义剥削性质两部分，并规定采取不同策略。也是明确规定给富农以经济出路，有重大意义。（张永泉：《土地革命中，富农问题的正确解决应在1935年——与夏汉道同志商榷》，《历史教学》1988年第2期） 区廷佳具体剖析了党对富农政策的发展，认为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六大”以前，党对富农政策从不动富农土地到没收其土地；第二阶段是“六大”以后到六届四中全会之前，党的六大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对富农采取了较为缓和的政策；第三阶段是六届四中全会后到长征以前，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了中央，采取了“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第四阶段是策略转变期。1935年12月6日发布的《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政策的决定》，此文件是对富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 胡穗、李屏南运用政策学理论对党的地主富农政策的演变进行了个案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认为具有三个特征：政策演变起源的内源性特征；政策演变路径的阶梯递进性特征；政策演变收益的多层次性特征。历史证明此演变是中国共产党人依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作出的正确选择，是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并推动社会前进的土地制度安排的成功典范。（胡穗、李屏南：《论20世纪30年代党的地主富农土地政策演变的特点与启示》，《求索》2004年第1期） 5．中央根据地的查田运动 1933年6月六届四中全会后至长征前夕，党中央提出并发动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查田运动。这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期的重大事件，对于了解此时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政策及党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曲折历程有重大意义。不少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相当的成果。（关于查田运动的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很多，主要有：姜义华、石源华、张云：《论查田运动》，《复旦学报》1980年第6期；余伯流：《重评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争鸣》1981年第2期；阎中恒：《中央革命根据地查田运动初探》，《江西社会科学》1981年5、6期；张日新：《也谈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与余伯流、阎中恒同志商榷》，《争鸣》1984年第2期；陈学明：《试评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袁征：《关于查田运动评价的几个问题》，《江西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高德福：《对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的再认识》，《南开学报》1987年第2期；张传贤：《评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江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温锐：《关于中央苏区查田运动研究的几个问题》，《江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 对此运动的评价也不一致。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基本肯定。认为这是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而采取的必要步骤。第二种观点是基本否定。认为查田运动是“左”倾教条主义的产物，旨在全盘推翻以毛泽东的正确土地革命路线，全面贯彻“左”倾土地政策。 还有学者认为查田运动是一个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对其持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都不可取。查田运动的前期和后期情况也大为不同，不能一概而论。1933年6月至1934年1月的查田运动，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毛泽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具体政策和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努力纠正“左”倾错误，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当然，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土地政策的干扰和影响，毛泽东也执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左”倾政策。而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运动，由于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做法，按照党中央原定的“左”倾指导思想和政策继续开展查田运动，使得“左”倾错误严重泛滥起来。结果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搞乱了阶级阵线，打击了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破坏了土地革命已经取得的积极成果，动摇了根据地内部的稳定，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刘一皋不像以前的研究多集中在探讨运动的路线、政策得失或分阶段论述此运动过程的正误，而是以查田运动全过程的主导因素、运动的方式和结果为对象进行研究。他认为：（1）查田运动的发起是为了苏维埃国家，即革命战争需要，借助的是战争中最贫困农民要求进一步获得土地财产的愿望，而非作为重大政治经济制度变革的土地革命过程中内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2）查田运动未处理好国家需求与农民利益关系。（3）查田运动运作方式是突击性群众运动，并居于当时群众运动网络的核心地位。（4）以数量分析和综合分析的方法观察，过去查田运动的实际成果和材料的可信程度值得推敲。（5）查田运动将政治运动放在第一位，取得的最大成绩是农村的组织化。政策基本趋向偏“左”。 查田运动既有群众运动的一般特征，又为以后的政治运作提供了普遍的程式，运动中出现的一些政策失误和执行过程中的阶级变化，都在以后的群众运动中反复出现。（刘一皋：《对查田运动研究的几点再思考》，《江西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6、土地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 学术界一般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指导产生了两方面影响。土地革命取得的成绩和错误的发生，都与之有密切关系。积极的影响有直接指导中共“六大”的召开，帮助制定了一些正确的方针；共产国际“七大”策略的转变，促使我党对富农政策的转变。错误的指导主要是土地政策上的“左”倾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均来自共产国际。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 随着历史理论的发展和观点的不断更新，90年代以来学术界研究和关注的问题也有了突破和变化，并有学者作了突破革命史视野的尝试。 学者黄道炫的文章以土地占有与土地革命关系为鹄的才以土地革命中心区东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认为把土地集中看做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释。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黄道炫：《一九二0——一九四0年代中国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兼谈地主、农民与土地革命》，《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 饶伟新以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社会矛盾为对象，由传统的革命史(或党史)的研究视野转向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从赣南(或其他革命地区)本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传统出发，把土地革命史的研究与区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具体考察和深入分析传统的乡村社会环境与现代的土地革命运动之间的内在关联。 从革命史的视野和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发生在赣南等广大边界地区的土地革命运动，全然是一场阶级阵线分明的革命斗争。但是，在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地区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中，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呈多元状态,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介入土地革命运动，从而使党的革命斗争充满了复杂性，而不完全表现为单纯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赣南农村社会的分化，不仅包括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分化，还包括各种不同社会人群（或族群）之间的分化与对立，如在早来的土著居民与晚来的客户之间，大姓与小姓之间，大族与小户之间，以及不同的地方政治派系之间，都存在着很深的界限和矛盾；这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农村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土地革命的发展进程，并对党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提出了挑战。饶伟新以为，要对土地革命运动的历史内容以及党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策略有一个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就必须从历史人类学的理论高度和区域社会史的总体视野去了解和探讨赣南农村地区整个社会分化和社会矛盾问题及其与土地革命运动的历史关联，而不应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阶级分化”、“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讨论和分析。（饶伟新：《论土地革命时期赣南农村的社会矛盾——历史人类学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史研究》，《厦门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 李小平的文章关注的则是土地改革导致的社会结构变化。以闽西苏区土地改革对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为例，通过局部研究来说明土地革命时期闽西苏区的土地改革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政治、经济革命，对闽西农村传统的宗族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土地改革中，阶级意识的启发与阶级成分的划分，使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完成了社会动员；乡村苏维埃的建立，使国家政权的力量直接渗透至乡土社会，并由此重构了苏维埃区域的社会结构。（李小平：《土地改革与闽西苏区社会结构的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4期） 张超在基本史实的基础上，通过对国共土地政策的制定、推行及影响的评述，分析了两党土地改革的基本属性，探讨了国共政权的得失与土地改革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认为国共土地改革的“成败”与政权的得失并无必然联系。“南京政府在土地与农民问题上也作过积极努力与有益尝试，其土地政策基本上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南京政权在大陆的地政工作，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基本上还处在政策法规的制定和推行阶段,因而没有实质性的效果。”（《土地改革与国共政权之沉浮(1927-1937)》，《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从以上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学术界对土地革命已经有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20世纪90年代转换研究范式以后，取得了一些全新的成果。由此可知关于土地革命等仍然有研究的必要和意义。但现在此类著作并不多，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些问题，有更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论著出现。 参考文献： 1.佟英明、邢永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文献选编：1927~1937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 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土地革命纪事（1927~1937）》，求实出版社 1982年。 3．夏春骅：《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道路的几个问题》，《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4．陈伯江：《土地革命战争大参考》（1927~1937），京华出版社 2006年版。 5．彦广林：《土地革命初期若干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6．刘勉玉：《土地革命战争史》，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