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_李新伟

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一理论简述目前，在对世界各地区前国家复杂社会的研究中，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持权力的方式（leadershipstrategy）备受关注，而建立远距离交流网普遍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1]。美国考古学家皮波斯在对密西西比河流域史前社会的经典研究中指出，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达身份与等级的物品的价值是由社会距离和地理距离决定的：从社会距离上讲，越是远离普通民众且只有社会上层才能获得和使用的物品的价值越高；从地理距离上讲，越是来自远方的物品的价值越高。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建立，不仅提供了获得地理距离和社会距离均远离民众的高价值物品的有效渠道，而且交流活动本身就是很好的表现身份和地位的形式，有效地强化了社会上层在各自社会中超越一般民众的地位[2]。美国学者赫尔姆斯在对前哥伦布时期巴拿马酋邦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活动的研究中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通过交流获得的不仅是标志威望和财富的物品，还有与仪式活动有关的神秘知识，这些知识的学习往往比物品的获得更重要；二是社会上层的亲身远距离旅行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之一。她指出，社会上层的旅行至关重要：一方面，通过游学可以掌握本地民众难以获得的神秘知识和物品，使自己超凡脱俗；另一方面，充满传奇的长途旅行是值得夸耀的经历，是塑造自己英雄形象的最佳方式。她还特别指出，神秘知识远距离交流在考古遗存中的表现是两地器物的形态有差别，但反映的理念相同[3]。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约公元前3500年是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中国各主要文化区基本同步在飞跃式发展[4]。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地区间交流互动也进入新的阶段，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笔者曾对此进行过简单讨论[5]。近年来，新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探讨这一交流网的形成及其重要意义。二主要物证（一）红山和凌家滩相隔1000余公里的凌家滩遗存和红山文51DOI:10.13619/j.cnki.cn11-1532/k.2015.04.0062015年·第4期化在玉器上表现出的相似性是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最明确的例证。两地玉器特殊的相似性已经引起很多学者的关注[6]。归纳起来，相似的玉器种类有玉人（图一∶1、二∶1）、龟（图一∶8，二∶9、10）、筒形器（图一∶6，二∶12、13）[7]、猪龙（图一∶2）、龙（图二∶5）、双连璧（图一∶4、二∶4）、环（图一∶3、二∶6）、镯（图一∶9、二∶11）、璧（图一∶11、二∶7）和石钺（图一∶13、二∶14）。此外，笔者曾提出凌家滩墓地出土玉鹰（图二∶3）与红山文化玉勾云形器（图一∶7）可能是同类器物。最近有学者提出，凌家滩墓地出土玉梳背（图二∶2）与牛河梁第十六地点中心大墓出土玉凤（图一∶5）为同类器物[8]。考虑到此墓随葬有玉人、筒形器等与凌家滩墓地有密切联系的器物，此说令人信服。有学者认为上述相似性是独立发展的结果[9]，但很难让人相信在没有任何交流的情况下会达到如此相似的程度。两地的玉器材质不同，形态也有差异，可见社会上层交流的不是玉器成品或原料，而是当时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关于玉料采集、玉器制作、宇宙运行和以玉器为法器沟通天地的知识。（二）龟的抽象表现形式——筒形器黄翠梅和郭大顺论证了红山文化和凌家滩共有的斜口筒形器是龟甲的抽象表现形式，并指出大汶口墓葬中常见的象牙和骨质筒形器是具有同样内涵和功能的器物[10]。栾丰实对大汶口墓葬出土的骨牙雕筒进行了统计[11]。我们认为，认定此类器物是龟的抽象形式有如下证据：第一，一些筒形器的形态明显模仿龟甲。如大汶口M112∶4（图三∶3）[12]上部为斜口，一侧凸出，与凌家滩07M23∶123（图二∶13）[13]一样，都是模仿龟甲的自然形态。该器一面有穿孔，与大墩子M44∶26龟背甲[14]和凌家滩87M4∶35玉龟背甲（图二∶9）[15]上的穿孔排列方式相似。刘林M118∶1（图三∶4）[16]顶部一侧呈下凹形，也是对自然龟甲的模仿。第二，大汶口M109∶4（图三∶2）内放3件骨签，大汶口M112∶4内放1件骨签，这与凌家滩07M23玉筒内放置玉签的情况相似。第三，大汶口文化的筒形器均放置在墓主人头上或腰部附近，与红山和凌家滩墓葬内玉筒形器的摆放位置相同。大汶口文化随葬骨牙雕筒的墓葬多是随葬品丰富的大墓，显然自大汶口文化早期晚段开始，筒形器就已经成为当时社会上层的重52要仪式用品。此类筒形器的使用者不仅限于大汶口、红山和凌家滩的社会上层。西坡墓地M17随葬1件象牙筒形器[17]，虽已残破，但仍为一端粗、一端细的形态（图三∶6）。此墓被近代墓打破，未见墓主骨骼，从出土位置看，此筒形器应是放置在墓主腰部的，与上述其他地区墓葬中的摆放位置一致。在筒形器旁边出土2件骨簪形器，可能是与之配套的骨签（图三∶8）。M17为此墓地中规模最大的墓葬之一，墓主明显为社会上层。大溪文化的大溪遗址也出土有象牙筒形器，一端粗，一端细，与其他地区的筒形器相似，此遗址M64出土1件人面形石玩具，形状与龟背甲相似[18]，M81则随葬有龟甲[19]。在长江下游的崧泽文化中至今未发现此类筒形器，但嘉兴南河浜遗址M27出土2件陶龟（图三∶7）。此墓的随葬品有23件，包括5件玉饰，发掘者将其归为第一等级墓葬[20]。龟的抽象形式筒形器和与龟灵崇拜有关的器物在不同地区的大型墓葬中出现，是社会上层交流的重要证据。各地筒形器的材质和形制各具特点，应是本地制作，社会上层交流的是与龟灵崇拜理念和仪式有关的各种知识。（三）大口缸大口缸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的流行是交流网形成的另一重要物证[21]。在属于此阶段的大汶口、刘林、大墩子等遗址的大汶口文化大墓中常见大口缸（图四∶1～3）。其中刘林M185的随葬品有25件，包括獐牙、绿松石坠等特殊器物。大墩子M44的随葬品有53件，大口缸放置在墓主左足下，其他随葬品有獐牙、内放骨签的穿孔龟甲和石钺等，并有一只殉狗。在崧泽文化中的崧泽[22]、南河浜等遗址出土有大口缸。东山村遗址中随葬1件大口缸的M91有随葬品38件（套），包括14件玉器[23]。少卿山M2随葬1件大口缸（图四∶4），此墓曾遭破坏，随葬品仅余4件，但周围有红烧土痕迹，底部为朱红色粉末铺地，应是等级较高的墓葬[24]。毘山[25]、福泉山[26]、张陵山[27]等遗址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过渡期的墓葬中也随葬大口缸。毘山遗址有7座墓葬各随葬1件大口缸（图四∶5），均放置在足下棺外或特意挖出的小坑中。这7座墓的随葬品较丰富，其中M37的随葬品有16件，包括朱绘石钺。福泉山M151和M139各随葬1件大口缸（图四∶7）。M151的随葬品有16件，包括5件石钺和5件玉器。M139的随葬品有47件，墓圹东北角有一年轻女性，推测为人牲，大口缸放置在其身边。凌家滩遗址中87M14的墓主足下有1件■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532015年·第4期1、5、6.象牙筒形器（大汶口M13∶付4、大汶口M59∶11、西坡M17∶9）2～4.骨筒形器（大汶口M109∶4、大汶口M112∶4、刘林M118∶1）7.陶龟（南河浜M27∶15）8.骨簪形器（西坡M17∶3）（均为1/5）图三骨、象牙筒形器和骨簪形器及陶龟大口缸（图四∶6），此墓的随葬品有53件，包括23件玉器。此遗址中07M23的随葬品有330件，墓主足下棺外也放置1件大口缸。薛家岗M44的墓主足下放置1件大口缸（图四∶8），随葬品有45件（组），包括13孔、11孔、5孔、3孔石刀和朱绘石钺等特殊器物，为墓地中最高等级的墓葬之一[28]。西坡墓地中规模最大的M8和M27的脚坑中均随葬一对大口缸（图四∶9）。大口缸M27∶1的唇部残留朱砂痕迹，在其内部发现了涂有朱砂的麻布印迹泥块，推测此大口缸下葬时曾用涂有朱砂的麻布封闭。各地区的资料显示，大口缸可能是与社会上层的丧葬和祭祀活动密切相关的盛储器。各地大口缸应为本地制作，但形态相似、大小相近、摆放位置相似，应是相互交流的结果，交流的是与大口缸相关的社会上层葬仪和祭祀礼仪。（四）钺随葬斧、钺的习俗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即已流行[29]，在我们讨论的时期，墓葬中随葬钺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首先，增强了钺的仪仗性，装饰钺柄成为流传颇广的风尚。江苏海安青墩崧泽文化地层中出土1件陶钺模型，柄下端饰有镦（图五∶1）[30]。江苏金坛三星村遗址中的M38和M531各随葬1件石钺，均配有精致的骨柄饰（图五∶2）和象牙镦（图五∶3）[31]。大汶口M2005为墓地中随葬品最丰富的大墓，随葬有象牙器1件，报告称为“器柄”，由形状和规格看也似镦（图五∶5）[32]。西坡M17的足坑中放置1件玉钺，距其顶端约45厘米处发现1件象牙管，可能是此玉钺柄部的镦（图五∶4）。在钺身上绘制图案也开始流行[33]。薛家岗M44（图五∶6）、M58，划城岗M63（图五∶7）[34]，塞墩M123[35]，崧泽M118[36]，毘山M10、M37，三星村M730，东山村M90[37]，福泉山M151等出土的石钺上均有彩绘图案。此外，玉这种珍贵材料更多地被用于制钺。东山村、凌家滩、薛家岗和西坡的大型墓葬中均随葬玉钺。大溪文化的桂花树遗址出土有玉钺，应该来自墓葬[38]。精美的装饰和珍贵的材料都是突出钺的仪仗性的重要手段。其次，大型墓葬中普遍随葬多件钺。东山村M90随葬大型石钺5件；凌家滩87M4随葬玉钺8件、石钺19件，87M6随葬石钺32件，07M23随葬玉钺11件、石钺近50件；薛家岗M44随葬玉钺1件、石钺8件；西坡M17随葬玉钺2件、石钺1件。仪仗性的增强和随葬数量的增多均表明，钺已经成为权力和身份的重要标志，葬钺已经形成一种重要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各地区对钺的重视固然有本地传统的影响，但社会上层的交流也是钺在很大范围内成为普遍被认同的权力符号的重要原因。5491.刘林M192∶12.大墩子M44∶363.大汶口M13∶214.少卿山M2∶25.毘山M9∶136.凌家滩87M14∶347.福泉山M151∶18.薛家岗M44∶19.西坡M27∶2（均为1/16）图四各遗址出土大口缸1.陶钺模型（青墩）2.骨柄饰（三星村M531∶2）3～5.象牙镦（三星村M531∶3、西坡M17∶10、大汶口M2005∶10）6、7.彩绘钺（薛家岗M44∶7、划城岗M63∶26）（均为1/3）图五钺和钺饰■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五）象牙器用玉、象牙和绿松石等珍贵材料制作的装饰品在社会上层的墓葬中较流行也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色，其中象牙器引人注目。象牙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已经被用来制作精美的用品[39]。在我们讨论的时期，除了筒形器和镦外，象牙还被用来制作其他饰品。在大汶口文化中发现的象牙制品最丰富，除流行牙雕筒形器外，还有梳形头饰（图六∶5）和琮形器（图六∶4）等。三星村墓葬出土的象牙器除镦外，还有柱形器（图六∶7）和簪，其中M39墓主头骨下出土1对象牙簪（图六∶6）。大溪遗址M189随葬与大汶口象牙琮形器相似的双环形耳饰和残象牙饰，此墓随葬品有46件，其中仅玉锥形器就有35件。该遗址有的墓主头枕大象牙。象牙镯则在多个地区流行。福泉山崧泽文化M11的墓主右臂套4件象牙镯（图六∶3）。西坡墓地中的M11是儿童与成人合葬墓，儿童右臂套1件象牙镯552015年·第4期（图六∶2）。大溪遗址的墓葬出土5件象牙镯（图六∶1）。全新世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华南地区和长江流域[40]，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仰韶文化第一期地层中出土亚洲象第三臼齿1颗，可能标示了亚洲象自然分布的北界[41]。黄河流域象牙器的原料或成品可能是通过远距离交流从南方地区获得的。上述考古资料表明，公元前3500年前后，中国史前各主要文化区在社会同步跨越式发展、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强、新的社会上层出现的背景下，地区之间的交流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形成了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交流的更主要的是原始宇宙观、天文历法、高级物品制作技术、权力表达方式、丧葬和祭祀礼仪等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各地的社会上层积极参与到交流中，以获得本地民众难以企及的威望，巩固自己的地位。目前的考古资料所揭示的只是交流的部分内容，当时发生的交流一定更加深入和广泛。三交流方式、特征与意义上述远距离交流的具体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西方学者重视社会上层旅行这种直接的交流方式，原因有二：一是交流的内容包括最高级的知识，需要面传身授；二是对于社会上层来说，旅行本身就是值得夸耀的经历，是提高自己威望的最佳方式。中国史前时代的转折期很可能发生这样的直接交流。红山和凌家滩玉器表现出的相似性就是直接交流的有力证据。有学者提出大汶口文化在红山和凌家滩之间扮演了中介的角色[42]。但大汶口文化中未见玉人、鸟猪合体器、猪龙、凤鸟等红山和凌家滩共有的重要器物；筒形器均为骨质或象牙质，形态与红山和凌家滩玉筒形器有别；玉器在随葬品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与红山和凌家滩以玉、石器为主要随葬品有别；缺乏宗教气息浓厚的遗物和遗迹。因此，大汶口文化虽然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中介作用，但红山和凌家滩社会上层只有发生直接的交流才能达到如此高的相似程度。值得注意的是，牛河梁N16M4出土的玉人、筒形器、凤和环均为与凌家滩有密切联系的器物。因此，相隔1000多公里的红山和凌家滩大墓的墓主们在生前可能进行过互访。这一交流网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各地区的社会上层在交流中采取的是各取所需的态度，充分考虑到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虽然交流形成了很多传播广泛的风尚，但各地区仍然有自己独特的社会发展道路[43]。第二，各地区在交流中相互影响，没有明确的中心。有些地区在某些知识的传播中可能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大汶口文化可能是与龟灵崇拜有关知识和仪式的传播中心，但总体上各地区间的交56■中国史前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流是自愿和平等的。张光直在1986年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的概念，并强调其形成标志着“最初的中国”的出现[44]。由于受资料的限制，他列举的考古证据主要是各地区陶器形态的相似性。新的考古资料显示，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的形成对于中国相互作用圈的形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密切的交流中，各地区逐渐形成并共享相似的文化精粹，逐渐成为一个整体，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初步形成。这是中国史前时代的重要事件。[1]Earle,T.K.,“Theevolutionofchiefdoms”,Chief-doms:Power,EconomyandIdeolog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2]Peebles,C.S.,“Moundvillefrom1000to1500ADasseenfrom1840to1985AD”,ChiefdomsintheAmericas,NewYork,Lanham,1987.[3]Helms,M.W.,AncientPanama:ChiefsinSearchofPower,AustinandLondon,UniversityofTexasPress,1979.[4]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中期的社会分层》，《东方考古》第9集，科学出版社，2012年。[5]李新伟《中国史前玉器反映的宇宙观——兼论中国东部地区史前复杂社会的上层交流网》，《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6]田名利《凌家滩遗存与红山文化》，《文物研究》第15辑，黄山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社，2007年。[7]邓淑苹《解开红山文化玉箍形器之谜》，《故宫文物月刊》第311期，2009年2月。[8]朱乃诚《论红山文化玉兽面玦形饰的渊源》，《文物》2011年第2期；宋建《凌家滩文化的冠、冠徽及相关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9]蒋卫东《凌家滩与红山：谁赴了谁的晚宴？》，《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0]黄翠梅、郭大顺《红山文化斜口筒形玉器龟壳说——凌家滩的启示》，《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文集》（五），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骨牙雕筒、龟甲器和獐牙勾形器》，《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12]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年。[1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14]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16]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1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文物出版社，2010年。[18]四川长江流域文物保护委员会文物考古队《四川巫山大溪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记略》，《文物》1961年第11期。人面形石玩具见记略图30。记略中提到出土有象牙圈，照片见《中国美术史·原始卷》图3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9]四川省博物馆《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2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21]方向明《史前东方大口尊初论》，《东南文化》1998年第4期。[22]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23]南京博物院等《江苏张家港东山村遗址M91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24]苏州博物馆等《江苏省昆山县少卿山遗址》，《文物》1988年第1期。[2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毘山》，文物出版社，2006年。[2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福泉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0年。[27]吴山《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文物出版社，1982年。[28]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潜山薛家岗》，文物出版社，2004年。[29]钱耀鹏《中国古代斧钺制度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第1期。[30]南京博物院《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31]江苏省三星村联合考古队《江苏金坛三星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2004年第2期。[32]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572015年·第4期魏时期出现、西晋时期及其以后流行的器物[4]。值得一提的是，此墓中出土的铜为北方草原民族特有的器物，自西周到北魏是流行于匈奴鲜卑等民族地区，以往在内蒙古、辽宁、甘肃及新疆等地出土较多，目前中原地区仅在河南安阳淇县[5]、河南巩县芝田公社[6]及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六朝墓中[7]出土过，其外部的烟炱及以一小石子填补小洞的做法说明其是作为实用器存在的，同时这种器物又与少数民族宗教有关，其流行时期应在北魏推行汉化政策之前，“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孝文帝时期墓中出土了一件铸有汉文的铜，体现了汉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影响，也预示着铜在中国北方的终结”[8]。据此推测，此墓的下限应在北魏迁都洛阳前后。（二）墓主人的族属墓室仿木结构一般被认为是中原文化风格，但从出土器物看，却具有强烈的少数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尤其是铜更显示出其与墓主人的紧密联系，而这种铜被认为是具有鲜卑族特点的器物[9]，因此初步推断该墓主人可能属于北方草原的鲜卑族。另外，该墓所在的吉利区自东汉至北朝属河内郡，为山西大同至洛阳的必经之路，也是草原丝绸之路洛阳段的必经之地，乃多种文化因素交汇之地。该墓即反映了民族间的相互影响，仿木结构显然是汉文化的传统风格，而铜、铜环则是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器物。该墓的发现为探索民族文化交流及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发掘：黄吉博摄影：高虎绘图：胡瑞高向楠拓片：马秋茹执笔：黄吉博商春芳[1]张小舟《北方地区魏晋十六国墓葬的分区与分期》，《考古学报》1987年第1期。[2]吴荭《甘肃高台发掘地埂坡墓群魏晋墓葬》，《中国文物报》2008年1月16日。[3]徐苹芳《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铜镜》，《考古》1984年第6期。[4]同[1]。[5]淇县文管所《河南淇县出土一件北魏铜双耳釜》，《考古》1984年第3期。[6]巩县文化馆《河南巩县发现一批汉代铜器》，《考古》1974年第3期。[7]张静安《河南安阳大司空村六朝墓的清理》，《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8]郭物《第二群青铜（铁）研究》，《考古学报》2007年第1期。[9]同[8]。（责任编辑：杨冠华）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33]刘文强《中国史前彩绘石钺初步研究》，安徽大学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专业硕士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2012年。[34]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梅塞墩》，文物出版社，2010年。[36]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1994～1995年上海青浦崧泽遗址的发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8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37]张照根、姚瑶《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1999年第2期。[38]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松滋县桂花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6年第3期。[3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40]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物遗存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41]贾兰坡、张振标《河南淅川下王冈遗址中的动物群》，《淅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42]同[9]。[43]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44]张光直《中国相互作用圈与文明的形成》，《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责任编辑：王霞）（上接第43页）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