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乐教渊源

中国乐教渊源梅雪林内容提要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音乐教育，独立门户的“音乐教育”是不存在的。礼和乐相互结合并相互影响的礼乐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古代的音乐教育侧重的是音乐的教化作用。文章主要是通过古代乐教的历史性演变来考察古代乐教的生命功用、社会功用以及综合功用，从而来看待古代乐教对现代音乐教育的启示与意义。一、中国古代乐教思想的演变和发展　　原始社会时期音乐尚处于萌芽状态，只有一些简单的乐器和乐舞。从一些古籍记载中，虽说也可看到这种乐舞活动反映原始民众的思想内容，但此时的音乐还是十分简单幼稚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开始出现了阶级的分化，有了阶级的分化，音乐的功能已不再是仅仅表现原始民众的劳动生产活动或和大自然斗争，从此也打上了阶级的烙印，出现了两种不同的音乐文化。奴隶主一方面把音乐用于祭祀、享受，另一方面用音乐为自己歌功颂德，也就是说音乐已开始具有礼的功能。　　中国古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音乐教育，独立门户的“音乐教育”是不存在的。礼和乐相互结合并相互影响的礼乐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且古代的音乐教育侧重的是音乐的教化作用。古代论礼乐，并不只看迹象（即以为礼只是一些客套仪式，乐只是一些管弦歌唱），而是着重礼乐所表现的精神。古人认为，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趣。理解这一层意识对我们理解古代乐教这个概念很有帮助。我们所认为的古代音乐教育文化（即古代乐教文化）只是古代礼乐文化中的一个部分，它们之间是紧密相连、互为融合的。我们在这里只是从与音乐联系密切的乐教思想来探讨中国古代音乐教育的观念衍变，这些乐教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古代音乐教育发展的一个侧面。（一）原始社会的乐教　　1.原始音乐的起源　　探讨中国古代乐教思想的历史发展，还需先谈谈原始社会的音乐。因为有了原始音乐的起源，才有原始乐教行为萌生的可能。关于原始音乐的起源我国的古代文献有以下几种说法：　　（1）精神需要说　　为了求生存，原始人必须同大自然和客观环境作斗争。当原始人不能战胜大自然和客观环境时，就需要精神力量的帮助，这种力量后来演变为巫术，从一些文献记载中可以反映出这种形态。　　《吕氏春秋·仲夏纪·古乐》有如下的两段记载：　　昔古朱襄氏之制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　　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瘀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上面所说的精神力量是音乐起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原始音乐重要的社会功能。（2）模仿自然说自然界有很多动听的声音，如鸟鸣、风声、雨声、动物叫声、水流声……原始人从这些音响中获得了灵感，从而创造了音乐。《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这样的传说：　　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作歌，乃以麋辂冒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磐之音，以致舞百兽。　　大自然不少鸟类的鸣叫是有固定音高的，如杜鹃、百灵鸟等，我国古老的乐器骨笛和陶埙，其发音高度与鸟鸣非常相近，这里可能有一定的因缘关系。　　（3）劳动起源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也创造了音乐之所以产生并赖以生存的一切条件，劳动创造了音乐艺术自身。众所周知，作为音乐“三要素”（节奏、旋律、和声）之一的节奏，在原始音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音乐起源于节奏的敲击。应该来说，劳动的节奏和音乐的节奏本来就是合而为一的。　　2．原始社会乐教的活动有了音乐的起源，就有了原始社会乐教活动产生的可能。《吕氏春秋·古乐》里有这样的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这个材料反映了原始社会乐舞活动的一些面貌。“昔”，指的是很久以前；“葛天氏”，指的是原始社会的一个氏族。根据所唱乐歌的名称，可以大致看到古代乐舞的内容：一是歌唱祖先的《载民》《玄鸟》；二是歌唱生产和生活的《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之极》；三是歌唱先民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认识的《敬天常》《达帝功》《依地德》。像这些乐舞的表演，只有经过严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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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教活动才能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在原始乐舞的传教过程中，产生乐教的专职人员也是必然的。从文献记载中我们发现，传说中的夔、伶伦、咸黑、质、瞽叟，等等，都是上古氏族社会时期的乐教专职人员的典型代表。　　乐教行为总是与乐教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尚书·舜典》中就有先期乐教观念的记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是最早提出乐教要重视“和”的文字，从中也可以透露出最早的有关音乐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历史因缘。　　氏族社会后期，作为教育设施的学校可能已经出现。文献《周礼》《礼记》中都提到“成均”与“成均之学”，汉代学者郑玄在注释中指出：成均为五帝时学校的名称，该说出自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关于“成均之学”的内容，郑玄认为：“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成均之法者，其遗礼可法者。”由此可见，“成均”之学是以乐教为主，并且成均的乐教传统，流传后世，成为古代教育的借鉴，以致西周大司乐所掌仍为“成均之法”，在“成均”接受教育的学生，可能是脱离生产劳动的贵胄子弟。因为乐在当时已是氏族显贵应具备的文化素养。　　关于文献对成均之学的记载是否属实，还需进一步考证。但上古时期音乐发达，古籍记载一致；原始社会乐器的陆续出土，也为之提供了有力的物证。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遗址墓葬中发现的贾湖骨笛，是迄今发现最早的吹管乐器，距今已有约八千年的历史，主要应用于宗教礼仪活动。原始社会后期，氏族和联盟的上层贵族，都要主持宗教仪式和公众集会。而原始乐舞作为一种乐教形式，往往与社会民俗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原始社会的教育产生很大的影响。原始社会的乐教活动在当时社会中已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同时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为后世礼乐教育的发展做好了先期的准备。（二）夏、商、西周时期的乐教　　1.历史背景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从此，中国文化的发展也跨到了阶级社会。由于奴隶制的出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促使学校教育的产生，教育也变成了一种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有了学校教育也就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教习和传承。这是夏、商、西周时期的教育有别于原始社会时期教育之处。夏、商、西周时期才真正是我国乐教的形成时期。　　上古三代的乐教是以礼乐教育为其基本特征。历史发展到了夏代，这种特征也得到了一定的延续。夏代的乐教活动据文献与文物的考证可知，当时已相当发达。　　“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舞九伐。”（《山海经·海外西经》）说的就是夏后启曾在大乐原野上，教授人们操练“九伐”舞的故事。夏代为政尚舞，故教育侧重于习舞。　　有了以礼乐文化发展的基础，也就有了夏代宫廷礼仪音乐活动中歌颂禹功绩的大型乐舞《大夏》，而这种大型的乐舞行为，说明当时已有专职的乐官负责编演与教习。　　夏代，由于阶级的出现，导致了音乐行为方式的改变，一些过去的祭祀礼仪音乐成为享受音乐，这意味着服务于娱乐的音乐教育内容方式的形成，正如《楚辞·离骚》所载的：“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发展时期，也是我国确认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当时的历史活动已有较多的文物可证，故有“信史起于商”之说。商代的乐教已相当发达，考古发现的大量商代的乐器，其制作工艺与音阶形态，均达到较高的水准。如果没有连续的乐教活动积累，不可能有如此高的音乐成就。　　西周时期，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发展得很快，在社会生产日趋发达的基础上，西周创造了灿烂的一代文化。到了西周时期，学校已经有较完备的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此时的学校大体上分为两类：国学与乡学。国学是专为统治阶级的上层贵族子弟而设，按学生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又分设大学与小学。天子所设大学，规模较大，有“四学”“五学”之称。所谓“五学”即“辟雍”（环水而建）、南“成均”、北“上痒”、东“东序”、西“瞽宗”。东、西、南、北之学，又称“四学”。据文献记载，西周“四学”中的活动，大都与乐的活动有关。南学成均为学乐之所，由大司乐主之；北学上痒，为学书之所，由诏书者主之；东学东序，为学干羽龠之所，由乐师主之；西学瞽宗，为演礼之所，由礼官主之。在西周乐制中，乐教活动皆由礼官担任，这与当时的整个社会制度有关。对于乐官的职责，《周礼》中有较为详细的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　　大司乐，其教职为：以治建国之学政，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磐》《大夏》《大濩》《大武》。　　乐师，其教职为：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　　小师，其教职为：掌教鼓、鼗、柷、敔、埙、箫、管、弦、歌。　　瞽朦，其教职为：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　　磐师，其教职为：掌教击磐、击编钟，教缦乐、燕乐之钟磐。　　笙师，其教职为：掌教吹竽、笙、埙、龠、箫、箎、笛、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与乐舞有关的乐师还有“韎师”“旄人”“龠师”“小胥”“大师”“典同”“钟师”等等。关于西周时期的乐教情况，我们从《礼记·内则》的记载中可以略知一二：“十有二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西周时期的乐教活动有着非常严格的循序渐进的程序：乐先行，礼而后之。　2.周公的乐教思想　　西周的乐教发达空前，这与西周初的礼乐制度的制定者与实施者、周代乐教思想的代表人物——周公，有着很大的关系。　　周公姓姬名旦，谥号文公，系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母弟，又称叔旦。因其采邑地在周，又因为太傅系三公之一，故称“周公”。周公助武灭商，继而辅助成王，成为西周王朝的奠基人。周公执政的主要政绩之一，就是制礼作乐，倡导乐教，开古代礼乐教化之先河。对于其政绩，《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成王。”因此来说，周公制礼作乐之举，是划时代的创造，周公也成了中国历史上倡导乐教的第一人。　　周公的乐教思想，综合起来是指道德伦理教育和乐舞艺术教育、行为规范教育与审美情感教育的统一体。在周公的教育思想中，他非常重视“德”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人材，巩固统治。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是在总结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此思想对先秦儒家“民本”思想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正是基于此，周公是为了“德”而重“教”，强调对人的后天教育，达到以“教”育“德”的目的。周公的这种思想贯穿在整个礼乐制度中，使礼由宗教的仪式，开始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典章制度与教育手段。（三）春秋战国时期的乐教　　1．历史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是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从此，我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土地私有制的形成，新的生产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经济关系也逐步建立起来。伴随着经济政治的变革，在思想意识形态上和文化教育上也引起了深刻的变革，打破了前期的文化格局，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局面。　　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经济特点相应的乐教文化也发生了变化，首先表现在教育方面：官学和私学的出现。春秋战国之前，乐教都是“周官之学”，对庶人来说是无缘的。春秋之后，私学兴起，也就出现了经济下移、政治下移、学术下移的学术革命。从此，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百家之学”现象。　　由于出现了如此的文化之学，使得此时的乐教文化才有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这也意味着乐教范围的扩大。周代王室的乐教，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国学的教育，这是乐教实施的最为重要的方面，也可是乐教的主体部分；二是乐师、乐乙的乐教，其教育主要在音乐行为的技术操作层面上展开。而先秦时期的乐教，对官学中贵族子弟的教育，诗乐教育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但是，该内容已没有西周乐教那么完整、严格和系统了；另一方面，乐师、乐乙的乐教，在艺术形式方面的丰富性，则已经超过西周了。　　由于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不仅导致音乐活动摆脱礼乐制的束缚而成为声色娱乐的工具，乐教的职能也开始转型为技能训练。此时的社会音乐生活也进入了比西周更为繁荣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乐器制作、乐律学的理论与实践、音乐表演艺术的理论与实践等方面。　　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的转型在观念上具有如此的表现：作为娱乐行为而存在的音乐教育，其功能则变成了以乐人之间的技艺传授为主。与此同时，乐教活动开始从官学中分离出去，这一历史转变开始于春秋而完成于秦汉，后来的乐府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春秋时期，教育类型已不再独此官学一种，此时的私学也相当发达，且私学性质的音乐教育类型也很多，多数活动集中在民间，如：乐人之间的音乐技艺传授，有关声乐、琴乐的教育等。　　2．春秋时期的乐教思想　　春秋时期的乐教思想，其历史特征在于：思想家将言乐的问题和社会政治问题是作为一个共生的问题来对待的。此时，娱乐上对生色之乐的追求与政治上对原有伦理道德规范的背弃，在行为上是溶为一体的。因此来说，乐教与治国则成了同等重要的事情。在先秦思想家那里，乐教本身的存在不仅在于它是一种艺术形式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行为方式的存在。关于当时思想家的乐教思想并不在专门的论乐中展开，而是在政论中展开的。其中心论点是治国，这也是中国乐教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　　（1）“心平德和”的乐教思想　　“心平德和”语出《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述的则是晏婴与齐景公的谈话，其中心思想为：通过音乐改变人心，教育人心。也就是说，通过具有一定艺术规范形式、使人有内心的平和达到道德行为的和顺，从而实现“成其政”的治国目的。如文所载：“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先秦乐教思想具有这样一种模式：“声和─心和─人和─政和。”[1]　　（2）孔子的乐教思想　　孔子的乐教思想及其行为，多见于《论语》，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乐教在整个教育中的作用。孔子所办私学，非常重视乐教的实施。孔子本人喜欢弹琴、鼓瑟、唱歌。他曾在齐国听到舜乐，竟“三月不知肉味”；如果听人歌唱得动听，他“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尔》）记录孔子言论的典籍《论语》还有他曾与人谈到音乐理论的记载：“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绛如也，以成’”（《论语·八佾》）。在他所教的课程中，《诗》和《乐》都是必修的课程，特别是《乐》，孔子认为，“乐”的完成，是整个人生教育的最后阶段。　　孔子对传统的诗的教材不是机械地加以搬用或死用，相反，他则根据实际需要加以活用，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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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删整和解释。据《史记》所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韵武雅颂之音”。诗和乐是分不开的，诗三百篇都是乐章，孔子对于乐教非常重视，他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也是用乐来配礼的。也就是说，礼用以辨异，使贵贱有序，乐用以求和，缓和贵贱之间的矛盾。孔子重视乐教可以通过他有关乐的言论表现出来。孔子曾对《关雎》有如此的评论：“《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从中也可以可看出孔子的音乐审美态度。孔子在其乐教活动中，主张要通过音乐的审美达到一定的人生境界，即一种乐观愉悦的精神境界，来真正体现通过“乐”而“教”化的目的。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中，他是把“乐”作为同“礼”一样的政治手段。孔子要求他的弟子“立于礼”“成于乐”。从教育心理上分析，各有不同，“乐由中出，礼自外作”；在人格修养上，也各有用途，“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在治国安邦中也各有作用，“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孝经·广要道》）从这一点上说，孔子对乐教的重视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第二，乐是通过艺术的形式，来表达它的政治内容的。孔子在乐教的实践中既重视“乐”的美学价值，也重视它的政治意义。正如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所记载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从中也可看出孔子关于“乐必须符合礼和仁的原则”。　　在孔子有关乐教的言论中，“非今是古”也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论语·卫灵公》有这样的记录：“乐则《韶》、《武》。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虽然如此，但是在孔子编删《诗经》的国风中，郑风占的篇幅最大。这与当时郑声流传甚广甚多影响又大也有关，但孔子不以个人爱憎决定取舍，而是博采众长，这为今世编写音乐教材也提供了借鉴的楷模。　　（3）孟子的乐教思想　　孟子的乐教思想源于孔子，理论基础是其哲学意义上的“性善论”，即“四端”理论。所谓“四端”，是指“仁、义、礼、智。”关于孟子对礼乐的实施，《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这样的记载：“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孟子主张将道德的完善和乐教的实施结合在一起，寓教于乐，寓理义于愉悦的情感体验之中。　　（4）荀子的乐教思想　　荀子在人性论问题上，提出了与孟子恰恰相反的“性恶论”，并批评了孟子的“性善论”。在荀子的教育思想中，他非常重视后天的礼乐道德教育。荀子在《劝学》较早地提出将《礼》《乐》《诗》《书》《春秋》这“五经”作为道德学习和修养的经典。他曾这样称“《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由此可见荀子对乐教的重视程度。　　关于荀子的乐教理论，主要反映在《乐论》中。他在《乐论》中非常明确地提出“立乐”的必要性。《乐论》中这样记载：“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故人不能无乐，乐则不能无形，形而不为道，则不能无乱。”（《乐论》）荀子的乐教理论比其前人孔子更为全面，更为深刻。他认为乐教在内容上应该是“雅颂之声”。这一点和孔子的观点是相同的。同时，他认为当时社会已泛滥的“夷俗邪音”，对社会是极为不利的，应该给予礼乐教化。对于这种现象，荀子从王者治世的目的出发，提出如此的理论：“乐姚冶以险，则民流慢鄙贱矣。流慢则乱，鄙贱则争。乱、争则兵弱城犯，敌国危之。如是，则百姓不安其处，不乐其乡，不足其上矣。故礼乐废而邪音起，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贵礼乐而贱邪音。其在序官也，曰：‘修宪命，审诗商，禁淫声，以时顺修，使夷俗邪音不敢乱雅，太师之事也’。”（《乐论》）荀子这里所说的是乐教的教化作用，他此时的言论比孔子要更丰富、更深刻。他除了以礼乐教化的论述外，还从音乐的形态、情感及乐舞行为方面对音乐给与了更清楚的认识。　　“审一以定和者也，以物以饰节者也，合奏以成文也。”（《乐论》）这里荀子的论述涉及到音阶、节奏、演奏形式等音乐概念。　　“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其清明像天，其广大像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乐论》）荀子这里对音乐的认识是从听觉审美角度来感受音乐的。荀子乐教思想中既涉及到用于教化的音乐，也有从乐者自身审美趣味上的培养。后者是荀子乐教中尤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乐论》）这里荀子谈到的是实施乐教的目的。关于教育对象问题，荀子则提出：“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法数制之。”（《乐论》）荀子的这方面的乐教思想，有其历史性特征对于今天来说也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四）秦汉至唐时期的乐教　　1．历史背景汉唐，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大发展时期。随着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适应大一统的需要，汉代人通过总结历史经验，经过长时期的思考选择，终于把儒学确立为统治思想，使之处于独尊地位。同时，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教育制度初建阶段，素有“汉代孔子”之称的董仲舒在学术上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乐教，从历史上看：一方面保持着秦汉时期的乐教传统，即乐教从官学中分离出去，主要存在于官设的音乐机构和社会娱乐圈内；另一方面，由于此时的社会处于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时期，玄学之风的兴起以及道教、佛教的广为流传，儒家经学退居次要地位。官学中乐教的时兴时废，私家歌舞娱乐的发达，都很难改变在教育内容中很少涉及音乐的现状。此时的宗教音乐教育机构则做出了很大的成绩：造就培养了大批训练有素的音乐人才，积累了很多的教学经验。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交流活动业已开始，与印度、朝鲜、日本等国的交流活动都日益多起来。由于人口的迁徙导致西域音乐的广泛传入，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汉族传统音乐和外族外域音乐的融合。魏晋时期的乐教形势为隋唐乐教事业的兴盛发展提供了前期的社会背景。唐朝是我国封建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此时乐教活动开展相当广泛，无论是宫廷内还是社会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官办的音乐教育机构的完备与设置，社会音乐人才的大量培养，都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音乐教育的发达。唐代的音乐教育机构已自成体系，主要设有：太常寺、太乐署、教坊、鼓吹署、清商署、梨园。另外，据《太真外传》中记载：“小部者，梨园法部所置，凡三十人，皆十五以下。”设置“小部音声”的目的是为了人才的培养。这种对于儿童进行早期启蒙音乐教育的尝试，在世界音乐教育史上也是很少的。唐代乐教的发达，主要体现在宫廷的音乐教育活动中，正是由于隋唐宫廷音乐教育的繁荣，才导致宫廷与社会上乐教的如此发达。隋唐时期的宫廷音乐教育机构的设置，是以太常寺作为掌管礼乐活动的最高行政机构。在宫廷音乐机构编制的改变上，与音乐教育直接相关，其机构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培养乐人，且有着相当严格的考核制度。　　2．乐教思想秦汉至唐的长达六百多年的历史演变中，乐教思想也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变化。（1）道家的乐教思想　　汉代的乐教思想首先表现在《淮南子》一书中。该书是继《吕氏春秋》之后，秦汉道家的重要著作。其学术思想以道家思想为基础，吸取了儒、法各家思想的精华，从而形成秦汉时期道家思想的特点。《淮南子》主张这样的一种乐教观点：“因时变而制礼乐”，对于乐教的推行也采取了秦汉道家常用的主“变通”，而不是恪守古乐的做法。　　在对待礼乐教化的思想上，《淮南子》则主张把传统儒家的乐教思想吸收进其思想体系，于变通中合流，构筑其新时期的思想特征。秦汉道家思想的存在，是对先秦儒家乐教思想的汲取融合，变通继承和发展。《淮南子》提倡乐教的思想基础，是其人性论思想。《淮南子》继承了先秦道家的乐教思想，也提出了“能至于无乐者，则无不乐；无不乐，则至极乐矣”（《原道训》），从而提出一种具有独特审美取向的价值观。《淮南子》认为乐教是达到“外与物化而不失其情”的重要手段。　（2）儒家的乐教思想春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此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使儒家思想的地位得到更进一步的确立。由于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出现，使得秦汉道家思想体系被汉代新的儒家思想体系所代替。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开始。其中，礼乐教育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的地位是首要的，即所谓的：“教，政之本也”；（《春秋繁露》）“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为人者天》）　　在礼乐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董仲舒主张以儒家的“六经”为教材，并对“六经”的作用也作了说明。他认为乐教本身能成就一种风俗美，对社会风尚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乐记》成书于西汉，作为儒家乐教经典著作，其思想多来源于先秦，《乐记》分“乐本篇”“乐化篇”“乐言篇”“乐象篇”“乐论篇”等。　　《乐记》的思想中，乐教几乎就是社会道德教育本身，有着明显的社会学特征。《乐记》认为，乐教具有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书中对乐的强调很多：“感人深，移风易俗易”，“唯乐不可以为伪”，“逆气成象而淫乐只焉”，“世乱则礼慝而乐淫”，从此可见音乐以其感染力对人心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乐记》的乐教思想具有道德价值与情感价值的统一性特征。　　（3）嵇康的乐教思想嵇康是魏时思想家、文学家与音乐家。曾在太学中从事过教育活动，其乐教思想主要反映在《声无哀乐论》中。《声无哀乐论》系统阐明了其“移风易俗，莫善于乐”的乐教思想。这一点也是传统儒家乐教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里嵇康赋予它新的内容，有着自己的思想特征。从整体上来说，嵇康的乐教理论，既有秦汉道家乐教思想的成分，也有儒家乐教思想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他在肯定“声无哀乐”的前提下，对音乐的教化作用进行了积极的阐发。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对乐教的社会作用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此思想在其教育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嵇康曾提出“乐之为体以心为主”，这一点也是其乐教思想与以往乐教思想的不同之处，同时也具有独特的价值。（4）阮籍的乐教思想阮籍与嵇康同为“竹林七贤”的代表人物，是魏时思想家、文学家、音乐家。阮籍的乐教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论乐专著《乐论》中。阮籍的《乐论》以道家崇尚自然的观念为其思想基础，更注重乐教理论与传统儒家乐教思想的“调和”，具有很强的现实主义色彩。他提出很多倡导乐教的现实依据，如：“楚越之风好勇，故其俗轻死；郑卫之风好淫，故其俗轻荡。轻死，故有蹈火赴水之歌；轻荡，故有桑间濮上之曲。”　　阮籍的乐教思想是以“正乐”为基点，提倡“正乐”正是为了抵制“淫声”。即所谓“夫正乐者，所以屏淫声也，故乐废则淫声作。”阮籍认为，在强调乐教的同时，也要正确引导各地民俗音乐中“各歌其所好，各咏其所为”的现象，要用乐教行为使之规范起来。阮籍把音乐分为两等：教育的音乐和民俗的音乐，虽然有些偏颇，但在当时如此关注音乐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5）王通的乐教思想王通是隋代杰出的教育家，其乐教思想直接承自周孔，是以儒家思想作为本源。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如有用我者，吾其为周公所为乎”，“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中说》）由此也可以看出其做人的准则直接源自孔子。王通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天下未有不学而成者”。由于他继承了先秦的乐教思想，因此在他的教育活动中将《六经》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正像他说的那样：“《书》以辨事，《诗》以正情，《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之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王通的乐教观念为：谈国家政事，必谈礼乐教育；谈乐的实施，必谈雅乐；谈礼乐制度，必谈道德。其著作《中说》记载：“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兴乎？吾所以忧也。”　　（6）白居易的乐教思想　　白居易的乐教思想中非常强调教育是立国之本。他认为，人只有通过接受教育，才能达到教化人的目的。他说，“删定六经之义，裁成五礼之文”，然后“立太学以教”是很有必要的。白居易的乐教思想是把“育人”放在首位的。关于音乐的功能，白居易认为，雅乐与俗乐功能各异。在白居易的一些诗文中也有“音声之道与政通矣”的言论。即所谓的“情和则声和，情失则声失”。白居易在坚持礼乐教育的传统和原则的同时，也不保守地看问题，他把道德情感教育看得很重，在他的乐教思想中，是把对人的教育贯穿始终的。（五）宋元至清前期（1840年前）的乐教　　1．历史背景由唐至宋，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整个中国文化史来看，音乐文化发展的重心已由隋唐时期的宫廷活动转向民间世俗的音乐生活。宋元时期的乐教与唐代相比，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基本上是对唐代教育体制的沿袭。如：唐代的乐教机构。但由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得音乐书谱得以刊行，乐律理论的逐渐完善及乐器制作水平上的提高，对乐教水平的发展都起着推动性的作用。与唐代一样，宋元时期的统治者除了注重音乐的政治功能外，还特别重视音乐的审美功能。人们学习音乐已经开始既注重外在的礼仪规范，又强调音乐主体的审美情趣和情感体验。这也是对先秦以儒家音乐审美思想的发展和补充。宋元时期，由于音乐活动重心的转移，与此相应的乐教行为也具有民间性。在音乐人才的培养上，民间成了主要的课堂，宫廷中的音乐家已不再像唐代那样多，宫廷音乐也失去了往日的主导地位。因此，宋元时期的乐教没有进入官学。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音乐随之诞生。城市里相继出现了“瓦子”“勾栏”等演出场所。宋元时期的乐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则是：乐教仍属于“艺”的传授而存在于民间、宫廷的乐人传教行为中。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官学教育逐渐加强，科举制度更进一步地巩固。官学教育虽以儒学为正统，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学内容，但传统儒家乐教体系早已不复存在。明代的乐教观念只能在个别的教育思想家的言论中看到。此时的乐教与前期白居易注重的以人的教育为首要的思想恰恰相反，其音乐教育行为“重技”成了明代的乐教特征。清代乐教活动最明显的特征则是它的社会性与世俗性。此时的戏曲音乐的传教很有代表性，成为娱乐音乐中最主要的传教形式。而在文人阶层，琴学的传教仍然延续着过去的传统，此时宫廷音乐传教大大减少，这与“经两次的革除，清宫廷中的女乐被消除”也有很大的关系。从此，乐教也排除在官学教育之外。　2．乐教思想（1）宋代的乐教思想宋代的乐教思想受理学思想的影响很大，特点是重伦理，带有较浓的哲理色彩。这一特征的出现与宋代出现的书院有着很密切的关系。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有：周敦颐、张载和朱熹，他们的理学思想中都有一定的乐教论述。周敦颐是宋代理学的创始人，其理学思想受儒学的影响较多。他强调教育中要提高人的思想觉悟，认为道德修养的主动性越高，精神境界也越高。周敦颐在乐教的实施时主张“淡和”的情感审美。他认为“乐声淡，则听心平；乐辞善，则歌声慕；故风移而俗易矣。妖声艳辞之化也亦然。”（《通书·乐下第十九》）（2）颜元的乐教思想　　颜元是明末清初的教育家，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是“实学”思想的代表人物。颜元重视实践，强调行为教育和教育的实际用途。颜元的教育思想是通过教育培养成为担当国家重任的“通儒”人才。他认为，传统的“六艺”也是很重要的内容，颜元一生中以恢复尧、舜、周、孔之道为己任，在他的政治理想中有这样的记载：“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六经、兴礼乐。”（《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在这里，兴礼乐被认为是安天下的重要工具。在颜元的乐教思想中，他非常推崇这样一种境界：音乐要求到内心的平和，不要受到技艺的束缚，从而达到审美的自然境界。二、中国古代乐教的功用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礼乐教育传统的国家，伦理、政治文化特别发达。我们知道，最原始的艺术形式当推乐舞。随着社会的发展，乐逐渐与礼发生了关系，其伦理、政治功能不断强化，因此也就有了礼乐教化的诞生。中国古代的乐教是源于先民对生命意义的体验。“和”始终是乐教的本质特征。　　（一）古代乐教的生命功用我国古代以“乐”作为教育的中心。教育的实施和推广需凭借传播手段和工具，但当文字产生之前，主要凭借于韵语说唱，以便于记忆和传播。从历史发展的规律可知，乐教实属教民之本。《周礼》一书，尚存古代遗迹，“乐德”“乐语”“乐舞”均以“乐”命名，正是明证。蔡元培先生说：“中国人是最看中音乐的，二千年前，把乐和礼、射、御、书、数并列为六艺，把《乐》经与《易》《诗》《书》《礼》《春秋》并列为六经。”乐教在古代的重要地位，不仅在于本身重要的教育内容，而且还在于它转化为其他教育内容的形式。中国古代的乐教对教育和民族心理产生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人如此重视“乐”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内容和形式的双重功能。随着阶级的产生。乐的内容由于部分不适合统治阶级的需要而退居次要，而礼的规范逐渐强化，“乐”具备了审美和伦理两方面的功能。　　我们从“乐”的审美功能方面来说，追求快乐是人的本性，这在任何人都是忘不了的。故《荀子·乐论》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乐发于声则为乐，形于身则为舞，而人之性情亦随之变：喜悦者随乐，舞者更言，悲哀者随乐，舞亦变喜。所以乐为人生之大道，教育之本源。这也是古代之“乐”字双音而两义合之的根源之所在。孔子曾把教育分为三重境界：“子曰：知之者，不如乐之者。”也就是说，第一层境界为知之，此乃低层境界；第二层境界为好之，此乃中层境界；第三层境界为乐之（愉）悦，此乃高层境界。孔子的“乐学”思想，正是基于人性得到认识而提出的教育命题。当然，乐是致乐的手段和途径，乐是教育的最后目标。中国古代的“乐”是有音乐和快乐双重含义。探讨“乐”的双重含义何以交融为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乐教的本质。　　中国古代重视乐教，这也反映了古代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也印证了古代中国人对生命本身的执著，对生命的意义和目的的关注。乐教首先关注的是“乐”，而且涉及的范围很广。乐的特征是功能性的，即为了达到乐（心理）。中国古代的乐教可以这样认为，从乐对人本的影响来说：音乐是工具，快乐则是目的。而音乐之乐又来自人的生活，应该这样说：“生活是本，音乐是末”。《礼记·乐记》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这其中也道出音乐产生的过程。　　在古代，乐教被赋予了生命的功能，古人得之极为慎重：“去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由此可看对音乐之生命功能的敬畏。因为音乐有益生命之流转、旺盛，因此古人养生多用乐。魏晋嵇康精于乐律，擅长操琴，深得“以乐养生”之道。对于古代中国人来说，乐教首先是一种生存的方式，其次才是伦理、政治教育的工具。　　中国古代乐教，最初产生时具有的最基本的功能是表现生命。生命表现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一为生存（自我），一为生殖（后代）。乐舞兼具这两种生命功能的重要表现特征，在中国古代乐教中占有重要地位。从生存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乐教对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的强身、抒情、生产、祭祀、舞卫等生命功能上。　　因此，审美艺术教育具有了强烈的生命功能，原始乐舞看似简单，唯其简单，所以能包含无限。（二）古代乐教的社会功用　　礼教与乐教在古代教育中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故并称礼乐。据《礼记·名堂位》记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伴度量而天下大服。”周代的礼乐教育经过孔门儒学继承渐渐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在《史记》《大戴记》《周礼》中，国学的教育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由此可知，礼、乐是古代教育中最为重要的两门学科。古代除“六艺”外，又有“六经”，同样是六种教材，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艺”和“六经”本不相同，但礼、乐既属“六艺”，又属“六经”；既为科目，又为经籍（教材），足见其地位的重要。“乐”字始见于甲骨文，但“礼”字没有记载。对于礼乐，孔子则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正是“始于美育，终于美育”，并且把“乐”作为教育成功的标志。古人认为，如果教育能引导人们进入快乐的境界，那么行为不良的人也会乐于受教；反之，就是热心受教的善良者，也要中途而废。人的本性就是取乐避苦，不明白这一点，也就不懂得教育。乐教先于礼教，史籍记载很多。乐教重于礼教，也有史可证。班固《白虎通·礼乐》记：“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乐言‘作’，礼言‘制’何？乐者阳也，动作始倡，故言‘作’；礼者阴也，故制于阴，故言‘制’。乐像阳，礼法阴也。”　　汉代以后，《礼经》经过儒家之手重新得以确定，而《乐记》也已成为《礼记》的一部。从此，乐经丧失了自己的独立地位，乐教也自然地失去了自身坚实的依据。于是，乐教渐渐地变为礼教的附庸。汉初的时候，就不强调乐教，到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对策之后，乐教也就日趋衰落，由唐至宋，乐教与礼教的地位在官学中彻底转变，礼教为主，乐教为辅的新的儒家教育传统渐渐得以形成。　　乐教具有政治与伦理的双重特性。首先表现在政治化上，乐教具有“干政”“讽上”的传统。“干政”通常为宫廷乐人。而“讽上”则主要是民间以歌谣观民风国政，作为借鉴。乐教的伦理化，主要指的是乐教兼有培养人品的功能。在孔子的乐教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有时将乐教礼仪化，有时将礼教审美化。由此可知，礼教和乐教既联系密切又相对的独立。但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是偏重于乐教的。乐教具有“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在汉代已成为一种广泛流传的观念，为知识阶层认同。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汉代颇重视乐教的发展，对后世影响深远。明代的“乐由道成”的论点，宋代的“文以载道”，均受到汉代乐教观念的影响。　（三）古代乐教的综合功用古代乐教本身主张和谐，这一点对传统教育影响很大。关于乐礼和谐的言论最多的莫过于孔子。　　《论语》中有这样的记载：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子曰：人而不仁，如何礼？人而仁，如何乐？　　孔子的“礼乐”和谐论，与其“尽善尽美”的审美标准是相一致的。周公把“功成作乐”作为最高目标，而孔子把“德成作乐”作为最后的追求。在孔子看来，礼即是善，乐即是乐，真正的君子应该是礼乐兼得，善美并存。乐教的综合功用，表现在外部就是要求礼教和乐教和谐一致，共同来完成对人的教育。通过音乐之“和”，可以保证并促进人的生命健康和国泰民安，也就是达到乐教的生命功能和社会功能的统一。中国古代乐教追求的“和谐”思想，在西方也能找到。英国音乐家罗杰·诺斯在其著作《音乐法则》中说：“音乐之目的有二：一是以纯净之和声愉悦人的感官，二是令人感动或激发人的热情。”中国古代乐教始终关注培养人的宁静、和谐的心灵。和谐是个人修养的胜境。当然，中国古代乐教的功能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从伦理、政治的社会功能方面说，它在近代中国遭受种种艰难曲折后而陷入困难的境地；从养生、养心的生命功能方面来看，单一的宁静平淡的风格也难以满足中国人日益增长的追求多元的审美乐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古代乐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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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表现在对琴的学习上。“琴棋书画”为古代中国人所乐道。琴为士人修身养性的重要工具，擅琴能诗乃属风雅之事，也是个人身份、地位、修养的标志。对琴的学习古人讲究：正心、用工、得意、读书、知音、无为。古人认为琴是表现心和道的工具，心正才能琴正、音正。学琴除了正心之外，练好基本功也是非常重要的。关于训练基本功，《淮南子·说山训》将之比喻为“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林。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中国古代乐教强调“意境”，无论弹琴、谱曲，还是歌诗、习舞，都讲究其中的“韵味”。从琴谱的记录也可以看出中国音乐所要追求的自由境界，一种无规则的得意境界。知音是乐教中的至高境界。关于“知音难得”的记载，最早见于《吕氏春秋》，讲述的是伯牙痛失知音，于是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的故事。“音不通千曲以上，不足为知音。”从中也可以看出对音乐的理解也需要一个量的积累。　　中国古代乐教的无为属于一种自然法则。乐教的“无为”之法，取决于“自然”之人。而在中国文学中，常常把“此时无声胜有声”来作为审美的最高境界。关于“无为”之法，李贽指出：“声色之采，发乎情性，有乎自然。”此乃是李贽的“性情说”对庄子“自然说”的继承与发展。（四）结语　　中国古代乐教给人提供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教人如何生存，如何提高生命的意义和增进生活的乐趣。人生的目的就在于把一个未成熟的人养育成一个既懂得创造生活，又懂得享受生活的新生命，教育所要完成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使命。　　艺术教育可能促进艺术人才的诞生，并使之创造出杰出的艺术作品。但是，艺术教育的目标，就是在创造出富有审美个性的活生生的个体的同时，又能创造出审美化、艺术化的幸福人生。中国古代乐教在此方面积累了一笔宝贵财富。中国古代乐教最关注“和谐”，也就是古人常说的乐境。中国古代乐教之所以追求和谐、平衡，是因为和谐、平衡是人所必需的生存条件。人类生命的常态是一种“准平衡”“准和谐”，真正的幸福也存在于这样的一种动态的平衡之中。中国古代乐教为中国社会和理想人格的平衡做出过贡献，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过于注重静态平衡的和谐，而轻视了动态平衡的和谐。参考文献[1]《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2]《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3]毛礼锐、沈灌群主编：《中国教育通史》（一、二、三、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4]于述胜、于建福：《中国传统教育美学》，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5]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6]金忠明：《乐教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7]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8]蔡仲德注释：《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上、下），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9]夏野：《中国古代音乐史简编》，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