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瓦洛及其《诗的艺术》

新古典主义------布瓦洛与《诗的艺术》新古典主义 贺拉斯在《诗艺》中提出的罗马文艺要以古希腊的文艺为典范的主张，开创了古典主义的先河。文艺复兴时期，虽然也有激烈的古今之争，塞万提斯、拉柏雷、莎士比亚等人的创作也已突破了古希腊、罗马的文艺原则，但在理论上并未完全突破亚里斯多德、贺拉斯体系，这就为新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理论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法国新古典主义 17世纪的法国和英国，是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进一步强大的时期，也是趋向没落的封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强化王权的时期。封建贵族为了维持自己的腐朽生活，不能不依靠新兴的资产阶级的钱袋。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力量还在成长过程中，寄希望于开明的君主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条件。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处于既斗争又妥协、势均力敌的状况，在意识形态领域强调秩序和理性，在文艺理该论上进一步强化和发展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的理论体系，于是便出现新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 新古典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理主义。 唯理主义是17世纪法国的主导哲学思潮，其核心是崇拜理性而轻视感性和情感。它认为人世间存在着一种普遍永恒的人性，即存在着天赋的良知，这就是理性，每个人都应该唯理性是从，根据理性去判别是非，决定行为。 唯理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作为文艺复兴时期高扬人性的继续和发展，作为科学进步的产物，以理性反对宗教迷信，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历史要求，但唯理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性质又适应了君主专制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强化秩序和法则的需要，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反映在文艺上，就是强调以理性为文艺立法，以整顿文艺复兴以来的“混乱”的的文艺状况。布瓦洛与路易十四时代 17世纪前半叶，法国的君主专制逐渐建立和巩固起来。1661年，22岁的路易十四独揽大权，宣称“我就是自己的宰相”，实行彻头彻尾的君主专制。路易十四结束了法国百年割据的历史，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因而享有“太阳王”之称。 法国在经济上实行重商主义，有限度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古典主义就产生在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这一时期，它的理论代表是布瓦洛。布瓦洛 布瓦洛(1636—1717)出身于巴黎一个司法官员的家庭，两岁丧母，个性孤寂，后服从父亲旨意，专攻神学，准备献身宗教。1657年毕业于巴黎大学，考取了律师资格。但他后来渐渐地厌倦了这个职业。他父亲去世后又给他留下了一笔遗产，使他经济上得以独立，于是他不久便离开了法院，专心致力于文艺创作和文艺研究，以讽刺诗人的姿态活跃于文坛。路易十四王朝的御用诗人和批评家 1660-1668年布瓦洛创作了《讽刺诗》，他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他讽刺封建贵族的腐败行径和当时社会的各种丑态，表现出明显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倾向，这使他遭受了一系列打击。为了摆脱困境，他在1669-1677年间创作了《书简诗》献媚于路易十四，路易十四也摆出圣君明主的姿态，笼络布瓦洛，封他为宫廷诗人。布瓦洛受宠若惊，深为前期的唐突而后悔，政治和文艺主张都转向封建王权，变成了路易十四王朝的御用诗人和批评家。《诗的艺术》 1669-1674年，布瓦洛用5年时间写了一千多行的诗体论文《诗的艺术》，这是一部向封建贵族妥协，按照王权的政治需求和艺术趣味，总结文学创作经验， 规范 编程规范下载gsp规范下载钢格栅规范下载警徽规范下载建设厅规范下载 法国艺术的理论著作。路易十四说，布瓦洛是他鞭挞第二流诗人的鞭子，《诗的艺术》从总体上体现了这种要求。 《诗的艺术》共分四章，第一章为总论，一般地论述文学创作的基本原则，阐明理性对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同时概括地说明了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的一般规律。第二章论次要的诗体（指牧歌、悲歌、挽歌、颂歌、十四行诗、歌谣之类），第三章论主要的诗体（指史诗、悲剧和喜剧），“三一律”就是在这一章被定为法规的。第四章论道德修养。 《诗的艺术》作为古典主义文艺理论的归结性文献，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和宫廷色彩，受着严密的政治思想制约。 它以“理性”为全部理论的出发点，依照绝对王权下的思想模式，既为文艺体裁划分等级，又从古代典籍中抽绎出各种体裁的永恒原则。 承袭古代的现实主义见解，溶美于真的美学观。是通过“合情合理”与现实相连结的，而此情此理，无论是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还是表达方式，都与典丽、雅洁的宫廷风度相呼应。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原则 　一   理性的原则唯理主义是新古典主义文论的哲学基础，也是贯穿《诗的艺术》的指导思想，“首先须爱理性，愿你的一切文章，永远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这是布瓦洛对于诗人、作家的希望和要求。 然而“大部分人迷惑于一种乖僻的情致，总是想远离常理去寻找他的文思。”“我绝对不能欣赏一个背理的神奇，感动人的绝不是人所不信的东西。”这是布瓦洛对当时一些诗人、作家的指责和忠告。 在布瓦洛看来，理性是文学的基础，也是文学的目的，遵从理性是艺术达到完美的根本途径。 布瓦洛并不反对艺术表达情感。在论述悲剧时，他强调作家“文辞里就要有热情激荡、直钻进入人的胸臆，燃烧、震撼着人的心房。”使人获得“甘美的恐惧”“怜悯的快感” 明确表示反对冷漠、缺乏情感的枯燥议论。布瓦洛认为，情感表达是为了更好地表现理性，不论是作家的情感和想象，还是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必须服从理性，作家要凭理性，而不是凭感情去鉴别、判断一切，决定写什么和怎样写。 强调艺术的理性，自亚里斯多德开始，到罗马时期的贺拉斯，理性被抬到了很高的位置，中世纪则把理性看成是遵从上帝，压抑情感欲望的有效方式。 文艺复兴反对这种神学理性，主张在文学作品中表现情感歌颂爱情，表现了对于现实生活的追求。在布瓦洛看来，正是这种感性、感情的放纵，使文学艺术走上了邪路，因此必须在艺术领域高举起理性的旗帜。应该承认，强调艺术和理性的关系是有道理的。 布瓦洛强调的理性是笛卡尔主义的理性，即人天生就有的良知，这是一种抽象的、不变的，普遍地存在于每一个人心底的判断是非，辨别善恶的能力。而实际上，这种抽象的先于人的社会实践的理性是不存在的。人之所以有理性，是因为人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实践形成了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理性认识，而任何社会实践都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中的实践。 以理性代替审美，那就只能妨碍艺术的发展。理性原则的表现 在内容上，他主张表现高贵人物，歌颂王权。 在形式方面，布瓦洛强调形式要符合内容的理性要求，因此也必须合乎情理。 布瓦洛规定戏剧：“对理性要服从它的规范，我们要求艺术地布置剧情的发展，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一地、一天完成一个故事，这就是“三一律”。 布瓦洛强调理性原则，在创作中要求感性情感服从理性。自然的原则     在《诗的艺术》中，布瓦洛在强调理性的同时，多次重复亚里斯多德、贺拉斯的“艺术摹仿自然”的观点。 “切不可乱开玩笑，损害着常情常理；我们永远也不能和自然寸步相离”，“你们唯一钻研的就应该是自然人性”。表面看来，这和古希腊、罗马的摹仿说并没有区别。布瓦洛所说的“自然”，是指客观现实的人的生活；而布瓦洛所说的“自然”基本含义是指合乎常情常理的事物，特别是指合乎常情常理的人性。在布瓦洛看来，人性的根基是理性，因此合乎理性的人性才是人性的自然，自然的也就是理性的。 借自然表现一种僵化的虚伪的封建贵族的情理，以这样的情理去筛选、改造自然，必须导致艺术的概念化、公式化。 所谓合乎常情常理的自然，在人物上要求描写定性与共性。“那人物要处处符合他自己，从开始直到终场表现是始终如一” 布瓦洛要求作家“和自然寸步不离”但他说的“自然”并非无所不包的现实生活，它指的主要是“城市”和“宫廷”：“好好地认识城市，好好地研究宫廷，二者都是同样地经常充满着模型”只有“城市”和“宫廷”才有研究和摹仿的价值。当然“城市”和“宫廷”又不能等量齐观，“城市”代表的是市民阶级的生活，应该加以认识，“宫廷”是文艺需要摹仿的重点。诗人应该着重表现帝王将相们的“自然人性”因而需要加以认真“研究”。至于普通的下层人民的生活，根本不在布瓦洛的“自然”的范围之内。古典的原则 在布瓦洛看来，古希腊、罗马的作品是摩仿自然的产物，也是理性创造的结晶。古典的也就是理性的、自然的。因此要创造理性的、自然的作品，就必须以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为典范。古典原则的表现 布瓦洛极力推崇古希腊、罗马的作品。首先“荷马之令人倾倒是从大自然学来，其次，历史已经证明荷马、柏拉图、维吉尔等人的作品是优秀作品，法国的优秀作品都是摹仿古典作品的结果。道德的原则 在布瓦洛的新古典主义理论中，理性、真、善、美是四位一体的，艺术的最高理想就是理性、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艺术如何才能达到至善的境地？当然，尊重理性、摹仿自然，服从古代典范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作家的道德修养也至关重要。这便是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所暗含的另一个重要原则——道德原则。 “一个有德的作家，具有无邪的作品，能使人耳怡目悦而绝不腐蚀人心：他的热情绝不会引起欲火的灾殃。因此你要爱道德，使灵魂得到修养。” “你的作品反映着你的品格和心灵，因此你只能示人以你的高贵小影。危害风化的作家，我实在不能赞赏，因为他们在诗里把荣誉丢到一旁，他们背叛着道德，满纸都诲盗诲淫，写罪恶如火如荼，使读者喜之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