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19世纪中日近代化轨迹的投影 近代化不仅是一种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在的历史运动，而且也是一直明显的凸现出社会主体主观能动性的自为的历史运动。在近代化运动中，人们的社会观念、尤其是居于运动前沿的领导人物和领导集团的主导意识，深刻的影响着运动进程的本质和面貌。因此，中日近代化比较研究，不仅可以进行诸如洋务运动、戊戍维新和明治维新等中日近代化运动本身的比较研究，而且还应该进行主导中日近代化运动的有关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人物和政治集团、社会群体的比较研究。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是对19世纪中日近代化全局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通过对他们的分析比较，有助于拓宽和加深对当时中日近代化成败历史的认识。 一、不同凡响和识见有异  19世纪中期，中日两国被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强行纳入世界市场体系和近代国际格局之后，由于两国资产阶级还未产生，居于重要地位的“士”阶层便自然的发挥了不同程度的历史主导作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就是中日两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由“士”成为官僚政治家的开拓性人物。  李鸿章出身于安徽合肥的一个“以科甲奋起”之家，用世的首途是由书生登第进入词林。他早年师从意欲“补天”的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重叠的所谓“内忧”和“外患”交至的形势下，鸦片战争前夕再起的“经世”之风发生了“更法、筹海”到“卫道、救时”，再到“借法自强”的转变。在这些潮流的转折中，李鸿章展现了“经世”之才，成为一位赏爵封疆、位列阁首的清朝大员。他对兴办洋务鼓吹之力，建树之多，罕见比匹，故赢得很高的时望和许多并世新人物的尊崇，在同辈达官中，无人可望其项背。  伊藤博文在日本的声望和地位与李鸿章在中国的情况不分轩轾。他出生于长州藩（今山口县）的一个破落藩士之家。早年受开国论影响，拜“学兵习儒，兼及洋学”的吉田松阴为师，旋参加“尊王攘夷”、“开港倒幕”活动，明治政府成立后累迁要职。迨70年代后期“明治三杰”相继故世后，他很快成为日本政界头号实权人物，曾4次组阁，4任枢密院议长，是明治天皇最信赖的重臣。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确实不同凡响，且很有相似之处。但他们的识见和政治作为却有殊多不同。这不仅是由于他们在“士”的出身上有隆望和破落之别，而根本上是由于他们所处的内外环境有别，以及李所属的中国士大夫和伊藤博文所属的日本下级武士的阶级属性不尽相同。  史实表明，中日两国门户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前，两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对两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侵蚀程度有明显的差别。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封建封建社会结构还相当牢固。封建阶级内还未异化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反对势力，地主阶级、包括它的士阶层在内尚未发生带有实质性的分化。用时文和章句取士的科举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给士人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功名和官职的机会，造成他们对既有封建政治体制的一种向心力，这也有助于阻碍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所以当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除少数象何震川那样低层次的士人附和运动外，大部分封建士人、尤其是科举功名比较高的中上层士人，在起义农民面前基本上是“铁板一块”。就李鸿章来说，虽此前已进入翰林院，但他政治上的真正起飞却是从“卫道”、“救时”开始的，50年代办团练成为道员，60年代统率淮军成为督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李鸿章长期“靖内”的经历使他更忠于清王朝，又自恃为强者，并铸成了迷信“官力”和“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的封建官僚本质。固然，李鸿章曾与其他洋务派首领一起倡始举办洋务企业，为资本主义潮流通过历史关卡不自觉的亮起了绿灯，说明已开始接受某些资本主义影响，但从其为挽救清朝统治而血战的经历和以后的主要政治倾向来说，他只是一位比较具有开拓意识的封建官僚。  近代前夕的日本，由于含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侵蚀了封建领主经济，促使了农业商品化的发展以及农民阶层和武士阶层的分化。一些下级武士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经济状况日益低下并趋于破落。他们怨恨因出身低微而不能升迁，有的甚至诅咒“门阀制度乃我父之敌”，以致对幕藩体制日益不满，在日本被迫“开国”的过程中，便对现存的封建统治秩序从离心走向对抗。伊藤博文正是在资本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反对封建幕府的斗争中崭露头角的。他作为奇兵队中坚的力士队队长，坚持支持高杉晋作等人实现了“藩的革命”，首先在长州藩内形成了“开国攘夷的主体”。在倒藩过程中，他深感必须“明察世界大势，欲与五洲各国并立，就不能以世禄之制建立国政”，为此于明治元年首先提出“废除诸藩”，“使全国政治划一”的建议。可以认为，伊藤博文的身上虽留有封建武士的胎记，但从其反对封建幕藩体制斗争的经历和以后的主要政治倾向来说，他追求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日本的方向。  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又能动的影响着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一位政治家的政治主张不仅取决于他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识见，而且在文化素养和文化观念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李鸿章自幼受严格的儒学熏陶，又是沿着传统的科举道路进身的，他的知识结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所谓经、史、子、集。尽管他接受了鸦片战争后的“经世之风”和“经世之学”的影响，但“经世之学”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相对于“义理”、“考据”和“辞章”的“经济”之学和其他切于社会民生实用的“实学”，“经世之风”一般是指传统文化中讲求经国济世、识时知变、重视实学、学以致用的一种士风和学风。它们本身不是“新学”，也不含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新内容。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光凭这种传统文化而不直接广泛吸取西学，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新学派。据李鸿章的幕僚范当世说，李在直隶任内，喜看《管子》，甲午战争后喜看《庄子》。再从李鸿章留存的众多著述来看，他一生言事论政一般都只限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范围内，对西学的了解和称引始终停留在非常浅薄的水平上。  伊藤博文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观念要比李鸿章的开阔和新颖的多。他学过汉语，受过儒学影响；在倒幕运动中又学会了英语，不断从洋学中获得启益。1863至1864年间，他曾留学英国。时日虽短，但得来的知识和见闻，比之留学之前所学已有霄壤之别。伊藤博文亲眼看到英国的“统一”和“隆盛”，便决心回国后“非撤废封建制度不可”。与李鸿章的“盛年不学”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向以“勤学家”和“读书癖”著称。据记载，他“不断的读书研究，以致做了总理大臣后，他依然驱车至丸善书店看书。”为政很忙时，也手不释卷，“对于外国的新闻杂志等他亦极要看”，尤注意“关于远东的纪事”“命左右翻译给其他大官阅览”。他很爱看《拿破仑传》、《彼得大帝传》等外国“历史传记之类”的书籍，从此类的书中“得到了政治的暗示不少”。他后来承认，“以前实施了的海防献金和保安条令，均是取法于《加富尔传》和《俾斯麦传》。  显然，按近代文化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伊藤博文要比李鸿章“文明开化”得多。1896年李鸿章访俄时，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评论对李的印象说：“从中国文明的角度看”，他是“高度文明的”，但“从我们欧洲的观点看，他是没有享受什么教育，也并不文明。”  在维特评价李鸿章5年之后，伊藤博文于1901年9月获赠美国耶鲁大学名誉学位。  世界近代史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联系、国际交往的增多和国际竞争的强烈。一个国家的近代化，从国际关系来说，就是一种走向世界、参与世界并自立于世界的过程。因此，当政者具有时代意识和世界眼光对实现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应该认为，李鸿章的近代意识和世界眼光比起他的同僚大员们要高出一筹，但是，清末的对外关系是在先前的“朝贡体系”或谓“华夷秩序”被打破之后建立起来的，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清政府仍未完全改变先前的“与西洋各国唯彼来而无我往”的被动局面。李鸿章虽以“善待外人”著称，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负，大清王朝重臣的地位，使他长期足不出国门。他只是在甲午战争失败后才被迫出洋。先是求和于日，继而乞援于俄。1896年他由俄赴德访问时，德国内大臣欢迎时说：“唯早来二十五年，岂不更妙？”亲昵之中不无辛讽之意。而伊藤博文在青年时就“好和外人接近”。他比李鸿章小18岁，但他第一次踏上欧洲国土却比李早33年。留英归国后的40多年间，他又四下西洋，四来中国，总计在欧美考察的时间共达5年半。这样丰富的西洋阅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势和各国的情形。  李鸿章向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见称，政治才能也许不在伊藤博文之下，或如有的日本论者所说，伊藤博文的“智略未及李鸿章”。然而他的世界识见和近代头脑肯定在伊藤博文之下。近代国际关系包括国家主权原则、国际法原则和势力均衡政策等内涵。岩仓使节团1873年访德时，俾斯麦告诫说，方今世界各国实际上“是强弱相凌”。毛奇告诫说，万国公法完全“系于国力强弱”，“唯守公法者，乃是效果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伊藤对这些说教心领神会，奉守唯谨。而李鸿章虽说过“洋人论势不论理”的话，甚至在1894年日本蓄意使朝鲜局势破裂时，他仍沉湎于“万国”“问日开衅之罪”和“俄人兴兵逐倭”。显然，与李鸿章相比，伊藤博文“对于国际关系的明察和识见，是特别高人一筹的”。近代国家思想包括主权、统一国家、官僚制度（政治、军事）、公法、私法等方面的内涵。别的方面内容不讲，单就近代法制观念而言，李鸿章也无法与伊藤博文相较。伊藤博文是一位被称为“以法治为主义”的政治家，是日本明治时期近代法制的主要奠立者。而李鸿章基本上是中国的“有治人无治法” 的传统观念的承奉者，只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事务性官僚政治家，他对确立近代法制始终缺乏认识。1873年，当李鸿章不知近代法制是何物时，作为岩仓使节团副使、从欧美考察归来不久的伊藤，便负责“调查政体”，以期制定“建国大法”。尽管他不赞成自由民权运动，但他认识到“不平士族的蹶起，和世界思想的影响”有关，认定“立宪思想为世界的大激流，非有司之所可抑制的”仍坚持他既定的“立宪”思想。伊藤博文对近代宪政知识的追求，在1882至1883年赴欧考察中可见一斑。他在德国，与著名宪政法学家格乃斯特（今译古纳依斯特）每周交谈三次，此外更聆听法学家斯泰因的法学课程，“从德国宪法以至政府百般之组织，地方自治之界限等，依照法学上之顺序，每周作三次之讲演考究”。他在给岩仓具视的信中说，“将其大要，一一笔记，意欲日后亦可供诸公之浏览也。”可见，伊藤博文的近代头脑和虚心“求知识于世界”的态度，是不脱中国封建官僚虚骄之气的李鸿章所绝难比拟的。  二、取法西方和其“道”不同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是19世纪中日两国取法西方的突出代表。但由于中日两国内外环境有异，两国统治集团对内忧外患所采取的相应态度形成了差别，因而李鸿章和伊藤博文所行取和“借法”之“道”及其成效有很大不同。  这首先表现为他们对发展近代产业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和举措。  从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起，中日两国政府鉴于内外形势，都实行一种强兵政策，两国的近代工业差不多都是从举办官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的。然而，尽管它们都很重视军事，又强调富强，但在对富强关系、官民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上却有明显的差异。李鸿章和清政府采取的是一条片面以军事为中心的产业政策60年代，在“自强”的口号下创办了一批官办的军事工业。70年代以后虽创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含有某种“寓强于富”、“富强相因”的用意，都反映了产业政策有所长进，但实际上许多民用企业的创办仍多是从军事着手。如李自称，创办招商局之初意是“欲浚饷源”，创兴铁路本意“专主于用兵”。李鸿章在“唯兵之为务”的思想指导下搞“制造”，“疏于基本工业之建设”，不仅缺乏总体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产业部门不配套，而且连最切于民生日用、被英国等先行国家作为产业革命中心的纺织业，也受到不应有的忽视，不仅起步比日本晚了10年，而且还不许建立商办近代纺织企业。可以说，李鸿章的产业政策是一种缺乏近代经济灵魂的中心错位的产业政策。其产业政策的第二个偏误是始终奉行一种“重官”方针。他创办洋务企业的根本目的只是为清政府“谋得财，未尝显其为华人谋生利”⒀。固然，洋务企业的“官督商办”相对于先前的“官办”是一种进步，但中法战争前后，“官督商办”企业的“由官总其大纲”，“以君主之权行其间”的弊端日益遭到非议，上海等地发出一片“略官场之体统，扩商务之宏规”，“官督商办万万不可”的强烈呼声。李鸿章和清政府出于财政和“饷源”至上等诸多考虑，不仅没有改弦易辙，调整政策，反而强化“官督商办”主义，以致严重影响了洋务企业的经济成效，阻塞了一些商业企业的生长之路，从而延误了中国近代工业发展的时机。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日本明治政府强调“富国强兵”，逐渐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但是明治政府和伊藤博文却没有推行片面的唯军事的产业政策。他们虽然逐渐建立起新式的军事工业体系，但是，也很注意各种基本工业部门和金融、外贸等各项近代经济事业的建设，始终把“殖产兴业”、“后殖民产”、发展近代经济实力作为“强兵”的基础，从而含有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思想。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伊藤博文任大藏省少辅。他为了吸取西方文明，第一件事就是力排众议，向英商借款100万镑，修筑东京至横滨间的铁路。这条日本最初的铁路于1872年9月完工，比李鸿章主持修筑的唐山胥各庄铁路约长两倍，早完工9年。第二件事是“着手货币制度的确立”。他提议建立新的统一货币制度，为此于1870年至1871年间亲赴美国考察银行和公债制度，从而促进了日本新货币的发行。1870年他改任工部大辅，大力“劝奖百工”。1873年又升任工部卿兼参议，推行“殖产厚生之实务”。首先着力矿山和铁路建设，并开设各种传习技术的“模范工厂”。还通过银行对民间企业和个人发放“劝业贷款”，推动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70年代中期起，扶持三菱会社等航运企业与英、美等国轮船公司开展国际航运竞争，又采取多种示范与保护措施，把出口工业转向民间，使“殖产兴业”达到了新阶段。  1881年，明治政府鉴于民间资本的成长和官办企业存在的“有司干涉”和“亏损”等弊端，遂停止以往侧重“官营示范”的方针，代之以“振兴民间事业”为主的产业政策。与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强化“官督”政策相反，日本政府将一批官办企业廉价“处理”给私人资本家，直接扶持和保护民间资本发展。伊藤博文担任内阁总理大臣期间，先后颁布了许多促进近代产业发展的经济法律，如取消棉花进口税和棉制品出口税，就对改变农业生产结构、扩大贸易出口具有重要意义，制定《航海奖励法》和《造船奖励法》，则有力的刺激了航海、造船业的发展。  李鸿章和清政府实行“唯兵”、“重官”的片面产业政策，伊藤博文和明治政府实行从“官营示范”到直接扶植“民间事业”的全面工业化的产业政策，产生了两种明显不同的效果。在伊藤博文组成日本第一届内阁后的1886至1890年间，日本出现了产业革命的热潮，棉纺织业成为当时民间近代工业的中心，开始成为纺织品出口国，私营铁路。航运、造船和其他轻重工业均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李鸿章批示“不准另树一帜”，阻止中国商人自办航运企业时，日本民间机器厂从1885年开始为政府制造军舰。李鸿章和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期间未办起一家银行，而其时日本办起多家银行。1893年，横滨正金银行还把分行办到了中国上海。到1894年，日本私营铁路达2473公里，为官营铁路929公里的两倍半以上；而同年底，中国仅有官办和官督商办的铁路425公里，仅为日本铁路里程的1/8。到1893年底，日本以民营为主的航运业有16万吨船舶，航线通达亚洲各地；中国只有一家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有吨位不及日本船舶的1/6。到1894年，日本已初步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却在畸形的轨道上爬行。  中国封建官府历来有害怕商民的传统，多方设禁。李鸿章在奏办江南制造局时说过这样的话：“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这段话向被视为李鸿章预见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史料，但细察李鸿章这段话所流露的心态，他对中国将出现许多“富农大贾”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欢呼的，而是表现出基于封建官府立场的对“官法无从为之区处”的无可奈何。何启、胡礼垣批评李鸿章和清政府重官抑商时曾言：“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百万之劲卒。”历史表明，李鸿章重视“劲卒”，不重视“豪商”，结果中国没有“豪商”，也没有“劲卒”；伊藤博文重视“劲卒”，更重视“豪商”，结果日本既有“豪商”，又有“劲卒”。除其他原因外，显然这主要是上述；两种不同产业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近代化是从欧洲和西方向各个国家和地区延展的一种历史进程，一个国家的近代化如何对待“西化”和西方文化，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李鸿章和伊藤博文都羡赞西方文明，但由于他们的政治属性和文化观念有别，所以对吸收西方文化的态度和举措也有很大的区别。  应该认为，在晚清大员中，李鸿章是“采西学”主张的一位着力鼓吹者。早在60年代初，他就称赞“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主张“师其法”专设一科取士，以转移风气，造就人才。此后，他极力鼓吹改科举、兴洋学、创办洋务学堂，又多次奏派学生出国留学，从而开拓了中国早期近代教育事业，造就了一批新式人才，并促进了西学的初步发展。但其兴西学的举措，“大率皆为兵事起见，否则以供交涉翻译之用。”他在70至80年代所奏派的200余名正式留学欧美的学生，全是学习军事和工程技术等，没有学习西方哲学、政治和文史等学科的。他所抱有的“中国文物制度迥异于外洋榛狉之俗”的自得观念，妨碍他在深层次上吸取西方近代文化。70年代中期，美国驻华公使卫廉士劝李鸿章积极推行“西化”。李表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中国环境不成熟。”美使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说：“鸿章若过于急进，将不能久于其位。”可以认为，李鸿章出于自己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又考虑到举朝文化保守主义严重，故恪守“中体西用”原则而绝不越雷池一步。 而伊藤博文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早在明治维新始初，他已“具有新文化思想”，木户孝允称赞他“欲在日本做新文明的开拓事业”。1872年，随岩仓使节团在美国逗留期间，他在草拟的《奉命使节要点》的长篇意见书中说：“以我东洋诸国现行之政治风俗，不足以使我国尽善尽美。而欧洲各国之政治制度、风俗教育、营生守产，皆超绝东洋。由之，移开明之风于我国，将使我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1879年他提出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反对以“仁义忠孝为本，知识才艺为末”的儒学复辟逆流，坚决主张把“知识才艺”放在所谓“道德之学”的前面。80年代，他支持外相井上馨提出的“欧化政策”，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在日本开辟了所谓“推行欧化主义时代”，力图使日本在对外关系和文化上“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装舞会，自己装扮成为威尼斯商人。尽管此事闹得满城风雨，一时传为笑谈，但从中也可看出他在推行“文明开化”、转移社会风尚方面的煞费苦心。  近代化的一个关键是政治民主化。清政府和明治政府都是自上而下开展近代化活动的，因此其自身的政治改革便成为中日近代化进程中的一大关键问题。由于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等原因，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取法西方方面的不同更表现在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上。  在晚清大员中，李鸿章是一位“喜闻谈洋务”的“洋务”论者，也是一位极力呼吁“今当及早变法”的“变法”论者。李鸿章所主张的“内须变法”，突出地表现在主张改变兵制和科举这两个方面。事实上，洋务运动时期，除对淮军等部分清军采用了一些洋枪洋炮、进行了一些新式训练以及后来建立新式水师外，兵制的改革十分有限。而日本早在1868年12月，伊藤博文就建议统一兵权，“并参照欧洲各国兵制进行改革”。1869年8月，明治政府成立兵部省，到1872年4月，又分设为陆军省和海军省，实行兵制改革。到1873年1月，根据“国民皆兵主义”颁发征兵令。1878年12月，成立了军令机关参谋本部。在1885年后第一届伊藤内阁期间，日本将以“镇压草寇”为主要目标的“镇台制”改为适应野战和境外作战的“师团制”，大体上完成了近代兵制改革，从而拉大了中日军事近代化的差距。  应该认为，李鸿章把改革兵制和科举制作为他“内须变法”主张的重要内容，还是颇有眼光的。但是，晚清变革法制的中心内容和必然趋势是改革官制使政治体制近代化，而李鸿章对此却一直是噤若寒蝉。虽然在80年代后期他说过“变法度必先易官制”，但又感叹“中国文守千年，谁能骤更？”表现出在政治改革方面既囿于识见，更缺乏胆略。  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要推动者，人称他的业绩是“足以遮蔽维新以后明治年间的一切政治、文化史。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得均由他创始由他完成。”他作为明治政府的主要成员，参与或支持被称为明治维新“三大改革”的制定学制、实行征兵制和地税改革。而他的突出作用更在于主持了有明治维新第四大改革之称的“编纂法典”的工作。1875年，根据伊藤博文所拟的政体纲领，明治天皇颁发立宪政体诏书，使明治政府朝着“国家立宪政体”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以后伊藤博文逐步掌握了制宪权，主张采仿德国宪政体制。在赴欧考察宪政归来后，他于1884年出任制度制度取调局长官兼宫内卿。1885年10月提出全面改革政府机构，用内阁制取代太政官制，“清除了朝藩体制的残渣，创造了适应制定宪法和开设国会的主体。”提高了政府工作职能和办事效率。由于伊藤博文按既定目标推行“立宪主义”，日本于1889年颁发了宪法，1890年召开了首届国会。伊藤博文在推行政治改革时，认为日本没有象欧洲基督教那样使人心“归一”的宗教，因而可以利用“皇室”来“归一”人心，所以他推行的“立宪主义”是“天皇制的立宪政体”。但这毕竟是对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一定让步，也是为了实现修改条约和挤进欧美先进列强而采取想有“西欧主义”的宪法和法制的政策取得了成果。“将日本天皇制立宪政体与欧美近代民主政体相比，固然还相距甚远，但拿李鸿章力图加以修葺、“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的清政府与之相比，一个仍只是中世纪封建王朝的苟延，一个毕竟已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开端。  三、根本差别和客观处境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三次会晤，一次是1885年在天津会谈朝鲜问题，一次是1895年马关议和，一次是戊戍政变后的北京会见。天津会谈之初，李鸿章说过有一些硬话，但最后又因“虑事机决裂”，签订了“授人以柄”的《中日天津条约》。10年后，再见于马关，他是以纳款乞和失败者身份出现的，再也没有傲慢之气。甲午战争固然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中日近代化成效的一种检验以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生平事业的一种总结。清政府战败，使“洋务自强”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希望破灭，也使李鸿章自叹“一生事业，扫地无余”。马关归来，李鸿章名为“入阁办事”，实是“久居散地”。而伊藤博文则于1895年8月晋赐侯爵，赐金10万。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北京第三次会面，是两人的最后一次会晤。李鸿章虽“身居事外”，但向以“顶奉慈禧为神圣”，所以在政治上采取一种中间偏“后”的态度。变法运动失败后，他又显露出再起的迹象。历史发展的轨迹常常是曲折、交叉的。19世纪中国近代化潮流经历了从明治维新成功到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向“脱亚入欧”折变。从某种意义上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三个时间地点的会晤所连成的中日关系的一根历史曲线，实际上既是19世纪日本近代化运动成功与折变和中国近代化潮流曲折与失败这两条历史轨迹撞合成一种两重性投影，也是二人事业成败的一种历史悲喜剧画面。  在把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加以分析比较方面，梁启超可谓是第一人。1901年12月26日，即李鸿章死后50天。梁启超便写成《李鸿章》一书，并与伊藤博文作了比较。梁启超认为，在早年的“栉风沐雨之阅历”方面，“伊非李之匹”，而李在政治识见和政治处境方面有难比伊藤之处。梁还把李鸿章放在近代“国民国家”的政治理性标准下进行评判，批评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体之本原”；“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只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既缺乏近代国家思想，更没有近代国民观念，这确是19世纪中国洋务派官僚的政治通病，也是具有一定资本主义意识的封建官僚李鸿章和保留一定封建思想影响的资产阶级改革家伊藤博文在政治识见上的根本差别。梁启超的批评虽然很尖刻，却是触及了问题的症结。  建立“国民国家”是近代各国所要解决的共同的时代课题。这个课题可以分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这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日本“明治维新课题也一分为二：创立‘日本’与形成‘日本人’。前者是民族革命的课题，即建立与万国对峙的中央集权‘国家’；后者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课题，为了利用人民的创造性和全体意见支持这个国家，从而实行改革以形成‘国民’。”由于伊藤博文和日本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成为明治政府掌握主要权力的官员，他们革除旧有封建制度，使日本逐步成为近代宪政“国家”；又努力推行“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将西洋“开明之风”移于日本，使日本“国民”“迅速进步至同等化域”。尽管日本“国家”是“天皇制国家”，“国民”有“臣民”的一面，但明治维新课题大体上是完成了的。故日本能自立于“国民国家”的国际秩序之中。洋务运动作为中国学习西方谋求近代化的一种历史进程，其根本任务和发展趋势理应也把建立“国民国家”作为自己的课题。但李鸿章等洋务派主要是由中上层封建士大夫在与起义农民血战中成为清政府当权派的官僚所把握，又是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连续性下开展洋务运动的，他们眷恋“中国文物制度”，难改“重官抑民”的封建政治惯性，他们的“自强”、“求富”努力，除在“火器”、“技术”等有限的范围内效法西方，萌生一种近代经济民族主义之外，从根本上缺乏创立近代“国家”和形成近代“国民”的认识与举措。但历史总是按着时代的客观趋向前进的。当中国历史潮流的发展需要洋务运动凸现、而又不能凸现“国民国家”这个近代化历史课题时，只得让戊戍维新运动代之而起，当戊戍维新夭折后，这个历史课题又由继起的共和革命运动去凸现。日本近代化课题在明治维新及其以后历史的连续发展中一气呵成，而中国近代化课题却在历史的崎岖演进中一波三折，欲细究这种差异的原因，除比较近代开始前后中日两国社会条件差异外，不能不以剖析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政治指导为一大关键。可以认为，“识见未明”、自称是“做到那处，说到那处”的李鸿章是靠政治感觉和传统的实用理性去“借法自强”，而深悉欧洲“政治之美原”的伊藤博文主要是用“国民国家”的近代政治理性去指导近代日本的塑造。这就规定了他们两人的改革成效迥然不同，并显示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在近代化层次上的根本差异。  李鸿章除主观的政治识见不及伊藤博文外，他的客观政治处境也比不上伊藤博文。梁启超说“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辈无数；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这确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进行比较研究时应注意的另一方面问题。  如所周知，日本明治政府是在倒幕斗争和戊辰战争中建立的，是在自身的不断改革中发展健全的。虽然三条实美、岩仓具视等开明旧公卿任高职10多年，但掌握政府主导权的一直是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下层武士出身的官员，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绝大多数曾留学或考察过欧美，以“内治”为主的治国方针一直居于主流地位。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内相兼农商务相山县有朋、陆相大山岩、海相西乡从道，都曾赴欧洲考察过兵制。文相森有礼曾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外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80年代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这样“异体同心”的领导核心自然能使伊藤博文的政治主张顺利推行。中国清政府在洋务运动时期除新设一个总理衙门外，原有封建政治体制未作变动，“执政大官，腹中经济，只有数千年之书，据为治国要点”。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没有一位实授尚书和督抚以上的官员跨出国门一步。少数号称开通的大员，对近代政治原理也几乎是懵然无知。在政府中，李鸿章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封建顽固势力和反淮系势力。但总的政治特征是比李鸿章“保守”；伊藤博文也有过很多的反对势力，如“自由民权”势力和反萨、长势力，但他们比伊藤博文还“急进”。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中日两国政治声望都很高，但他们实际拥有权力并不一样。伊藤博文从1873年访问欧美归来后，一直是明治政府实权人物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左右手。1878年5月大久保被刺后，他接替了其参议兼内务卿的遗缺，成为“事实上的首相”。以后20多年间，他长期居于明治政府的中枢地位。而清朝厉行君主专制，李鸿章名为首席大学士，实“总督兼官，非真相”。他又从未进入军机处，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更不用说掌管这个总揽洋务的机构了。长期任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大臣的奕欣等王公大臣被李鸿章私下认为“庸鄙无远识”，其近代政治识见自然无法与日本岩仓具视等人相比。即使象沈葆桢这样著名的洋务大员，也因“识见不广”，“徒邀取时俗称誉”，竟在任两江总督时从英人手中以重价买回淞泸铁路加以拆毁。李鸿章终其一生未获得清廷枢密大权。作为大臣，他与伊藤博文的“得主”情况也不一样。中国清廷由骄侈淫逸，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临朝，操纵驾驭，因循腐败。而日本明治天皇和洽臣众，“励精图治”。当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致使中国海军停止发展时，90年代初明治天皇在伊藤博文策动下每年“省内廷之费”30万日元充作海军经费，并要求大臣献10％的薪俸作为“海防献金”，鼓动倾全国之力发展海军，使日本海军实力于甲午战争前夕赶上甚至超过北洋海军。李鸿章在这样的政治处境中，很早以来就从“外臣”即地方官的地位发出一种力不从心的感叹。可以作这样的比喻，自叹“有倡无和”的李鸿章，在举朝浑噩的环境中，犹如“鹤立鸡群”；被日人称为“际遇最好”的伊藤博文，在“臣民一心并力”的政治环境中，好比“水涨船高”。鹤立鸡群，群鸡不能效鹤昂然挺立；水涨船高，涨水可以助船扬帆远行。这说明，在近代化发展过程中，首领人物的政治素质和主导意识固然非常重要，而从某种意义上说，领导集团的群体素质和群体意识甚至更为重要。这是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的政治处境不同所提供的一条重要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