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伤痕文学与解冻文学的走向 摘要：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的“伤痕文学”因为在出现背景、文学内涵等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故而常被放在一起进行对照分析。但他们的走向与命运却完全不同，对这两种文学思潮的后期发展以及两种文学思潮在后来文学史上的影响进行梳理，将有助于更清晰深刻地认识特定历史时期中俄两国的文学特点。 关键词：解冻文学;走向;伤痕文学 文学是思想的流露，是生活的写照。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潮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时候都无法将二者割裂开来，历史的每一个浪头都会在文学上得到如实地体现。 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进程中都出现过重大的曲折，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在上世纪中苏两国的文学史上都出现一个从僵硬闭塞的一元化到烂漫发散的多元化的春潮。这个文学思潮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必定跟随历史的前进涌往新的方向。苏联的解冻文学出现于上世纪的50年代，中国的解冻文学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尽管时间上相隔20年，二者之间在出现背景、文学内涵等方面却是十分地相似，但两种文学思潮的走向与命运却完全不同，这些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思量。 1、伤痕文学 伤痕文学是新时期出现的第一个全新的文学思潮。社会主义新时期是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为历史起点的。新时期文学首先必须面对的是文化大革命，所以伤痕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作为重要内容。早期的“伤痕小说”大多把上山下乡看作是一场不堪回首的恶梦，作品中充溢的是往昔岁月中苦难、悲惨的人生转折，丑恶、相互欺骗、倾轧、相互利用的对于人类美好情感的背叛和愚弄，其基调基本是一种愤懑不平心曲的宣泄，这一切都表现出对以往极左路线和政策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意识，在涉及个人经验、情感时，则有着比较浓重的伤感情绪，对当下和未来的迷惘，失落，苦闷和彷徨充斥在作品中。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 然而，有意味的是当今天重审这批“伤痕文学”作品，人们会发现，无论当初的争论如何在肯定与否定中辗转，在审美意识形态一元化的社会文化体制之中，“它虽然力图挣脱，但在实际上仍含不可避免地带有着旧的历史印迹。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在作家主体，还是在文本的主题话语，叙事模式以及人物的形象修辞等方面，均都体现出顽固不化的历史影响”。而从政治审美形态来说。“伤痕文学”无疑也秉承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意志。 “伤痕文学”后来较成熟的作品如竹林《生活的路》、叶辛《蹉跎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及冯骥才的作品普遍表现出对于人性的关怀，对于人性深刻的探索和讨论，引发了1980年代前期规模最大的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问题的文艺思想讨论和对于人的尊严、价值、权利的呼唤。作为一个时代的“证言”，“伤痕文学”无疑真实记录了那一时代的血泪。随着时代的反思，也许文学将进一步升华。“文革”题材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作家挖掘人性、内心的空间。 80年代初，西方现代的许多思潮不断被引进，像“实用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均被一些文艺批评者所接受。与此同时，尼采、萨特、布莱希特、海明威、塞林格、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马尔克斯、川端康成、昆德拉等外国作家作品纷至沓来，不仅拓展了中国作家的艺术视野，而且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文学创作领域先后出现了“朦胧诗”、“意识流小说”、“探索戏剧”等具有现代主义特色的作品。随后，“黑色幽默”、“意象诗”、“荒诞戏剧”、“元小说”、“新新闻体”、“表现主义”等各类艺术表现手法，都陆续进入新时期文学，打破了创作方法单一的旧格局，创作了多样的艺术审美形态。 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开始渗透到各个领域。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都发生了转变。大众传媒的发达和生活节奏的加快，使得文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价值被淡化，文学的非意识形态特征被加强。如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王小波和王朔小说等后现代主义变体开始以冷静客观的叙述笔调展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生存环境，力图揭示普通人的生存本相。后现代主义影响下的中国当代文学呈现了对于传统文学的发展和超越。 2、解冻文学 与中国的伤痕文学出现的历史根源极其相似，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斯大林时期国家政治生活的僵化、专制化，斯大林时代的文坛大都是歌颂文学，宣扬“无冲突论”，造成了文学的公式化、概念化，文学作品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歌功颂德，对于一些稍微触及现实的作品，动辄加以粗暴的攻击、批判。斯大林逝世后，苏联第二次作代会召开，彻底纠正“左”的偏向，作家们开始大胆的表现生活矛盾的冲突和社会的黑暗面，“解冻文学”由此出现。 以爱伦堡的《解冻》为发端的“解冻文学”要求重视人，呼唤人性的复归，要求重新确认“人”的地位，要求文学站在“人性本位”的高度，直面和批判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解冻文学之前的苏联文学作品往往写事重于写人，“生产小说”、“商业小说”、“农业题材”、“工业题材”等都是指写事，而不是写人，解冻文学力图走出这种文学误区。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被重新发掘，打碎即往的虚伪的、矫饰的既“瞒”又“骗”的政治口号式的创作毒瘤。1953年底至1954年上半年，苏联的《新世界》导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它们触及到了当时十分敏锐的社会问题。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该文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这一问题的提出，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苏联在这个时期发表了一连串反官僚主义题材的小说，如亚・雅申的《杠杆》、丹・格拉宁的《个人意见》等。这一时期还发表了一些在30年代遭镇压而死的作家的作品。作为俄罗斯文学转点的解冻文学有使苏联回归到高尔基的意味，也确实为俄罗斯留下了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然而却没能为他们探索出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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