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寂寥一奇書——大歷史中的《讀史方輿紀要》

山河寂寥一奇書——大歷史中的《讀史方輿紀要》 文／王鼎傑 見於《歷史月刊》 從晚明到清初，蘇南先後誕生了兩位堪稱千古奇人的高士，寫出了兩本千古奇書。這兩個人就是南京的徐弘祖與無錫的顧祖禹，兩部著作就是《徐霞客遊記》與《讀史方輿紀要》。 說到徐弘祖與他的《遊記》，今天的大家都很熟悉。但如果說到顧祖禹與他的《紀要》，知道其人其書的，已經不多，能夠讀其書、知其世、識其人者也就更加少之又少了。 奇人、奇書 顧祖禹（1631～1692年），字復初，又字景範（一說景範為號）。籍貫無錫，出生於常熟，後遷居無錫城東之宛溪，世人尊稱為宛溪先生。 和徐霞客相比，顧祖禹一生的活動範圍非常有限，基本上沒有出蘇南。如果說徐霞客的「奇」，奇在他能以身為不繫舟，遨遊於天地間的大江湖之上，足跡遍天下。顧祖禹的「奇」，就奇在他「閉門造車」，卻能「出門合轍」。如椽巨筆，再寫春秋。 顧祖禹自幼在史地方面便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現出了很高的天賦，所以他雖然去的地方不多，但每能得其精髓，反求諸史書，互相印證，互相發現，再由史籍記載反推實地，往往能舉一反三，雖「獨身閉一室之中，心周行大地九萬里之內外」（見彭士望所作敘言）。他考辨史籍疏漏，論實地險易遠近，每能發人所未發，見人所未見。甚至親臨其地的人，看了他的著作，也嘆為觀止，為其記述詳細準確而瞠目結舌。至於自然地理變遷背後的軍事因素、區劃沿革、興衰治亂，更是如數家珍，讓親臨其地的人汗顏無比。 顧祖禹從29歲開始著述《讀史方輿紀要》，以二十一史為基本文獻，結合地方志，出入經史子集之間，旁及稗官野史之言「凡百十種」；考訂同類著作一千餘家，列為書目。這在交通、通訊極度落後，學術資源極難獲得的古代，是高度令人震驚的。他寫作時使用的很多書籍是歷盡艱難、徒步遠行借來的，全靠自己手抄備份，以保證如期歸還後還可隨時查閱。又因為他堅決不接受清朝的官位俸祿，生活非常拮据，他靠教授私塾支持自己的研究，雖然「子號於前，婦嘆於室」，也從不放棄自己的志向。如此用了21年的時間，十易其稿，終於寫成是書；此後又用了11年的時間反覆修改，至死方休。 溯本追源，顧祖禹能寫成《紀要》一書，是有其不同尋常的家學淵源的。據祖禹的父親顧柔謙臨終所言，顧氏家族自兩漢以降，就是蘇南的學術領軍。至於近代，更是相繼湧現出好幾位對方輿學很有貢獻的先人。 首先是祖禹的高祖父顧大棟，關心邊防問題，曾在嘉靖朝親自去北部邊疆考察，寫成《九邊圖說》一書刊行於世。（注：明朝以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薊州、太原、固原為「九邊」）曾祖父顧文耀，萬曆年間出使九邊，悉心輿地，收穫頗豐。祖父顧龍章，「請纓有志，攬轡無年」，在祖禹父親顧柔謙9歲那年就不幸過世。顧柔謙精通史學，痛感科舉無益於世，有志於制度史和人文地理研究，以補《大明一統志》「於古今戰守攻取之要，類皆不詳；於山川條例，又復割裂失倫，源流不備」的缺失。不幸又遭逢明朝滅亡的大亂世，舉家避入常熟虞山隱居，最終貧病交加而死。臨終喟嘆「四海陸沉，九洲沸騰」，自己這一代人只能做到在下葬時保留故國的衣冠去見先人，後事如何，還看不到分曉。故國雖然已經不復存在，但「園陵宮闕、城廓山川儼然在望，而十五國（注：指明兩京十三布政使司）幅員、三百年之圖籍泯焉淪沒，文獻莫仿，能無悼嘆呼？」故而告誡祖禹，希望兒子能繼承先祖遺志，致力於這方面的研究，以竟自己未竟之志，也算是對歷史、對家族有一個交代了。 顧祖禹「匍匐嗚咽」，拜領父命，也才有了窮一生之力著述《讀史方輿紀要》的壯舉。等於說他是積五代人之力，窮一生之皓首，才完成了這一部曠世奇作。 那麼，顧祖禹積五代之功，耗時32年寫成的《讀史方輿紀要》，究竟是一本怎樣的書呢？ 祖禹的兄弟之交，著名學者魏禧評價此書為「數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之書」。另一位著名學者，同樣是祖禹好友的彭士望則評價該書：「讀古今上下數千百年之書，以自成一書；兼括數千百年之上，使數千百年下之人不能不讀。」倒是很讓人聯想到古人對《孫子兵法》的評價：前孫子者孫子不遺，後孫子者不遺孫子。 彭士望在為該書寫的敘言中還特別強調，這本書是文人和經生所根本寫不出來的。所謂「文人」，指的是文學才子或以幫閒文字為生的人；「經生」則指的是那些在科舉考試的功利導向下，以獵取功名為目的而讀死書、死讀書的人。 下面就讓我們具體看一下，這究竟是怎樣一部奇書；又為什麼說文人和經生寫不出來？ 《紀要》的傳承與創新 書名《讀史方輿紀要》，關鍵字有兩個，一個是「史」，一個是「方輿」。史就是歷史，那什麼是「方輿」呢？ 方輿，典出自宋玉的〈大言賦〉：「方地為輿（一作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之外。」「輿」就是車；「方地為輿」就是地載萬物如同車的意思。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方輿」逐漸演變為地理學的代名詞，其中同時包含了靜與動，自然與人文兩層含義。「方」（地）主自然，主靜，但包羅萬象、四時更迭中自有變化。「輿」主人文，主動，但人類接觸自然、發現自然，賦予自然山川以人文精神的目的，卻是動中求一靜。也就是《大學》所揭示的「知止」，最終達到「止於至善」的目的。所以中國文化的最高境界不是駕馭自然，而是求天人合一；不是征服別人，而是超越自我。 顧祖禹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有創新。他在敘言中將方輿定義為：「地道靜而有恆」為方，「博而職載」為輿。依然是一個動與靜，自然與人文的合一。而他將「讀史」與「方輿」結合在一起，就是在動與靜、自然與人文的平面結合的基礎上，再加上歷代的治亂興衰、河山變遷的縱向維度，形成一個立體的綜合，最終擇其「要」而「紀」之，成為一家之言。 一部《紀要》，130卷，280多萬字，附輿地要覽圖36幅，沿革表35份。洋洋灑灑，蔚為大觀。 卷首錄有魏禧、彭士望寫的兩篇敘，和熊開元、吳興祚寫的兩篇序，以及祖禹自己寫的三篇敘。在第一篇自敘中，祖禹追述了自己的家世，並揭明撰寫該書的緣起和目的。第二、第三篇敘，則以主客問答的形式，闡明全書大義，並附有凡例26則，介紹全書的寫作體例。 正文130卷，前9卷寫「歷代州域形勢」，以歷史為經，以方輿為緯，從上古一直講到作者的時代。等於是用作者自己定義的「方輿學」的視角，將中國歷史重新梳理了一遍。 接下來的114卷，按照明朝兩京（南、北直隸）、十三布政使司的劃分，逐區講述，以方輿為綱，歷史為目，一山一水，一城一池，和戰攻守，治亂興衰，娓娓道來，如數家珍。實在是研讀中國歷史不可或缺的百科全書。 接著用了6卷的篇幅講川瀆異同，最後以一卷天文分野結束全書。全書以地理始，而以天文終。如高山，如巨海，包羅萬象。這樣一部書放在今天，不知要集合多少學者，花費多少資金、時間，還不一定能完成。而顧祖禹卻在惡劣的環境中，靠一人之力完成於孤鄉僻壤，給國人留下這樣一個寶藏。不能不讓後人深表敬服，三致意焉。 前面說顧祖禹在繼承中有創新，其創獲歸納起來，主要有下面六點： 第一，將歷史學與方輿學作了立體嫁接。這一點前面已有論述。 第二，認為「方輿」是處於不斷變化中的一個動態概念。故而要以方輿解史，還要以史證方輿，二者要相互為用。 首先，自然的方輿是不斷變遷的，如河道、土質、氣候都處於變動狀態。不能以不變的眼光盲目將一時的方輿資訊套不同的時代。其次，人文的方輿也是不斷變化的。論其體，在山川固定的情況下，由於國都所在不同，一山一水的價值也會隨之變化。論其用，遠近險易都是相對的，如函谷關和劍閣，是公認的天險。但是，「秦人用函谷，卻六國而有餘，迨其末也，拒群盜而不足。諸葛武侯出劍閣，震秦隴，規三輔；劉禪有劍閣，而成都不能保也。」所以把握了自然地理資料及其變遷，只是在技術層面具備了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的基本前提。還要將之放進具體的區劃、制度、社會環境中，才能真正做到從方輿入手，得治亂興衰之本。所以說，「陰陽無常位，寒暑無常時，險易無常處。知此義者而後可以與論方輿」。 第三，將地利分為自然的地利和人文的地利，並指出前者是後者的基礎，後者是前者的昇華。戰爭中真正的決勝因素，不是自然的地利而是人文的地利。 所謂自然的地利，指山林險阻、江河湖沼這些自然地貌在軍事活動中對通達性的影響；而人文的地利則指人的理解與運用。一般人只知道名山大川、金城湯池為險，卻不知道名將運用之妙，可以以直為直，以迂為迂，還可以以直為迂，以迂為直；可以以險為險，以易為易，還可以以險為易，以易為險。如趙奢之救閼與，鄧艾之滅蜀，蒙古軍之大迂迴，都是靈活駕馭地利制勝的典範。所以說：「知求地利於崇山深谷、名城大都，而不知地利即在指掌之際，烏足與言地利哉？……地利之微，圖不能載，論不能詳，而變化於神明不測之心，所謂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者乎！」 第四，彰顯戰略指導的功用，認為平日對地利的研究，重於臨時對鄉導的依賴。前者是一個思想概念，後者是一個技術概念；技術是割裂的，思想是統一的，技術要有思想指導。 這裡的「鄉導」指的是戰爭中對地理資訊的技術性搜集，與現代戰爭中由衛星、預警機、偵察機、偵察分隊組成的立體偵搜系統，可謂一脈相承。《孫子》說，「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顧祖禹認為這是知本之論，是因為孫子先有一個戰略指導思想為本，再以鄉導為用，所以能取勝，其實質是戰略思想與技術單位的結合。地理認知可以通過平日的資訊收集和理論分析得到，但運用卻需要戰略思想作指導。後人不知其本，認為取勝的關鍵就在於技術本身，這就是捨本逐末。一定是要先有思想，而後孫臏才能借馬陵之險，「定入魏之謀」；韓信才能列背水之陣，「決勝趙之計」。山河依舊，而名將不常有。同樣是圍魏救趙，孫臏能不入趙而救趙，袁紹卻既丟了烏巢又沒有攻破曹操的大營。同樣是置之死地而後生，韓信能滅人一國，馬謖卻覆己一軍，而地利依舊只是一個地利啊！ 第五，對方輿學的適用範疇進行了新定位。顧氏認為，方輿學的適用範疇可以分為兩大類六小類。 第一大類為戰時運用，包括： 1. 技、戰術層面的運用，略相當於今日之軍事地理學； 2. 戰略層面的運用，略相當於今日之地緣戰略學。 第二大類為平時運用，包括： 1. 治理國家層面的運用；（從定都到政治區劃，無不需要瞭解方輿學） 2. 國際關係層面的運用；（天子外交，和「宰相佐天子以經邦」，處理邊疆問題，規劃內部發展，都需要瞭解方輿學） 3. 經濟發展層面的運用； 4. 民眾基本生活中的運用。 這個劃分和界定到今天依然有重大指導意義。 第六，全書能致廣大，但又能盡精微。 《紀要》一書，不僅架構宏大，而且內容精巧，高度注重細節。舉凡河流的河道變遷、分合生滅，一城一地的名稱變化、區劃沿革，同一地區不同時代的地理氣候變遷，同一時代不同地區的地理氣候差異，都是極瑣碎、極繁複，但又極重要的難題。而祖禹都能細心求證，反覆辯難，逐條證明，並最終落實在圖、表上，最令後人嘆為觀止。 熱鬧中的寂寞 顧祖禹積畢生之力，著述該書，耗盡形神，最終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辭世，享年61歲。在他有生之年，除於康熙五年在朋友的資助下，曾以《二十一史方輿紀要》的書名，出過一個早期簡編本外，全本並未刊行於世。他去世後，一開始顧家並不輕易以該書稿本示人，後來實在是家庭窮困，才以出售抄本補貼家用。於是各種抄本便開始在世間流傳，後來又逐漸出現了刻本，而且出現了多個版本，儼然有「暢銷書」的勢頭。 究其原因，在於該書規模宏大，很宜於妝點門面，加之圖文並茂，所以逐漸得到兩類人的青睞：一類是以類書妝點門面的有錢階層，一類是以藏書為樂的有閒階層。因此之故，個別版本刻印非常精美，附圖都做成對開的彩頁，極其適合藏書家把玩，更使該書身價不菲。 在這熱銷的背後，隱藏著的卻是一種深深的寂寥。因為祖禹當年感於時變，秉承先祖遺志，寫出這部書，絕不是用來妝點門面的，更不是供人把玩的。其一番經世濟用的志氣竟最終湮滅在藏書家的把玩裡，不能不令人喟嘆。之所以如此，是和清朝的科舉制度與統治者的文化政策有莫大關聯的。 清朝繼承明朝的遺制，以八股科舉取士，並以此作為加強統治階層輿論控制和文化控制的一個國策推行。當整個國家都為這種功利化的教育觀所左右時，統治階層的政治控制也就不知不覺的滲透到了知識界的深處。在這種環境下，科舉考試的內容雖然是「學非所用，用非所學」，卻是直接和一個人的前程密切聯繫，經世致用之學反而沒有地位。顧祖禹的《紀要》能在藏書家之手得以推廣，尚且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總比同時代那些徹底失傳的書籍要幸運些。但《紀要》的曲折經歷卻沒有就此結束。 左宗棠與《紀要》 《紀要》遇到的第一個能學以致用的讀者是左宗棠。在同治中興四大名臣裡面，左宗棠是科舉成績最差的，而其成績之差正是拜《紀要》所賜。 本來，左宗棠的科舉成績是很好的，他15歲時取得童生的資格，16歲參加府試還是第二名的好成績。接著再通過院試就可以成為生員，如此一路考下去，本可以順風滿帆。沒想到就在這個時候，左的母親不幸去世。按清朝的規矩，孝子要丁憂27個月，期間官員必須離崗，考生不能考試。就在丁憂期間，左很偶然的在書店買到了一部《讀史方輿紀要》，一讀之下，不能釋卷，深深為其內容所激盪。而更巧合的是，左的母憂還沒有結束，他的父親又去世，於是接著守父孝。也就等於他可以有更長的時間，心無旁騖的鑽研《紀要》中的經世致用之學。 有時候人的命運就是這樣被很偶然的改變。左宗棠在丁憂前還是一個專心科舉的好學生，到守孝結束，就變成一個慨然有志於事功，而對科舉喪失興趣的有志青年了。在當時那種環境中，左在丁憂期間看《紀要》，被看作是一種很不著調的行為。他的同學「莫不竊笑，以為無所用之」。 果然，從此之後，左的科舉成績直線下降，先是靠捐錢買了個監生，接著又僥倖考了個舉人，再後來就難以為繼了。到他40歲的時候，還是要錢沒錢，要文憑沒文憑，要職務沒職務，只能當個教書先生。他雖然先後遇到過兩個欣賞他的封疆大吏，一個是陶澍，一個是林則徐，但陶死得早，林又因鴉片戰爭被貶官。左宗棠不免哀嘆，除非當今皇上也像當年殷高宗做夢訪賢，周文王占卜找到姜子牙那樣見到自己，恐怕自己這輩子是沒有出頭之日了。 但太平天國戰爭改變了他的命運。因為這場戰爭，左異軍突起，盡展平生所學，在短短三年多的時間內，由一個在野舉人，變成了閩浙總督，並加太子少保銜，賞穿黃馬褂。當時人都震驚於左的超級官運，但很少有人想到左過人的軍事才華，和他長期忍受的寂寞和煎熬。 再後來，左宗棠經略陝甘，出兵西北，剿滅阿古柏叛軍，收復新疆，更是達到他一生功業的頂端。左經略西北，在外交上利用英俄矛盾，在軍事上主張緩進急戰，沿途招攬流民屯田，開發水利，種樹綠化，緩和民族矛盾，以求從生態、民生上根本解決西北問題。前後歷時七年，備嘗甘苦，此後又推進新疆的立省工作。其以武功始，而以文治終，觀其前後所規劃，每多得益於《紀要》一書。但遺憾的是，《紀要》一書卻沒有因為左的功成名就而彰顯於世。按理說，以左的特殊經歷，本該對科舉制度深惡痛絕才對。但相反，他在西征期間，以一品大員的身分上書朝廷，要請假回京參加科舉考試，成為京師的天字號大新聞。別說這個時候軍情緊急，就算是和平年代，朝廷也不會讓他老頭子去參加考試。最終以特恩賞他一個進士出身的文憑而結束這場鬧劇。 為什麼左如此注重「科名」呢？因為按大清的規矩，沒有這個「科名」，再大的功勞，生前不能入閣，死後不能得到「文」字打頭的諡號。所以左還是一個很注重這些得失的人，而且是一個很精明的人。唯其過於精明，不免逐漸融入現行的官僚制度，而失去昔時的一番銳氣。所以根本不用等到左宗棠辭世，《紀要》一書便已經再次迅速的湮滅在一片歌功頌德、文過飾非之中，湮滅在科舉考試的學非所用、用非所學之中。這是時代的悲哀，更是左宗棠最大的遺憾。 梁啟超對《紀要》的再闡釋 歌功頌德與文過飾非終於救不了大清，在列強的交相侵略下，大清朝最終因為應對外力不當，而亡於內部革命。 舊秩序就此瓦解，新秩序卻未能建立，中國遂不幸陷入一個長期的軍閥混戰狀態。另一方面，歐美文明對中國的影響逐漸加大。在這個雙重衝擊下，一批激於世變的學者，開始對中國的歷史與文籍作新的梳理，於是《紀要》一書始成為學術界鄭重關注的對象。 其中梁啟超對《紀要》一書評價甚高。他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稱該書為「曠古一絕作」，又在《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史》中，稱該書為一部「極有別裁之軍事地理」著作。 當時頗有一些人認為，在海通（全球化）後的當今時代，中國所面臨的形勢和古代已經根本不同，而《紀要》一書所載仍是中國傳統範疇，其價值主要在於歷史考據，已經沒有多少實用價值。對此，梁啟超認為，直接從《紀要》中提取「用」的內容確實面臨著一個時代變遷的問題，但如能把握該書的研究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和著述體裁，仍可有大用。 問題的實質在於，任何一本書都是有體有用。體是根本，是作者的思想與智慧，可以超越時代的局限；而用是末節，往往受時代與技術的限制。關於《紀要》的「用」，梁任公認為，當年顧祖禹著述《紀要》，是包含了光復明朝的志向，今天時過境遷，如果直接用來「自強」，已經是「半不適用」了。但由於中國的內戰還在延續，所以《紀要》仍可發揮直接功用。 這個評價在當時得到了大家的認同，沒想到歷史多情，比梁任公還青睞《紀要》一書的「用」。就在任公辭世三年後，日本開始逐步蠶食中國，並最終在任公逝世八年後，與中國陷入全面的戰爭狀態。在這一場歷時八年的空前慘烈的長期戰爭中，由於敵強我弱，戰爭基本上是在中國的國土上進行的。這個時候，本正是《紀要》大放異彩的機會。但不幸的是，歷史留給中國人的記憶，卻更多的是一種切膚之痛。 《紀要》在日本 原來，在國人對《紀要》長期淡漠的同時，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卻對這部書高度重視。 這種重視的背後是日本對中國長期的覬覦之心，所以參謀本部是研究《紀要》的本陣。當時日本軍方特別注重兩部書的研讀，一部是《讀史方輿紀要》，一部是《大清一統志》。後者名為徐乾學編修，主其事者其實是作為幕賓的顧祖禹、閻若璩、黃儀、胡渭四人，而其中的軍事指導和方輿考證主要是由祖禹主持。所以日本人拿這兩部書作研究，確實是下了番知己知彼的功夫的。 這個風氣同樣存在於當時日本的學術界。錢穆先生早在抗戰前就注意到瀧川資言寫《史記會注考證》，提到地名必引《紀要》，而且是反覆徵引，不厭其煩。當時錢先生就提醒國人注意此點。（事見錢穆《師友雜憶》） 到民國26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時，日軍可以說是絕對的有備而來。其在北線用兵，不從北面攻北平，而是先集中兵力取南苑，然後自南向北逆向席捲二十九軍。其南下追擊，避開鐵路，而以子牙河與大運河為補給線，用兵路徑每出乎守軍意料之外。其入晉，先取陽高和三千戶嶺，再攻天鎮，兵不血刃而陷大同，再取道平型關入晉中。以第五師團自北向南攻忻口，威脅太原正面，繼之以第二十師團、第一○九師團主力和第一○八師團部分兵力自東向西，由河北入山西，取道娘子關，襲太原之側背。其在南線，於淞滬會戰後期登陸杭州灣夾擊我軍側背。取勝後向南京方向追擊，除以一路向「長江─太湖」之蜂腰地帶作正面推進外，更以一路在海軍支援下沿長江推進，一路經太湖之南向南京做周邊包抄，再以一路兵濟舟橫越太湖，迂迴攻擊我蘇南既設國防線之後背。得手後，仍兵分數路，在制空權和制水權的支持下，以大迂迴姿態分進合擊，先在周邊斷我南京守軍去路，再向南京城展開突擊。其中一路部隊甚至已經迂迴至長江之北。 這些個打法可以說都是頗得《紀要》之「用」的故智。可嘆國人今天講起這段歷史反而多感到茫然，輕率歸因於漢奸的引路。卻忘記顧祖禹早就告誡國人，苟有備而來，用「鄉導」已經是最後的末節了。最簡單的一點，當時日軍手中的中國地圖竟普遍比中國軍隊使用的還要精確詳細，單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們好好反思了。 丁文江與《紀要》的再運用 值得慶幸的是，日本人雖得《紀要》之用，卻未通《紀要》之體。他們太執著於功利性的短平快之「用」，沒有一個宏觀的戰略本體，只是支離破碎的用兵，終不免越陷越深。當時中國雖然整體的國家實力和國民教育水準不如日本，但在知識精英中卻產生了一批能夠繼承儒林傳統的豪傑，為國難而奔走。丁文江算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人物。 丁文江，字在君，江蘇泰興人，生於光緒十三年三月二十日（1887年4月13日）。6歲前就已熟讀《三國演義》，6歲後開始看《綱鑑易知錄》，擴展於前四史、《資治通鑑》，乃至於宋明儒學的語錄學案。對於顧亭林的《日知錄》、王船山的《讀通鑑論》、黃梨洲的《明夷待訪錄》尤其喜愛，反覆攻讀。他寫文章先是師法韓愈，後改宗東坡。在這個基礎上，丁氏16歲留學日本，有感於留日學生不學無術而喜談政治，乃於18歲轉赴英國繼續求學，當時他只學了兩個月的英語，手邊的錢剛好夠買船票。在英國，丁氏從中學開始上起，一年跳三級，兩年考入劍橋大學，因無力承擔高昂學費而於半年後退學，後考入葛拉斯哥大學，最終獲得動物學和地理學的雙科畢業。這期間他學的都是西洋的自然科學，但可貴的是他從未曾失去一顆中國文化的心靈。他26歲回國，很偶然的機會接觸到了《徐霞客遊記》，深為震撼，開始對中國固有的方輿著作，進行一個新的梳理和研究。並要求自己學霞客所未學，記《遊記》所未記，時人稱讚他是「當代徐霞客」，絕不為過。不僅不為過，筆者妄議先賢，以為丁氏不僅是一個徐霞客，直可以說是徐霞客與顧祖禹的合體。 丁文江雖未像左宗棠那樣用上幾年時間專門研讀《紀要》，卻能在對祖國大好河山的勘測中，自悟其體用。不僅對華夏河山有一番自己的戰略解讀，而又能將這個解讀與當時的國際關係分析相結合，最讓後人擊節驚嘆。真不愧是顧祖禹的隔代知音。 他認為，顧祖禹著書，和顧亭林一樣，都是「身經亡國之痛，終身研究地理，其實是終身研究軍事，研究戰略，他們都是有遠見的，有深意的」。而當時中國的基層軍官普遍素質不高，很多人上完軍校還不能讀圖，不免令其心憂。他認為軍校一定要改革，要做到： 1. 教員的選擇必須採取嚴格的學術標準。 2. 學生的選擇必須廢除保送制度，必須用嚴格的入學考試來選拔最優秀的人才。 3. 學校必須有第一流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等學系，要使學軍事的人能夠得到軍事以外的現代學識。 這三點建議，他向孫傳芳說過，後來也對蔣介石說過，可惜都沒有得到落實。而日本的侵略步伐卻不會因為中國當局沒有準備好而放慢。 早在民國16年的4月，丁氏在寫給胡適之的信中就提到「中國存亡安危之關鍵在於日本」。四年半後，日本果然發起九一八事變，鯨吞東三省；22年又入侵熱河。中國軍隊開拔前竟向民事機關要地圖，而民事機關只好匆忙從市面上買些簡圖交差，形同鬧劇。 在這種國事日非的環境裡，丁文江一面致力於北大地質學的學科建設，一面開始系統的探究中日關係，於是也才有了24年夏天的戲劇性一幕。 我們知道，自九一八國難之後，中日關係急轉直下，戰爭只是個時間問題。由於敵強我弱，所以未來的戰爭注定是持久戰，東部地區很難長期堅守，要退往西部作持久抵抗。一開始，南京方面把抵抗的大本營定在了西安，但經過考察覺得不合適，於是轉向西南。到24年夏天，經過對川、滇、黔、陝各省的考察，政府高層終於確立了「四川黔陝為核心，甘滇為後方」的基本抗戰方針。 這是當時最高的國防機密，國民政府下面的很多封疆大吏都是不知道的。沒想到，西南考察剛一結束，天津《大公報》就在7月21日登載了丁文江〈蘇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頁及其教訓〉的文章，向國民呼籲：「華北是我們的烏克蘭，湖南、江西、四川是我們的烏拉爾山……雲貴是我們的堪察加……我願我們大家準備退到堪察加去！」 這幾句話看似簡單，其實是作者長期歷練中得出的肺腑之言。早在世紀之初，他就深入邊陲，勘探地質，開發民生，如入世外桃源，竟不知一戰之爆發！九一八後，丁氏知中日必有一戰，意識到中國的煤炭資源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河南與山東，而這四個省一旦開戰全部難以長期堅守，所以他號召國人開發西南，加大戰略縱深，為即將到來的中日決戰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注：丁文江自己說到做到，身體力行，並最終獻出自己的生命。）胡適稱這個呼籲是「一個真實的愛國者」「最後的哀呼」，實不為過。 此文一出，南京政府高層震動，第一反應就是認定這中間發生了洩密事件，於是展開秘密調查。調查的結果是根本就沒有洩密，而是丁文江異曲同工的自己找到了相同的答案。於是情報部門採取了冷處理的方法，既不支持也不反對，總之不發表意見，以免弄巧成拙，引起日本的注意。而日本沒有想到這就是中國的整個戰略，更沒想到中國人能夠以空前的組織力和極堅強的意志力將之實現。 一場潛在的危機就這樣消於無形。有驚無險之後，據說蔣介石事後也不得不對丁氏的戰略眼光表示佩服。 寂寥一奇書 故國百年夢，彈指一揮間。 自然界多變遷，歷史中同樣充滿了滄海桑田。在抗戰都似乎已經恍如隔世的今天，再談顧祖禹和他的《讀史方輿紀要》，似乎不免有些食古不化的迂腐。君不見，在今天很多大學的圖書館裡，都可以輕易的找到新版的《紀要》，但見整整齊齊的擺在書架上，常年一動不動。不免令人唏噓。 山河依舊在，寂寥一奇書。 其實有時候想一想，寂寞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前所述，《紀要》在清朝也曾經很火過，所以顧氏後人才能靠以40兩銀子一部的價格出售抄本補貼家用。但那卻是一種虛火，表現的正是當時知識界的墮落，與其在虛火中喪失其本真，倒不如在寂寞中保留一份真面目更好。 實際上，就算是在西力東漸、弱肉強食的十九世紀後半葉，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二十世紀前半葉，中華文明的傳統仍頑強的在夾縫中傳承。無論是錢穆先生的強調歷史地理與制度研究是史學的兩大支柱，還是其高足嚴耕望先生的以一己之力獨撰《唐代交通圖考》，都無不給今日的國人以深深的激越。顧氏九泉有知，也當欣慰「吾道不孤」。今日海峽兩岸14億人在這錦繡河山間繁衍滋長，豈無臥虎藏龍？很有可能，徐霞客、顧祖禹就在我們身邊，丁文江也正在泛舟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