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

作者:曾尔恕 试论《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 如果将美国的成长进行拟人化的考察，则应当从他的襁褓时期开始，“应当追溯他的过去，应当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当观察他最初目击的事物，应当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当看一看显示他顽强性的最初奋斗。” [1]1776年6月11日至28日之间，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在他费城住所的二楼上起草了独立的美利坚联合诸邦的“出生证”——《独立宣言》。7月4日，《独立宣言》被印刷成文，向全世界发出新大陆初生的十三个联合诸邦独立解放的第一声震撼人心的呐喊，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个刚刚与它的宗主国——英国母体剪断脐带的新生儿最初的反叛性格：“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是损害这些目的的，那末，人民就有权利来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2]《宣言》列举了英政府“怙恶不悛、倒行逆施的历史”，并且声明“我们曾经提醒他们注意到我们在此地移殖和居住的实际情况。我们曾经向他们天生的正义感和侠义精神呼吁，而且我们也曾经用我们那同文同种的亲谊向他们恳切陈词，要求取消那些倒行逆施的暴政，认为那些暴政势必将使我们之间的联系和友谊归于破裂。然而，他们也同样地把这正义的、血肉之亲的呼吁置若罔闻。” [3]《宣言》郑重宣告：联合殖民地从此成为、而且名正言顺地应当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它们解除对英王的一切隶属关系，而它们与大不列颠王国之间的一切政治关系亦应从此完全废止。作为自由独立国家，它们享有全权去宣战、媾和、缔结同盟、建立商务关系，或采取一切其他凡为独立国家所理应采取的行动和事宜。 《独立宣言》不仅是美国民族独立的战斗檄文，还是美国立国的宪法性文件，它对天赋人权的强调“融会了启蒙运动的两大思想传统——自由主义（强调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保护）和共和主义（强调公民对公共事的参与）——构建了新的美国自由的传统，” [4]奠定了美国宪法创新的思想基础。杰斐逊本人为此而感到自豪，他在为自己的墓碑撰写的墓志铭中写道：“美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州宗教自由法规的起草人，弗吉尼亚大学之父。”在《独立宣言》发布多年以后，杰斐逊说明了《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独立宣言》既不想独树一帜地创造原则或情感，也不是抄袭任何前人的著作，它的目的在于表达美洲殖民地人的心愿，并使那种表达的方式具有当时形势所要求的风格和精神。因此它的全部根据就是以当时和谐一致的情感为依据的，这种情感有的表现在日常的谈话里和信件里，有的表现在出版的论文里或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洛克、悉尼 [5]等人所著的有关公权的基础读物里。” [6]《独立宣言》凝练了在它之前诸多思想家、法学家的政治法律思想的精华，连接着爱国者和热爱自由的人们的情感，得到世界的普遍赞誉。本文主要从两方面对《独立宣言》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创新进行探讨，以理解它对美国宪法的影响。 一 许多有代表性的美国历史教科书或著作都认为，在上述所有的政治思想家中，给杰斐逊影响最大的，首推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7]洛克在他的主要的政治思想著作《政府论》中论证英国资产阶级有权推翻封建专制君主的时候，提出每个人都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等个人权利的主张。他认为政府的唯一目的就是保障这些天赋的权利，当这些权利受到君主的蹂躏而不是维护时，社会契约便遭到破坏，人们就有权推翻统治者。杰斐逊笃信洛克提出的天赋人权的基本原则，甚至认为洛克的“《政府论》这本篇幅不大的著作，就其本身而论，是完整无缺的。” [8]但是，《独立宣言》提出的反对英国殖民者的理论根据并没有照搬洛克的思想，而是“稳固地建立在本土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之上的思想”， [9]并且已经付诸实践。大约在《独立宣言》发表6周以前，弗吉尼亚州通过了包含第一个美国权利法案的宪法，它确立的如下思想与《宣言》提出的政治哲学基本相同：一切人，生来享有平等的自由权、自立权以及一定的固有权利；在进入社会时，其生命和自由不得依任何契约而丧失或剥夺，并且有权获得和占有财产，有权追求和得到幸福与安全。 从北美殖民地本土的情况和经验出发，《独立宣言》至少在三方面提出与洛克的人权理论不同的新的命题： （一）与人类的其他权利相比，平等权是首要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天赋权利。杰斐逊说：“愿《独立宣言》在全世界成为唤起人类的信号，……科学之光的全面传播已经使每一个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样一个明显的真理，即：广大人类并不是生来在背上就有一副鞍子的，而少数的幸运儿也不是生来就穿着马靴和装上马刺，蒙上帝的恩惠可以随时理所当然地骑在他们身上的。” [10]杰斐逊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一个种植园主家庭，本人是奴隶主。但在他开始他的政治生涯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州议会提出一项废除奴隶制的办法。在他起草的《独立宣言》的原稿中，本来有谴责奴隶制的文字。他认为奴隶制破坏了人类的天赋权利，侵犯了黑人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权利。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愿意牺牲自己，以求通过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使我们摆脱这种严厉的指责。如果能用那种办法全面解放和遣返奴隶，那么，舍弃那种命名不当的财产（奴隶），是一件不会使我有所犹豫的小事。” [11]不过，当时多数激进的共和党人承认，某些自然差别是不可避免的：“弱小与强大，聪明和愚蠢，甚至贫穷与富有，博学与无知都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在真正的共和社会里，只要不是由自然的差别产生的，这些人为的差别就绝不会是极端的。” [12]所以，《独立宣言》并不主张自然平等，并不承认人类在一切方面都是平等的，它只是宣布人民平等地享有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既不来自政府的恩赐，也不来自任何人的赠与，而是与生俱来的。正如《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1735—1826）于1814年对平等权的阐释：“人们生来就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每个人都与其他任何人一样享有属于自己的、明确的、合乎道德的、神圣的权利。这在世界上无疑是一种合乎道德的政府。关于一切人生来就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才能，平等的社会影响，平等的财产和平等的终身利益等等的说教，就如和尚、巫师、婆罗门教徒、喇嘛教徒或者那些自命的法国革命的哲学家们所布讲的教义一样，是企图使人轻信的十足的谎言。” [13] 具体而言，《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平等权是指北美殖民地与英国之间关系的平等以及权利的平等。《宣言》强调，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并非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依附关系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且殖民地人民享有与英国人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关于平等的原则，《独立宣言》宣布殖民地独立的逻辑思路是： 首先，北美殖民地和英国原本是平等地由一个君主进行统治的，殖民地政府原本是存在于英国宪法之下的。在殖民者的心目中，在18世纪所有启蒙的地方，英国宪法是“完美的制度”，“它根深蒂固”，“它的原则来自上帝，能为每个坚持它的人所用”。只是由于英王“剥夺了”殖民地的“宪章”，废弃了殖民地“那些最宝贵的法令”，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政府的形式”，“他那一切的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都只有一个直接的目的，即在我们各州建立一种绝对专制的统治”，所以“一个如此罪恶昭彰的君主，其一切的行为都可以确认为暴君，实不堪做一个自由民族的统治者”。 [14] 其次，殖民地人民与英国人同族同语，原本有着平等的自由和权利。殖民地人民在美洲应该像留居英国一样地自由。如《独立宣言》的署名者之一—霍浦金斯所说，“普天之下，为了失去自由而甘愿离开祖国，在一个新的和未开垦的国家历尽千辛万苦，这样的人是绝无仅有的”， [15]是英国政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对殖民地人民实施暴政，侵犯了殖民地人民原本就应当享有的法定的权利，从而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殖民地人民才宣布独立，以维护自己的自由与权利。《独立宣言》写道：“我们对于我们那些英国兄弟们也不是没有注意的。……我们曾经提醒他们注意到我们在此地移殖和居住的情况。……而且我们也曾经用我们那同文同种的亲宜向他们恳切陈词……。然而，他们也同样地把这正义的、血肉之亲的呼吁置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与他们有分离的必要。” [16] 最后，既然英国臣民的权利是北美殖民地人民应得权利的依据，如果不获承认，那么，人人享有的天赋权利便成为他们实现独立的论点的基础。因为在政府成立之前，人存在于“自然状态”，只受制于“自然规律”，并且具有一些先于政府、强于政府的天赋权利。这些天赋的权利是政治权利的政治基础，因此，“英国政府的行为即使是绝对合法的，也仍然被视为违反人的固有的权利。” [17] 从历史上看，1763年以前，北美人民一般仍把自己看作是英王的臣民，并没有独立的想法。甚至迟至1774年，约翰•亚当斯还把独立比喻为“一种面目狰狞的恶鬼，会使孱弱的人当面邂逅而大惊失色。” [18]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后，新组成的格伦威尔内阁代表重商主义势力，加强了对各殖民地的奴役和掠夺，在政治、经济上对北美殖民地实行高压政策，这对殖民地的自主性发展构成严重威胁，导致殖民地人民与英国统治集团矛盾的日益尖锐化。以英国议会的《印花税法》为突破口，殖民地人民开始质疑英国政府的政策。他们根据“无代表不征税”的原则，提出除非他们自己选举的代表外，别人不得向他们征税，这是他们作为英国人的合法权利。1765年反《印花税法》大会的决议案 [19]明确表达北美殖民地人民和英国居民享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的正当性。该“决议案”指出：“1.居住在这些殖民地的陛下的臣民，与那些出生在陛下本邦的臣民一样，对大不列颠国王负有同等忠诚的义务，并对大不列颠尊严的国会负有一切理所当然的服从的义务；2.居住在这些殖民地的陛下的臣民，理应享有陛下那些出生在大不列颠王国本土的臣民所固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这些殖民地的发展、繁荣和安宁，系于其能充分而无碍地享受它们的权利和自由，并系于其与大不列颠之间的互相友好和互相有利的往来。” [20]从反《印花税法》决议到《独立宣言》发表的10年间，关于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问题的辩论一直持续，涌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其中一些人的雄辩对鼓动和组织殖民地人民有重要影响。因此，《独立宣言》所表明的殖民地人民享有与英国人同样权利的思想，只是在北美已经延续了10年之久的政治辩论的继续和总结。这些思想曾被后来成为美国开国领袖的政治家大胆而有力地表述过。如，迪金森 [21]宣称：“我们的自由并非来自特许状，因为特许状仅仅宣告了先在的权利。它们不依靠羊皮纸文件或御玺，而是来自上帝和万物之灵。”约翰•亚当斯 [22]说：权利建立于“人性的结构，扎根于智力和道德世界，”来自“宇宙的伟大立法者”。汉密尔顿 [23]断言：“人类的神圣权利不能从老的羊皮纸文件或发霉的档案中去寻找。它们是由上帝亲手写在人性的全部篇幅上，宛如阳光普照，决不能被凡人的力量消除或遮蔽。” [24] 所以，《独立宣言》提出平等权是人类的首要权利的论断，不过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一直进行的维护权利斗争的继续。并且，《独立宣言》关于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诲的意义“不仅要树立一个一切人应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且还要防止复辟——向‘所有那些往后企图使自由人民重新回到专制主义这条可恶的老路上去的人’敲起警钟。” [25] （二）将“追求幸福”的权利视为人权的主要原则，以“追求幸福”的权利涵盖了“财产”权。“当洛克将自然法改变为人的权利之后，紧接着又将人的权利改变为所有权。而最终的结局是将国家建立在多数统治和保护财产安全这两个平衡且对立的概念之上。” [26]洛克认为，财产权与生存权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没有财产人就无法生存，人进入社会的原因就在于保护其财产，所以，相对于生命权和自由权的论述，洛克对财产权的论述要更多。在《政府论》（下篇）的第五章中，他用劳动价值论为占有财产的不平等作辩护，并努力证明这种不平等合乎社会契约。在杰斐逊看来，洛克的理论对财产权的强调还不够透彻，他以“追求幸福”一词涵盖了“财产权”，从而使《独立宣言》以高尚的语言掩盖了实质上只能由有产阶级才能享受的权利。有学者对此 评价 LEC评价法下载LEC评价法下载评价量规免费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学院评价表文档下载 ：“追求幸福的权利，意味着社会和政府要向人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幸福。拥有财产或经济平等，肯定就是这些提供的条件。” [27]换言之，杰斐逊是欲将经济或财产平等的原则作为实现他的政治革命的目的的物质条件。果然，出于有利于吸引民众参与共和政体的目的，在与《独立宣言》发表的同一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宪法提案（Proposed Constitution For Virginia）中写进了一项相对经济平等条款：“每个现在没有、原来不曾有过50英亩土地的成年人，都应该有权分得50英亩土地或者价值相当的财富，并对这些土地或财富拥有充分而绝对的所有权。” [28]杰斐逊认为，相对经济平等的存在，“使人们得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自由地参与公共生活，而不至于被迫一心想着个人的经济问题，从而使政治生活成为私人利益的角逐。那时政治生活可以真正服务于公共目的。” [29] 从实质意义来看，联系17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殖民政府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掠夺及其遭遇的反抗，《独立宣言》所维护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核心仍然是财产权。“1660年时，一般称为重商主义的那种经济学说，即追求经济实力以谋国家自足，是所有欧洲国家都认为理当奉行的。” [30]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的英国也不例外地接受重商主义的经济学说，逐渐形成对殖民地进行经济掠夺和控制的经济政策。从1660—1673年，英国通过了一系列贸易和航海条例。这些条例包含的原则主要有三个方面：英国同它的殖民地之间的一切贸易必须由英国或英属殖民地的船只承办；凡输入殖民地的一切欧洲商品，都必须先运到英国经英方征税后方可再装运；凡法律中列举的某些殖民地产品，如烟草、糖、棉、蓝靛只许运销英国。为了加强对殖民地的经济管理，1675年英国还在殖民地设立了“贵族贸易委员会”。虽然这些限制殖民地贸易的政策并没有能够阻止各殖民地在条例颁布后的一个世纪里的成长和繁荣，但却直接影响了北美的贸易。例如，“在克伦威尔当政时期原曾实行过向欧洲大陆直接输出烟草，这项贸易遭到禁止，就促成了弗吉尼亚的烟草价格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殖民地产品被载入列举单内，到美国革命前夕，唯一没有被列举的重要产品就只剩下咸鱼一项。” [31]除了对殖民地贸易权的控制外，英国殖民当局还发布法令禁止殖民地人民向北美西部迁移。1763年英王下令在北美建立包括东佛罗里达、西佛罗里达、魁北克和格林纳达在内的四个新的行政管理区域，将其以西的土地保留给印地安人，并由英国军队维持秩序。这一行动严重损害了殖民地政府的管理权，威胁和打击了那些企图到西部扩张的北美农场主的利益。为了缓解英国本土的财政困难，英国颁布的一系列对北美殖民地增加税收的条例，如1764年的《糖税法》、1765年的《印花税法》等，更是增加了殖民地人民在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总之，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经济控制和掠夺，使殖民地各阶层人民的财产权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直接影响到北美经济的发展，因而为北美殖民地人民所深恶痛绝，抗议之声连续不断、响彻各地。维护北美人民的财产权自然作为一项关乎北美人民实质性利益的重大权利，在《独立宣言》中得到突出反映。在《独立宣言》痛斥和列举的英国殖民者对北美人民犯下的“恶贯满盈”的罪行中，关于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一向抑制各州人口的增加。为此目的，他阻止批准‘外籍人归化法案’；他又拒绝批准其他的鼓励人民移殖的法令，并且更提高了新的‘土地分配法令’中的限制条例。”“他割断我们与世界各地的贸易；他不得到我们的允许就向我们强迫征税。”所以，“敌视英国的重商主义和期望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主义是美国革命的最重要的因素” [32]，《独立宣言》中以“追求幸福的权利”涵盖了财产权，尤其表达的是北美人民期望平等地进入世界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的迫切要求，以及有产者捍卫他们的既得财产权的革命权利。 （三）《独立宣言》表达了建构一种新的政府理论的观点，即“在一个实践领域里由被统治者决定政府的大政方针。” [33]在美国独立革命时期的政治法律学说中，除了对自由、平等和人类的天赋权利的信仰以外，还伴随着作为一切合法政府的必要基础的社会契约说。这一理论认为，如果人人生而平等，那么，除非自愿，任何政府都不得要求他们效忠或服从，一个公正和自由的政治社会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如果政府违背了被统治者的意志，人民（即“被统治者”）就有权利去改变或推翻它，其最高形式便是革命。 “被统治者同意”理论是在英国过去从未产生过的、纯粹的革命理论，它出自卢梭（J.J.Rousseau，1712—1778）和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的思想，“它完全宣告了欧洲政治学在美洲的不适用。” [34]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者卢梭是从两方面论证人民革命的正当性的：1.社会契约。在他的《社会契约论》首卷中论证政府权力的合法来源时，针对封建王权专制论的“人是生而不自由的”命题，提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35]解除桎梏人类自由的枷锁、恢复人类原有的自由权利的关键是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卢梭假定，人类在进入社会之前处于自然状态，并且由于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障碍在阻力上“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所以“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个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联合的个人又不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 [36]卢梭认为，这种足以抵御对于个人人身和财产的侵犯的结合的形式便是社会契约，并且“为了使社会公约不至于成为一纸空文，它就默契地包含着这样一种规定——唯有这一规定才能使其他规定具有力量——即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 [37]2.人民主权。卢梭认为，人民主权是公意的运用，所以就永远不能转让，并且主权者既然只是一个集体的生命，所以只能由他自己来代表自己。权力可以转移，但是意志却不可以转移。 [38]由于主权不可转让，因此也就不可分割。“被人认为是主权的各个部分的那些权利都是从属于主权的，并且永远要以至高无上的意志为前提，那些权利都不过是执行最高意志而已” [39]。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 [40]。在这里需要附带提出的是，在谈到宪政与自由的题目时，卢梭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受到当时及后来的自由主义者的诸多阐释与评说，甚至将他作为集权主义的先驱。例如，法国的贡斯当（1767—1830）从法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中得到的认识是，不受限制的人民主权的理论可能会成为对专制政治的支持。他警告道：“对人民主权的抽象承认，丝毫不会提高给予个人的自由的价值。如果我们认为那种主权具有它未必具有的广泛涵义，尽管有那个原则，或者正是因为那个原则，那么，自由可能就会丧失。” [41]就民主制度的合宪性而言，美国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认为：“在民主制度中，政治决定由某一特别实体（即人民）做出的，而不是由某个由个体组成的一部分人来决定”，是卢梭式的“政府反映普遍意愿”的思想。这一思想反映的是“共同兼顾民主概念”，而非“统计性的民主概念”。对于“政府来自人民”这一概念的统计性理解在美国的政治理论中更为人熟知，而共同兼顾性的民主这一概念似乎神秘莫测，而且听起来像是危险的集权主义。他认为，自我决定论（self-determination）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影响、也是最危险的一种政治理想。人民热切希望被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来统治，“对于人民来说，他们不仅仅归属于这一部分人，而且以某种特殊方式可以从这部分人中确认自己。他们只想被属于同一法律、或同一种族、或同一语言团体、或同一历史背景的成员们所统治，而不是除此以外的其他人。他们把不能满足他们这些要求的政治团体看作是专制统治，不管事实上这种统治是多么公正和令人满意”。 [42] 在《独立宣言》发表的前夕，1776年1月，一本名为《常识》的著作，用辛辣犀利的言辞向殖民地人民描述了乔治三世作为暴君的新形象，号召美洲人民推翻一切君王。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原籍英国，1774年赴北美投身独立革命运动。潘恩宣称：“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他们逃到这里来，并不是要避开母亲的抚慰，而是要避开吃人怪物的虐待；把最初的移民逐出乡里的那种暴政，还在追逐着他们的后代，这话对英国来说，至今仍然是适用的。” [43] 他预言：“由于问题从争论转到用武力对付，一个政治的新纪元开始了，一种新的思想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已经产生了。” [44]《常识》的出版预示美国的思想将发生巨变，在该书出版后6个月内，赞成独立和共和政体的情绪迅猛高涨。《独立宣言》关于“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产生的”这一理论表述，即表明了美国人民思想的深刻变化。 《独立宣言》发表之前的50年，对美国人来说，“英国宪法一直是英国自由制度的精华、人权自由的守护神……国家安定的基石、智慧累计的纪念碑和来自世界的赞美，迄今为止存在的政府都没有如此自由”。 [45]“每一天，人们都在吹捧英国宪法是天下最好的宪法”，1761年约翰•亚当斯曾这样写道，甚至一些制定印花税条例的国会议员“以能出生在这种完美形式的政府之下为荣耀”。 [46]甚至直到1776年，美国人都还仍然确信“我们拥有正义并且英国宪法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 [47]他们反复地坚持，他们才是英国宪法的真正捍卫者，甚至比英国人自己都更认为英国宪法是真正完美的宪法。然而，在观察对英国宪法广泛与热情的赞扬时，美国革命呈现出对英国宪法的质疑之音。革命者惊叹地表示，英国作为博爱和保护自由的最积极活跃的提倡者，“已经面目全非！地狱之门吞没了她。”“在长时间的腐蚀中，贿赂和贪污之手的挥舞下，它似乎已经溃烂到了核心部位。” [48]这是一个惊人的转变，到《独立宣言》发表前，摆脱英国统治、断绝和英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取消对英王效忠的义务已经成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共识。美国革命既是争取个人自由的斗争，又是一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事实上，这两种动机并不是相互竞争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对殖民地政治史（尤其是最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进行逻辑推导，就会发现对个人权利最完善的保护，体现在维护殖民地立法机关针对王室总督的、来之不易的特权之中；换句话说，体现在他们在当地称为他们的‘宪法’之中。” [49]解决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的冲突的最高方式便是革命，因此，“被统治者的同意”理论成为当时美国革命中引人注目的理论并且被付诸革命的实践。在这一理论之下，殖民地人民对英国的反抗有了双重理由：1.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2.即使英国政府的行为是合乎宪法的，也仍然违背殖民地人民与生具有的天赋权利。在这一理论之下，英国人长期以来的价值观仍被保留，美国人并没有创造任何应该拥有和遵守的新的权利或是新的原则，而只是宣布了他们应该保持的、过去一直拥有并遵守的英国人的传统权利和原则。《独立宣言》发表后，殖民地各州在它们的公告和州宪法中都表达了类似的语言——《马萨诸塞公告》（1776年）明确表示：“主权永远属于人民的主体，它从未授予也不能授予一人或少数人，伟大的造物主从未赋予人在持续的时间上或程度上无限压迫他人之权。”新罕布什尔州宪法断言不抵抗主义是“奴性、荒谬、破坏人类的福利和幸福。”宾夕法尼亚州宪法说：“社会有不容置疑、不可剥夺和不能取消的权利以该社会认为最有助于共同福利的方式改变、改革或废除政府。”特拉华州宪法指出：“委有立法和行政权之人民是公众的受托人和仆人，应以此种身份对其行为负责；因此，一旦政府的宗旨被歪曲，公民自由明显地遭到立法机关单独地或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狼狈为奸地破坏的威胁，人民可以而且应该建立新政府或改革旧政府。” [50] 二 《独立宣言》中表述的北美独立的依据，是作为欧洲文化理论而被广泛传播的自然法思想。当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时，这种理论在英国本土就已盛行，而“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一个半世纪之后，它成为导致北美殖民地与宗主国相分离的主要理论依据。” [51]对自然法思想进行考察，可以看到《独立宣言》所宣示的人民主权、社会契约、人民有起义的权利等理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程度不同的雏形，同时又与新生的美利坚共和国的独特环境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原创性理论： （一）法的自然正义的概念。根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宪法学教授爱德华•考文（Edward Corwin）的解析，自然法思想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伦理学》中提出的“自然正义”的概念。 [52]亚里士多德提出：在政治正义中，一部分是自然的，一部分是法律的。自然正义在每个地方都具有相同的效力，不依赖于人们的思想存在；而法律正义则是从自然中发现的，是对自然永恒不变性的摹仿。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的法哲学思想承袭了古希腊哲学。关于法的概念，西塞罗认为：“法律不是由人的才能想出来的，也不是什么人民的决议，而是某种凭借允行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 [53]他反复强调：“法律乃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以实现，便是法律。” [54]在法与正义的问题上，西塞罗否认和抨击了那些视一切由人民制定和通过的法律就是正义的法律的观点。他认为，“法律的制定是为了保障公民的福祉、国家的繁昌和人民的安宁而幸福的生活；那些首先通过这类法规的人曾经向人民宣布，他们可生活在荣耀和幸福之中。显然，他们便把这样制定和通过的条规称作法律。由此可以看出，当那些违背自己的诺言和声明，给人民制定有害的、不公正的法规的人立法时，他们什么都可以制定，只不过不是法律。”“同样，如果人民通过了有害的决议，不管这些决议是什么样的，它们也不应被称为法律。因此，法律是根据最古老的、一切事物的始源自然表述的对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区分，人类法律受自然指导，惩罚邪恶者，保障和维护高尚者。” [55]“如果正义在于服从成文法律和人民的决议，如果正像那些哲学家们断言的那样，一切都应以是否有利来衡量，那么这些法律便会遭到任何一个人的蔑视和破坏……”。 [56] 近代自然法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洛克，在为英国1688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新制度辩护时提出的理论，也是建筑在自然法理论之上的。他用整个《政府论》的上篇来驳斥君权神授学说，其结论扼要地见于《政府论》下篇的开端。他写道：“第一、亚当并不基于父亲身份的自然权利或上帝的明白赐予，享有对于他的儿女的那种权威，或对于世界的统辖权；第二，即使他享有这种权力，他的继承人并无权享有这种权力。”因为“没有自然法，也没有上帝的明文法，来确定在任何场合谁是合法继承人，就无从确定继承权因而也无从确定应该由谁来掌握统治权。”因为如此，洛克的结论是：“现在世界上的统治者要想从以亚当的个人统辖权和父权为一切权力的根源的说法中得到任何好处或从中取得丝毫权威，就成为不可能了。” [57]洛克认为，虽然在自然法的范围内，人们处于自由的自然状态，但并不可以放任。他说：“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 [58] “罪犯在触犯自然法时，已是表明自己按照理性和公道之外的 规则 编码规则下载淘宝规则下载天猫规则下载麻将竞赛规则pdf麻将竞赛规则pdf 生活，而理性和公道的规则正是上帝为人类的相互安全所设置的人类行为的尺度，所以谁玩忽和破坏了保障人类不受损害和暴力的约束，谁就对于人类是危险的。这既是对全人类的侵犯，对自然法所规定的全人类和平和安全的侵犯，因此，人人基于他所享有的保障一般人类的权利，就有权制止或在必要时毁灭所有对他们有害的东西，就可以给予触犯自然法的人以那种能促使其悔改的不幸遭遇，从而使他通过他的榜样使其他人不敢再犯同样的毛病。” [59] 《独立宣言》接受了源自希腊罗马的自然法思想并重新表达了法的自然正义的概念，它在开始即阐明：“在人类历史事件的进程中，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着的政治联系、而在世界列国之中取得那‘自然法则’和‘自然神明’所规定给他们的独立与平等的地位时，就有一种真诚的尊重人类公意的心理，要求他们一定要把那些迫使他们不得已而独立的原因宣布出来。” [60]《独立宣言》所列举的脱离英国的控制、实现民族独立的理由，也主要集中在英国法律的非正义性方面。它提出，北美人民正是由于英国政府一向拒绝那些对于公共福利最有用和最必要的法律，一向禁止批准那些紧急而迫切需要的法令，一向要北美人民屈服在那种与宪法格格不入、并且没有被法律所承认的管辖权下，批准他们那些假冒的法案，所以才被迫改变原先的政体。《独立宣言》表示：“我们这些集合在大会中的美利坚诸邦的代表们，吁请世界人士的最高裁判，来判断我们这些意图的正义性。”并且为了维护宣言的正义性宣誓：“谨以我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互相共同保证，永誓无贰。”[61] （二）法的民众选择性。在西塞罗那里，自然法思想融入了民众选择的概念。在《论法律》中，他以自然法为基础，在探讨法律的起源时指出法具有民众选择性。他说：“一些知识渊博的人认为应该从法律（lex）这一概念谈起。他们也许是对的，只是如果像他们界定的那样，法律仍是自然中固有的最高理性，它允许做应该做的事情，禁止相反的行为。当这种理性确立于人的心智并得到实现，便是法律。因此，他们通常认为，智慧即法律，其含义是智慧要求人们正确的行为，禁止人们违法。他们还认为，法律在希腊文中那样称呼，是因为它赋予每个人所应得，我认为我们的‘法律’一词来自‘选择’。 [62]希腊人赋予法律以公平概念，我们赋予法律以选择概念，实际上二者兼而有之。如果这些看法是正确的——我个人认为，这些看法一般说来是正确的，法（jus）的始端应导源于法律，因为法律乃是自然之力量，是明理之士的智慧和理性，是合法和不合法的尺度。但是因为我们的语言离不开民众的观念，因此必然有时按照民众的观念说话，从而像民众称呼的那样，称那些成文的、对他们希望的东西进行限定——或允许或禁止——的条规为法律。” [63]罗马大学的皮朗杰罗•卡达拉诺教授认为，“西塞罗对数千年来的政治思想做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就是因为他传播了‘法律’的罗马概念。由于让•雅克•卢梭的思想的影响，我们看到，这一概念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再现于1793年雅各宾派的宪法中。” [64]如同“共和国”的概念一样，西塞罗关于法律的民众选择性的概念也来自于罗马的“人民”的概念。在《论共和国》中，他提出“国家乃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 [65]在这个“人民”的定义中，体现出契约主义、意志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色彩。 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中论及自然法的时候，同样涉及到法的民众选择性的概念，不过他是在论述立法权时提到这一概念的。他认为：人的自然自由是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只受自然法的约束；而人的社会自由，是“除经人们同意在国家内所建立的立法权以外，不受其他任何立法权的支配；除了立法机关根据对它的委托制定的法律以外，不受任何意志的统辖或任何法律的约束。” [66]虽然洛克解释这个立法机关是体现“大多数的人的同意和决定”的机构，但是他又说：“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来行使立法权。” [67]“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人民方面仍然享有最高的权力来罢免或更换立法机关。” [68] 在《独立宣言》中，同样可以看到法的民众选择性的意思表达。“人民就有权利”、“人民就有义务”、“人民看来”、“对人民来说”、“广大人民的手中”、“人民自己”、“以这些殖民地的善良人民的名义”等短语频频出现在这一文件之中。这说明，在《独立宣言》发表时，基于共同人性而主张共同权利的单一共同体的意识已非常明确。但是，必须指出，在《独立宣言》中“人民”的含义并不包括黑人奴隶、印地安人、没有财产的男子和妇女。 （三）平等的法律观。“在西塞罗的自然法观的其它论点中，最突出的就是他的人类平等观”。 [69]在《论法律》中，论及人的独特属性时，他多次提出人类平等的观点：“如果我们深入观察人类社会和人们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便会很清楚。没有哪一种生物像我们相互之间如此近似、如此相同。只要风俗的堕落和认识的空乏没有能使我们软弱的心灵向它们起初希望的方向倾斜和扭转，那么我们每个人便仍都能像他自身，就像我们所有的人彼此相像一样。因此，不管对人作怎样的界定，它必定也对所有的人同样适用。” [70]洛克则从“论自然状态”中得出结论——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独立宣言》对于平等思想的吸纳和发展，如前所述不再赘言。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美洲人与英国人是同一民族，还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一直是独立战争前美洲殖民地居民与英国政府之间的争论要点之一。《独立宣言》的序言中使用了“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其与另一个民族之间迄今所存在着的政治联系”的话语，表明英国人已经被作为“另一个民族”来对待了。就殖民地本身而言，在《独立宣言》发表20年前的奥尔巴尼会议上 [71]，殖民地人民还曾经拒绝过关于联合的建议，而在《独立宣言》中已把北美殖民地人民自己称作“一个民族”，作为一个独立的共同体了。 《独立宣言》是对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有力的宣扬，它结合150年来北美人民的经历，第一次以政治宣言的形式，阐释了“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及人民有“反抗的权利”的理论，并通过革命的实践使之家喻户晓。亚伯拉罕•林肯对杰斐逊在《独立宣言》的发布上所作的伟大贡献做出高度评价：“一切光荣属于杰斐逊，属于这样的一个人：在单独一个民族为其独立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中，他具有足够的冷静、远见和聪睿，把一条可以适用于任何民族和任何时代的抽象真理纳入一个纯粹革命的文献，并使这条真理在那里永垂不朽，以致无论是在今天或永远的未来，它对于死灰复燃的暴政和压迫的先兆，都必定是一种谴责和阻碍。” [72] 三 《独立宣言》是指引美国人民献身于对自由、平等的理想王国的追求的理论，它包含着创建合众国的那一代人在18世纪对启蒙运动思想的理解和选择，“把他们自己对理性、对人性的可以完善、对道德感、对天意论、对进步的不可避免性或至少可能性等的看法，适应于他们自己在一个新国家的经验” [73]。它所提出的关于人类平等的学说照耀着美国宪法建立和不断发展的道路，成为初生的美国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强有力的杠杆。 《独立宣言》不仅是代表着北美殖民地各州抗击英国帝国主义革命的宣言，它意味着在北美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更为广泛的社会革命。宣言的发表使全力争取独立和实现共和的所有的美国人都期望在美国实现某种程度的改革，“到1776年为止，共和主义不仅成为是否适应于美国人的问题，而是成为了一件要急迫决定的问题。” [74]《独立宣言》使美国人意识到了共和主义的特点以及它对于人们的社会和道德要求。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把对君主体制的盲目崇拜和对贵族傲慢的屈从，从如此众多的人们的心目中完全根除”，不但令当时美国的建国领袖感到惊讶，更增强了他们的信心。 《独立宣言》强化了美国人民的法治观念，使美国人受到了充分的法律熏陶。它所阐释的“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和人民有“反抗的权利”的权利理论深深植根于美国民众的思想之中，并化作美国革命的实践。自由、平等和反抗压迫的概念从此铭刻在美国人民的心中，成为持久不灭的感情。《独立宣言》的发表，使美国人民相信为美国独立而进行的战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战争，它同时是一场法律上的斗争，“它至少是以解决法律问题的名义发动的，导致革命的冲突的原因，主要是对英国宪法上殖民地地位的解释存在差异。” [75]因此，独立战争以来，在美国人的观念中形成政治问题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普遍意识，而这正是宪法制定的思想基础。 《独立宣言》发表后，关于平等的理论首先在禁止奴隶贸易的问题上引起极大反应，及至1787年制宪会议上北方资产阶级代表与南方奴隶主代表在奴隶制问题上爆发激烈争议。北方各州通过法律表示，已在其州范围内的奴隶将最终一律获得解放。各州宪法响应《独立宣言》，声明“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南北战争后，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的制定和通过，虽然结束了黑人的奴隶地位，但“平等”的原则与不平等的现实之间的巨大冲突，一直向美国宪法提出严峻挑战。 平等的原则同样反对贵族特权主义。在1787年《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合众国不得授予任何贵族爵位。凡是在合众国政府受俸或任职的人，未经国会许可，不得接受外国国王、君主或国家所赠予的任何礼物、俸禄、官职或爵位。”各州宪法也都禁止其公民接受外国政府授予的贵族爵位。 《独立宣言》中提出政府是“被统治者”同意才成立的，是人民委托的结果，不得侵犯人民的利益与安全，这促使大多数州宪法中都包括了一个“权利法案”。据统计，从1776年至1787年，至少有8个州通过了专门的权利法案，其他州则在州宪法中写进了权利保护的专门条款。如1776年《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开宗明义宣布：人人生而自由和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在他们组成社会时，不能凭任何契约剥夺他们或他们的后裔的这些权利。这些权利就是以获取及占有财产、追求和享有幸福与安全的手段，来享受生命和自由的权利。 “法案”声明一切权利属于人民，政府是为了保障人民和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安全设立的，并且列举了政府不得限制的人民的权利，包括由陪审团进行审判、出版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正是由于《独立宣言》对人权的强调，体现了美国人民尤其是有产阶级对权利的理想与渴望，在1787年《美国宪法》制定后，交由各州批准的时候，遭到各州一致抵制，进而才在1789年第一届国会中以修正案的方式通过《权利法案》，并得到10个州的批准，正式成为联邦宪法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