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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支农的转型:兼具乡村建设与思想启蒙2011年04月24日 星期日 11:09大学生支农的转型:兼具乡村建设与思想启蒙


——一个支农人关于大学生支农往何处去的思考


作者:马永红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


我们习惯称呼自己为支农人,是因为我们参加了带有乡村建设色彩的大学生支农活动,而每当我们在使用这个词语时,其他诸如暑期三下乡的大学生志愿者是不包括在内的。那么两者有何区别呢?前者多是个人或者支农社团主导,但性质是自费自发自愿的,从策划到实施到总结都是自组织进行,最主要的是明确的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民间乡村建设的范畴。而后者多是由学校党团委主导的,性质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从策划到实施到总结都是在官方的控制下进行,最主要的是明确的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到官方暑期三下乡的范畴。


全国的大学生支农由北派乡村建设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发起,当时他看到有的农村学生因为没有路费而放假不能回家,于是他就拿出自己的课题经费给予路费补助,但是要求学生回乡做些社会调查,这本是个双赢的事情。后来温铁军任总编辑的《中国改革*农村版》设立专门经费,成立大学生支农调研队,正式以组织名义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杂志社通过大学生支农获得了更多的基层信息,特别是与底层的农民维权骨干建立了联系,而大学生因为参与全国性的交流培训与集中下乡活动得到了与原来个人回乡调研不同的收获,当然也实现了双赢。后来该杂志社被关闭,当年任编辑之一的刘老石与几个大学生遂单独注册了名为“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的公益机构,并且在基金会资金支持的基础上继续推动全国大学生支农。屈指算来,自2000年京津塘大学生支农至今,支农人已经走过了十年,如以参与大学生支农的社团和数量而言,大学生支农的高潮出现在2006年前后,此后即逐渐进入低潮。原因在于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缺少大学生支农专项资金,因此仅能够勉强做到组织大学生社团骨干交流,而无力再给以各社团以诸如经费之类的支持。于是各地大学生支农社团开始了在本地实践基础上的自我发展,及至现在,各支农社团均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某种衰败,其表现在会员数量大幅度减少、校外涉农社会实践减少、核心骨干对乡村建设认同度低等等,当然也有一些社团例外,但是这一切都难掩大学生支农面上的衰败。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作为陕西大学生支农人一份子,因为自始自终的参与,我有着更为深刻的切身体验。前几日召开公益组织协调会和大学生支农交流会,支农队和社团的负责人谈起目前陕西大学生支农的现状,谈到各个学校支农社团开展活动号召力减弱,建立在其基础上的支农队的凝聚力减弱,最终各学校支农社团各自在校园里活动,难以再有更大层面的横向联合,也再难以再有更为创新的实践活动。最为可怕的是,大家都感觉到大学生支农已经无法更为深度的推进。僵化而又重复的支农模式无法解决农村问题自不待言,因此大学生支农定位更多的是精神的自我救赎,但问题在于更为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得大学生支农队员也开始变得迷茫,蚁族、蜗居、群体性事件等等扑面而来,通过改良式的大学生支农似乎也已经难以让大学生找到精神重建的支点。


其实在2006年暑假我们在宝鸡做支农交流的时候,大学生支农如何深度推进的问题即已经开始显现。当时我的回答是,建立大学生支农基地,并创新活动形式,以配合本土人才进行

乡村建设。但这只是简单回应了大学生支农活动继续进行的问题,而无法回应和解决大学生支农所出现的精神困惑。


一个需要明晰的定位


大学生支农的定位是什么?这是所有支农人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按北派乡村建设以往的提法,叫塑造自我,建设乡村。这个定位还是比较客观的,先来说大学生为什么要下乡去支农,这是有两方面需求的,一方面大学生需要农村,另一方面农村也需要大学生,相较而言前者更甚,但这种“前者更甚”却不一定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农村相比于城市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自不待言,因此需要一些外在的力量去帮助,这个容易理解,于是大学生去农村就在支教、文艺、合作社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尽管这些工作只是短期的,且效果并不明显,但是做总比不做强。再谈到大学生需要农村,民间乡村建设与官方三下乡活动的解释侧重点略有不同,前者侧重于理想与精神重建,后者侧重于实践与技能锻炼。而如何通过大学生支农重建理想与精神呢,那就是通过在实践基础上对乡建理论的学习,以及对大学教育的反思。学习与反思的结果,将可能使一个人从目前的小我世界中解放出来,从呆板的大学牢笼里解放出来,成为一个有着济世情怀的乡村建设者。


但是为什么说大学生需要救赎,而且只能够靠自我救赎。


因为自1999年以来大学不断扩招,并且伴随着风起云涌的大学城圈地运动,紧随其后的却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蚁族、蜗居等随即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与焦点。更为严重的是大学生群体的理想意识和生命意识愈来愈淡薄,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泼熊事件、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杀人事件、复旦大学学生虐猫事件、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自杀事件、西安音乐学院学生药家鑫杀人事件等等,不断地冲击并挑战着我们这个社会的心理承受底线。


许多大学老师上课照本宣科,局限于校园和书本之间的在校大学生,则通过上网打游戏、谈恋爱、睡大觉以消磨时间,全然不知在校园之外的广大农村和工厂正发生着激流般的变化。贵州瓮安农民群体性事件、吉林通钢工人打死总经理事件、富士康十三连跳事件、广州本田工人罢工事件、西安赵东民工会维权事件等等,无不展示着底层的巨大矛盾,而很多由学校团委组织的三下乡实践已经流于形式,成为观光旅游和争评奖项的假实践。许多大学生缺乏对国家命运、底层生活和自身成长的关注。


这个时候大学生该怎么办,寄希望于党和社会吗?可怕的是我们的党和社会也都出现了信仰危机。曾经在上世纪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而终于在最后十年以惨烈的方式划上句号,从此知识分子不再仰望星空,而转身于市场和官场,开始追逐权势与金钱。那些口口声声说“三个代表”的党政官员们,已经出现了上上下下的腐败,当他们拒绝群众的实质性监督且继续追逐着自己的利益时,我们如何相信他们能够带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并走向共产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已无路可走,只有进行自我救赎,而当时三农问题正呈愈演愈烈之势,于是支农便进入大学生自我救赎的视野。十年来,大学生支农走过了许多乡村的山山水水,见识了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也参与了一些地方的乡村建设,但不得不承认,作为短期行为的大学生支农于农村的改变几乎没有,唯一成长起来的就是大学生自己。在此期间,大学生支农的定位也随之明晰,即自我成长是第一位的,力所能及于乡村做些事情是第二位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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