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株潭城市联盟发展模式研究

     长株潭城市联盟发展模式研究                  　　［摘　要］城市联盟是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城市群竞争力的新兴城市组织形态。通过概述有关城市联盟的研究成果，从城市辖权让渡程度的视角对城市联盟类型进行划分概述，就长株潭城市群的联盟模式选择和具体构想进行了研究，以期提出组建长株潭城市工委等建议。　　［关键词］长株潭；城市联盟；发展模式　　D63　　　　　：A　　　　　：1672-8653（2012）06-0042-04城市联盟是应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升城市群竞争力的新兴城市组织形态。在利益趋同的基础上，以各城市政府为主导，通过让渡部分城市主权形成新型合作形式，促进资源共享和发展协同，进而实现联盟城市的合作发展。关于长株潭城市联盟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长株潭城市联盟的发展动力。张萍(1988)认为，长株潭区域开发历史较早，城市化水平较高，但三城的横向经济联系较少，工业布局自成体系，缺乏综合规划。城市联盟有利于形成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城乡复合区域[1]，推动城市化进程。李新庚（2010）认为，城市群动力机制的构建是长株潭城市化发展的主要问题。长株潭城市一体化面临的多重考验在于：府对竞争、产业趋同、区域分割和跨区域合作等。他认为，建立以合作联盟为模式的三地政策支持、监督体制、利益协商和补偿机制等体系，是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建设的动力源泉[2]。二是关于长株潭的联盟模式。李万、谢庭生、魏晓等（2001）认为，应建立长株潭融合成的毛泽东市，采取区域中心突破，形成一区四市的模式。同时，做好三地的整体城市规划，逐步过渡到三地合一的城市格局[3]。李金龙、龙灿（2009）认为，目前长株潭行政区经济界限对该区域经济的横向联系产生着刚性制约，使之无法满足跨区域发展要求，因而应通过省直管县、扩大乡镇规模，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等措施，渐次实现三地发展的融合[4]。曾万涛（2009）主张长株潭应加强行政一体化建设，将三市结合部变为整体的城市建制[5]。贺艳华、周国华（2007）通过对整体规模、中心城镇规模、区域联系度等指标体系的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测算了长株潭城镇的密集度，提出将长沙、株洲、湘潭、岳阳和益阳的17个县市列入长株潭城镇密集区范围，通过调整行政区划结构，解决行政牵制、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问题[6]。李琼、李翠军（2006）主张分阶段解决长株潭一体化，逐步过渡到长株潭市[7]，提出建立协作联盟的构想。一、城市联盟的几种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向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化方向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已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在推进城市联盟的实践中，从让渡城市主权的程度划分，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城市联盟类型：1、联席会议模式在这种城市联盟的形式下，各城市是拥有独立管辖权的城市，由各联盟城市本着平等、自愿原则，分别派出人员组成理事会，协商解决城市间的公共事务。为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站的建设，我国福建厦门、泉州和漳州市政府，在2004年成立了厦泉漳城市联盟，以整合、沟通和加强城际协调为主。2006年，龙岩市加入这一城市联盟，建立了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晤，协商城市建设发展的重大问题。这种类型的城市联盟，以会议协商的模式为主，主要还是一个临时性议事机构，所议事情范围较窄。城市间不存在让渡城市管理管辖权，对联盟主体的约束性较弱。在湘赣交互的萍乡、浏阳、醴陵，建立了以加强花炮管理为主的议事方式，湘粤间的郴州、韶关等地，以及湖南长株潭一体化办公室等，是目前类似于这类城市联席会议的机构。2、区域协作模式在这种城市联盟的形式下，各城市尽管是有独立辖权的城市，但已建立起专门的办事机构，实现了城市管辖权的部分转让，协商解决城市间的公共事务。如美国圣地亚哥城市联盟，在上世纪60年代，为适应城市化进程中的交通和民宅建设需求，包括圣地亚哥等在内的18个城市建立了综合性的区域协调组织。这一组织脱离了政府的管辖，并于1980年更名为圣地亚哥政府联盟，主要由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和执行部门组成，主要统筹圣地亚哥地区的城市交通、民宅建设规划、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事务，董事会主席由城市代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轮流担任。成立30余年来，这一组织已成为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跨政府组织，在推进区域发展，规划生态保护，保护公共安全，加强城市合作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我国，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这种部分让渡辖权的城市联盟，在省内建立相对容易，在省际间建立联盟则需要中央政府的协调，存在较大的难度。如新疆乌昌城市群的建立，属于这种部分让渡辖权的联盟模式。乌昌城市群由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等组成，以乌鲁木齐市为中心，围绕昌吉、五家渠、阜康、米泉等城市。2004年，新疆在保有原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的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成立跨地区的乌昌党委，下设计划、规划、政策、财政和组织五个工作组。乌昌党委作为自治州党委的派出机构工作。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打破行政区划对一体化的阻隔，统筹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其不足在于辖权让渡程度划分及区域协调难度大。3、城市合并模式这是一种最为彻底的城市联盟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各个城市的辖权被统一到新的城市政区，政区管理体系重新架构，有利于新城市的长远规划和发展。与此同时，按照行政命令方式产生的新城市政区会过犹不及。上世纪80年代初一代切搞的“市管县”体制，在一些城市化进程尚很落后的地区，出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对这种城市合并模式的效果期望并不是一纸命令“拉郎配”就可以解决的，要注意城市间发展状况和水平的差异，着力解决城市发展差距及城乡差别等问题。如安徽2011年将巢湖市分拆并入合肥、芜湖、马鞍山的政区合并，属于完全意义上的辖权重新调整，解决了长期以来巢湖市存在“小马拉大车”，经济社会无法有效发展，难以对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等问题。这样水到渠成的城市辖权撤并，无疑有助于安徽形成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城市带，合并的正面效应凸显。二、长株潭城市联盟的模式构想1、长株潭城市联盟的模式选择应当看到，长株潭城市群的形成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一方面，长株潭现有区划的存在保留了建国初期“一市一县”的计划特征，体现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心城市辐射县域经济发展的发展思路。如三市均有与城市同名的县，以及保有若干农村县等。另一方面，虽然长株潭城市群的融城呼声不断升高，但在实际发展中，三市并未有做好成为一个超大城市的行政准备。长沙河西开发区重点在向西，株洲滨湖、云龙示范区重点向南，湘潭天易昭山示范开发区重点向北，在城市发展上并未形成合力。邹刚认为，与国内主要超大城市比较，长株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一是建成城区面积最小，行政区划最多。三市共计11区，不利于合理的城市区划发展，也造成公共行政资源的浪费和增加行政交易成本。二是长株潭现有城市能力在近中期无法带动辖区内县级市的城市化，也不利于统一的中心城市形成。三是有区划越分越小的趋势，与国内新区扩大区划范围的做法背道而驰。2009年，湖南省设立了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协调办公室，负责统筹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这是一个以不让渡政府辖权为基础的协调机构，是推进长株潭城市化建设的重要一步。今后长株潭城市化的改革，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模式：一是部分让渡辖权的区域协作模式。即在保留现有行政区划的架构下，在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协调办公室基础上，组建长株潭工委，作为省委省政府派出机构。工委下设计划、规划、政策、财政和组织等多个工作组，三市分别让渡部分人财事权给工委，统筹协调三市中心区域的发展。这种模式的能够避免大规模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负面影响，在三市财力、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的情况下，降低三市发展的协调成本，加速湖南核心城市群的融合，充分发挥城市群具有的生产要素密集、经济运行高效和资源配置优化等优势，为湖南工业化、城市化的梯度推进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另一种是重新构建行政区划，将长株潭合并为超大城市。从长远看，建立超大城市可以避免行政区划的多次调整，消除因城区设置过多，辖区偏小带来的管理成本增加，管理层级过长等问题，有利于城市群的长远建设[8]。与此同时，考虑到长株潭三地产业布局近似，产业聚集和带动能力不强等情况，长株潭合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很难在近中期内消除。在国内实践中，尚未有将大中型城市在条件未成熟时合并的先例。即使是产业联系相对紧密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城市合并仍未被认为是可行之举。因此，避免因政区大幅调整所产生的震荡，实行渐次性综合改革，选择顶层设计，由上级党委政府统筹协调，在让渡部分辖权的基础上组建常设性的区域协作机构，推进地区综合协调发展仍是可行之举。2、长株潭城市联盟的具体构想城市政府间的跨域合作，不仅要有良好的制度体系保障，也需要有落实具体合作事宜的组织机构。建立一个权威、高效和专业的协调机构，明确城市让渡辖权的范围，是做好长株潭城市联盟合作的关键。为此，需要在湖南省委政府的统筹组织下，构建长株潭区域治理主体多方参与的联动平台，以促进经济一体化为目标，协调好区域内城市的利益关系，进而推动长株潭城市群政府的深度合作。此外，应通过深化如区划调整、城市管理制度等配套改革，做好统筹协调发展工作。（1）适度集权，组建长株潭城市工委在有效让渡城市辖权的模式下，长株潭城市工委作为省委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与长株潭城市群政府构成双层联合机构，独立开展工作，并直接对省委、省人大和省政府负责。目前，长株潭城市群亟待解决的任务主要有产业规划与发展、市政交通、资源和环境保护等事宜，应在城市工委下设立相应的工作机构，并赋予相应的职权。城市工委处理相关公共事务上有必要的权威性和统摄力，城市政府无权干涉。在人员组成上，城市工委不需要另起炉灶，可采取工委主任由各城市市长轮流兼任，每届任期3年的。城市工委具体工作由省发改委等省直部门的相关负责人专职担任。其下设机构的人员，主要应从省直和三地相关机构抽调，在省委省政府的具体指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建立起重大事项协商制度。凡涉及区域内整体发展需要城市让渡辖权的，必须通过制度化的程序过渡，构架工委与各城市的二元管理结构。（2）保障利益多元化，创新长株潭新型合作关系从区域主体上，长株潭城市拥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从主体上，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拥有自己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基础，形成一种多元合作和互动的利益保障格局，有利于推动长株潭新型合作关系的实现，以及长株潭城市和谐发展。一方面，政府处于区域事务管理的核心，是引导各方利益合作的主体；另一方面，由于政府失灵和不同主体的存在，大而全的政府体制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给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提供了空间。加强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在区域管理中的作用，成为保障利益多元化的重要内容。从合作关系上，长株潭区域合作可通过项目、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三个层面展开。一是项目合作。随着城市化联系的紧密，城市间交通、环境保护和社会治理等项目需要更为紧密的合作，这也是长株潭目前合作的主要形式；二是市场制度。市场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府作用是为企业创造好的制度环境。长株潭政府可通过规范管理，优化制度环境等来促进市场完善；三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在市场发展中有较强的灵活性，弥补政府调控失灵的领域，充当起长株潭区域政府合作的拓展平台。（3）明确重点，逐步推进长株潭区划改革目前，长株潭仍管辖了一些县市：长沙下辖长沙县、浏阳市、望城县和宁乡县，株洲下辖的醴陵市、攸县、茶陵县和炎陵县，湘潭下辖韶山市和湘乡市等。其中，工农业均较为发达，进入全国百强县的有长沙下辖四个县市，以及株洲的醴陵市。其余如茶陵、炎陵等基本还是以农业、林业为主的县。部分县市存在工业基础薄弱，交通条件不便利，农业人口较多等情况。这一“市管县”的体制具有普遍性，是在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初期，为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加强对周边农村地区的辐射带动而设置的。事实证明，在中心城市的经济基础还较薄弱，对周边地区的辐射能力还很有限，自身还有待发展的情况下，中心城市是不能有效发挥集聚和辐射作用的。中心城市一方面需要建设城区，促进城市辐射能力增强，另一方面还要关注所辖农村地区的建设，这与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所违背的。目前，我国开始进行的财政“省管县”试点，就是是对“市管县”这一问题的重新认识[9]。因此，要建设长株潭超大城市，首先必须做好经营城市这步棋。将不必要的农村建设和发展任务交出去，着力经营好城区建设，发挥经济增长极的作用。具体而言，应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在留足长株潭城市发展空间的基础上，做好城乡分离。将纯农业或者以农业为主的三市辖县分离开，使之成为省直管县，使长株潭真正发挥经济增长极的作用。二是长株潭所需的农副产品供应，应当走市场化供给路子。之所以存在市管县现象，其重要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下，城市农副产品供应存在困难。随着市场化的发展以及交通日益便捷，城市农副产品供应依靠当地比重在逐步降低。做好城市农副产品的保障供应，重要的是建立完善齐全的仓储，使之能做到丰欠调节。三是处理好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的关系。三市处于湖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经过多年发展，其辖下已发展出多个次经济中心。如长沙的长沙、浏阳、望城、宁乡四县，株洲的醴陵市和湘潭的湘乡市，都是具有一定辐射力的次经济中心。处理好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分工协作，能够增强区域发展的能力。其关键，在于做好长株潭中心城市与次中心城市的行政区划分离，使中心城市和次中心城市的作用都能很好地发挥。（4）适应发展，加强长株潭城市自治管理纵观现代化都市的行政管理，扁平化和市民自治是主要的特征。由于城市过大管辖人口多、管辖范围大和情况复杂，实施扁平化的管理和充分授权是必要的。扁平化管理和市民自治，是保障民意畅达，建设和谐城市，增强城市活力，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的需要。减少管理的层次，意味着从市一级到基层社区间，需要尽可能的减少管理层级。按照城市管理体制，一个城市的管理层级包括：市、区、街道和社区。而且在城市管理上，作为中央和省的下级，市级政府在我国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市级政府既是政策的制定层，更是政策的执行层。但在超大城市管理上，市级政府应当更多地从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将精力放在研究、制定城市的长远规划和发展上，更多地从事务虚性的宏观事务。尽管区一级属于基层政府，但按照城市人口1000万，行政区8个计算，每区管辖人口均超过100万，比株洲、湘潭现辖城市人口都多。这意味着应改变现有区级政府的职能设置，要借鉴深圳、厦门、青岛等计划单列市的做法，重视并加强区级政府的建设，重视并发挥街道、社区的作用，给基层组织以充分授权，调动各级管理社会事务的积极性。同时，重视民间组织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通过积极引导来促进城市和谐氛围形成。［参考文献］[1]张萍.“长、株、潭”经济区的总体战略构想[J].经济地理,1998,(2)：2-11.[2]李新庚.王文.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动力机制研究[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10（6）.[3]李万、谢庭生、魏晓、刘玉桥、沈向昕.融城—毛泽东市[J].经济地理，2001（1）：66-70.[4]李金龙、龙灿.长株潭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J].经济研究导论，2009（23）：52-54.[5]曾万涛.长株潭城市群行政区经济弱化研究[J].城市经济，2009（3）：56-59.[6]贺艳华、周国华.长株潭城镇密集区范围的界定[J].热带地理，2007（6）：521-525.[7]李琼、李翠军.长株潭城市群行政管理模式研究[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6（7）：50-52.[8]张劲松.区域政府：从行政区经济到经济区经济转变的路径选择[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5）：141-146.[9]刘静,梁莱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市管县”体制改革初探[J].经济地理，2009（11）：1812-1816. - 全文 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方案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安全文明施工及保证措施创建安全文明校园实施方案创建安全文明工地监理工作情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