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现象学马克思主义 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一种“西方
马克思主义”思潮,企图把现象学同马克思主义“综
合”起来,按照现象学去解释或“补充”马克思主义。它在
60年代末的欧美学潮和工潮中,同马尔库塞的“弗洛伊德
的马克思主义”、萨特和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的马克
思主义”一样,也有相当大的影响。西方有的评论家把这
三种思潮统称为“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们对
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或反主流文化的运动都起过推波
助澜的作用。
它首先是长期流行于西方各国的现象学思潮在马克
思主义研究领域中的反映。现象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哲学
运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存在了。只是随着创始人
胡塞尔的去世而一度走向低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
得到恢复。但在英、美等大国,它的影响仍然有限,60年代
后,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在资本主义的五花八门的
哲学思潮中成了一种占有明显优势的思潮。作为一种有
巨大影响的哲学思潮,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当然不
会自甘寂寞而不有所表现的。其实,早在40、50年代,它对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萨特和梅洛—庞蒂就有所影
响了;这两人不仅从现象学那里吸取所谓“灵感”,而且直
接借用现象的意向性等概念阐述自己的观点。其次,它也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早期资本主义发生了许多变
化,是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
学派的历史悲观主义又提不出解决
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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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下,而诉
诸现象学的一种尝试。在他们看来,卢卡奇只承认革命的
“集体主体”,法兰克福学派不但不承认革命的“集体主
体”,而且否认有能从事激进政治活动的“个体主体”,因
此,要用现象学去“补充”马克思主义,以恢复个人与阶级
之间的辩证关系。
它的代表人物一是意大利“新马克思主义”者恩卓·
佩奇,二是美国“新马克思主义”学派刊物《泰洛斯》的第
一任主编保罗·比康。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科学的功能
与人的含义》(1963)、《现象学马克思主义》(1971)。他们提
出的理论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认为产生人类一切表现的所谓“生活世界”是
一切理论和政治计划赖以存在的基础。这里的“生活世
界”与客观科学意义的世界不同,它是生活主体在其特殊
世界中所经验的世界,是一个以经验自我为中心的、“用
人称代词来标志的”定向世界。他们说,人类的一切理论
知识最初都是从存在于“生活世界”的人类前理论领域中
产生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不例外,它们也是在日常认
识和经验的前理论领域的“生活世界”中产生的;而革命
的活动则是以这种纯粹的非理论化的人类经验为基础
的。他们认为,只有立足于这样的生活世界,才能有助于
反对把革命斗争单纯归结为结构运动的唯物主义决定论
的观点,从而是使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建立在人的主观
经验和动机的基础之上。
第二,要求“回到事实本身去”,毫不留情地修正马克
思主义关于历史背景的理论。他们说,回到事实本身,就
是要回到认识过程的起始点和客观性,因为只有在始源
处才可能有“真实的实在性”。马克思主义也只有重新评
价历史结构与必然产生革命动力的各种不同人类生活世
界之间的关系,才能有效地确定自己的变革设想。如果拘
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业已过时的理论范畴,而不去论
证真正的历史动力,就会陷入政治的死胡同。他们认为’
卢卡奇的观点虽比“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社
会民主主义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他们忽视了“当代的具体
现实”,不自觉地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已不再适用于
20世纪20年代欧洲背景的范畴。结果,他口头上说的是
唯物主义,实际上用的都是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头头是道
地阐述从马克思那里生吞活剥来的一些理论范畴,而唯
独没有认真研究这些理论范畴的基本社会历史实在性或
物质性。
第三,声称现象学提供了理论范畴与人类经验之间
的“中介”。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套永远正确的
设想,而是一些暂时的假设,它们可以不断地追溯到自己
所描述和希望改变的前理论的现实那里去;而要这样做,
就需要改变和修正这些设想以适应情况变化的中介。从
批判的观点来看,现象学将所有的中介都追溯到构成中
介的人的作用,所以人类就是将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的
中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创造范畴是为了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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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批判
建立在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人类自己经验基础之上的统
治;没有积极的、自觉的人存在,阶级斗争就不过是一种
缺乏主观性、意识和意志的抽象概念。卢卡奇的《历史和
阶级意识》所以没能对阶级意识的衰落作出恰当的分析,
其原因就在于没有能把握住那个历史时期的理论与实践
之间的“中介”。现象学能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这些中介,从
而使其不断适应新的情况。因此,应用它去“补充”马克思
主义,并运用这种补充了的马克思主义去研究人、探讨
人;而且必须记住,个人与阶级之间存在一种必然的辩证
关系,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能正确地把握将理论与实践结
合起来的“中介”的人。
第四,认为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既面临着政治危机,又
面临着理论危机。他们论证说,政治危机是指苏联的实
践,因为“斯大林主义”所导致的严重政治后果已使人们
对社会主义失去了信任。而所谓的“理论危机”则是指马
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存在某种缺陷和缺少某种东西。他
们说,比如,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珍视的反映论就是一
种站不住脚的实证主义的残余,是需要加以克服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缺少一种意识的理论,这就是现象学。他们论
证说,作为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综合产物的“现象学的马
克思主义”乃是“一种研究方法”,因为它“把所有理论结
构——包括马克思主义——都归根于生机勃勃的环境之
中”,以保证它“不仅适合于它所需要理解的客体,而且也
适合于它试图达到的目的”。
第五,强调人类具有创造范畴,使自己生活经验概念
化并对之加以改造的本能。他们认为,只有保持这种本
能,人们才能挣脱和打碎异化的镣铐;异化的经验是激进
政治活动的先决条件,而人创造范畴则是为了分析和批
判资本主义的异化;因此,应鼓励人们从强加于他们的知
识和权威中解放出来,使自己重新成为富于创造性和想
象力的理论家,成为自己未来的创造者。他们论证说,马
克思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解放全人类,而解放从根本上来
说乃是一种选择;这种选择不能靠某种超人的东西去强
加,而只应出于人们的意愿;如果没有人们自觉的积极的
选择,解放就是一句空话,根本谈不上实现;因此,应反对
把马克思主义变成固定不变的、强加于人的教条。他们认
为,马克思主义只有抛弃某些不合时宜的范畴,植根于生
活世界,不断改变和修正自己的理论,才能适应新的环
境、新的形势,才能吸引并引导人们去寻求解放。
人们认为,这一思潮尽管对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有某些可借鉴之处,但从总体上来
说,它并不是什么“新发明”、“新创造”,而是现象学和存
在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翻版。虽然它给自己贴上了诸如“解
放”、“革命”、“阶级”等动听的标签,但其实质依然是主观
唯心主义的。
它所以被60年代的“新左派”奉为自己的思想武器,
其原因就在于:它宣扬唯我主义,强调人的本能和直觉,
似乎人的一切都可以不受历史和社会的制约,只要是出
于自己的本能选择,就是一种解放,就是革命。这种极端
的唯我主义的主张,正好符合了当时正在追求一种关于
自我解放、自我决定的主体的“新左派”的需要。但由于这
种主张把人的自由解放归结为一种本能,抹煞其历史性,
因而根本不可能把渴望摆脱资本主义全面统治的人引导
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http://myy.cass.cn/file/20051216631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