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读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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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读书？
看到诸位，我就想起自己的年青时代，自然有说不出的亲切感。我同时感到陌生，因为据说诸位都是"80后"的一代人，我已经很不熟悉了。但我仍然关心着你们的成长，今天想和你们讨论的问题是：到大学来读书，不仅是为了求知识，还得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要追求什么？我的社会理想，人生目标是什么？"这样一些根本性的问题。这些问题不想清楚，不能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会影响你一生的发展。
当然，这些问题，是要靠自己来解决的，理想、信念、信仰，都是要出自内心，成为自己的血肉的。而且，其形成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甚至要经历长期的、痛苦的探索。一般说来，在大学期间，甚至在研究生阶段，都只能打一个基础，需要在离开学校以后，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
这正是问题所在：作为一个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如何为自己的世界观的形成打基础？
我想从学生生活的特点说起。人其实有两种生活的：首先是现实的物质生活，它是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同学们有时会觉得每天过着"从宿舍到教室、图书馆到食堂"的三点一线的生活非常枯燥，就是感受到这样的时、空的限制。但你们还有另一种生活，即当你坐在教室里听老师讲课，坐在图书馆里，翻读一本又一本的书，你就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和千年之远，万里之遥的古人、外国人，进行精神的交流：这就是你的精神生活。学生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生活的现实空间是相对狭窄的，而他的精神生活的空间却是无限广阔的。其主要途径就是读书。而读书，如我们这里所说，就是和古今中外的没有见过面的朋友进行心灵的对话，精神的交流。而最神妙之处，就在于这些书上的朋友，是你可以自由挑选的，而且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如何"择友"，即读什么书的问题。我们提倡阅读经典，就是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和真正的思想、文化、科学、文学的大师对话，从他们那里直接吸取人类文明的精华，使自己在人生起点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占据了精神的制高点。这样，你就为自己的理想、信仰的建立，吸收广泛的精神资源，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理想、信念、信仰，不能产生于个人的苦思冥想中，而必须建立在深厚的知识学养，和人类文明的精神继承的基础上。
这里，还要说到大学生的另一个特点。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大学是最美好的人生阶段"，因为你既享有公民的权利，又基本上没有公民的义务。这是什么意思呢？在中学阶段，你还不是公民，是"未成年人"，你基本上没有独立自主权，你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家长、老师决定的，你的读书更是受到高考的制约；而现在，你成了公民，又没有高考的压力，你就可以独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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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未来的发展道路，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但另一方面，你又还处在人生的准备阶段，社会并不要求你服务，基本上没有什么义务，这样你就处在一个相对的可以自由、自主地支配自己的时间，集中自己精力的人生阶段。这是十分难得，因而必须珍惜。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自由读书的大好时机，大学、研究生期间，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读书上，特别在阅读经典原著上好好下工夫。而阅读又应该广泛的：不仅读古代经典，也读现代经典；不仅读中国经典，也读外国经典；不仅读自己专业的经典，也读专业以外的经典；不仅读经典，也读其他著作，这就是所谓"开卷有益"。为什么要强调广泛，不主张过早地把读书的范围集中在一、两个经典作家、经典著作上？那会限制了你的视野，缺乏必要的比较、选择，是不利于自己的独立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的。我们要有这样的气魄与胸襟：将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尽收眼底，将尽可能广泛的精神资源吸纳于心，有了丰厚深广的精神底气，你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选择和创造，从而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理想，建立起自己的信仰。
这就是说，我们提倡与强调在大学、研究生阶段要自由、自主的广泛读书，不仅是为了增长知识，获得谋生的手段（当然我们也不必回避这方面的目的），更是为了自身的精神成长，是为了解决自己的人生观问题，建立自己的终生信仰打基础而读书，是为了"立人"而读书。我们读书、学习、作研究，都要问一个问题：和自己的生命成长有什么关系？和自己的生命无关的读书，那是死读书；和自己生命无关的研究，那是毫无活力的研究。
这里，我想讲一点个人的，也是我们这一代的一段经历和经验。那是在"文革"后期，客观现实的种种，都使我们感到绝对的失望，我们自己也陷入了极度的迷茫：这种情况颇有些接近今天的某些敏感的大学生。怎么办呢？于是，一群朋友悄悄集合起来组织读书小组。我们读书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通过读书，解决"自己向何处去"的问题。但我们又都是"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理想主义者，因此，在我们看来，"自己向何处去"是和"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这样一些更广阔的、更根本的问题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我们是把自我生命的成长和祖国、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读书动力：为寻求国家、民族，以至世界发展道路而读书，为寻求自己精神发展之路而读书，一句话，为寻求真理而读书。
但另一方面，我们当时的读书环境，条件又是极其恶劣的，是今天你们所难以想象的。首先是没有书可读。"文化大革命"中把许多书都烧毁了，或者封存了，而我们又地处贵州这样的边远地区，就更找不到书读。我们就只有偷书，这里不妨向大家坦白：我也和学生一起将学校图书馆封存的书偷出来读，当时我们都拿鲁迅小说里的孔乙己的话自嘲："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但即使这样，能够读到的书也很有限，我们当时读的主要就是鲁迅的书、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书。我们读得很认真，一字一句地读原著，一起讨论，热烈地争辩。而这些讨论、争辩，都只能秘密地进行。因为在"文革"中，古今中外的著作，都被称为"封（封建的）、资（资本主义的）、修（修正主义的）"，阅读、讨论这些著作就会横加"放毒、散毒"的罪名。即使是读鲁迅著作、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也会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思想著作的不尊，更何况我们读鲁迅、马列，是以此作为批判现实的理论武器，那就更是大逆不道。在当时，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形式不同的读书小组，后来被称之为"民间思想村落"，据我所知，就有不少读书小组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而遭到残酷的镇压。而这样的危险性，我们都是意识到的，也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冒着风险，顶着巨大的压力来读书的。我们那个读书小组，大部分成员都是小学毕业生、中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是大学毕业生，都称我为"钱师"。这些年青朋友都向我提出一个要求：希望我给他们讲讲西方文学经典，因为他们很少接触过。一个偶然的机缘，得到一本法国喜剧大家莫里哀的《铿吝人》。但又不敢公开地讲，只能选择一处偏僻的深院，大家一个一个地溜进去，然后拉上窗帘，在昏暗的灯光下，轻轻地讲：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次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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