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论水

●周易与水 天倾西北，亥为出水之方。地陷东南，辰为纳水之府，逆流到甲而作声，故水不西流，水性润下， 顺则有容。顺行十二神，顺也，主有度量，有吉神扶助，乃贵格。逆则有声，逆行十二神，逆也， 入格者主清贵，有声誉，忌刑冲则横流，爱自死自绝，则吉。四时之气，水火为生，火性炎上， 水性润下，故水生于申，禄旺于亥子，润下之性也。至辰而止，纳者归纳也。归纳于辰，墓也。 　　 自西而北而东南为顺流，顺水之性。故主休休有容，自东而北而西为逆行，冲奔激荡，故主有声。 　　 顺行十二神者，申酉戌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也。逆行十二神者，申未午巳辰卯寅丑子亥戌酉也。 　　不论顺行逆行，入格皆主贵。见刑冲则横决溃堤；自死者，壬寅癸卯，自绝者，癸巳壬午也， 坐下财官，多主富贵。 　　 水不绝源，仗金生而流远，水流泛滥，赖土克以提防，水火均，则合既济之美，水土混，则有浊源之凶 ，四时皆忌火多，则水受渴，忌见土重，则水不流，忌见金死，金死则水困。忌见木旺，木旺则水死， 沈芝云：水命动摇，多主浊滥，女火尤忌之，口诀云：阳水身弱主穷，阴水身弱主贵。次述水见金木火土之用， 水生春夏休囚之地，名为无源，得金生之，则源远流长；水生秋冬，旺极泛滥，得土堤防，则入于正轨。 　　 水火均者，丙火也，水辅阳光，有食伤通其气，则成既济之美。水土混者，己土也，无甲木制之，则有浊源之凶。 故壬水以用官星为忌也，火旺则水熬干，须金生之，水助之，劫印并用以为救；土重则水阻塞，须有甲木疏之， 则水方得流通，故火土重，四时皆忌也。水以金为源，有金相生，则涓涓不绝。金至子为死地，母死则子孤， 故癸水生子丑月，须丙火暖之，更须辛金生之，方不受困。木能泄水之气，水生寅卯月木旺之时，水之精气尽泄， 故寅卯为水之死地，须有金生之，方不致泛滥无归宿；阳水者，壬水也，忌身弱，阴水者，癸水也，不怕身弱，此阴阳干性质之殊也。 春月之水 生于春月， 性滥滔淫。水者、三冬严寒之气候，其性冷酷。时届春令，阳和日暖，化为湿润，气势漫而无归宿，故水至春令为病死墓地， 旺气方退，多则泛滥，少则枯竭，散漫无源，春水之性也。 　　 再逢水助，必有崩堤之势，若加土盛，则无泛涨之忧，喜金生扶，不宜金盛，欲火既济，不要火多，见木虽可施功，无土仍愁散漫。 　　　水性泛滥，再逢水助，必致汪洋无度，故春壬水见劫刃，干透比劫者，必须戊土制之，有戊堤防，不虞泛涨，然春水外象汹涌， 内性柔弱（有旺木泄水之气），无劫刃不须用戊。见戊多，更宜甲木制之，方不致塞水之流也，水以金生为源，三春木旺火相， 水之气泄而涸，得金生扶，则源远流长，且可制木，故春水不能缺金生扶也。然不宜多金，金多则水浊，水火以既济为义， 无火则水性寒，故壬丙不相离，壬得丙照，名春江水暖，气势融和，然不宜旺，旺则水涸，必须比劫为救，春木当旺，春水见木， 为水木真伤官，然水少则气泄，必以印劫为救（金水），水盛则木浮，必以土培其根，火暖其气，方有水木清华之象，此水木伤官，所以喜财官也。 夏月之水 　　复性归源。水至夏季。气势衰绝，复其本性则静止，归向源头则澄泓，用息形藏，此夏水之性也。时当涸际，欲得比肩，喜金生而助体， 忌火旺而焰干，木盛则盗其气，土旺则止其流。涸际者，干涸之际也，夏水衰绝，而值火土燥烈之时。自然干涸，慬得金生，犹嫌不足， 更须比劫助之，盖金虽能生水，而夏月金气微弱，无水为助，金必被镕，以水卫金，以金生水，相济为用，方能存形藏体绝之水也。 　　火为当旺之气，又有土同旺，若四柱火多，则无源之水，必被焰干。木盛则泄水之气，以助火旺，火土重，则速其干涸。总之气值衰绝， 只能生助，不能克泄，体弱气衰，易遭损害也。 秋月之水 　　母旺子相，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裹晶莹。母、金也，子、水也。三秋金神秉令之时，壬水长生，母旺子相，势力并行，金水澄清，表裹晶莹，此秋水之体也。 　　 得金助则清澄，逢土旺而混浊，火多而财盛，木盛则子荣，重重见水增其泛滥之忧，迭迭逢土，始得清平之意。秋水以澄澈为贵，得金生之， 更见清澄，金白水清，秀气发越，土重混浊者，己土也，不能止水，而水扶泥沙以同流，徒然混浊也；逢土清平者，食伤也。秋水旺相， 火虽多，乃能克之，故火多而财盛。水旺，则喜泄其秀，故木盛则子荣。 冬月之水 　　司令当权。水归冬旺，严冬寒酷，冬水之性也。遇火，则增暖除寒，见土则形藏归化，金多，反曰无义，木盛是为有情，土太过，势成涸辙， 微水泛滥，喜土堤防。水之性润下，其象澄泓，虽在冬令当旺之时，而值万象休止之候，见土则形藏归化，其用不彰，譬如崖高水急， 水行地中，无用可言，故冬水虽旺，不能专以官杀为用也。 　　冬水极旺之时，何劳金生，水冷金寒，反为无义，非其所需要也。 旺水见木流其气，是为有情。然水寒木冻，亦无生意，惟有遇火，则增暖除寒，水得阳和之气而活动，方能泄秀于木，滋润于土，温润于金， 大用全彰，方成有用之水，此火所以为最要也；严寒之际，水少土多，则冰结池塘，两失其用，惟有值水势泛滥之时，方喜用土为堤防， 然亦不能缺火，所以冬水惟财生官为上格，调和气候，为最重要也。 ●孙子与水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经年不断的征伐实践为军事思想的产生和繁荣提供了沃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兵家，被誉为兵圣的孙子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孙子名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人（今山东惠民人，或说博兴、广饶人）。生卒年代已不可考，大约与孔子同时或稍晚。孙子在军事上的伟大建树主要体现在他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军事著作——《孙子兵法》上。这部不足六千字的兵书，言简意丰，深刻提示了军事斗争的普遍规律，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军事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子兵法》同时也是一部精粹的哲学著作，其兵法理论中总揽全局、综合比较、求实超前的能动运筹理论和能动辩证、因利制权的作战指导思想，也被被广泛应用于外交、经济、体育等非军事领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们的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自古以来，水与战争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兵形象水”，用水代兵的战例在古今中外的战争史上屡见不鲜；而水所独具的无常形及所兼有利与害、柔弱与刚强、防御与进攻两重性的特点，与战争的特性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水对兵家有着巨大的启示作用。在《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有七篇直接谈到了水与战争的关系。以水的特性和功用论述军事思想，堪称《孙子兵法》的鲜明特色之一。 一 　　孙子注重造势，即在战争中造成有利的态势。在《计篇》中，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的道、天、地、将、法等“五事”进行比较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后，紧接着提出了一个关于“势”的命题。他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就是说，计算客观利害，意见得到采纳，这只是战争的常法，还要凭籍常法之外的变法才能把胜利的可能变为现实。这个变法就是“因利而制权”的“势”。战场中的这种势，很难用生动的战例和具体的语言表达出来。孙子用人们生活中常见的激水漂石现象作比喻：“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篇》意思是说，湍急的流水，以飞快的速度奔泻，其汹涌之势可以把大石头冲走。……善于作战的人，他所造成的态势是险峻的，他所掌握的行动节奏是短促而猛烈的。这里，孙子提出了“势险”和“节短”两个重要原则。“势险”说的是军队运行速度。“激水之疾(急速)，至于漂石”的比喻形象地强调了速度是发挥战斗威力的重要条件。“节短”说的是军队发起冲锋的距离。孙子用“鸷鸟之疾，至于毁折”《势篇》作比喻，要求军队发起冲锋时应像雄鹰搏击小鸟那样，以凶猛的速度在短距离上突然发起攻击。这就对指挥作战的将帅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即要注重“造势”，以争取主动，形成优势地位，从而打败敌人。 　　交战的双方是否处于有利的态势固然重要，但战争的胜负还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的对比。即使一方处于非常有利的态势上，如果实力不济，最终也要走向失败。孙子十分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又提出了“形”的概念。所谓“形”，指的是军事实力。《势篇》中说：“强弱，形也。”孙子认为，创造条件，积蓄军队的作战力量，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是战胜敌人的客观基础；在这个前提下，去等待和寻求战胜敌人的机会，才能取得胜利。他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形篇》又说：“故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溪者，形也。”同上　孙子把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建立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而且要求这种强弱对比如同“以镒称铢”那样占有绝对优势。他用在千仞高山上决开积水奔腾而下，其势猛不可挡的力量比喻军形，说明军队只有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用兵作战时才会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不可抵御。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孙子兵法》中的“势”，主要讲的是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从而造成有利的形势；“形”，主要指军事实力。只有在一定的“形”即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发挥将帅的指挥才能，造成有利的“势”，才能战胜敌人。从中也可以看出，孙子在认识论上具有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这一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以水为喻，使得“势”、“形”这对抽象概念变得具体、形象和易于理解。 二 　　用兵作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十分重要。对此，孙子提出了“奇正”和“虚实”的原则，即指挥作战所运用的常法和变法。 　　孙子非常重视战术的“奇正”，尤其重视“奇”的运用。他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就是说“奇”与“正”的关系，是相变相生的，“奇”可以变为“正”，“正”可以变为“奇”。为了形象地表达“奇”、“正”变化之关系，善用比喻的孙子信手将大千世界的天地和江河拈来，用以阐述其深邃的军事思想，指出：一个高明的将帅，应随机应变，随着战场情况的变化而变换奇正战法，犹如天地一样变化无穷，江河一样奔流不竭。活用奇正之术，变化奇正之法，是指挥员临时处置情况所必须把握的艺术。在广阔的战场上，尽管奇正的变化“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但落脚点往往在一个“奇”字上。唯有善出奇兵者，才算领悟了奇正变化的要旨。 　　与奇正之法相对应，孙子又进一步提出“虚实”思想，即“避实而击虚”、“因敌而制胜”的作战指导原则。 　　“虚实”是奇正的具体表现形式，这对范畴指的是军队作战所处的两种基本态势——力弱势虚和力强势实之间的辩证关系。孙子在深刻的观察和思考中，发现水形与兵形有十分相似之处：“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就虚。”《虚实篇》用兵的法则像流动的水一样，水流动的规律是避开高处而向低处奔流，用兵的规律是避开敌人坚实之处而攻击其虚弱的地方。孙子因水之启示而提出的“避实就虚”的战争原理，为历代兵家战将所推崇，并成为屡试不爽的克敌致胜之法宝。 　　如何作到“避实而就虚，因敌而制胜”呢﹖孙子认为应根据敌情变化灵活运用各种战法而取胜敌人。他又一次以水作喻：“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虚实篇》就是说，水因地势的高下而制约其流向，作战原则应根据敌情而决定克敌致胜的方针。所以，用兵没有固定不变的方式方法，就像水流没有固定的形态一样；能够依据敌情变化而取胜的，就称得上用兵如神了。这就告诫军事指挥员，指挥作战时要针对敌情变化而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才能把握胜利的主动权。 　　以上孙子关于以水论兵的论述，不但妙语连珠，而且哲理精微。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意思是说，河水在不停地流动， 当人们第二次踏入这条河流时，接触的已经不是原来的水流，而是变化了的新的水流。智者所见略同，孙子用与赫拉克利特相同的观点，把战争看成是水一般“流动体”，而不是“凝固体”，并由此提出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的著名军事格言，对后代兵家的启示可谓大矣！“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斗转星移，四时更替，一切客观事物都处于发展变化之中。战场上的情况更是瞬息万变，如果千篇一律、墨守陈规地对待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就会失去战机，甚至会招致失败。 三 　　天时、地利、人和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孙子十分重视“地利”，认为它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在《行军篇》中，孙子论述了充分利用各种地形行军作战的方法，特别对依水作战的原则有一段精辟的论述：“绝水必远水；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视生处高；无迎水流，此处水上之军也。”这里，孙子讲了五层意思，也就是五条依水作战的原则： 　　第一，“绝水必远水”，部队通过江河后必须迅速远离河流， 以免陷入背水作战的险境。远离江河，既可引诱敌人渡河，致敌于背水之地，又可使自己进退自如，不受阻挡。 　　第二，“客绝水而来，勿迎之于水内，令半济而击之，利”。如果敌军渡河前来进攻，不要在江河中迎击，而要乘它部分已渡、部分未渡时予以攻击，这样才有利。“半渡而击”，这一江河作战原则，经古往今来许多战争实践 证明 住所证明下载场所使用证明下载诊断证明下载住所证明下载爱问住所证明下载爱问 ，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原则。例如，公元前５０６年，吴楚交战，吴军在柏举（今湖北省麻城附近）击败楚军后，乘胜追击，于清发水（今湖北省安陆西的涢水）追上楚军。吴军采取“半济而后可击”的战术，乘楚军部分已渡、部分未渡的混乱之际，发起攻击，大败楚军。 　　第三，“欲战者，无附于水而迎客”。这是江河作战的又一重要原则，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如果我方决心迎战，那就要采取远离河川的布置，诱敌半渡而击；另一方面，如果我方不准备迎战，那就阻水列阵，使敌人不敢轻易强渡。 　　第四，“视生处高”。即在江河地带驻扎，也要居高向阳，切勿在敌军下游低凹地驻扎或布阵。 　　第五，“无迎水流”。不要处于江河下游，以防止敌军从上游或顺流而下，或决堤放水，或投放毒药。水战据上游，有地利的优势。 　　孙子还强调，在涉江渡河时，要注意观察水势，不能莽撞行事。他说：“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河流上游下暴雨，看到水沫漂来，要等水势平衡以后再渡， 以防山洪暴至。 　　另外，关于在山地行军作战，孙子认为应“绝山依谷”，即通过山地必须沿着溪谷行进，因为山谷地形比较平坦，取水方便，且丛林密布，隐蔽条件好。关于在盐碱沼泽地行军、作战，孙子认为要“绝斥泽，惟亟去无留；若军交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因为一旦缺乏水草和粮食，军队就会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由此可见，孙子对水在作战中的重要性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强调在各种地形与条件下争战都必须考虑水的因素，以免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当年，魏蜀交战，蜀将马谡屯军山上，被魏军断了水源，导致军心大乱，溃败而痛失街亭，成为千古恨事。 　　在《火攻》篇中，孙子不但强调以火助攻，还提倡以水助攻。他说：“以水佐攻者强，水可以绝。”认为用水来辅助进攻，攻势可以加强。水可以分割、断绝敌军，从而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历史上，以水攻助战、以水代兵并获得胜利的战事不乏其例。著名的如三国时，蜀将关羽借水攻击樊城北的魏军，取得了水淹七军、大获全胜的骄人战绩。 　　《孙子兵法》是一部“舍事而言理”，即采取“抽象法”论述军事理论的杰出著作。但为了使抽象的军事理论为人们所深刻理解和掌握，慧眼卓识的孙子往往采用“近物取譬”的办法，以世间诸物尤其是水的特性和作用为比喻，阐述深奥的军事原理，从而使抽象的《孙子兵法》平添了生动和形象，也为我们诠释这部“仰之弥高，钻之弥深”、详备富赡的伟大兵书的思想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提供了感性的依据。同时，由于水的特性和功用，使得以水助攻、以水代兵、依江河作战等原则，必然会成为重视“地利”之《孙子兵法》论及的主要内容。 ●墨子与水 　　墨子(约公元前468—前376年)，名翟，鲁国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和身体力行的实践家。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说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百家争鸣的先秦时期冠盖群说，并称“显学”，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汉以降，由于儒学独尊地位的确立，加之其他因素，墨学渐成衰微之势，并几近湮没，但墨家的思想和精神并未因此灭绝。历史进入近代，墨学再度复兴，并一度被视为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济世“良方”，接引“西学”的工具。纵观体现墨家文化思想学说的《墨子》(为墨子及其弟子与后世学者著述的总汇)一书，几乎包罗了当时可能取得的各种知识，涉及到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管理、军事、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门类，堪称“百科全书”。从水文化的视角去考察，我们同样也会感受到《墨子》书中质朴而浩瀚的文化思想中透露出颇为丰富的水文化信息。 一 　　墨子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思想家，其学说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最富个性特征的学说。墨子博学多识，广泛吸纳了夏、商、周文化和当时的地域文化，并在这些文化的滋养下开宗立派，创立了墨家独特的思想体系。三代文化和当时的区域文化，是墨子思想的理论渊源。古籍记载和民间传说的三代圣王尧、舜、禹的文化思想，尤其是大禹治水、救世济民的伟大精神和光辉形象，深深地影响了墨子，并成为墨子和墨家效法的榜样。关于大禹治水精神对墨子及墨家的影响，《庄子·天下》说：“墨子称道曰：‘昔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 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进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诚如庄子所言，墨子及其墨家的言行，的确体现了他们心目中的“禹之道”。墨子热心救世，其学说的基本内容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等，皆为救世之术，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精神一脉相承。从行动上看，墨子及其弟子效法大禹亲操橐耜、栉风沐雨的榜样，热心实践，身体力行，他们多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者,亲自种地、做工，尤其是手工制造更是墨者经常从事的劳动和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墨子本人即是精通机械制造的工匠。墨家这样做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通过总结劳动经验或制作生产工具，以便指导或便利民众的生产劳动，造福施惠于人民。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墨家不但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而且生活俭朴，刻苦自厉，“日夜不休以苦为极”，同时富于奉献和牺牲精神，“摩顶放踵而利天下”(《孟子·尽心上》)，以身殉道，死不旋踵。上述行为所表现出的言行一致、亲身践履、严于律已、勇于奉献的精神和品质，同样是大禹精神的集中体现。 　　墨家不但以大禹为心中的楷模，并力行效法，而且推崇之情溢于言表。在《墨子》书中，多处赞美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业绩和精神。墨子指出：“兼相爱，交相利，此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兼爱中》)他还大量征引大禹治水的事迹，说明“兼爱”的主张取法于大禹等圣王的政治实践。“况乎兼相爱，交相利……古者圣王行之。何以知其然?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鱼窦，以汇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滹）池（沱）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为漏大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河、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此言禹之事，吾今行兼矣。”这段话通过记述大禹不辞劳苦，四处奔波，疏导九州各河，消除各地水患，惠及人民的“兼爱”事迹，说明古代大禹等圣王是“兼爱”的倡导者，从而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 　　“尚贤”是墨子治国的基本纲领。战国初期，政权仍为贵族封建主垄断，广大下层士人要求参与政事的呼声日高。对此，墨子提出了“使能以治之”的任人唯贤原则，指出用人应当“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尚贤中》)，“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而举之”(《尚贤上》)，进而提出了“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尚贤上》)、“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尚贤中》)的用人主张。他还以“鲧禹治水，一败一成”的事例，说明了选贤任能方能安邦治国的道理，指出：“昔者伯鲧，帝之元子，废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乃执照无有及也，帝亦不爱。”(《尚贤中》)尽管鲧的出身十分高贵，官职地位很高，但因他德庸才薄，治水无功，不但丢了官位，而且被诛杀以谢天下。墨子继续阐述道：“然则天之所使能者谁也?曰若昔者禹、稷、皋陶是也……禹平水土，主名山川……”鲧被杀后，德才兼备的禹受命于危难之中，继续领导人民治水，不畏千辛万苦，克服了千难万险，终于平定水患，“主名山川”，成为德盖天地的圣王。 　　由此观之，如果说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精神是中华文化尤其是水文化的重要特征，那么墨子的思想和行动则充分体现了“大禹之道”，或者说深深地打上了大禹治水精神的烙印。 二 　　同先秦诸子一样，墨子也善用水的特性和功能来作譬喻，为自己的主张作论据、作支持，从而增强其思想观点的说服力。 　　“兼爱”是墨子的政治主张之一，有人认为它是墨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墨子认为造成家、国、天下动荡不安的根源，是人人不相爱，彼此相互憎恶、残害。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唯有实行“兼相爱，交相利”，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墨子认为“兼爱”这种作法，不但有利于天下，而且容易做到，之所以不能施行，是因为执政者不喜欢它。墨子指出：“苟有上说之者，劝之以赏誉，威之以刑罚，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兼爱下》)认为只要执政者大力倡导推行“兼爱”之道，就如同火向上窜、水往低处流一样，将在天下形成一种不可遏止的态势。 　　在墨子的政治思想中，十分强调执政者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道德修养是为人治国的根本，因此君子必须努力进行自身的品行修养。他还特别指出了不注意品行修养的危害：“本不固者未必几(危)，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原(源)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修身》)这里，墨子以水的源头污浊，整条河流也必将混浊的生动事例，形象地说明了不注重品德的修养，作人为官就容易私欲熏心、滥施恶行，多行不义必自毙，久面久之就会陷入污秽的深渊不能自拔，招致身败名裂的恶果。 　　“亲士”是墨子十大政治主张之一。墨子认为，要治国安邦，君主必须亲近贤士，使用贤才。为此，他专门论述了如何亲士和用士的问题，指出：“良弓难张，然可以及高入深；良马难乘，然可以任重致远；良才难令，然可以致君见尊。是故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是故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夫恶有同方不取，而取己者乎?盖非兼王之道也……是故溪陕(狭)者速涸，逝(流)伐者速竭。”(《亲士》)认为执政者只有象江河纳百川那样，不拘小流，虚怀宽谷，才能广泛延揽使用各方面的人才；只有象江河有无数源头那样，善于采纳不同的意见和兼收并蓄，才能兼听则明，君臣上下同心同德，长生保国。反之，如果器量狭小，不能包容万物，广布恩泽，就会象狭小的溪流容易干涸、很小的小川容易枯竭那祥，成为孤家寡人，最终将落得个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下场。 　　值得指出的是，墨子的上述思想还体现了他对辩证法中量变质变关系的认识。“江河不恶小谷之满己也，故能大”；“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以江河成其泱泱巨流是由千川万源汇纳而成的事例，说明事物发展过程本质上是通过量变的积累实现质变的。 　　墨子还从事物对立面的转化、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中，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度”的客观存在，提出了“太盛难守”的命题。他说：“是以甘井近竭，招(乔)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故曰：太盛难守也。”(《亲士》)甘甜的水井往往因人们争先取用而率先枯竭，高大的树木因有用常常先被砍伐，灵验的宝龟总是先被烧灼用于占卜，神异的蛇常常先被曝晒用于祈雨……这些“太盛难守”的现象恰好与辨证法所讲的适度原则有惊人的一致性。在墨子看来，为人做事必须把握好“度”，不可“太盛”。否则，事物往往会转向其对立面，造成不良甚至十分严重的后果。可见，墨子已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些具体现象中悟到了矛盾对立面之间相互转化的规律，尽管他的这个认识是朴素的，模糊的，不明确的。 　　以上列举的关于墨子以水的特质为譬喻，阐明事理、论证观点的事例，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墨子作为先秦思想巨匠对水的观察以及由水引发出哲思的深刻性。 三 　　墨子既是思想家，又是政治活动家，一生奔波于各诸侯国之中，宣扬“非攻”，反对战争，并力主防御，即用防御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实现“武装和平”。据《墨子》一书记载，他曾成功地阻止了齐伐鲁、鲁攻郑、楚侵宋等三次即将爆发的战争，显示出超人的智慧和胆识。墨子阻止诸侯间的攻伐，并不一味依赖于说教，他深知诸侯争霸，有些战争很难避免。因此，他带领弟子创造了积极防御的军事学说，这些学说主要载于《墨子》中的《备城门》、《备水》等11篇专门的军事著作中。墨子时代，滔滔的江河、滚滚的激流已成为诸侯以水代兵、进行兼并战争的工具。针对当时水攻战例普遍出现的情况，墨子率众弟子在深入研究分析和实地考察测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对付水攻的防御办法：“城内堑外周道，广八步，备水谨度四旁高下。城地中偏下，令耳(渠)亓内，及下地，地深穿之令漏泉。置则(测)瓦井中，视外水深丈以上，凿城内水耳(渠)。并船以为十临，临三十人，人擅弩计四有方，必善以船为轒辒。二十船为一队，选材士有力者三十人共船，亓十二人人擅有方，剑甲鞮瞀，十人人擅苗(矛)。先养材土为异舍，食亓父母妻子以为质，视水可决，以临轒辒，决外隄(堤)，城上为射机疾佐之。”(《备水》)墨子明确地阐述了破敌人以水攻城的战术方法：一方面，要在城中地势较低的地方开挖渠道，在地势更低的地方挖井，使它们相互贯通，以便引水泄漏。同时，还要在井中置放“则瓦”，随时测量井中的水位，如果发现水深达到一丈以上，就开渠泄水。另一方面，挑选训练有素的三百精兵以及快船二十只，组成决堤突击队，出其不意地冲到城外，决堤放水。为了加强攻击力量，每两只船并列在一起，叫做“一临”。每临配备三十名孔武有力、具有专门技能的士卒，携带弓弩、长矛、锄头，头戴盔、身披甲，利用黑夜，在城上转射机的掩护下，冲到城外，持锄挖堤，并辅以轒辒船冲堤。这样，敌人用水攻城之法可破。 　　主要参考书目 　　　　1．用才珠、齐瑞端《墨子全泽》, 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史向彦、陆建华《墨子外传·墨子百问》，安徽人民出版杜，1997年版 ●管子与水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夷吾，我国春秋初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作为一代名相，他在齐国的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史记·管晏列传》），成就了一代霸业。后人追述其言论著成的《管子》一书，是一部丛集诸说、涉及百家、包罗万象、宏博精深的奇书（据考证，该书是战国初期至西汉初期数代“管仲学派”的集体著述，最后由刘向“定著”的，计86篇，亡佚10篇）。尽管该书“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但其中的多数篇章 记录 混凝土 养护记录下载土方回填监理旁站记录免费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集备记录下载 或反映了管仲的治国思想。书中《水地》等篇关于“水”的论述堪称大观，别具特色，蕴涵着丰富的“水文化”内容。 一 　　我国古代朴素唯物论把金、木、水、火、土“五行”视为世界的本原。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没有世间万物生机勃勃的景象。水生万物的哲学观念（具有明显的朴素唯物论思想），几乎是中华民族一种普遍的心理意识，《管子》一书的作者就是持有这一观念的代表。《水地篇》说：“故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万物莫不以生。”明确地把水看作世间万物的根源，是各种生命的根蒂。为了增强上述论点的说服力，《水地篇》接着说：“是（水）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华，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万物莫不尽其机，反其常者，水之内度适也。”这段话主要表达了二层涵义：其一，水浮天载地，无处不在，世间万物中都有水的存在，这是水独具的神奇之处。其二，万物之所以繁衍生息，充满生机与活力，靠的是水的滋养哺育；如果没有水，万物就失去了生存的根本。 　　在《管子》看来，水不仅是地球上各种生物的生命之本，同样也是万物之灵——人的生命本源：“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凝蹇而为人。”这就强调了人是由水生化而来的，即男女精气相合，水流布形成胚胎再成为人体。其实，人和万物一样，不但生命孕育离不开水，而且生产生活更是时时刻刻离不开水。自从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后，除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泥土以外，水则成了人类生存最为重要的物质元素。从一定意义上讲，水是人类生存和文明进步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人类创造的所有文明，都离不开水的滋润。 　　可以说，《管子》的上述观点，与人和世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唯心论是针锋相对的。 二 　　和先秦前后的许多思想家一样，《管子》的作者也热衷于以自然之水的品性和功用比附于“道”或君子之德。似乎是受道家鼻祖老子的影响，《管子》也极力推崇水，盛赞水是“具材”（材美兼备），是“神”，要求人们取法于水。《水地篇》说：“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这段话主要意思是说：水是既具备材又具备美的。水柔软而清澈，能洗去人身上的污秽，这是水的仁德。水看起来是黑色的，其实是白色的，这是水的诚实。计量水不必用“概”（刮平斗斛的器具），流到平衡就停止了，这是水的道义。人都愿往高处走，水独流向低处流，这是水的谦卑。谦卑是“道”寄寓的地方，是王天下的器量，而水就聚集在那里。这里，《管子》依据水的不同功能和属性，以德赋之，唱了一曲水之美的赞歌，实与老子“上善若水”和儒者“以水比于君子之德”的观念一脉相承。尤其是“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的言论，分明是道家水性哲学的体现。这里，《管子》通过盛赞水具有的“仁德”、“诚实”、“道义”、“谦卑”等优良品德，主旨是规劝人们要向水学习，效法水的无私善行，从而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三 　　治理国家是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似乎与水不太搭界。但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往往能从水性和治水活动中得到治国安邦的启发，并升华为治国安邦的思想。《管子》在以水喻政方面多有精辟的阐述。 　　《牧民篇》指出：“下令于流水之原（源），使居于不争之官（职业）；……下令于流水之原，令顺民心也。……令顺民心，则威令行。”用水自源头顺流而下、自然而然的形态，说明颁布实施政令应顺应民心、易于推行的道理。 　　《管子》认为，治国治民必须要掌握好七条基本原则，其中用好“决塞”之术是重要的一条。何谓“决塞”，《七法篇》说：“予夺也、险易也、利害也、难易也、开闭也、杀生也，谓之决塞。”对于“决塞”的含义，《君臣篇下》做出了如是解释：“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止。”就是说，百姓过于封闭就要去疏导，过于流通就要去封闭，就如同流水一样，开坝使之流，堵塞使之止。《七法篇》又说：“不明于决塞，而趋众移民，犹使水逆流。”《管子》受水有利有害、能行能止、能上能下等特性的启示，在治国治民上制定了一些处理矛盾对立统一的策略。如“治人如治水潦……居身论道行理，则臣服教”（《七法篇》）；“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也”（《君臣篇下》）。 四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对此，《管子》有深刻的认识。《水地篇》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即认为水不但是孕育生命万物的根基，也是产生美与丑、贤良与不肖、愚蠢与俊秀的基础条件，即人的形貌、性格、品德、习俗等都与水密切相关。为了充分论证自己的上述观点，作者还通过对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河流和水质情况与国民的体貌、性情、道德等对照起来，指出：“夫齐之水遒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而果敢。越之水浊重而自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晋之水枯旱而浑，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简易而好正。”作者具体论述了齐、楚、越、秦、晋、燕、宋各国水质的差异对当地百姓品貌习性产生的巨大影响。尽管上述评说与事实未必完全相符，甚至渗杂着一些个人情感的因素（如战国诸子对宋人常有微词，而该文“独赞楚而美宋”），不免失之偏颇，但其阐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造就一方人”的道理是不容置疑的。 　　可能是受《管子》的影响或者与《管子》“英雄所见略同”，在《吕氏春秋》、《淮南子·地形训》、《汉书·地理志》以及《世说新语·言语》、《水经注》等典籍中，都有与《管子》类似的言论。如《吕氏春秋》说：“轻水多秃与瘿人，重水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幸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多尩与伛人。”《世说新语·言语篇》载：“王武子、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之美。王云：‘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而贞。’孙云：‘其山嶵巍以嵯峨，其水 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认为山水的特色可以决定一方人的性格，平坦而水清的地方，人的品性简淡清洁，而山高水急的地方，人往往具有磊落不凡的英气。这样的分类虽不一定科学，确也道出了山水感召和影响人类的客观现象。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也认为水对人的气质、情操、心态等有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他曾有这样的描绘：“巨洋水自朱虚北入临朐县，熏冶水注之，水出西溪，……斯地盖古冶官所在，故水权称焉。水色澄明，而清冷特异。渊无潜石，浅镂沙文。中有古坛，参差相对，后人微加功饰，以为嬉游之处。南北邃岸凌空，疏木交合。……至若炎夏火流，闲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娱永日，桂笋寻波，轻林委浪。琴歌既洽，欢情亦畅，是焉栖寄，实可凭衿。”这段文字无非是说，澄明水质、清冷渊流可对士人闲适柔静的风度产生不小的影响。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则把前人的认识用“物华天宝、地杰人灵”八个字加以概括，可谓言简意赅。事实上，人们生活的环境因地理、气候的关系，造成了水的多寡和时空分布的不同；同时水对处于不同环境的人们所给予的恩泽与灾难也是不同的，在客观条件的制约下，必然造成不同生活环境的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习俗和价值文化观念。我国古代逐渐形成的邹鲁文化、齐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及世界上出现的内陆农业文化、海洋文化、炎土文化等类型，都有力地说明了不同的地理环境特别是水环境对人们习性和文化类型的影响是巨大的。 　　尽管人们习性的形成受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但绝不能夸大地理环境的决定作用，而忽视社会其他因素的影响意义。对于这一点，《管子》的作者似乎并没有意识到，他甚至把“水”对人性的影响推入了极端：“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民心正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告人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水地篇》）这无疑陷入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之中，因而走向了绝对。 　　与管子同持此观点的人颇多，除中国的以外，近代西方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称：“气候的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异常炎热的气候有损于人的力量和精神，居住在炎热天气下的民族秉性懦怯，必然引导他们落到奴隶的地位。而寒冷的气候则赋予人们的精神和肉体以某种力量，这种力量和勇气使他们能够从事持续的、艰难的、伟大的和勇敢的行为，使他们保持住自由的状态。”这些言论无疑与《管子》的认识有不谋而合之处。可见，具有唯物倾向、直观片面认识水土环境与历史文化之间关系的思想，是源远流长、古今东西相映的。因此，从历史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苛求《管子》的作者。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地理环境对人性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在古代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远比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大得多。但环境对人类文化的影响不是无限制的，特别是当今信息化社会中，由于科技的日益发达，交通工具的先进便捷，使人们的交往、流动十分频繁，客观上大大弱化了传统的地域文化的影响力。因此，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把握对人类文化影响的各种因素，以免陷入各种极端之中。 五 　　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寻找良好的自然环境作为自己安居乐业的处所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事实上，从很早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懂得选择“风水宝地”作为栖息之所的重要性。因此，在数千年的进化过程中，“风水”（尽管其中含有不少迷信的成份）也就成为中国人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代名词。不言而喻，不但人类的生存、生产、生活环境离不开水，而且优美的自然环境更是不能没有水，水在“风水”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故有“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的说法。在中国古代出现的大地有机说中，始终把水看作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管子》中亦有精到的见识：“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血对于人体的重要性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水对大地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自明了。这就是风水中所说的“得水为上”的要旨所在。 　　基于以上的认识，《管子》中明显地表现出关于追求理想生存条件的“环境选择”的思想。《度地篇》指出：“圣人之处国者，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乡（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内为落渠之写（泻），因大川而注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养其人，以育六畜。”意思是说，圣人选择建设京都之处，必定是地势平缓、水地肥沃、物产富饶的地方，且背靠着山，左右有大的江河或湖泽，城内筑成沟渠网络来排泻污沥之水，并导入大的江河而排泻出去。这样才有利于人类万物的生存。《乘马篇》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就是说，凡是建立大小城市，不在大山的脚下，也要在大河的旁边。建在高地的，不能靠近干旱地区，要有充足的水源；建在低地的，不能靠近涝洼地，以省去建筑排水沟堤的花费。 　　城市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城市的诞生和发展又与水息息相关。《管子》上述关于城市选址的论述，是古人关于生存“环境选择”经验的概括，也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中华民族崇尚“天人合一”，追求人与自然环境和谐之美好生存环境的理想，闪烁着人类文明和智慧的灵光。纵观华夏民族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很早的时候就已逐渐意识到选择良好的自然环境对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所以，无论是半坡时期的聚落，还是殷商时期的城邑，乃至后来的城镇，大多建在依山傍水的地方。此种选址的生态学价值是：靠山或背坡，冬可以挡风，夏可以纳凉，而且给人以稳固安全之感，同时可以兼顾防洪的需要；靠水，更是人类聚居的必备条件，因为接近水源，一方面可以为人类生活和交往提供方便，另一方面水还可以造就清雅宜人、生气勃勃的理想生态环境。由此观之，《管子》中提出的关于选址建城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实用价值和哲学意义。它提醒今人：在城市选址、规划和建设中，必须重视防洪、供水和水环境的问题。 　　需要说明的是，《管子）一书还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治水思想。鉴于其内容较多且专业性较强，本文暂且割爱，拟撰专文详细论述。　（注：本文成稿于1998年4月，修订于200年2月） 　　主要参考文献： 　　　　1、《管子全译》，谢洗范、朱迎平译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2、《风水——中国人的环境观》，刘沛林著，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 庄子与水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名周，战国中期宋国（今河南省商丘县）人。他是继老子之后道家最主要的代表，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更是我国文化史上一位奇才和巨人。庄子的文化思想，主要保存在《庄子》一书中。《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颗明珠，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瑰宝。庄子和老子一样，也喜欢从水中感悟和阐发其深邃的“道”理，但二者的思维方法和运用方式大不相同。老子以水论“道”，大多直抒胸臆，是直截了当的断语；庄子则不然，他往往通过编织奇特的水的寓言故事，来阐发深刻、抽象的哲学道理，其说理方式之奇特、想象之奇幻、运思之深邃、语言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一 　　思想自由开放的先秦时期，是华夏民族大觉醒的时代，人文思想涌动，各种思想观念奔腾激荡，形成了百家争鸣、绚丽缤纷的文化局面。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文化，因较少受到传统思想的羁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开放性。尤其是集中体现庄子学说的《庄子》一书，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文体文风，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开放风格。这种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庄子“逍遥游”的人生思想中。 　　《逍遥游》是《庄子》一书的首篇，也是表达庄子哲学思想的代表作。“逍遥游”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也是庄子哲学有别于老子哲学最根本的标志。《逍遥游》篇的主旨是说一个人应当突破尘世中的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等种种“身外之物”的束缚，使自己的精神作无挂无碍、无我无物的“逍遥”之游。庄子的“逍遥游”所游之处在哪里呢?所谓“六极”之外、“尘垢”之外、“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但这些不过是想象中的虚静世界。由此可见，庄子的“逍遥游”其实是一种超越现实的局限性，摆脱名缰利索、道德是非、逻辑理智束缚的一种优游自在、徜徉自得的心境。故庄子的“逍遥游”也叫作“游心”，它不是肉体的飞升，而是精神的逍遥。 　　为了表达其博大无碍而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态度，庄子在《逍遥游》的开篇写道：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出手就气吞万里，然而构成它想象的物质基础则是大水——“北冥”。庄子没有说北冥有多大，但既然一条鱼就“不知其几千里”，水面之浩大是不难想象的。在庄子的笔下，鲲是一条生活在北海、硕大无比的大鱼；鹏就是由鲲而变成的一只巨鸟，与鲲一样，鹏也是个宠然大物，“背若太（泰）山，翼若垂天之云”（《逍遥游》）鲲鹏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广阔无边的世界。这里，大鹏就是不为外物所蒙蔽、束缚的自由灵魂的象征。为了衬托出鲲鹏挥洒自如的逍遥游理想，庄子以天地间最大的物象——大海和天空为鲲鹏的活动空间。因为只有大海和天空，才能衬托出鲲之巨和鲲化为鹏（象征至人的精神或灵魂）的伟岸庞大，才能表现出大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磅礴气势。庄子借《逍遥游》表达了一种大解放大自由的精神境界和独特的人生态度，即人的活动只有从自我为中心的局限性中超拔出来，摆脱功名利禄等俗物的束缚，才能使精神或灵魂感验到鲲鹏所置身的辽阔无比的世界，从而达到超越现实的逍遥游境界。 　　如何做到对现实世界的超越呢? 庄子教给我们的办法是“忘”（类似的还有“外”、“丧”、“遗”、“黜”、“无”等）。在庄子看来，“忘”是“游”的必要条件，没有“忘”就不能展开“游”的翅膀。 　　“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 　　“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养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同上） 　　这里，庄子以鱼在水中畅游来比况人在“道”中。江湖浩瀚，鱼在其中优哉游哉，彼此相忘，恩断情绝。一旦泉源断绝，河湖干涸，鱼儿们在陆地上共渡危难，共图生存，只好吐沫相濡，呵气相湿，互相亲附，但比之在江湖中逍遥自在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鱼相忘乎江湖”，就超越了失水的局限性。由物及人，同样，人只有彻底摆脱对有限现实的依托（即庄子所说的“有待”），才能外忘于现实的期待和羁绊（“无待”），遨游于无限的自由天地之中，优游自在，无牵无挂，一任自然。这就是逍遥游的境界。 　　人对水有着天生的偏爱，水中之游确实充满了无穷的快意，而庄子更喜欢从游水中体悟他的逍遥游的境界。除了“鱼相忘于江湖”这一极为深刻的寓言以外，庄子还在《达生》篇中给我们讲述了“津人操舟若神”和“吕梁丈人在急流中畅游”的寓言故事。 　　“颜渊问仲尼曰：吾尝济乎觞深之渊，津人操舟若神。吾问焉，曰：操舟可学邪？……仲尼曰：可。善游者数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尝见舟而便操之，彼视渊若陵，视舟之覆犹其车却也。” 　　“孔子观于吕梁，县（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蹈水有道乎？曰：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所以蹈水也。……吾生于陵而安于陵，故也；长于水而安于水，性也；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 　　在第一则寓言中，庄子从游泳中感悟出了人生逍遥游的道理——“善游者数能，忘水也”，即从实践中能够达到熟能生巧、由技入道的自由境界。而这种境界的获得，其前提是“忘水”，即必须超越现实环境和技术的束缚，习而成性，无所顾忌，自由挥洒。在第二则寓言故事中，庄子看到，吕梁丈人之所以能在“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的急流中畅游无碍，是因为自己与水已浑为一体，水已成为自己“故”（习惯）、“性”（本性）、“命”（生命）的一部分，达到了“与天为一”、与自然浑然一体、“不知所以然而然”的境界。这种境界即“道”的境界，也就是逍遥游的境界。 二 　　庄子之“道”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无限、至大。庄子喜言大，庄子善言大。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庄子看到在现实社会中，人世间的芸芸众生往往被拘于俗事之中，见小而不见大；另一方面，至大的事物如浩淼的大海，有广阔无穷的挥洒空间，这种“大”更接近于庄子之“道”超越现实局限、恣意逍遥的特性。《逍遥游》篇中的北冥、天池以及巨鲲、大鹏，都是庄子哲学中至大的象征——由巨鲲潜藏的北冥，到大鹏展翅高空而飞往的天池，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系统，创造出了一个广阔无边的大世界。事实上，在庄子的笔下，江河湖海尤其是大海常常是庄子用来表现至大的物象。“夫道，渊乎其居也。……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天地》）这里，庄子以深广无际的大海（水）比况“道”（这和老子喻“道”有一脉相承之处），让人们感受到“道”的渊深和博大。大海覆盖了地球表面的十分之七，是地球上最大的物象；大海既博大精深，又包罗万象，惟有大海，才更能体现老庄之“道”的无限和绝对。 　　在《秋水》篇中，庄子精心编制的关于水的寓言故事，更是把庄子之“道”的深邃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旋其面目，望洋向若（北海神）而叹曰：……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这里，庄子拿具体、单个的河水与“不见水端”的北海之水相比，分明是有限的现实和无限的“道”的精妙比况。河伯作为大河之神，看到的自己浩荡东流的伟大样子，感到十分得意，以为天下之水都不能和自己相媲美；当他看到浩淼无垠的大海时，才发现自己原来是那样的渺小。的确，“天下之大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秋水》）万川之水受陆地上旱涝条件的限制，有盈有枯；而大海却“春秋不变，水旱不知”，超越了时空、因果、条件等各个方面，表现为永恒、不变、无限、绝对，这不正是庄子之“道”真切内涵吗！正如庄子本人所言，“道”是“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齐物论》）。 　　《秋水》篇中，还有一则著名的“井中之龟”的故事，同样深刻地表达了无限之“道”与有限事物的差别。井中之龟认为自己“擅一壑之水”，有无穷的美和快乐，他甚至请来东海之鳖来欣赏他在井中的惬意生活，但“东海之鳖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絷矣”，只好“逡巡而却”。于是海龟便把大海的壮观情形告诉给了井龟： 　　“夫千里之远，不足以举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极其深。禹之时十年九潦，而水未加益；汤之时八年七旱，而崖不为加损。夫不为顷久推移，不以多少进退，此亦东海之大乐也。于是陷阱之龟闻之，适适然惊，规规然自失也。” 　　井中之龟与河伯心态惊人一致，都是局限于小而未见于大，自然也会见笑于大方之家。对此，庄子还以北海神为代言人，为我们分析了井中之龟之所以坐井观天的原因——“井龟不可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就是说，因受时空等条件的限制，才没看到自己的渺小。由物及人，这则寓言告诫我们，人往往由于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和礼教的束缚（“拘于虚”、“笃于时”、“束于教”），打不开心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因而只有打破心胸被俗事的囚禁，超越时空的局限和自身的局限放眼认识身外广阔的世界，才不会象河伯、井龟那样坐井观天，自以为是；也只有以开放的心灵去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