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 学 的 哲 思 与 激 情
———以戴震为例看徽学的启蒙精神
胡发贵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210013)
摘 要:历史上徽州文化孕育了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戴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既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
更是一位大哲学家。在文字狱的恐怖气氛中,思想界呈现出“著书都为稻粱谋”的抑郁与沉闷。戴震不惧强权,
不畏偶像,对程朱理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论证了人欲的合理与正当,抨击了封建礼教以理杀人的残酷本质,
透现出强烈的启蒙气息。
关键词:徽学;戴震;反理学;启蒙
中图分类号:B24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7X(2006)04-0008-03
收稿日期:2006-03-17
作者简介:胡发贵(1960-),安徽太平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第8卷第4期
2006年8月
黄 山 学 院 学 报
JournalofHuangshanUniversity
Vol.8,NO.4
Aug.2006
徽州文化素以博大精深而著称。世人皆以为徽
学长于“技”———如书画、盆景、制艺、雕刻等等,殊不
知,徽学同样深于“道”,尤其富有敢为天下先的启蒙
精神。戴震及其思想,就是其间的杰出代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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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震(1724-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梁启超
先生认为研究近代中国学术史,不能不弄清楚戴震
的思想价值[1]。在近世学术史上,东原何以有如此突
出的地位?缘在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戴震不仅是位
经学大家、汉学的皖派首领,更是一位很特别的学
者:他不遵“师法”,越考据而大谈性命义理;他敢于
打破程朱迷信;他能毅然抨击程朱理学禁欲主义而
倡导新的哲学主张。在他那个时代,戴震堪称是位思
想的“另类”。
1.戴震的特别,首先体现在他突破传统汉学的
“家法”,打破了自家的经师身份,不满足于形而下的
训诂考证,而倾心于探索形而上的性命义理。
清代是经学的时代。“国朝汉学昌明,超轶前
古。”[2]5戴震的汉学造诣和成就都非常了得,在当时
被视为经学的翘楚。当时著名的经学家如纪昀,就盛
赞东原“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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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义,为汉以
降儒者所不能及。”[2]6当时学者对戴震的汉学成就
是非常推崇的,对其地位也是认可的。可以肯定,只
要戴震继续“考证制度字义”,可能还会不断听到赞
誉之声。但戴震对此却并不在意,他反而舍考据而大
谈性命义理,写作了《论性》、《原善》诸篇文字,并在
晚年写成专谈义理的《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他认为
这是自己平生最重要的著述。对于戴震由训诂而性
命的“业变”,当时的学界惊诧莫名,“乾隆年间未尝
有其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为光怪陆离,而莫
能名其为何等学。”[3]对此,当时学者痛惜他不守经
学“家法”的“越界”,是误入歧途,“经生贵有家法,汉
学自汉学,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故,乃不可复
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长。”[3]这类批评虽
然出于维护程朱理学的权威,但也透露了当时学界
对戴震“不甘考据”而谈论“性道”的遗憾与不满。
不过从清代学术发展的大势来看,戴震出经学
而入“理学”,则有着重要的思想意义。有清一代,在
清初曾出现过思想的勃兴,但随着清王朝集权统治
的强化,尤其是文字狱的肆虐,学者们“避席畏闻文
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于是鼓箧之士,负笈之徒,
皆知崇尚实学,不务空言。”[2]5汉学大盛带来了学术
的昌明,但思想却逐渐淡出,胡适先生曾批评清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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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而没有哲学,有学者而没有哲学家,忙于 考
证的学者们所做的只是“擘绩补苴”的工作,他们弱
于精神创造,织不出“锦绣文章”。在这个背景下来观
察,则戴震冒犯“家法”的“越界”,弃考据而谈义理,
也许对他个人的经学成就和对清代经学的发展,都
有所影响,但却有弥补那个时代思想缺失的重要意
义。他的改换门庭,使人们在述而不作的沉闷经学气
氛中,感受到一丝理性反思的灵动与生气,而戴震织
出的“锦绣文章”,事实上保持、也发展了古代哲学的
生机。
2.对程朱偶像的责疑和批评,是戴震另一点特
别之处。他突破自己汉学经师的身份,已引起学界哗
然,而在此突破过程中他对程朱偶像的责难,更令当
时学人惶恐不已。
清代对程朱及其理学非常推崇。康熙十二年下
令编《太极图说》,十六年又亲自制定《四书解义序》,
五十一年则将朱熹配享孔庙。所以乾隆说:“我圣祖
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莫不奉为准绳。”[4]
乾隆还称赞程朱理学 “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
明,⋯⋯为国家由之则治,失之则乱。”[4]在这种政治
气氛下,清代学界对程朱也是备加崇敬。
按旧的分法,清代经学分为汉学与宋学。汉学家
虽然在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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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与宋学有异,但在精神上仍然是
敬畏程朱及其理学的。如汉学吴派首领惠栋就公然
宣称,“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当时被誉为“学者
宗”的汉学家朱筠也认为“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
其所立说,不得复与有异同。”[2]62戴震自己的弟子段
玉裁也认为朱子是“二千年圣贤之可法者”。难怪梁
启超说当时的汉学家们“一个个都是稀稀薄薄、朦朦
胧胧的程朱游魂披上一件许郑的外套。”[5]
至于宋学者们,对程朱更是顶礼膜拜。其表现一
是认为程朱是孔孟的嫡传,也是孔孟学术后世发展
的最高峰。二是从情感和道统上主张,程朱是儒者的
“父师”,对程朱只应有礼敬,而不应有任何企图超
越。三是声称程朱是不可逾越的学术巅峰,更是不可
违逆的绝对真理,故要求“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非
朱子之家礼不敢行”。
在此“宁疑周孔,不敢疑程朱”的历史环境下,戴
震却反其道而行之,“专与程朱为水火”。他指责程朱
理学是一种有严重社会危害的错误学说,“程朱以理
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启天下后世人人凭
在己之意见而执之曰理,以祸斯民⋯⋯岂理祸斯民
哉,不自知为意见也。”[6]169更是一种害人性命的邪
说,戴震痛斥之为“以理杀人”!为消除程朱理学所带
来的危害,他要不顾一切,“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
图”。
戴震的“发狂”显示了其不畏强权的牺牲精神。
有清一代实行严酷的思想控制,动辄以“文字狱”迫
害违逆统治意志的言行,史称“清初文字之祸,至严
至酷⋯⋯至今谈者,犹觉惊心骇魄焉。”清朝的统治
者是推崇程朱理学的,因而也不允许冒犯程朱。乾隆
六年一位叫谢济世的士人著书讥议朱熹,乾隆闻知
大怒,“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莫不
奉为准绳,而谢济世倡为异说,⋯⋯殊非一道同风之
义。”[4]结果书被毁,人也遭到迫害。乾隆二十二年又
发生了一起陈兆安著书案,他在著作中触犯朱熹,作
者与其著述一同遭难。在这种高压的文化专制下,士
人不得不“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朴学
家毛奇龄也曾驳诘朱熹,著《四书改错》指责朱子《四
书集注》,“无一不错”,但当他一听到康熙升朱子为
“十哲之列”,赶紧烧掉了自己的文字。在这种压抑、
沉闷,以至于有些恐怖的精神氛围中,戴震破除程朱
迷信,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胆识!他明知朝庭不允许
非议程朱,却甘冒身家性命之虞反理学,他的 “发
狂”,确实折射了一种无所畏惧的“另类”精神,这恐
怕也是走在时代前列、得风气之先的启蒙者所特有
的卓越品格。
3.戴震的特别,不仅表现在他逾越“家法”和破
程朱偶像,还体现在他对程朱理学禁欲主义尖锐而
犀利的批判上。
在清代思想史上,戴震对理学禁欲主义的抨击,
是少有的激烈,如:
“宋儒程子朱子⋯⋯辨乎理欲之分⋯⋯虽视人
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空
指一绝情欲之感者,为天理之本然。⋯⋯今既截然分
理欲为二,⋯⋯举凡民之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
隐曲之感,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此理欲之辨,
适成忍而残杀之具,为祸又如是也。”[6]174
不仅如此,戴震认为这种冷酷的尊理抑欲的理
欲之辨,还造成了上下、尊卑之间严重的不公平,酿
成了“以理杀人”的惨剧: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
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
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之同欲达于
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
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6]10
“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然舍法而
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6]59
戴震的批判,表达了这样三层鲜明的思想倾向。
其一,断然否定了清王朝主流价值观念的正当
性。戴震批判的固是理学禁欲主义,但在清代这种主
义是国家意志,因此,戴震实也是在颠覆封建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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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前面说过,有清一代程朱被统治者捧为偶像,其
思想更被尊为金科玉律,学者们也非常崇奉程朱理
学的理、欲之辨,认为它非常重要,“程朱所严辨理
欲,乃最吃紧本务”,而且还大有功于“圣道”,“程朱
所以有大功于圣道者,政以其认理最真,辨理最精,
而惟恐学者误执意见以为理也。”对这些论证、美化
程朱理学禁欲思想的意图,戴震予以断然的棒喝。他
谴责禁欲论是一种残忍的、不仁道的、反人性的学
说,是在“以理杀人”。显然在戴震看来,禁欲论是一
种理应摈弃的罪恶思想,又岂能奉之若神明。在那个
时代,戴震的义愤,否定的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更是
在推倒统治者倡导和青睐的统治思想。所以卫道者
们对戴震的言论,痛心疾首,诋毁之为“此恒古未有
之异端邪说”,其祸害远甚于洪水猛兽!“异端邪说”
固是守旧派的污蔑,但它却也生动显示了戴震置身
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的对立面,折射了其思
想的“异类”性和批判品格。
其二,体现出了一种“我欲故我在”的人本主义
思想倾向。程朱理学通过妖魔化人欲,从而证明人欲
的邪恶,进而要“存天理、灭人欲”。戴震则与此针锋
相对,他反对灭人欲,他认为人欲是合理的,是正当
的,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他强调:“圣人之道,使天下
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6]41如果说程朱理
学的禁欲论透现出浓郁的僧侣主义倾向的话,那么,
戴震达情遂欲论,则表现出对世俗生活的赞美,对世
俗人生的肯定,其旨意很接近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精神,梁启超先生曾赞赏戴震的思想说:“此真文艺
复兴时代个人享受之精神也。”[5]
其三,展现出一种“以情絜情”的鲜明的平等诉
求。戴震指责“尊者以理责卑”不啻是“以理杀人”,突
出地表出他对受欺压的弱者的深深同情,对以尊凌
卑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强烈不满。在他看来,事情的
顺、逆是不应以尊、卑和上、下的等级差别来决定的,
而且上、下之间不应是单向的、不对等的关系,不应
是在上者只有权利,而在下者惟有义务,相反,上、下
间应该是互动的,即“下之人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
之同欲达于上”。为此,他特别强调“絜情”:“天理云
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
之情,无不得其平是也。”[6]2戴震所呼吁的这种“共”
与“平”的理念,所针对的正是等级制度的不公平,针
对的是等级制度所强化的差别性与特权。众所周知,
中国古代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天有十日,人有十
等。这一制度一是强调尊、卑之间,上、下之际,森严
不可逾越。二是突出人与人的不平等,封建社会通行
的“三纲五常”,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点,它使得“在
上者”有享不尽的权利,而“在下者”则有尽不完的义
务,其极致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
子不得不亡”。等级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
已流行数千年,而且俨然已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戴震却要打破这一神话,他不仅揭露了以尊凌卑的
不合理,而且更痛斥其间所隐藏的“人死于理”的种
种悲情!这在“朕惟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为人臣
者,义当惟知有君”的时代,他的主张具有多么大的
叛逆性!因为他的抨击实际上揭露了这一制度以及
其所包含的价值观念的谬误与罪恶,表达了“共遂其
生”的对平等理想的强烈诉求,难怪梁启超先生盛赞
戴震“其论尊卑顺逆一段,实以平等精神,作伦理学
上一大革命。”[5]
梁启超与胡适说的确实不错,戴震是一位不同
寻常的学者,他勇于反叛与解构正统的封建意识形
态,他是那个时代思想启蒙的先锋。戴震的学术也充
分表现了徽学的深刻哲思与启蒙的激情,徽学不仅
有生于大山的质朴,更有吞云吐雾、独步天下的本领
和气魄。
参考文献:
[1]梁启超.戴东原生日二百年纪念会缘起[M]//饮冰室
文集:第65册.北京:中华书局,1916.
[2]江藩.宋学渊源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章学诚.文史通义补遗续·与史余才[M].北京:中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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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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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震.孟子字义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2.
ThePhiLosophyandPassionofHuiStudies
——— OnDaiZhen′sEnlightmentThought
HuFagui
Abstract:DaiZhenisafamousphilosopherintheQingDynasty. Hismaincontributioniscritici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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