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正街志

序 概述 序     由华夏地方志研究所与武汉市硚口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管理委员会合作编纂的《汉正街市场志》，记载了汉正街市场形成与变迁的历史过程，着重记载了近二十年来才发展起来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详细情况，把现在所能搜集到的资料汇集于一册之中，便于查阅，可供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利用。这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应向组织这项工作的同志和编纂人员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示感谢。     提供完备的地情资料，是从实际出发的必备条件。地方志书正是以其科学资料书的特点为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各界人士所看重的。《汉正街市场志》的优点是资料丰富、新颖，许多章节写得比较充实。历史部分，实际上叙述了汉口成为国内中心城市的形成、变迁的历史过程，脉络清晰，是武汉市地情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经营和建设情况，以及这个市场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作了比较充分的介绍，给人以有益的启迪。     本书的缺陷是科学的、系统的统计资料尚显不足。希望有关单位(如统计局)帮助市场管理部门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一套可行的统计技术，使市场统计工作更趋完善，这对指导工作和科学研究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件事也提醒志书的编纂工作者，有些资料是现成的，搜集起来加以整理即可使用；但是有些资料，如统计资料，必须经过调查研究，深入挖掘才能获得。反映当代情况的志书缺乏统计资料，将削弱其使用价值。     以上看法是否妥当，请读者和专家指正。(黎智) 概    述     汉正街是16世纪兴起的汉口镇上的一条主要街道。汉正街市场由汉正街及其联通两侧街巷内的众多经营门点所构成，它经历了明末清初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勃兴和近、现代一百多年的巨大变迁，在20世纪后期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再度兴起，进而发展成为著名的国家级商品市场。它的历史演变、发展过程是武汉大市场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地方特色。     汉口镇，因地处汉水注入长江口处而得名，在武汉三镇中形成最晚。从16世纪初至17世纪前期一百多年间，汉口镇市井街坊由南向北、由沿河向内地逐步推进而形成，即由河街(今沿河大道)到正街(今汉正街)，又由正街到夹街(今大夹街)，再由夹街到长堤街内侧，街与街之间则形成里巷。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汉口继武昌金沙洲之后成为淮盐引岸，汉口盐运、盐行兴起，推动了汉口镇的发展。崇祯年间(1628年一1644年)，汉口长堤筑成，市廛相对稳定，汉正街自西向东贯穿汉口镇，其中 从淮盐巷附近的武圣庙至沈家庙段形成了当时最繁华的市场中心。至此，汉正街确立了“汉口之正街”的地位。     汉口镇在明末形成的以汉正街为主脉，以两侧街巷为分支的汉正街市场，曾经于明清之交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经过清初的恢复和发展，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百余年间，汉正街市场发展到历史上的鼎盛阶段。据章学诚《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载，乾隆年间的湖北所有镇市中，“其最大者莫如汉镇”，“上自硚口，下自(原文如此)接官厅(今为何处待考)，计一十五里，五方之人杂居，灶突重沓，嘈杂喧呶之声，夜分未靖”，“……盖十府一州商贾需於外部之物，无不取给于汉镇。而外部所需於湖北者……亦皆於此取给焉”。     从19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中叶的一百年中，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汉口市场中心东移两个主要原因，导致汉正街市场曾数次衰落萎缩。     1861年汉口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来汉口沿长江地带(今江汉路至卢沟桥路)划租界、建码头、设仓库，倾销本国商品和收购我国内地工业原料。由此，汉口贸易畸形繁荣，市场规模迅速扩大，由开埠以前的国内市场转变为近代国际市场，同时，牵引汉正街市场从两江交汇的沿河地区向下游沿江地带与外国租界平行发展。     这一时期，对汉正街市场造成破坏的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851年一1856年，太平军三克武昌、四进汉口、汉阳，与清军激战多次，使武汉三镇受到战争的破坏，汉正街市场一度衰退。第二次是辛亥革命“阳夏战争”，清军纵火，将汉正街沿河老市区烧成残垣断壁。第三次是抗日战争武汉沦陷时期，日伪划汉正街一带为“难民区”，市场再遭浩劫。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计划经济时期，汉正街小商品经营几经沉浮，禁而不止，但不成气候。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汉正街市场才得以恢复，获得迅猛发展，进入了历史上最繁荣的社会主义的商品大市场阶段。     1979年，在我国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指引下，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管理部门从政策、管理、经营、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对市场的恢复和发展进行引导与开发。在政策上，从1982年起先后允许批量销售、价格自由浮动、长途贩运、自产自销、联合经营和投资办厂、承包以及租赁经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存在，并鼓励企业开办服务业和室内市场、对外合作开发、合作经营等。在管理上，建立和健全市场管理机构，完善经营、治安、税务、环境卫生和市场改造、开发以及发展规划等系统管理。在经营上，引导市场由单一的小商品市场向综合性、全天候、复合型大市场一一商贸区转变，由自然混杂设点、占道经营向专业化布局、室内(商场)化经营转变，由以经营低档次商品为主向经营中档次商品为主、面向农村市场兼顾城市消费转变等。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营造具有“汉味”的社会主义市场文化氛围，提倡文明经商、遵纪守法、照章纳税，为国家和社会多作贡献，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市场主体形象。截至1996年底，汉正街市场从1979年刚恢复小商品市场时一条工623米的市街，发展成为占地265平方公里的商贸区；个体工商户从当初的103户增加到1．3万户，国有、集体企业从132户增加到400多户，合资企业从无到有；同时，在市场环境建设上，共投资50亿元，实施了三期改造 工程 路基工程安全技术交底工程项目施工成本控制工程量增项单年度零星工程技术标正投影法基本原理 ，建成了以汉正街小商品中心市场为龙头，以小百货、布匹、服装、鞋帽包箱、工艺礼品、文化用品、日用塑料制品、家用电器、燃气用具和炊具、建材陶瓷、副食品等1O余个专业市场、30多个室内市场、2 000多个经营门点环绕四周的市场群体，经营商品达6万余种，日均顾客流量近20万人次，商品供销渠道通达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以至海外。17年来，累计实现商品成交额近300亿元，上缴国家税收3亿元(以上数字均未含1990年后在斫口区内延伸的西汉正街市场及在江汉区内向东延伸的东汉正街市场。下同)。从1992年以来，连续4次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国家级“文明市场”称号。 四     汉正街市场历史上曾经是汉口镇的中心市场，对汉口镇上升到中国四大名镇的地位，对促进本地区乃至中国南部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对汉口社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起过重大作用。新时期汉正街市场的恢复和发展，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产物，汉正街市场的运行对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国社会主义市场建设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从生产与消费的角度看，汉正街市场成为城乡经济交流的桥梁。汉正街市场的经营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国有、集体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经营者一头同广大的消费者、特别是广大农村的消费者相联系，一头同城乡商品生产者、特别是乡镇企业和城市区街企业相联系，适应农村和城市生活、生产的需要，打破了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下条块分割、城乡分割、阻碍城乡经济交流的状况，为建立多渠道、少环节的社会主义市场的商品经济流通体制、开拓城乡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汉正街市场的经营者通过经销、委托加工、自产自销、工商联营等多种经营方式，开拓经营品种，一方面对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增加市场适销对路商品的生产，另一方面对提高消费水平，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消费水平起到了桥梁和纽带作用。     从批发市场本身的角度看，汉正街市场已成为华中地区我国农村商品的中心市场。市场营运17年以来，商品流通渠道逐步拓宽，已经同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560多个县(市)、5 000多个企业和十几万个个体工商户建立了经济联系，并开始向海外市场拓展；1996年，市场经营商品达6万余种，商品成交金额增至80亿元，居全国大型日用工业品集贸市场的前列。“汉正街市场”招牌的无形资产逐步升值，全国1O多个地方的市场相继挂出汉正街市场招牌，以促进自身市场的发展。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汉正街市场不仅成为华中地区农村市场商品的交易中心、展销中心(每年举办春秋两季商品展销会)、价格中心(市场价格机制影响中南五省同类市场)及物流中心，而且由于为市场服务的生产加工企业、金融机构、传播媒体以及生活服务业的逐步完善，使市场的加工、结算、信息等系统功能也基本形成，这对于培育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具有积极意义。     从社区文化的角度看，汉正街市场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之一。市场的管理者和经营者在创造市场物质文化的同时，努力营造市场的精神文化氛围，开展社区教育、文化活动，以汉正街市场为题材，反映个体工商户生活的文艺作品已大量出现。其中，8集电视连续剧《汉正街》是我国第一部由个体工商户编写个体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参与饰演个体工商户的开创性作品，1989年10月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988年4月，汉正街市场创办了全国首家个体工商户学校，为外来个体工商户的子女提供了学习条件。在市场文化的培育下，市场经营者中涌现出一批致富不忘国家，乐为社会作贡献的先进人物’并产生了省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劳动模范和一批优秀个体工商局。     从市场恢复和发展的示范效应看，汉正街市场被誉为“对内搞活的典范”。作为全国第一个以发展个体经济为主体培育起来的商品市场，作为一个搞活国内经济的改革试点，汉正街市场一直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倍受中外新闻媒体的注目。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的社论；同年10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在武汉召开现场会， 总结 初级经济法重点总结下载党员个人总结TXt高中句型全总结.doc高中句型全总结.doc理论力学知识点总结pdf 和推广汉正街市场的经验，以推进全国小商品市场的发展。汉正街市场管理部门也曾多次组织市场发展理论研讨活动，积极探索市场发展规律，指导工作实践。乔石、田纪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数十位省、部级领导人曾先后到汉正街市场视察、指导工作。国内各省市区的1000多个代表团到汉正街市场参观、交流。联合国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五大洲的28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专家、驻华使节、国会议员、新闻记者等到汉正街市场参观访问。国内外新闻媒体报道汉正街市场的新闻作品和电视专题片达2 000多篇(部)。     现在的汉正街市场已由历史上的一个地区性市场一跃成为承东启西、引南接北、“买全国，卖全国”，并且正跨出国门走向世界，实行全方位开放、大跨度串联、多种经济成分竞争的具有大流通功能的大市场，成为武汉市、湖北省乃至全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 第一篇 汉正街市场的形成与变迁 第一章  汉正街沿革第一节  武(昌)、(汉)阳市集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当长江、汉水交汇之冲，为历代军事重镇。 三国时，东吴为争夺荆州，又在长江两岸屯兵集粮，大兴土木，相继营造了夏口城(蛇山北麓)和鲁山城(龟山山脊)，武昌(当时为鄂州)、汉阳的城邑由此初具雏形。魏蜀吴三分天下后，经东吴政权数十载经营，武昌、汉阳两城逐步由军事要塞演化为“导财运货、贸迁有无”的港埠商镇，聚集了上至巴蜀、下达江南的官商行旅。唐代初年，武昌、汉阳作为州郡县治所，成为内陆区域性政治中心。     九省通衢的交通优势，市镇规模的渐次拓展，带动了滨江、沿河水运和商业的兴盛，为武汉发展成为长江流域物产和商品的集散中心奠定了基础。     武昌自东吴嘉禾二年(233年)孙权筑夏口城始，商务发展居先，吴将黄盖水师所驻之黄军浦(今武昌鲇鱼套)为各地商舟汇集之处。唐宝历初年(825年)，武昌军节度使牛僧儒历时5年，将武昌土城扩建为东起蛇山尾，南到紫阳湖，西抵长江，北临沙湖的砖城。城内商民稠密、街巷纵横，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发展。稍后，城外由现平湖门至解放桥、望山门一线蜿蜒数里,经营米、盐、茶、竹、木、布匹、杂粮、药材等商品的武昌南市应运而生.南市市场兴于唐、繁于宋，盛极数百年。     宋代著名诗人陆游在《入蜀记》中，曾记载武昌南市“贾船客舫，不可数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今镇江)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城外南市亦数里，虽钱塘(今杭州>、建康(今南京)不能过，隐然一大都会。”范成大的《吴船录》对南市记叙则更为详尽：“南市在城外，沿江数万家，廛闾甚盛，列肆如栉，酒垆楼栏尤壮丽，外郡未见其比。盖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货物之至者，无不售，且不问多少，一日可尽。足见其时武昌市集规模已超过沿江诸镇．宋末明初，武昌市场的辐射已突破长江中游，扩展到江、浙、川、湘以至珠江流域的大部地区。     位于武昌对江的汉阳市集，以东汉卻月城、三国鲁山城为依托逐步发展。其规模虽逊于武昌，但自唐代成为沔州州治之后，发展速度日见加快。北宋乾德二年(964年)，汉阳已成为国内6大榷茶(茶叶专卖)和榷酤(酒类专卖)地之一。其时，汉阳、武昌两城有榷酤务8处，年收酒税曾达6．5万余贯。宋太宗雍熙年间(984年一987年)，宋廷为控制淮盐销售，实行“交引法”、“盐钞法”，汉阳城外常年泊大批盐船，城内商事更为繁荣。据《唐会要辑稿》、《汉阳府志》资料分析，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以前。汉阳商税已超过江南的武昌。至南宋嘉定初年(1208年)，汉阳知军黄干在《申京湖置制司办籴米略》呈文中已称：“本军(指汉阳)城内外户口不下3 000人家，又有居船400只。”若加上泊于此处的外地商船，汉阳市集已颇具规模。与其同代人胡寅在登汉阳南纪门城楼时留下诗句：“平时十万户，鸳瓦百贾区，夜半车击毂，鹾鳞衔舳舻”，记录了当时汉阳集市人烟稠密，车马喧闹，舟船会聚，交易兴旺的景象。     宋代武昌鹦鹉洲因汉阳刘公洲的兴起稍见式微，市场一度趋重汉阳．至后刘公洲渐趋消失，汉阳市场转至禹功矶、铁门关附近。城内的显正街、双街及河街在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汉水流域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集散市场之一。     从东汉末年至明初，武昌、汉阳由古军事重镇进而演化为长江流域的港埠商镇，市场随长江主泓道水运的日渐繁盛，两岸市场交相辉映,互有消长，形成长江中游双城俱兴的特色。直至明代成化年间汉水人江口改道，导致了汉口商镇的勃兴，由此而创立武昌、汉阳、汉口三镇鼎立的新格局，引发武汉商业市场发生深层次的变化。     第二节  汉口市场的萌生     明代初年，汉阳城内府、县治所同在。其时，今汉口地域只是汉阳城外的一片芦滩，汛期汪洋一片，汛后漫滩芦荻，禽兽栖息，鲜见人迹。据传，明太祖朱元璋征讨陈理时曾在此留下“马渡沙头苜蓿香”的诗句。至天顺年间(1457年一1464年)始有零星居民迁入，择墩台、高地筑室定居。     明成化初年(1465年)，汉水(俗称襄河)下游因水文情势的变迁形成单一河道，由郭茨口沿龟山北麓汇人长江，形成汉江新的人江口。于是，汉阳城外的这片荒滩遂被其一分为二，两岸地域也因此被称为汉口(或水口)。汉口地当江河交汇之冲，经汉水冲刷后，港深水阔，既占水道之便，又擅舟楫之利，水运条件优于武昌、汉阳港区。四乡居户陆续移居两岸修房设铺，族聚而居，人烟渐至密集。长江沿线的往来商船，为避江上险风恶浪，纷纷移泊于此。沿汉水而下的商贾船家，也乐于在沿岸装卸、贸易。水运的繁荣带动了商业的兴旺，汉口市场终于萌生。     据《汉阳府志》的统计，明嘉靖四年(1525年)，汉口地域已有张天爵、徐文高、李勤、丁泰等居户建房1644间。其中北岸(汉口一侧)新增居民和房屋数多于南岸(汉阳一侧)，市镇面积和人口有新的发展。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汉口在籍居户已达l 395户，约7 000余人。加上长江沿线来此经营的商贾、附近各县谋生糊口的农户，汉口的商业、运输业规模已蔚为可观。随后，地方当局将两岸的商民密集居住区。划分为居仁坊、由义坊、循礼坊、大智坊(均在北岸汉口)和崇信坊(在南岸汉阳)等。此处居户多数“不事农田，唯贸易是视”，进一步促进了商贸市场的发展。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汉阳府定汉口商税额仅为汉川县刘家塥的二分之一。时隔不几年，“重屋飞栋，五金山积”“商贾上籍者几万计”的刘家塥商市竟被汉口取而代之。隆庆六年(1572年),汉口商税额比嘉靖年间增加了3．4倍。为此，汉阳府在南岸崇信坊增设了汉口巡检司，专门管理汉口地区急剧增长的人口和日渐繁杂的商务。汉口初步取得商镇的地位。     明万历元年(1573年)，明政府指定湖广的衡阳、岳阳、长沙、荆州各粮产区的漕粮，均由城陵矶改到汉口交兑。湖广地域是国内第二大产粮区，年兑漕粮数额巨大，汉口的水运因此得到很大促进。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明政府建立商人按规定限额、口岸运销淮盐的转输法令，汉口又因其便利的水运条件和能泊靠大吨位盐船的优势成为“楚商行盐”总口岸。漕粮是国家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淮盐是两湖人民的生活必需，也是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数额巨大的漕粮交兑和淮盐转输，又使汉口一跃而为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埠，给汉口的水上运输业、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绝好的机遇。至此，汉口镇各业迅速发展，明末在籍居民已近l0万人。     明末的汉口仍包括汉水南北岸的整片地域，最繁荣的地段在南岸汉阳的崇信坊一带，故汉口巡检司衙门设在崇信坊。但崇信坊背靠龟山，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该地发生大火，损失惨重，商事渐衰。万历三十六年，汉阳遭遇大水，崇信坊及汉阳县城几乎淹毁。至此，崇信坊在水火夹击下彻底衰落。明天启、崇祯年间(1621年一1644年)，汉水南岸商民逐渐集中于北岸沿河高坡地段，居仁、由义、循礼、大智等坊区逐渐形成繁华的街市。汉口镇的古老街区一一汉正街的雏形基本成型。     汉水改道从地理位势上打破了武昌、汉阳两城对峙的格局，而崇信坊的衰落和汉水北岸街市的兴盛则从经济市场上为汉口的勃兴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第三节  汉正街的形成     汉水改道初时，汉水北岸的居民只是选择沿河一带地势较高的墩台修房建屋。随后在水运、商业的驱动下，街市沿着汉水流向而自然形成和延伸，因此，“市场精华”多集中于汉水沿岸。     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的江汉大水，南岸崇信坊遭受灭顶之灾，市场重心转至北岸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商业街市。此处地势虽然稍高，但前临汉水，后无座山，仍然常年遭受水患侵袭。明崇祯八年(1635年)，汉阳通判袁娼主持在汉水北岸上起硚口，下至堤口筑起半月形十里长堤，人称袁公堤。因为筑堤取土，堤外挖出二丈宽沿堤壕沟，取名玉带河。汉水由硚口引进,从堤口流人长江。春夏之际涨水时，河中可通舟船。沿岸架有石桥、木桥50余座，可以通达后湖黄花地。袁公堤的修筑消除了后湖水患，提高了汉口防御洪水的能力；同时又改善了水运环境，促进了汉口的商贸旅游。正如范锴在《汉口丛谈》中所述：“汉镇之发展，初以长堤(即袁公堤)是赖也。”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军与明朝将领左良玉官兵在武汉地区相持征战，兵祸困扰刚刚兴起的汉口商业市场，繁华的汉口市集因之凋敝。     但汉口优越的水运地利条件和丰厚的商贸利润仍为商界所青睐。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各地富商大贾再度集聚于这块风水宝地。不多久，青砖瓦舍就取代了茅屋竹篱，四乡的流民成为市场不竭的劳力资源，汉口的商业、水运、服务诸业在短时间内便得以复苏。至康熙年间(1662年一1722年)，清政府将汉口巡检司由汉水南岸迁至北岸，以强化日见繁杂的汉口镇商务与民事管理。北岸由居仁、由义、循礼、大智四坊联成的街区因驻扎汉口巡检司而成为汉口镇的正街(又称官街)。至此，人们不再把汉水水口的南北两岸统称为汉口，而是把汉口作为北岸的专称。汉口、汉阳由此正式分离，武汉三镇的格局初步确定。     汉口巡检司的迁移，汉口镇正街的形成，推动了汉口市场的进一步发展。清雍正五年(1727年)，面对“居民填溢、商贾辐辏”的汉口大市场，清政府又决定把汉口巡检司细划为仁义、礼智两个巡检分司，对上下15华里的汉口商业集市实行分区管理。沿汉水而下，从 硚口到金庭公店(今汉正街金庭巷)归仁义巡检司管辖，司署设于汉正街安定巷；自金庭公店至茶庵(今人民前巷)为礼智司辖区，司署设于统一街万寿巷。两司的上级主管是汉阳县知辅清军同知署，衙门驻在汉正街附近的四宫殿。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又在汉口增设水师外委千把总署和水师额外外委署，强化汉口镇的水运和治安管理。乾隆三年(1738年)，清政府再度将武昌水师营守备、千总、把总及其管辖下的281名水兵归并汉口，在大智坊设水师守备署。当时汉口镇虽在行政上隶属汉阳县，在财政税务上隶属武昌府，但镇务设防等级却已超过了武昌、汉阳两地，其商务、经济地位之重要由此可知。     纵观武汉三镇商业发展时序，武昌最早，汉阳次之、汉口兴起较晚。但后来居上的汉口镇以其独特优势牵动前者，继而使武、阳、汉联成一体，使武汉成为中国内地及长江流域的商贸、金融、交通和政治文化中心，处于“近省市价所视为消长，而人心所因为动静”(湖北巡抚晏斯盛《请设商社疏》)的重要地位。 第四节      汉口沿河商业区  清康熙、乾隆两代，社会较为安定，处于袁公堤保护下的汉口商镇摆脱水患侵扰，商贸、水运、服务诸业均获得显著发展。乾隆四年(1739年)，上自硚口，下至接驾嘴(现名集家嘴)的汉正街铺条石路面。沿街店铺林立，多为两层楼房，白墙灰瓦、古朴别致。临街门面有全敞式、半敞式、内敞外窄式，交错穿插，风格各异。夹街背巷的铺面则多用木板木桩架起红漆横梁。梁上雕龙饰风，极富民族特色。在正街的两侧和周边地段，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巷坊里弄。汉正街人口居户之稠密颇为惊人。据史料记载，当时汉正街西段多为本省汉、沔、荆、宜、黄、孝等地商民居住，东段多为川、湘、山、陕、苏、浙、皖、粤等外省商贾集聚。商贸运输业的繁盛刺激了饮食服务业的发展。遍布街巷的酒楼茶馆清晨开业，夜半收市，宾客盈门，经久不衰。     商业的复兴与繁荣推动了市场与街区的拓宽。其时，汉正街杨家河至五彩巷之间有河街，大通巷以下有后街，升基巷以下有夹街，夹街以下至集家嘴之间又有夹街(小夹街)。众多的小街小巷以汉正街为主脉，纵横连接，组成了新兴的汉口沿河商业区。据清道光年间统计，这片形如卧帚的商业闹市，称之为街的有32条，称之为巷的有64条。就连原来空出留作防火通道的空间也发展成大火路、小火路、新火路等街巷。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汉口居民为33 209户、93 381人。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汉口居民已发展到36 926户，人口突破10万大关，达129 183人(据《续辑汉阳县志》)。从明嘉靖至清嘉庆间200余年内，汉口虽历经数次天灾人祸，人口仍增加了17倍。而以汉正街为主脉的沿河商业闹市区内居集着汉口镇的大部分人口。汉口镇及汉正街市场的崛起之迅猛，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章  汉正街成为汉口商业中心     第一节  襄河码头与“八大行”     两江交汇，水运便利是汉口商业贸易得以发展的优越条件。沿汉水北岸入江口一带，水流平缓，成为停泊大小船只的避风港。于是在汉口沿汉江上下，先后建起泊船卸货白J码头，以满足长江上下游来船停靠装卸的需求。水运和贸易的兴盛由沿河向内推进，对汉正街的繁荣起到了推动作用。     清初，汉水沿岸码头已初步形成以北岸为主的“八码头临一带河”态势。从上至下，就有宗三庙、杨家河、五显庙、老官庙、沈家庙、接驾嘴、四官殿等著名码头。由长江、汉水而来的商船各有传统的泊靠地点，湖北本帮及江西商船多集中于北岸港口，川、黔等商船惯泊于南岸码头，而江浙及徽帮商人因资财雄厚则占据北岸最方便的港区。据粗略统计，汉江两岸泊船量常年达2．4万一2．5万艘次之多，呈现出“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的繁华景观。     据《湖北通志检存稿。食货考》记载：在汉江码头装运的商品有18大类、230余个品种。如湖北省内的各色鲜鱼，湖南、鄂南的茶叶，汉江流域的棉花、布匹和四时鲜果，吴越的丝绸及海产品，山西、陕西的牛羊皮毛，安徽的茶、油和文房四宝，云南、贵州的木耳、生漆，四川的桐油、药材，江西、福建的瓷器、果品，以及广东、广西的日用杂货等，“四海九州之物不踵而走，特形异物，来自远方者，旁溢露积。”不仅本省“十府一州商贾所需于外埠之物无不取给予汉镇，而且外省同湖北之间的商贸也大半通过汉口转运各地。”汉水码头水运的繁荣带动了武昌、汉阳港埠随之兴旺，下新河、鲇鱼套、鹦鹉洲成为汉口港埠的补充和延伸。三镇港区互为犄角又融为一体，共同推动着武汉市场向纵深拓展。汉口的商品贸易市场由码头发展到河街，又由河街发展到正街、夹街，逐渐形成较大规模。而盐、茶、粮、油、药材、什货、棉花、牛皮等八大交易行则遍布汉口镇，继而远近驰名。     淮盐是湖广居民素来食用的大宗货品。明代时，淮南盐船均由江苏仪征西上汉口停泊，再由汉口批发转输湖广及各地盐商分销。清循明制，定汉口为“商船聚集分销引盐之所”(《续汉阳县志．卷8》)。雍正十年(1732年)，由汉口转运至两湖(湖南、湖北两省)的淮盐达774 137引，共2．6亿余斤。乾隆初年(工736年)更高达90余万引，计3．3亿余斤。据史料统计，当时汉口分销的淮盐量约占全国总量的一半，因此被看作是国内“淮盐转输第一口岸”。     汉口市场的粮谷交易因江浙地域常年依赖于川湘粮产区而长盛不衰。汉口镇粮市货源大宗来自湖南、四川诸省，外加湖北及陕西汉中、汉江流域的杂粮，数量相当巨大。乾隆末年(1795年)，汉口码头发生大火，一次竟延烧粮船100余艘。雍正九年(1731年)12月至次年2月，不足百日之间，“外贩米船已有400余号，而盐商巨艘装运(粮食)者尤不胜数”(雍正硃批谕旨)。     纺织品、茶叶、棉花在汉口市场拥有较大的交易份额。皖、苏及本省的棉织品，湘产麻织品和江浙丝织品齐聚汉市；川、湘、赣、皖茶叶均由汉口市场转销各地。当时汉口镇棉花市场的规模已与芜湖、上海并列。     汉水沿岸码头的港口水运业实际上成为汉口商业贸易繁兴的内地基础。汉正街处于这种得水独厚的经济氛围中，因而很快跃升为汉口镇的商业中心。     第二节  正街(官街)、汉正街市场     汉口成镇后，汉口正街成为汉口镇集市的中心地段，一些地方官署均驻于此地，因此正街又有“官街”的名称。当时，汉水码头的商家相继在汉正街开店设市，沿街地域先后建起一批会馆、公所，市场由此更趋繁荣。据范锴《汉口丛谈》载，汉正街市场西段以粮、棉、油、什业居多，东段以药材、参燕、金银、票号、典当为主；中段最为繁荣，密布百货、布匹、山货、海味、纸张等大小商铺。由西至东形成以武圣庙、沈家庙为集合点的两个中心市场。     清同治三年(1864年)，汉阳郡守钟谦钧、县令孙福海及镇绅胡兆春等奏请鄂督官文核准，筹集白银20余万两，在环绕汉口镇西北的袁公堤外修筑汉口堡。沿堡辟出玉带、居仁、由义、循礼、大智、通济等8座堡门，外有深壕环绕，既便于布防守卫，又可抵御洪水。汉口堡完工后，袁公堤逐渐废圯，玉带河也逐步干涸。于是汉口镇商民在此堤沿线建房设店，形成与汉正街平行而下的长堤街。玉带河上的大多数桥梁成为连通堤内外街道的小巷。少数桥梁(如保寿桥)至今还在原处。长堤街周围街巷众多，纵横交错，无往不通，成为汉口又一商业闹市区。     清道光年间(1821年一1850年)，以汉正街为主脉的汉口商业区的街巷除以寺庙名称、姓氏等命名外，其中相当数目的街巷名称与商业行帮、商品品名有密切联系。如棉花街、打扣巷、花布街与纺织相关，砖瓦巷、板子巷、竹簰巷与建筑相关，打铜街、剪子街与五金相联，另有淮盐巷、药帮巷、茶叶巷、衣铺街等均以商品命名。     第三节  专业街肆与手工作坊     汉口堡的筑成扩大了汉镇的地域，长堤街的兴起致使汉正街市场向北拓展，为商业的进一步繁荣提供了新的空间。一批批新的异地商民接踵而至，源源不断地充实和扩大汉正街市场的资金、商品和购销渠道。     为适应武、阳、汉三镇居民及远近农村市场的需求，汉正街市场经营范围再次拓展，在正街与堤街之间逐渐兴起铁器、竹器、木器、铜器、染坊、纺纱、织布、刺绣等众多手工作坊，形成“上八行、下八坊”的市场新格局。     手工作坊与店铺融为一体形成前店后坊、产销结合的商铺群，并按行业或经营商品集中，在汉正街市场组成不少专业街肆，这些街、巷以所经营的行业取名，代代相传，有的沿袭至今。如白布街、钱板巷、灯笼巷、花翎巷等等。     早在清雍正年间(1723年一1735年)，湖南的铁就源源抵汉，其中少量转销外省，大部分均用作汉口镇铁坊原料。至嘉庆年间，汉镇已有铁器作坊13家、铁匠500余人，可见当时汉口专业市场的加工与销售已形成一定规模。     清康熙年间(1662年一1722年)，江苏、安徽等地的铜器工匠在汉正街一带开设铜锣、铜镜、铜脸盆、徽锁等作坊，并联合建立江南、京南公所等同业组织，其聚居营业的横街因此得名“打铜街”。     汉口刺绣品凭借绣花街的作坊店铺制作的“汉绣”蜚声海内外。从明代开始，汉口镇妇女“入夜登机，旦即成匹”从事纺织业．至清初，已衍变为众多手工作坊。汉口近郊出现常年雇工100余人的纺织工场，所产棉布多由汉正街花布商包买，经加工染整而转销各省。     这些手工作坊的产品多数是居民日常生活用品，如筷子、刀剪、水烟袋、毛巾、花样(绣花用品)等更为农村所必需，成为后来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基本商品。     第四节  会馆、公所、同业公会     汉正街市场日趋繁荣后，大批外省商贾进入汉正街经商。为维护共同利益，以地域乡谊为纽带的商业团体随之出现。这些团体大多推举同乡中的殷实士绅主持修建会馆，定期集中议事，以协调彼此间的商业行为。嗣后则演变为公所，以便管理、协调同业间运输、度量衡、交易习俗及价格行为等，保持本行业的市场优势。     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由河南怀庆府商民在汉正街药帮巷兴建的药材行帮公所是汉口创设较早的会馆、公所之一。随后，岭南会馆、徽州会馆、金庭公店、湖南宝庆会馆、黄州会馆(帝主宫)、汉镇杂货业宝善公所等相继设立，大多数分布于汉正街市场周围。     此外，仅有名称、地址而无建设年代可考的会馆、公所有37个(如下表)。     经过一段时间，一部分落籍汉口的异地商民逐渐与汉口本帮结合，形成势力强大的湖北帮。当时，各商帮为追逐利润，占据汉口镇市场，合纵连横，争夺颇为激烈。最终演化成湖北、湖南、宁波、四川、广东、山陕、山东、河南、云贵及京津等众多商业行帮。至今汉正街市场内袭用的新安、宝庆等街名，安徽、江苏、广东、金庭等巷名就是当年会馆公所商业活动的历史见证。     随着汉正街、长堤街一带手工作坊的发展，汉正街市场还出现了手工业同业组织，如由汉口镇铜器作坊联合建立的江南、京南公所与木工匠人在鲁班阁设立的木业公所等。     民国时期，政府要求商业团体依照《商会法》及《同业公会法》改组，会馆公所逐步消失，其活动场所大部分改为学校、市场、堆栈、仓库或文化娱乐场所。     1933年，汉口商界按《同业公会法》组建的商会分会和同业公会共有154个，汉正街市场商民均按行业加入相关行业公会。据1933年《汉口市政概况》统计，有78个行业公会仍设于汉正街及周边市场，占汉口同业公会总数的51％。汉正街市场的同业公会有的一直持续到新中国建立后全行业实现公私合营时方正式结束。     第五节  钱庄、票号     汉正街市场开始兴起时，大量资金为外地客商引入。清代初年，一批拥有巨资的山西、江西商人携带大量资金进入汉口，从事资本经营，为资金不足又急待发展的经营业主和作坊主提供融通资金。光绪年间(1875年一1908年)，汉正街下段鲍家巷至打扣巷沿线分布钱庄、票号和典当行，成为汉口金融业的中心。     当时以山西商人经营的票号最为有名，是市场金融业的中坚力量。因其总号在山西祁县、平遥、太谷而分为祁帮、遥帮和太帮。汉口票号均为分号，交易量大而手续并不繁琐，内部组织较简单，但往来商号及分支机构遍及国内，呼应灵通，信用卓著。光绪六年(1880年)，汉口镇票号盛极一时，曾达33家。1911年，汉口镇仍有票号18家。辛亥革命后，票号失去封建官府的依托，存款来源枯竭，周转失灵，逐渐走向衰落。1933年，汉口镇仅存的济生、永亨两家票号改营钱庄，票号至此全部消亡。     钱庄是旧式信用机构，初期主要开办货币兑换。其中规模大的钱庄发展到经营存放款、汇兑业务。此类机构由上海扩展至汉口时，汉正街市场上有人称之为“银号”。他们利用商业信用，吸收比自身资本大10余倍的闲置资金作资本，再采用贴现方式放(贷)出，通过加速资金周转赚取利润。汉正街市场及周边钱庄业主多为江浙商人，经营资本额在6 000一10 000银元之间，而其放票(放款)业务款常高达10万银元以上。     钱店是经营货币兑换的小本钱庄，汉正街市场上的钱店多由江西商人经营。汉口镇钱店兴盛时曾有100余家，各街市随处可见。此类钱庄以小额存放为主，并做铜元与银元的兑换生意，以方便市场交易。     银庄、票号的形成与发展，对促进汉正街市场商业资本向手工业、金融业资本的转化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汉口开埠，外国资本入侵之后，此类旧式信用机构均不敌外国银行的特权或优势，逐渐歇业倒闭。1905年，汉口最大的怡和兴、怡和永、怡和生三家钱庄全部倒闭。     第六节  汉正街市场的辐射     汉口成为长江中游“九省通衢”的商业重镇之后，汉正街市场作为汉口商业闹市区的代表对周边省份及近郊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同层面的影响。     汉口商贸、运输业及手工业的勃兴，拓展了与外省及近郊物资和信息交流的渠道，集纳了大批异地商贾和省内土地闲置资本，扩大了汉正街市场的经营阵容，为发展市场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     汉正街市场的扩大和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刺激了近郊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商品化。汉正街各著名酒楼饭店制作的名贵鱼肴所用鲜鱼均由汉口镇周围河汊湖泊的渔民供应。为获取提前应市的利润，菜农竟使“五月王瓜(黄瓜)四月尝。”汉口的繁荣激活了汉阳县十余个集镇，其中蔡甸镇成为“商贾数千家”的“南北两乡之都会”；而索河集乡民“平时收买白布转贩汉口，小民夜成匹，朝咸来贸”(《乾隆汉阳府志》卷六)。武昌远郊的白浒、纸坊和金口在汉镇经济发展的牵动下，也成为汉口商贸的周边市场。     与汉口邻近的郊县同样受到其经济辐射的影响。东邻黄陂县大批乡民迁入汉正街市场族聚而居，形成闻名遐迩的黄陂街。     应城原地瘠民贫，清代初年因石膏在汉正街市场俏销致使石膏采掘兴盛，取代了传统的男耕女织，“县商因经营石膏拥万金者不下数百户”《光绪应城县志>>卷一)。     山城崇阳产茶，因汉口茶市兴旺而兴起贩茶之风，“各路贩客云集，舟车肩挑，水陆如织”、  “犁锄之夫半辍业以居货为事”《同治崇阳县志》卷四)。     咸宁在汉口市场的影响下也由明代中期“居民以渔稻为业，无商贾利欲之诱”而发展为清初的“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之邦。诸多商民背井离乡到汉口经商贩卖，其中发财致富者还修起了“咸宁会馆”(<<同治咸宁县志》)。     当时由汉正街市场在产地收购后经染整加工远销云贵、川湘、陕甘、苏粤诸地的手纺棉布(俗称土布)中，就有黄冈，麻城、新洲、红安的景庄布，孝感、云梦、安陆的红庄布，武昌的保安布，天门、汉川的岳口布，黄陂的涝布，应城的梭布，汉阳、武昌的柏泉布、马鞍布、葛仙布及阳逻布等十余个品种。可见汉正街市场的辐射及影响非同一般。     汉口市场以其中国四大名镇的地位及沟通长江、汉水的优势，将各类商品向北输送到山西、陕西、河北一线，往南辐射到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地，成为内陆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中心。     早在明隆庆五年(1571年)，张家口立市之初，市场上就销售“易之湖广的皮毛”。明末，山西长治生产潞绸的蚕丝也“购于川湖等地”。清初，陕西汉中商人大批收购牲猪，均用船运至汉口然后转销他省。     清雍正十年(1732年)，已有人称“楚南地方产矿甚多，外来射利商贩，每于就近设炉锤炼，装船运至湖北汉口发卖，或由汉口转运两江，递贩以至出洋……”。     清人屈大钧所著《广东新语》载：“广东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遂以香、糖、果、铁器、藤、番茄、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     诸多史籍证实，明清之际的汉口及汉正街市场的集中与辐射功能不止限于近郊及省内，而遍及国内诸省以至国外。晚清曾任日本驻汉领事的水野幸吉氏在《汉口》一书中断言：“汉口者为清国中一大市场，其位置居扬子江中流，上自四川、云南、贵州，下至安徽、江西、江苏各省，由湖南以通两广，由河南以达陕甘，四方杂货，无不经由此道，论者谓为清国十八省、四百余州之中心矣。”    第三章  汉正街“三镇市场”的兴起     第一节  汉口开埠对汉正街市场的影响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国用坚船利炮叩开闭锁的中国市场。令国人屈辱的《天津条约》使汉口成为通商口岸之一。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美等国舰船首次抵达汉口，随后辟建租界，设置领事。同治元年(1862年)，江汉关正式创设，其后德国、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奧地利、日本、瑞士、秘鲁等国步英美后尘来汉，凭借不平等条约在江汉关以下地区辟租界、修码头、建库栈、开工厂、办航运，利用云集汉口的内地廉价原料和劳力，就地生产各类产品转输国际市场，获取巨额利润，使汉口滨江租界地区形成新兴商业区。昔日研口至集家嘴、四宫殿一线的土码头、窄街道和汉正街市场逐步被六渡桥、江汉路及租界滨江商业区取代，汉口商业中心由沿河向沿江下移。汉口也因此从沿汉水发展的内陆封闭型商埠向外向型都市转化。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推行“商务为体，兵战为用”等洋务新政，通过设商务局、建工商展览馆、修西式商场等办法扶持官办企业和民族工业与洋商竞争，促进了汉口商业的发展。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冬，张奏请清政府将汉口镇改为夏口厅，次年获准。建制独立后的夏口厅与汉阳分治，市区面积扩展为东至滠口，西至陨口，北至黄孝河的大片地区。光绪三十年(1904年)，又筹白银80万两修筑长丰垸至岱家山总长34华里的堤防(后称张公堤)，既利防洪，又使该堤与修建中的京汉铁路之间生成大片商居可用之地。其后，又在原汉口堡堡基上修建后城马路，使汉口数十条交通要道连络贯通，客观上加速了汉口商业中心的位移。     为顺应对外贸易，汉口“八大行”部分商户由汉正街一带迁入沿江商业区，经营额也逐年递增。据资料统计，当时汉口“八大行”年贸易总额常在1.02亿一1．06亿关两之间，约占汉口年贸易额的60％以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汉口茶叶出口值1 500关两，占汉口镇出口总值的4工％；皮货(含牛羊皮)  占2．9％；油类(含芝麻、豆类)占9．7％；仅此3项就占年出口总值的53．6％。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更升至出口总值的58．6％。其他如棉花、猪鬃、肠衣等商品的出口量也不断增长。出口贸易的丰厚利润将汉正街市场的巨商富贾吸引至汉口商业新区落户。汉正街市场的商品、客户结构也随之逐渐演变。     与此同时，皮鞋、五金电料、钟表眼镜、洋火(火柴)、化妆品、西服等西方日用工业品因开埠后市民眼界大开，迅即风行汉镇，汉正街市场的传统国产京广杂货业等受到冲击。留在汉正街市场经营针线、雨伞、手帕、头巾、梳篦等传统日用商品的小手工作坊、夫妻店等只有联络江河沿线乡镇的“包袱客”、  “扁担商”开拓农村市场，以维持经营，其中财力稍强的京广杂货铺也兼营洋货。汉正街一带的牙行、堆栈、旅店、餐馆仍维持经营。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军冯国璋部为镇压革命军，于10月30日在汉纵火，汉口镇约五分之一的街市被焚毁。汉正街市场“上段仅硚口至遇字巷一带，下段仅张美之路至花楼一带留存。”战乱后，汉口总商会筹议重修市面，多方奔走，曾得到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支持，但终因财力不济而告吹。1914年，汉正街市场店家业主只得因陋就简，量力而行，将原有铺面草草修盖复业。但汉口开埠引起的商业中心下移，导致汉正街市场的深层次的调整和变更终难遏制。中小民族工商户为在西方列强和官僚资本的夹缝中生存发展，将主要经营方向放在长江、汉水沿线诸省和省内各县以及全国农村乡镇市场，使得乡镇农户、城市平民需求的传统日用品小商品在市场上所占份额逐年增大。武汉档案馆编制的《解放前汉正街商户基本情况一览表(1923一1949)》显示：1923年，汉正街市场共有商户1 070户，分属杂货、广货、土产、服装鞋帽、染洗、布店等21个业体，其中经营日用百货、小商品的竟有797户，占总数的74．5％。     第二节  大革命时期的汉正街市场     辛亥革命初期，孙中山曾饬令实业部通告汉口商民，并责成内务部筹划落实，使“首义之区变成模范之市”。南京政府曾委任李四光、祝长庆、周汝翼等组成“特派汉口建筑筹委会”，着手市区规划建设事宜。南北议和后，北京政府在夏口设直属中央的汉口商场督办公署，拟拨银40万两作灾后赈济，终因财力不济，计划过于庞大而未能落实。     在1912年一1920年的汉口建房热中，军阀官僚、富商巨贾在市区与租界接壤处大肆修楼建馆。尤其是在江汉路至六渡桥一带宽阔的柏油马路两旁建造了大批仿洋新式楼宇店铺。汉正街市场业主既囿于财力，又因原有地皮难以拓展，只能因陋就简，匆匆复业。1923年，汉口商场督办公署改为武、阳、夏商场督办公署，统筹三镇商业建设及管理．1926年秋，北伐军光复汉口、汉阳、武昌三镇。同年底，国民党武汉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定：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于1927年元月正式迁至汉口，并将武、阳、夏三镇并为“京兆区”，定名为“武汉”，作为国民革命政府之首都。三镇合一和定都武汉增强了汉口商业都会的功能，为汉正街市场民族工商户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上海、天津等地国货商纷纷进入武汉，开设分销店、经理部，推销国货，汉正街市场也相应出现专营国产商品的国货店、实业社一类大小店铺。伴随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国货质量的改进，汉正街市场出现一批新兴经营门类和分支店铺，如纺织品行业就分有大布行、色布行、大匹头批发号、蒲包匹头店、绸缎庄、呢绒号、内依西服军服店以及机织袜店等，各专一业，颇具特色。     当时汉正街市场商路畅达，外省在汉分店多由总店供货；中小商店或前店后坊(厂)、自产自销，或自行就近采买经销。另外还有不少推销江苏、浙江、上海商品的“乡帮客”将货集中于汉口各行栈，批销给汉正街市场商户。汉正街市场商品多转销于长江、汉水沿岸各农村市场，部分满足三镇市民的需求。     外省贩运商及四乡八野的“包袱客”、“扁担商”借长期经营往来的信誉，采用预付定金、分期付款、前账搭后账等灵活方式向汉正街市场批销商采买商品，利用汉镇车船的便利，长途贩运到各地，或批或零，走乡串镇，以赚取差价利润。     当时汉正街市场虽有肩挑手提的游商小贩，也有部分商铺批零兼营；但大多数商家仍以批发及二次批发业务为主。“包袱客”、“扁担商”是维系汉正街市场与乡镇农户消费群的最活跃成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汉正街市场受欧美各国经济危机洋货再度倾销，以及国民党频频内战农村经济凋敝等因素影响，经营大为萎缩。1930年底，汉正街一带登记开业的商户降至178户，经营门类由18类减少到9类。尤其是1931年武汉遭受特大水灾，市场精华损失惨重，汉正街市场也遭沉重打击。直至1936年粤汉铁路通车后，政局相对平稳，加上各省农业丰收，农村购买力回升，汉正街市场才步出萧条困境。     第三节  帝主宫、三镇茶楼和三镇市场     1937年11月，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国民党政府为避免经济资敌，组织华北工厂内迁，并动员华南沿海工商业内迁，致使上海、河南八山东等地170余家工厂落户武汉，许多政府机关也迁至汉口办公工商云集、人口骤增的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口商业市场也跃升为抗战前期国内商品交流的集散中枢。汉正街市场的日用百货、小商品更为全国农村乡镇市场所趋重。     当时，地处黄陂街黄州巷尾，横贯花布街而与万寿街相通的黄帮棉布商兴建的黄州会馆(又名“帝主宫”或“帝主殿”)已闲置多时。精明的黄安、麻城、黄冈商业同人看中会馆周边聚集着浙帮怡丰裕百货号、义和公“羝羊牌”毛线总经销店、”立鹤牌”搪瓷经销店、“回力牌”橡胶制品正泰号、义顺成百货内庄批发以及南京帮经营耍货(玩具)、花边、绣货、扇子等商品的诸多批发零售店铺是经营日用百货品的理想去处。于是议定将会馆前屋腾出，划地论租，自设山架，开办了帝主宫日用百货市场，与邻近商铺交相呼应，融为一体。不多时便聚集商户近百家，商路抵及各省，深达乡镇，在汉正街市场上名声大振。到30年代初，帝主宫一带街边巷尾已是摊满为患。到帝主宫市场进货的多是省内外四乡八镇的小百货店及乡码头行商，其经营的百货商品门类齐全，品种众多，花色繁杂，货源丰富。每一品种又能细分出高中低档次，如缝衣针就有七八种牌号和十余种型号可供挑选，能满足各类买家的不同需求。据当时的统计，市场内主要商品有纱袜、织帽、童鞋、耍货、花边、裤带、袜带、纽扣、毛线、面镜、发卡、小餐具、香皂、化妆品、缝衣针等十余类之多。货源以附近百货批发号为依托，快进快出，旺销时甚至一日多次进货，周转灵活机动。市场经营方式大多是现钱现货，对信誉可靠的买家也实行前账搭后账等赊销变通方式。场内商户多为家族店、夫妻店，个别殷实商户偶而雇佣一二帮工。帝主宫日用百货市场实际上成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前身。     抗战前期，汉正街市场曾一度繁荣，但因武汉会战失利、国民政府内迁重庆而门关户闭，一片萧条。     1938年1O月25日，日军都城联队攻陷汉口；27日，三镇全部陷入敌手。自此武汉沦人日伪政权统治达7年之久。同年1O月31曰，汉正街一带被日军圈人汉口难民区，大批城镇贫民被强行驱逐到这里蜗居，生活极为悲惨．汉口难民区开始范围为上起研口汉正街，下至汉正街利济巷口，前抵汉水沿岸，后迄中山大道路边。1940年随着难民激增，日伪政权将难民区下段延伸至大夹街新街口，日军宪兵队在长堤街口筑墙封闭。于是，汉正街市场几乎全部被置于汉口难民区的铁丝电网包围之中。     1939年，帝主宫市场被日军纵火夷为平地，修筑围墙，划为军事据点。市场商户丧失了经营场地，只得迁入汉正街河街广福巷一带摆摊设点，糊口度日。但广福巷场小地窄，生意无法展开，而汉正街公安巷边的三镇茶楼楼下有200余平方米的卖菜空地，适于小商品摊贩集中经营。于是，商人茅贡南邀约刘甲山、刘仁山等投资，将茶楼下空地整修成小商品经营场所，划地论租，开张应市，并以三镇茶楼为依据，定名为“三镇市场”。     该市场两端分别与公安巷、旌德小巷相接，场内摊架呈“井”字型，运货、行人都很方便。场边设有木栅，早晚定时关闭，比较安全。加上三镇茶楼近在咫尺，商家联络洽谈极为方便。广福巷一带商贩便率先人驻，市场至此初具规模。1940年初，日伪为粉饰太平，准许外出商民“复归复业”。原帝主宫商家纷纷进入三镇市场，使其经营日益红火，并带动了周边街巷小商品经营，形成汉正街市场内新兴的小商品经营区。     三镇市场主要经营服装、鞋帽、梳篦、五金、伞扇、化妆品等数十类日用生活品，从穿到用，从头到脚，无所不包。而且商户或前店后坊(厂)，或自采自销，物美价廉，货源丰富，因此特别受农村乡码头行商青睐。场内的茅泰兴梳子店、杨东兴鞋店、刘义成针店、袁祥兴广货店等都曾闻名三镇。汉口镇平民一度以“杨东兴的鞋，谦祥益的布”作为时髦商品。40年代，三镇市场成为汉正街市场中的佼佼者，商户数几乎占汉正街市场商户总数的一半。     1944年秋冬，美军从重庆等地出动大批飞机轰炸汉口日军，汉正街内的三镇市场也被炸成废墟。场内商民纷纷逃往汉阳青石桥、西大街，有的各归故里，从事农活，三镇市场一度停歇。待到局势稍定，商户胡少周、李桥山、黄永年又合伙对市场进行修复，重新发租，市场经营得到复兴。1945年8月，日军投降、武汉光复。历经兵荒马乱的武汉商民陆续返回家园，重振旧业。三镇市场及汉正街沿线铺面租价陡涨，商品经营日益兴旺。1947年底’汉正街市场内20个门类的商户已达1 158户，资本总额76亿元(旧币)，成为新中国建立前汉正街市场的鼎盛期。     但是好景不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