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舞台——清末民初的梨园书写

大小舞台 ——清末民初的梨园书写 。刘大先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作为一种平民大众的通 俗读物，它所承载的 内容 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财务内部控制制度的内容人员招聘与配置的内容项目成本控制的内容消防安全演练内容 、传播的理念、表达的趣味 都显示了区别于高雅精英读物的地方，特别显现在 对于当时梨园风俗宴景的展示上。固然上至皇室大 臣，下迄贩夫走卒，都对戏剧尤其是京剧抱有浓厚 的兴趣，但是直到民国，伶人的地位还是沿袭着几 千年下来的文化传统，娼优并称，并无太大的改变。 清束民初的北京旗人小说尤其是以穆懦丐的《梅兰 芳》、妇￡京》等作品为代表，以写实的笔法点染了当 时一些今日已经遭到遮蔽的梨园风俗与旧闻，足可 为正史起补苴罅漏之用。其中情节细部不免龌龊龃 龉、夸大歪曲之处，但是也可看出当时风气渐转伶 人地位提升的气象，另一方面，作者的创作态度也 颇显嗳味，既不免前清遗少的迂腐之见，也颇多海 外归来的新闻从业者对于时政的敏锐观察。所以， 尽管就文学审美角度来看，技巧创新、思想深度几 无可挖掘的地方，但就反映类似人类学、民俗学所 谓“地方性知识”方面，以及昔通大众的时态角色与 态度上面却有着当时主流与“先锋”文学所无法传 达出来的信息”】。 穆儒丐其人属于文学史书写中有意无意被遮 蔽的人物。他原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1880年 (光绪六年)生于香山健锐营—个旗人家庭。1903 年人八旗学堂读书。此时，正是清末新政时期。1902 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史称的“回 銮新政”。穆儒丐也算是新政的受益者。1905年．他 作为大清国留学生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 史地理和政治经济。但是，当留学六年回国后，却正 赶上辛亥革命，积弊已久的清朝凄然落幕。他只能 栖身于安福系言论机关报《国华报》任编辑，同时创 作小说．直到1915年离开，赴沈阳(当时称盛京)任 《盛京时报》主笔。伪“满洲国”覆灭以后，穆儒丐更 名为“宁裕之”。1952年起在北京文史研究馆当馆 员，于1961年去世。穆懦丐一生发表了大量的小 说、散文、评论、杂谈、翻译作品，小说分为社会小说 《女优》、《笑里啼痕录》，战争小说《情魔地狱》，警世 小说《落强记》，哀情小说《同命鸳鸯》、《鸾风离魂 录》，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等，对于东北现代文学 的形成起过很大作用。同时，其别具一格的对于辛 亥革命之后北京满族的生存状态和市井风情的描 写也独具特色。不过，因为政治正确的缘故和精英 文学的视角，他的作品除少数如《福昭创业已》在 1986年删节出版之外。其他的湮没无闻。近年来， 日本学者村田裕子、美国学者王德威以及国内如张 菊玲、关纪新等人已经开始对他的研究。 《梅兰芳》一书涉及已逝戏剧大师的模糊不清 的面相和亦真亦幻的史实碎片，注定如同穆儒丐其 他大多数作品一样是无法近期在国内再版的。我们 今日固然从中可以读出《梅兰芳》作为黑幕小说的 意味，但不可全然归之为下流之作。瘦吟馆主在序 中说：“若夫事出旖旎，风光缠绵，悱侧文成，斑斓五 色．歌哭离奇，皮里阳秋。读来似褒似贬．神工鬼斧， 共知有典有谟，以拨云撩雨之言，写伤时怆怀之恨 者，则穆子六田之《梅兰芳》说部是也。六田京华望 族，旷世清才，幼读诗书，壮游瀛岛。秉啸做不群之 资，负笈航海；揽江山名流之胜．尽入奚囊。触目伤 情，睹苍生而雪涕；忧心如焚，欲报国其谁知?不得 已而投身报界，借舆论以挽狂澜；挥笔灯前，托闹情 以伸幽愤，亦云苦矣，殊可怜哉!戌午春，侧身时报， 51 万方数据 功的用意，更主要的还是要表达对于世道人心的一 种看法。他能够顶住政治势力的压力，不惮于暴露 政客和名流的隐私，一方面是因为军阀党系之间的 争斗留出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借梅兰芳之事书写 社会国家的景况。开篇《蝶恋花》一词所说：。世界由 来棋一局．孤注输赢，不惜乾坤覆。试看中原犹逐 鹿。干戈满地人民哭，舞榭歌台烧玉烛。偎绿依红， 闲听梅花曲。泪滴成珠三百斛，伤心写出伶官录。” 由伶人绯闻的欲望企图上升到中原逐鹿的家国关 怀．可谓所求者大。 这部小说写作的时间足五四运动的前夕(1919 年4月613连载完毕)，这个时候的新思潮，在全国 尤其在北京已经风起云涌，但是作者显然没有受到 太大的影响——事实上，直到三十年代创作《福昭 创业记》(1937年7月21日至1938年8月11日) 时，作者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源自东洋的君主立宪体 制。因此．《梅兰芳》的道德评判价值与社会意义主 要并不体现在其思想形态方面，而是体现在其对于 清末民初北京戏剧界的风情民俗的展示上面。这些 风俗旧制因为种种权力机制的原因，为正史所不 载；而在戏剧与民俗研究者那里，又由于“为尊者 讳”等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敞亮的显现。而《梅兰芳》 作为时人的作品，在民国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权力 琏隙中，反而得以保存比较真实的史实真相。 《梅兰芳》首回的楔子里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 了民国前后北京权贵玩弄像姑的恶劣风气及其原 因，为整个小说的性别书写树立了—个背景。在作 者笔下，戏剧名伶与像姑这种职业有着难以割清的 联系。像姑就是男妓．因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又 称相姑、相公。狎像姑之风源于明代，清代沿之，但 更为兴盛。1659年，清廷首先在北京禁止官妓。清 代法律规定，官吏不许狎妓，如有官吏暗中招妓侑 酒被巡城御史查到，就要受到严厉处罚。但狎优则 可以通融，官吏往往招伶人侑酒唱曲。一个厉禁，一 个可通融，于是狎像姑之风在清代官吏中兴盛起 来，此风以京师为最。十余年后，全国各地的官妓也 相继被取缔。“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 金鱼池等处，舆隶群集之地耳。咸丰时妓风大炽，胭 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 驿，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 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 清代诗人蒋士铨《京师乐府词-戏旦》描述了官 万方数据 吏押像姑的状态，并对其痛加讥讽和抨击：“朝为俳 优暮押客，行洒灯筵逞颜色。士夫嗜好诚未知，风气 妖邪此为极。古之嬖幸今主宾，风流相尚如情亲。人 前押呢千万状，一客自持众客嗔。酒闲客散壶签促， 笑伴官人花底宿。谁家称贷买珠衫，几处迷留僦金 屋。蜞蜣转丸含异香，燕莺蜂蝶争轻狂。金夫作俑愧 形秽．懦雅效尤惭色庄。腼然相对生欢喜，江河日下 将奚止?不道衣冠乐贵游，官妓居然是男子。”晚清 陈森写的小说《品花宝鉴》中就有许多官场狎像姑 的描写。吴趼人(--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到清代官 吏可以狎像姑而不可狎妓的情况：“这京城里面，逛 相公是冠冕堂皇的，什么王公、见于、贝勒，都是明 目张胆的，不算犯法，唯有妓禁极严，也极易闹事。 都老爷查的也最紧。逛窑姐儿的人，倘给都老爷查 着r。他不问三七二十一，当街就打；若是个官，就 可以免打．但是犯了这件事，做官的照例革职。”曾 朴《孽海花》也写道，京师士大夫“懔于狎妓饮酒的 官箴．帽影鞭丝．常出没于韩家潭畔”。李宝嘉《官场 现形记》里写了个“一天到晚长在相公堂子里”的老 斗．名卢朝宾．官任给事中。他所押的像姑叫奎官， 始而狎，继而替奎官赎身，娶媳妇．买房子。这么多 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狎男妓是较为普遍的现象。 像姑的产生，为女权主义的理论提供了鲜活的 例证，其实是一种阶层权力的压迫下，男人变成“女 人”的过程，并非全然是性倒错的生理原因。埃瑞 克·周(ErieChou)的《龙风》一书中，有两节专门讲 清朝同性恋的盛行．一节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为“满族人嗜好同性 恋”，写到咸丰皇帝、同治皇帝以及一些达官显贵的 同性恋；另一节题为“兔子”做了宰相，描写乾隆皇 帝所宠爱的同性恋对象和坤(1750--1799年)做宰 相的经过，“兔子”是对男性同性恋对象的俗称之 一。在像姑与嫖客之问的关系中，更多的涉及体制 与权力，基于个体性取向的差异如果有．那也是由 于前者造成的。埃瑞克·周的著作具有明显的东方 主义色彩，将一个异域的他者作为—个想象的充满 异域风情的所在，正是萨义德(EdwardwSaid)所 竭力批评的殖民思维。 像姑与优伶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堂于里的像 姑与科班中的戏子本是两途，但像姑为了多挣钱、 挣大钱，没有不习戏登台人梨园行的，遂带得梨园 行风气大变，如今也就格外看重色艺双全丁。因此， 像站多是优伶兼营，故狎像姑有时又称狎优、挟优。 像姑多为年少者，出色者多在二十岁以下，称为銮 童、优童、歌童等。像姑的卖淫处所称为像姑堂子， 其待客内容有侑酒、唱曲、谈诗论画、卖身等。狎像 姑的官吏与像姑的关系不同于古时的君王宠幸嬖 臣．而是商业性的主客关系。因此，某一客独占了 (“自持”)某像姑，就会受到众客的嗔怪。凡与某一 像姑要好，且被其依为靠山的人，俗称“老斗”。 根据一般的历史与民俗材料可知，戏班伶人在 北京外城的住处，大多集中在西柳树街以北，北城 与中城相交的地方，主要的胡同有：樱桃斜街、胭脂 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借毛胡同、李铁拐 胡同、李纱帽胡同、贩子庙、陕西巷、北顺胡同、广福 斜街。至晚清，这一带“娼寮丛处”，俗称“八大埠”或 “八大胡同”。京师著名的像姑堂子在八大胡同的韩 家潭、樱桃斜街、陕西巷等处，这些地方都是京官士 大夫经常出没的地方。清末名妓赛金花的自述也可 以佐证：“我们在京就住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升店 内——这时如韩家潭、陕西巷、猪毛胡同、百顺胡 同、石头胡同等地，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像姑，这 一带非常繁华。”梅兰芳的家就在李铁拐胡同。 小说《梅兰芳》从其祖父曾是“同光十三绝”的 梅巧玲死后家事萧条开始写起，及至慢慢受马六爷 等人吹捧成名，《顺天时报》开菊榜当选为大王，赴 沪唱戏，至应邀至日本结束。基本线索正史里也有 迹可寻，而掺杂于其中的小说作者个人的见证实 录、风俗白描，则带有充分的民俗史料价值。清末京 戏在北京的地位此时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谭艺林 《钧天俪响》(1901年)序中记述当时谭鑫培等伶人 “皆食五品禄，供奉内廷，颇蒙眷睐”，而“外省督抚 两司入觐，其同乡及所部公宴于会馆必演戏，一日 夜之费几至干金两，而内廷所费则十倍之⋯⋯”戊 戌政变后，。国家多故，内宴渐稀”，到了闹义和团的 时候，“正阳门外千余家一炬皆成焦土，所谓四喜、 三庆、玉成、福寿、宝胜诸部一散如烟，光沈响绝”， 正是“乐尽悲来，宫院乌啼，秋槐自落，山河尚在，弦 管无声”。民国时代京戏却出现了一段时间畸形的 繁荣，繁荣的背后则是京戏伶人同像姑之间微妙的 关系。 如前所述，咸丰以后．随着清朝国势衰败，禁令 渐弛，官员狎妓之事逐渐多起来，始而不敢公开，后 来则堂而皇之，并形成风气，有些地方的官场甚至 酒席间无妓不饮，无妓不欢。光绪中叶以后，禁令更 加松弛，这使得官员狎妓之风空前鼎盛起来。此时 的妓馆高张艳帜，车马盈门，南娼北妓纷纷角逐于 官场．一些官吏还公然纳妓做妾。与此同时，押像姑 之风则渐趋衰颓。民国时期，沿流播之余绪，此风又 高炽。只是这些史实往往在戏剧史的书写中心照不 宣地给抹杀了。关于当时梨园真相，实有赖穆儒丐 53 万方数据 此类小说得以保存。前述《|E京》中就记载了名伶白 的描绘 牡丹的成长经历。书中记载梨园师徒的实情是： 因为梨园行，俗谓之无义行。别的行当多 少都有点师生义气，唯独梨园行，师生之间大 半都是仇人。譬如一个伶人，收了一个徒弟，合 同上写的年限很多，不用说了。甚至还有打死 无论的话。年限之内，无论徒弟挣多少钱，徒弟 家属没有分润的权利。徒弟出师时，年限内师 傅代置之物，概行扣留还不算，便是旁人所赠 之物．也不能携去一件。徒弟若是嗓音不倒，有 人帮忙，还能自树，不然出师之后。依然不能生 活，所以徒弟对于师傅的恶感非常深厚。出师 便算断绝关系，没有一十彼此相顾的，所肚管 他们叫无义行。难道他们跟常人不一样吗?就 皆园他们内客习惯不好，把人都教得一点义气 没有了，完全唯利是图。这也是社会上一个问 题，应当研究的。 其时，不光私人收徒如此，正规科班订立的契 约也近似，人科学生家长与戏社之间需要订立契 约。如1904年叶春善成立的喜(富)连成科班的人 班契约： 契约系用红纸摺。外面书写“关书大发”四 字，折内文日：“立关书人XXX，今将XXX．年XX 萝．志愿投入XXX名下为徒，习学梨园生计，吉 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 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表履均由科班负担。 无故禁止回家．亦不准中逢退学，否则由中保 人承管。倘有天灾疾病，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 情，额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 凭，立字为证。立关书入XXX画押。中保入x×× 画押。年月日吉立。 此种契约现在看来其实是颇为残酷的，背后产 生的恩怨情仇、纷争纠葛已经渐渐湮没不闻。qE 京》中自牡丹从师傅老庞那里赎身就是经历了许多 曲折，由记者和热心的戏迷帮忙才得以成功。这种 遭际在平常伶人那里又岂是个别现象? 民国初年的北京。社会风气之败坏尤其在玩 弄伶人上可谓穷形尽相，这在《北京》中有详细 北京近来出了两种人，专九把持戏子的。 第一种是文士派，第二种是纨绔派。文士派当 初都是逛惯了像姑的下处的，如今虽然没了这 行营业，他们风流的习惯依旧改不了，所以他 们对于唱小旦的后起角色，但分有点资质，他 们便据为己有。但是他们哪里有工夫去物色 人，他们也不懂戏。小藏没有成名以先，他们绝 对没有赏鉴的能力，不知道谁能成名。可是他 们有个老法子，每天看报，他们见那个孩子捧 的人多，他们便按圈索骥，到园子里一看，果然 币错。他们便请人去说，愿录为弟子，或是认为 干儿。他们都是老名下．_又有钱．谁不喜欢拜他 作老师呢。戏子一到他们家去，别人打算再瞻 颜色，那就很难了。戏子从此也就知道有他们， 再也不想想替他冒汗做文章的人是由一个小 泥菝子的时候捧到这步田地的⋯⋯第二种纨 绔派的人⋯⋯他们的指南针，也是报纸上捧角 的文字。他们纯粹是耳食。听见人说好，他们以 为曲是好的，便千方百计地想法子侵占。 这种情形在那个时代似乎颇为常见，旯是一般 这类事情往往隐匿在正史的边角处。老舍有一个短 篇小说《兔》写的也是票友小陈下海为伶，而终被黑 势力控制．英年早逝的悲剧故事，不过边缘题材的 作品一直不太为研究者注意。 1912年4月，北京政府严令取消了私寓，也就 是“私坊”，“却喜这时梨园生意极其投时，再说自取 消像姑堂子之后，唱旦角的多半有阔人捧场，声势 极为煊赫，早年视作下贱营生．今El却是人人羡慕 的。所以好人家儿女．有点资质的，纷纷都人了伶 籍”。这些伶人多半兼营以前像姑的营生。正是基于 这样的原因，戏剧伶人尽管不乏拥趸和戏迷的吹捧 和金钱的利益，但是社会地位终究没有摆脱受人玩 弄与轻视的地位。不过，狎像姑和嫖妓却又有着高 雅与低俗之分，久在京中做部曹的何德刚的一段笔 记记载可以作为佐证： 京官挟优挟妓，例所不许，然挟优尚可通 融，而挟鼓则人不齿之。妓寮在前门外八大胡 同，靡集一隅，地板湫秽，稍自爱者绝不敢往。 而挟优则不熬。优蛀唱戏为生，唱音表花旦者， 貌美如好女，人以像姑名之，谐音遂呼为相公。 其出色时，多在二十岁以下。其应召也，便衣穿 万方数据 小靴，唱曲侑酒，其家名为下处。下是者，京中 指下朝憩息之所为下处．故借以名之也。若就 饮其家，剜备十二碟以下酒，酒后啜粥而散，名 日排酒。酒钱给京票四十千，又下走十千，按银 价不及四金也。或在其家请客，名曰吃饭。吃饭 则视排酒郑重。一席之费，多者廿四盎，少者亦 必在十盎以外。下走之犒．则随席之丰啬而定， 其馔较寻常酒馆为特别。杂曾为龚蔼人方伯所 约，在梅兰芳之祖梅巧玲家，食真珠笋一味最 美。盖取蜀黍初吐颖时，摘而烹之，鲜脆极可 口。余在苏赣宴客，园署后有蔬园，每仿制之。 然一盅所需，已踏破半畦蜀黍矣。京官清苦，大 概只能吐排酒为消遣。园下处清鞋，夏则清肇 疏帝．可以观弈．冰碗冰盆，尤可供雪藕浮瓜之 便。冬则围炉赏雪，一室烘烘，绕座唐花，清香 扑鼻，入其中，皆有乐而忘返之意。像姑或为赏 音也。然此皆闲曹年少时为之，若官跻卿贰，年 逾耆艾，则仍屏绝征逐，以避物议。尝闻潘文勤 平时最喜一善唱昆曲、兼工绘事之朱莲芬，厦 任侍郎，便不与之相近。而莲芬年节前往叩贺， 文勤必袖廿盎银券．而出亲授之。一见而别，至 老不衰．都下传为韵事。盖优之风雅，远胜妓之 妖冶，故禁夸虽同，而从违不必一致也。 穆儒丐本人却无法摆脱传统士大夫对于戏子 娼妓的那种歧视态度。梅兰芳祖父梅巧玲(1842_ 1882，字慧仙，苏州人，四喜班著名的旦角演员)史 载因体貌丰满，有“胖巧玲”之称。他扮相雍容华贵， 穿戴旗妇官服，出场时四座无不鼓掌欢迎。梅巧玲 擅长念白戏，以《雁门关》、《四郎探母》的萧太后最 有特色，为人正直，重情谊，后任四喜班掌班，培养 弟子很多。而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1869一1914)长 期为谭鑫培操琴，与鼓师李奎林被称为谭的左辅右 弼。梅雨胡运弓有力，指法纯熟，音色纯净，随腔垫 字，技巧高超过人．能奏昆曲不下三百出，创京剧琴 师两大流派之一，也是琴师“四大名家”之一。这些 家传文化和艺术上的造诣并没有为穆儒丐所关注， 他侧重的是对于其背后操持的恶势力的揭露，终成 于鲁迅所谓“谴责小说“之一脉余渡。 1925年，郑振铎发表《“谴责小说”》认为，它们 以真实人物为书中人物形象，“本也无妨，但绝不可 以揭发人间的黑幕撤露人们的隐私为目的，否则 就玷污小说的尊严，堕落为黑幕小说”。“谴责小说” 按鲁迅的考察，是西为嘉庆之后内忧外患深重，戊 戌政变不成，加之庚子之变外交失利，“群乃知政府 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 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 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 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 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至谴责小说末流，模仿 李宅嘉《官场现形记》、吴研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 状》、曾朴《孽海花》的谴责小说，就流^类同谤书或 者“黑幕小说”的下乘了。陈炳在《最近三十年中国 文学史》中说：“如《中国黑幕大观》、《北京黑幕大 规》、《上海黑幕新编》之类，就径直用‘黑幕’做书名 了。其他用‘现形’或‘怪现状’做书名的以及同性质 的书还很多。这类黑幕式的小说，发端于光、宣之 交，盛行于袁皇帝时代。民国四年，《时事新报》至登 广告，征求‘中国黑幕’。由讽刺小说变为谴责小说， 出于时势 要求 对教师党员的评价套管和固井爆破片与爆破装置仓库管理基本要求三甲医院都需要复审吗 ；由谴责小说堕落而为黑幕小说，也 是时势使然。原来辛亥革命本不彻底，所谓‘革命军 起，革命党消’⋯⋯因为这种东西可以说是旧思想 的结晶，在旧社会中才有此产物；同时又是造谤泄 愤，或是暗地里指摘时政的一个妙法；又可把它作 为消闲或卖钱的生恬；所以某黑幕大观，某某趣史， 某某外史，某某之秘密，以及各种同性质的作品都 出来了。” 穆儒丐作为报人作家，难免沾染这样的时代文 学风习，疵者固不必深究，其意义与价值应从对于 北京梨园“地方性知识”的描摹与刻画中寻找。第十 三回“缔丝萝好事成虚愿，开菊榜大王冠头衔”中， 《顺天时报》借着开菊榜评比戏剧界的大王，就详述 了主办方的预先敲竹杠的期望。黑箱操作的商业运 作，现代商业运营与旧式捧角的恶心结合，构成了 一幅恶心黑暗的丑剧，没有公正性可言．所有参与 的人都不以作弊为耻，反倒视买选票为理所当然， 不得不让人怨叹社会的风气颓坏到何种程度。整个 操办活动本身就是一出绝妙的戏，实是当时梨园景 况的实际写照。报纸等大众传媒在客观上也确实推 动了戏剧本身的改进、评论和发展。 《梅兰芳》中被作者一再嘲笑的“齐东野人”其 实是影射戏剧评论家、戏剧史家齐如山。齐东野人 被描绘成一个打秋风．架秧子、攀附权贵的小丑，中 问颇多歪曲之处。有些她方，比如他为梅兰芳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新戏的功劳无法一一抹杀。齐如山多年同梅兰芳一 起从事戏曲艺术的改进工作，是剧作家，也是一位 戏剧理论家。1948年到了台湾，1962年故于台湾。 齐如山的《说戏》刊于1913年，力主戏曲改进，可以 说是他研究京剧艺术韵第一本书。齐如山到过欧 洲，又出身泽学馆．《说戏》就是想以西洋戏剧的框 55 万方数据 56 架来改造京戏。1915年，梅兰芳从上海回到北京， 自4月起到1916年9月编演了《孽海波澜》、《一缕 麻》等十一出时装新戏，本来是戏剧改良的一件好 事。只是穆儒丐难免带有守旧派的色彩，对于齐如 山帮梅兰芳设计的许多新戏嗤之虬鼻。“兰芳既然 成了名角．在这好戏上当然要吝唱的。若、呛他的戏， 在旧戏里面，可听可看的甚多，如同《祭江》、《祭 塔》、《宇宙锋》、《红霓关》、《汾河湾》、《武家坡》以及 《坐宫盗令》等戏，都是极好的。可惜这些戏，人都不 爱听，专爱看他的《黛玉葬花》、《晴雯撕扇》以及什 么《少女斩蛇》、《一缕麻》等类。社会上既然爱看他 这些新戏，兰芳也只得拿这些做门面，反把真正好 戏置诸高阁。假如今日再教他唱一出《祭江》，恐怕 给一万块钱也不敢应了。俗语说得好，一天能卖十 担假．百日难卖一担真。不但江湖上卖假药等类的 如此，便是戏子也卖起假的来了，可胜叹哉。”这大 约也和作者本人并非“梅党”有关，《北京》中就叙述 了记者宁伯雍等人结成“白社”拥护白牡丹以和梅 兰芳的戏迷抗衡的情节。纠E京》据长井裕于研究得 出结论，可以视为作者的自叙传，考其情节与《苟慧 生传略》所记史事基本符合。这些类似今日歌星的 Fans，相互之问因为偶像的关系彼此攻讦，扭曲史 实，在所难免。 不过作者尽量保持公心，所要表达的是对于国 事的看法：“转眼之间。民国的日月已过了五六年 了，这五六年内，国家多事，人民流离，一些正经事 也没办。可是捧兰芳的这群阔佬，没有一天不乐，没 有一天不为兰芳尽心筹划，假如为政诸公照爱兰芳 一般去爱国家，这几年的民国早已富强起来了。可 惜大好的山河，竞不如一个唱戏的有价值，弄到这 样．是谁之咎?福王少小风流惯，不爱江山爱美人。 我想今日的政客，大都是福王一流，只要眼前有承 欢的．便是作了外国奴隶．也甘心的。”其中对于梅 兰芳本人的刻画，面目与性格井不清楚．但是偶尔 关于其内心的描写町以透露出作者的理解：。人生 在世．势力金钱．固然是不可少。这自由二字，更是 缺不得的。就拿我说，总算不忧饥寒，在唱戏的里 面，究竟是头等脚儿了，只是身不由己，已落在人家 势力圈里，人家不喜欢的东西，我不敢爱，人家不满 意的人士，我不敢交，如意承旨．小心伺候，还恐人 家不乐，究竟我算干什么的，这‘梅兰芳’三字虽然 是我的姓名，究竟不是我的梅兰芳，连我带梅兰芳 三个字都属了人家了。”穆儒丐不光是写梨园里的 这些无奈之人，他对于整个社会上被侮辱与被损害 的都抱有同情。qE京》中最让人注意的形象恐怕就 是那个可怜的妓女秀卿了。事实上，在纠E京》和《梅 兰芳》所写的故事的背景时间正是北京辛亥革命后 政治、经济、伦理大混乱的时候。。由于社会贫困化， 很多妇女被迫或自动为娼，1912年北京只有妓院 三百五十三所。妓女三千零九十六人(只包括登记 在册者)，以后每年都有增加，1917年有妓院四百 零六所．妓女三千八百八十九人。此外还有人数不 可考的私娼，据甘傅估计，1917年北京的私娼在七 千人以上。总之，全市妓女人数最低限度也在一万 人以上”。而1912年北京内外城人口总数为七十二 万五千零三十五人．1917年内外城人口总数为八 十一万一千五百五十六人[21。这足个非常惊人的数 字，大致估量起来，大约一百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娼 妓。秀卿只是无数下层妓女中的—个，命运不会比 其他人更悲惨。 四) 在如此堕落灰暗的社会中，跳梁小丑和窃国大 盗沐猴而冠，善良美好的贫民却处于被践踏和被玩 弄的境地，梨园的舞台上下和社会的舞台内外分明 演出两场几乎同样的悲剧和闹剧。对于史实与地域 性文化的一种存留、对于现实社会处境的揭露与讥 讽是穆儒丐梨园书写的题中应有之义，不过仅有这 些并不能凸显出其独特的意义，因为晚清笔记小说 和同时代许多社会黑幕小说都有类似的功能，值得 注意的倒是在《梅兰芳》的文本缝隙中，性别书写透 露出的国家政治意味。 小说最后的情节写的是在政府弱势外交的情 况下．梅兰芳成为一个结与国之欢心的中介，被派 往日本代表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式的演出。原因在 于，小说借一位“大仓男爵”的话来说：。第一．他是 贵国绝无仅有的名优，我们邻邦人，应当瞻仰的。第 二，为中日两同亲善计，这事亦不可缓，将来两国交 涉．借重梅郎的地方正多。”一个伶人如何获得了如 此高的社会地位和文化象征的功能呢?小说中的另 一个人物叶玉虎作为当时政府高官梁士诒的代表 之言论似乎透露出一点端倪：“提起这人(梅兰芳)， 真是我们中国最近一件可夸耀的事。若论我们中 国，历史上的人物，如圣贤，如英雄，如文士．如学 者，代不乏人，真有出色人物。不知怎的最近这几十 年，不但投个英雄，连个美人也产不出，稍微有点知 识的，大都抱才难之叹，谁知四百余州禹域江山秀 丽，不钟于圣贤，不钟于英雄，不钟于学者文人，而 独钟于一个唱戏的梅兰芳．岂不是一件奇事么。这 万方数据 人在我们中国，总算是一个代表人物，全社会上的 人，不论贫富贵贱，老少男女，把精神都交于他的。 英儒马可来评论沙克斯比尔有云，英伦三岛可以 亡，沙克斯比尔不可无。如今我也要章这话，评论我 们梅兰芳的。中国二十三省可以不顾，梅兰芳是一 时少不得的，皆因兰芳一身，是我们中国四万万人 精神之所寄。若是把兰芳没了，我们的社会便如坠 人沉渊，毫无生气了。”此处的惊人之言引人注意之 处在于，“梅兰芳”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文化昭显于世 界的“代表”．显示出身体隐喻的政治性。被女性化 的男性——旦角——成为一个国家的符号，无论是 政治的还是文化的。在男性中心的社会语境中都是 一种蔑视。作为想象东方文化的一个标记，。梅兰 芳”的遭遇不由得让人想起晚清的赛金花。而小说 中恰恰有段话点出了二者之间的奇妙的关联：“实 则中国对于外人，也没什么可夸示的，如今拿兰芳 作为国际间一个结欢品，总算为中国增光不小。假 如借着兰芳的魔力，办一件痛快的交涉，这兰芳也 可算是历史上不朽的人物，状元夫人赛金花不能专 美于前了。” 无论在学者的记述(刘半农、郑颖孙、商鸿逵的 《赛金花本事》)、文学的书写(樊增祥的《彩云曲》、 《后彩云曲并序》，曾朴的《孽海花》、夏衍的《赛金 花》)、民间口耳相传的口头故事中，赛金花都是一 个拯救国家于危亡之中的英雄形象。王德威曾经论 述过赛金花作为一个颓废无行的“尤物”(femmes 缸als)正是最有资格引导我们进人腐败堕落、聚散 不定的晚清社会的不二人选，“《孽海花》的核心，是 两个女人对中国命运的操弄。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滥 传播是基本的社会现象。尽管人类对作为社会 存在基本条件之一的传播活动进行了长期观察和 思考，但真正的传播学学科则形成于二十世纪初至 四十年代的美国。其间，传播学“四大先驱”即政治 用，几乎导致国破家亡；而赛金花这一出身欢场的 ‘美艳亲王’，却凭借名不正、言不顺的权力，挽救了 中国。赛金花也许从来不曾被尊称为革命者。但她 却以最不可能的方式，重振了晚清时代中国的身体 政治叫”。风尘女子的侠义行为向来是中国文人叙 事的传统，赛金花之所以得到那么多的文人学士青 睬与此有关，不过赛金花之超出以往的情形在于， 她的身体运作同家国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并且完成 了男人所无法完成的“不可能之任务”。“梅兰芳”在 文本中所面临的任务和扮演的角色同赛金花倒具 有了异曲同工的效果。 穆儒丐的结尾诗可谓一语中的： 莫谓书生语太酸，伤时心有未能安。 东方长大惟持戟，小于侏懦也戴冠。 魔鬼困人形瑟瑟，财神做物面团团。 由来世事同儿戏。我作梨园一例看。 注释： [1]本文写克，偶见盘书仪先生新著《晓清戏曲的变 革》(人民主学出版社2006年版)出版，其中《明清演剧吏 上男旦的手}衰》、《晚清戏曲与北京南城的。堂子”)、《晚清 扰停社会地位的变化》、《晚清的观剧指南与戏曲广告》、 《清末民初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娱乐瞳》诸章节 正可毗补本文所敏之不足。 [2]曼建雍、王岗、姜纬堂、袁熹、于光度、车宝臣：(北 京城市生活史》，开明出版社1997年版，弟308页 (3](戋)王楗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 {旨)，北京太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119页。 传播学的本土化 0伍曦文 学家拉斯韦尔、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心理学家 卢因和社会心理学家霍夫兰对传播学的理论学说、 体系架构和学科萌生产生了直接影响，奠定了坚实 基础。而被推崇为“传播学鼻祖”、“传播学之父”的 万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