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抗美援朝运动研究综述

建国初期抗美援朝运动研究综述 靳道亮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从上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开始，然而到目前为止，学术性的专著仍很少见。本文对抗美援朝运动研究的历史进行了回顾，指出有关研究已取得的成果及其不足，并提出在研究视角、研究 方法 快递客服问题件处理详细方法山木方法pdf计算方法pdf华与华方法下载八字理论方法下载 上应开拓创新，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研究的深化。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抗美援朝运动；研究综述 所谓抗美援朝运动，本文主要是指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围绕抗美援朝战争领导的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的群众动员运动。它不仅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精神上的支持，也紧密结合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对稳定建国初期社会政治秩序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相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学术性成果并不多见。有人粗略统计，截至２００１年，已发表的有关抗美援朝战争的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和回忆文章达１０００多篇，历史专著及著作达２００多部。〔1〕而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学术性探讨的文章数量很少，学术性的专著更是付之阙如。鉴于此，笔者拟就５０多年来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文献和少量的学术性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并进行一定的评述，以期引起学界注意，进一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一 从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至今，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已经５０多年了。综观５０多年来的研究，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成果基本上停留在运动过程、特点与意义的宏观叙述上，主旨是弘扬抗美援朝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精神成果。在这一主题的挖掘下，研究取得了不少成就。最重要的收获是，在全国及地方相关部门的组织下，出了大批文献资料。如１９５４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写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一书，共１６０余万字，汇集了１９５０年６月起至１９５３年７月止的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重要文件和资料。这本书是关于抗美援朝运动资料的集大成者，为研究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来源。１９９３年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资料汇编》（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包维邦主编的《抗美援朝运动在长春》（长春市方圆印业公司印刷厂）、１９９５年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写的《江西抗美援朝运动》（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７年江苏省委党史办组织编写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江苏》（中国档案出版社）、２００２年南京市抗美援朝研究分会主编的《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中共党史出版社）等，对各地有关抗美援朝运动的资料，进行了系统征集和精心整理，提供了比较珍贵的原始文献。尤其是２０００年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支援抗美援朝》一书，是全国各地政协文史部门共同完成的一部巨著。全书共７０万字，收录有各地区、各界知名人士撰写的回忆文章，从多个侧面、多个角度反映了全国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的风貌。 总结全国和各地运动开展情况的论文也不断增多。如孙启泰的《抗美援朝运动简介》（《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９０年３６期）一文，对全国运动开展过程作了简要叙述，指出运动不仅支援了战争，还支持了国内其他各项工作。其他如白俊山的《辽西抗美援朝运动》（《方志天地》１９９０年５期）、张国强的《广西抗美援朝运动》（《广西党史研究通讯》１９９０年６期）、杜西德的《略述河南人民开展的抗美援朝运动》（《河南党史研究》１９９０年６期）、车迎坤的《黑龙江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方针政策与实施》（《龙江党史》１９９０年５期）、李文芳的《天津的抗美援朝运动》（《天津党史》２０００年第３期）、韩瑜的《河东地区抗美援朝运动》（《天津党史》２０００第４期）、杨清源的《陕西人民抗美援朝史话》（《陕西史志》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等文章，都从不同方面对各地区的抗美援朝运动具体情况进行了梳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美援朝运动整体面貌的研究。 二 在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上，争议的问题不多，只是在抗美援朝运动意义的看法上，海外一些学者提出了与大陆学者不同的说法。大陆学者大多数著作侧重于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精神的弘扬。周恩来曾经指出，抗美援朝运动“动员的深入、爱国主义的发扬，超过了过去任何反帝国主义运动，这是一个空前的、大规模的、全国性的领导与群众结合的运动，它的力量将是不可打破的。中华民族的觉醒，这一次更加高扬起来了，更加深入化了。”〔２〕这是关于抗美援朝运动意义的经典描述。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也坦率承认，抗美援朝运动成功地唤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３〕也有学者讨论了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各项工作的重大推动作用。如胡仲持指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高潮不但有力地支援了反侵略的武装斗争，保证朝鲜前线的胜利，而且积极地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促进了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完成。”〔４〕孙启泰也指出：“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其他工作。”〔５〕这基本上代表了国内学者的看法。港台及国外一些论著则侧重于抗美援朝运动对巩固国家政权的意义。如陈永发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但令对手刮目相看，也为他们争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尊敬，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决定参战以后，积极动员全国百姓抗美援朝，发扬民族主义，使政权更加稳如磐石。〔６〕陈兼认为，经过抗美援朝，中国共产党“有效地从组织上强化了对社会的整合，迅速增加了在民众中的权威。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政权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建成。”〔７〕但是这些海外包括大陆学者对他们所持的观点并没有利用充分的材料来论证说明，无论是何种原因，这不能不说是研究抗美援朝运动的一种缺憾。 大陆的学者们研究领域较多的是总结抗美援朝运动爱国教育的经验。如褚凤英的《抗美援朝运动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初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３期）、田居俭的《抗美援朝运动与“三视”教育》（《高校理论战线》２０００年１２期）、周鸿的《论北京市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当代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５期）、王力文的《筑起心中的长城——试论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党史纵横》，１９９４年第１０期）等文章，都是讨论抗美援朝运动中爱国主义教育的。思想教育工作的确是抗美援朝运动中的重要工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无疑会加深中共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成果，但这种宏大的叙事，缺乏微观的实证研究，并不能反映历史的多重面相。 近年来，研究者对抗美援朝运动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正在逐步增强，已经从过去的纯粹宣传性、解释性的研究转换到学理性的 分析 定性数据统计分析pdf销售业绩分析模板建筑结构震害分析销售进度分析表京东商城竞争战略分析 和诠释。开始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借助其他学科知识，对抗美援朝运动进行了多面相的考察。如侯松涛的《抗美援朝运动与民众社会心态研究》和王小莉的《试论抗美援朝初期上海市民“恐美”心理及其肃清》两篇文章，对抗美援朝运动时期民众的社会心态进行了研究。〔８〕其中，前文总结了抗美援朝时期中国民众的不同社会心态，及其转变过程，指出这一转变过程的最突出特点是社会心理转变过程的多样性、复杂性和转变结果的“一律性”、“简单性”的统一；后文对抗美援朝初期上海不少市民存有的“恐美”心理出现做了历史与现实的分析，并论述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对此所做的肃清工作。另外，沈志华的《朝鲜战争与中国民众对美国看法的转变》一文，〔９〕也简要地考察了中国民众在朝鲜战争前后对美国看法转变的过程；钟霞的《苏南农村抗美援朝运动》一文，从实证角度出发，通过大量、详实的农村经济调查材料，考察了抗美援朝运动对农民生活的影响〔１０〕。上述几篇文章，已开始注意并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从基层社会考察运动的多重面相，突破了党史研究只重视宏大叙事而忽视基层民众的传统，把视野从上开始向下转移，开拓了研究的视野范围。 三 然而到目前为止，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仍存在严重不足：第一，有价值的、富有开创性的学术著作并不多见，国内至今没有一本有关抗美援朝运动学术性的专门著作。第二，对抗美援朝运动的经验成就做出深刻历史反思的学术精品也很鲜见。第三，缺乏微观研究，以一地一个领域为案例进行的研究成果十分罕见。前述《苏南农村抗美援朝运动》一文是近些年来少见的利用地方档案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的论著，但其从社会史考察的角度，影响了对运动在农村开展情况的全面分析，农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微观生态并未能反映出来。第四，研究视角单一。就目前成果而言，研究多从革命史范畴，集中于从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国际主义的角度进行叙述，从政治动员、现代化的角度研究的较少。 总的来看，对抗美援朝运动的学理性研究刚刚起步，有不少薄弱和空白的地方，原有的研究成果和认识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为使研究引向深入，兹提出以下建议，供学术界参考。 第一，研究视角的多样化问题。作为一场政治动员，抗美援朝运动是在党和国家的组织、指导下与各阶层民众互动中进行的。因此，研究不仅要关注中共全局性的决策、组织、施实，也要注重民众的生活、心态与反应。这就要求我们在宏观审视的同时，视角下移，观察历史的多重面相。 第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问题。历史的多面相性，一门科学的知识是无法全面、深刻说明的。近些年，一些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的著述往往都是各学科方法综合运用的产物。如果积极借鉴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思路乃至于话语系统的优长之处，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抗美援朝运动，则可以使抗美援朝运动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从而大大深化对这一领域的探讨。■ 参考文献： ［１］陈宇．抗美援朝战争若干问题研究综述．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０１，（２）：５６． ［２］周恩来军事文选（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１：２３０． ［３］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１０４． ［４］胡仲持．抗美援朝运动史话．中国青年出版社，１９５６．６３． ［５］孙启泰．抗美援朝运动简介．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９０，（３６）：１６７－１６８． ［６］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事业出版社，２００１．５７７． ［７］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Ｃｈｉｎａ’ｓ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Ｋｏｒｅａｎ Ｗａｒ，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２１３－２１４． ［８］２００４年８月１７日至８月１９日，由中国现代史学会、四川大学、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师范大学联合举办在成都召开了“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这两篇文章均为此次研讨会上提交的论文。其中前文已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９］２００１年６月，沈志华在美国蒙大拿大学举办的“中美史学家关于冷战的对话”国际会议上提交了此论文，见沈志华、李丹慧个人网站：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ｈｅｎｚｈｉｈｕａ．ｎｅｔ ［１０］钟霞．苏南农村抗美援朝运动．二十一世纪．网络版，２００５－１０－３１．党史教学与研究，（第４３期），２００６，（１）． ［作者简介］靳道亮（１９７４－），男，河南南阳人，南京大学当代中国史博士研究生，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理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 责任编辑：程 露 周恩来与红二十五军长征 彪晓红 杨 飞 （长安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摘要：为了摆脱因国民党军队“围剿”和党内“左”倾错误危害而陷入的困境，红二十五军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开始长征。周恩来的指示，对于红二十五军坚定长征的决心、选择长征的方向、明确长征的目的、制定与长征有关的各项决策等，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为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立了大功，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对根据地人民与红军深切关心和实事求是的伟大精神，在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周恩来；红二十五军；长征 在国民党军队大规模“清剿”、“围剿”和党内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下，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生存和发展日益艰难。周恩来本着对党和革命的极端负责、对根据地人民与红军的深切关心，在仔细研究红二十五军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基础上，对红二十五军的前途做出了清晰的分析，指示红二十五军应进行战略转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６日，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开始了跨及鄂、豫、陕、甘四省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并于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８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重重阻难，同陕北红军会师，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红军的力量，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创造了重要条件。同时，长征也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拟结合史料，试对周恩来与红二十五军长征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 一、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背景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利，主力被迫向西转移，留原红二十五军军部一部和第７５师、红九军第２７师及部分地方独立团坚持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１１月２９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湖北省黄安县檀树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留在根据地的红军部队集中，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１１月３０日红二十五军成立，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７４、７５师，全军约７０００人。这就是后来参加长征的赫赫有名的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刚一组建即遭“围剿”，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清剿”、“围剿”，使鄂豫皖地区军民无法生存，党政组织几乎全被破坏，县区干部只剩下几十人，党员只剩下２００多人；地方的“肃反”扩大化，也使得一批优秀的党员干部和革命群众受到迫害，严重损害了干群关系和干部之间关系的和谐；苏区各道委、县委、区委等组织均受到影响，基层组织几乎陷于瘫痪状态，红二十五军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考验。 国民党集重兵大举向鄂豫皖苏区进攻，红二十五军孤军奋战，敌我力量悬殊；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民穷财尽，红二十五军本身生存发展遭遇困难，更不要说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在边沿地区恢复老根据地与开辟新根据地，经过朱堂店和陶家河两地区的尝试，成效都不大。严峻的形势逼迫着中共鄂豫皖省委不得不重新考虑战略转移问题。但是远离根据地，势单力薄的红二十五军能否摆脱和打破敌人的“追剿”和堵截？到了新区站不站得住脚？这些问题又使得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对于转移处于犹豫不决的矛盾心态。而且对于转移只是一时转移，还是战略转移——长征，如果是战略转移，到哪里去好的问题，他们心里也无数。 就在省委举棋不定，而形势又日益严峻的情况下，程子华送来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指示：红二十五军立即准备进行战略转移；寻求在具备相关条件的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以减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压力，同时也使主力红军得到发展，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持，也能够保存老根据地；程子华留红二十五军工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１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河南光山花山寨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大转移。随后不久，红二十五军就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二、周恩来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影响 １．周恩来的指示有利于红二十五军将士坚定长征的决心，迅速开展战略转移。对于统一鄂豫皖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坚定进行战略转移的决心、迅速进行战略转移以摆脱严峻的形势起到了促进作用，并且也为以后红二十五军在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果断地实施战略转移打下了基础。 ２．周恩来的指示给红二十五军选择长征方向提供了重要依据。在红二十五军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考验，急需进行战略转移的危急时刻，影响做出战略转移决策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到哪里去、哪里是理想的落脚点这一问题。红二十五军根据周恩来的指示选择战略转移的方向，经过桐柏山和伏牛山的战争实践和经验总结，选择了建立鄂豫陕根据地，使红二十五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事实证明，周恩来的指示是红二十五军选择长征方向的一个重要依据，也适合红二十五军的实际情况，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起了重要作用。 ３．周恩来的指示对红二十五军明确长征目的有重要意义。周恩来指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建立理想的新的根据地，使部队得到发展；吸引敌人主力，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以使留下的部分武装能够长期坚持，保存老根据地。这就强调了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有利于对“流寇主义”思想防患于未然；战略转移要做到使红军不断发展壮大，这样就在客观上对“左”倾盲动军事路线形成了牵制；同时，从战略上吸引敌人的主力，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保存老根据地，也成为红二十五军制定战役、战略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另一个层面上支援了老区人民的革命斗争。总之，周恩来的指示，对于红二十五军明确长征目的，克服无目的的流动作战，有着重要意义。 ４．周恩来的指示，为红二十五军做出与长征有关的各项决策提供了依据。正是有了周恩来的指示作为依据，鄂豫皖省委才迅速做出了红二十五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为发展红军和创建根据地而斗争；以桐柏山区和伏牛山区为初步转移目标；留下适当的部队，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开始长征；以及进行战前动员、战前准备等各项具体措施。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些决策对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壮大、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以及鄂豫皖革命老根据地的保存，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５．周恩来决定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工作，对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起了很大的作用。应鄂豫皖省委的请求，周恩来决定派遣程子华到红二十五军工作。事实证明，程子华较好地执行了周恩来的指示，在统一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的思想、迅速开始长征以摆脱当前困境等方面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的慧眼识英才，在程子华对红二十五军的重大贡献中看到周恩来的伟大作用。 三、解读周恩来与红二十五军长征 诚然，红二十五军长征的胜利是和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分不开的，和党的领导以及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然而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周恩来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周恩来对党和革命的极端负责以及对根据地人民与红军的深切关心，和伟大的长征精神一样，永远值得我们怀念。青山不老，碧水长流。先辈们留下的精神遗产如果在下一代人身上得不到有效的继承，那我们面临的将是精神上的断层。我们追忆这段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解读这段历史，是为了把这段历史、这种精神真正融入我们每个人的血液里，转化为振兴祖国、奉献社会的实际行动。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再一次看到了周恩来爱国爱民的情怀，无私奉献的人格魅力。周恩来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对根据地人民与红军深切关心的伟大精神，就如一面镜子，一面亮堂端正的德镜，一面共产党人的廉镜，一面领导干部的整容镜。照照这面镜子，我们可以知荣辱，可以找到无穷的动力。学习周恩来的这种精神，就是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学习革命先辈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崇高风范，始终艰苦奋斗、艰苦创业，模范地实践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以身作则，带领群众为建设美好的新生活而努力。 如今，在追忆这段历史的同时，我们更要思索和继承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伟大精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立足当前、着眼长远，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切实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现实课题抓紧抓好；就是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不断认识规律、把握规律、遵循和利用规律，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新长征”的进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的全面和谐发展；就是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转化为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工作能力，抓住发展机遇，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切实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七十年前，也正是因为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才迅速开始长征，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历史充分证明了领袖的作用。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与周恩来密不可分，是领袖推动了长征，也是领袖赢得了长征。以史为鉴，在我国现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个“新长征”中，我们就要紧紧地团结在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同心同德，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１］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０． ［２］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Ｍ］．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９． ［３］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红军长征史［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 ［４］程子华．程子华回忆录［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 ［５］程子华．艰苦的历程（下）［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作者简介］彪晓红（１９６５－），女，陕西西安人，现任长安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长安大学党校常务副校长，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及党建理论研究；杨飞（１９８２－），男，河南三门峡人，长安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程 露 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原因探析 章毛平1　 邱秀华2 （1．中国矿业大学 党委宣传部，北京 　　　100083） （2．东北大学 文法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04） 摘要：张学良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他不仅在政治、军事等方面颇有成就和影响，而且在教育方面也有所创建并具有丰富的实践。他把兴办教育与人才培养和民族振兴紧密联系在一起，视“教育是建国之本”，并提出了“教育为民族存亡所系”的观点，强调学生要“德、智、体、美、群”全面发展。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形成，既有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又受到其自身成长环境和知识阅历的影响。分析研究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这位与２０世纪中国历史息息相关的重要人物的一生，而且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进一步加深对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和民族振兴观念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原因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一生与２０世纪中国诸多重大事件有着密切的联系。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是处于民族危亡的时代，人民既痛处水深火热之中，又落后愚昧，但却奋起反抗侵略。张学良作为当时的时代精英，不仅实践着精武抗敌的思想，还大力倡导教育救国，并把爱国作为兴教的母题和主体。近年来，虽说学术界有关张学良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地拓宽，但就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原因的研究仍是薄弱环节。本文试图就张学良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形成过程作一厘清，以期从一个侧面进一步加深对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和民族振兴观念的认识。因为“凡思想皆应时代要求而产生，不察过去及当时社会状况，则无以见思想之起源”。〔１〕 一、“教育系乎国本”是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社会背景 １．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状况促使张学良立志兴办教育 张学良出生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张学良降生的１９０１年，正是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那一年。俄国军队在参加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天津的同时，又单独出兵１７万，占领了东三省。东北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日、俄两个帝国主义角逐的主要场所。沙俄最早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窃得了在我国东北的许多权益，把东北视作它的势力范围。它曾强行在我国东北修筑了“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大连。所到之处，掠夺了我国东北大量的财富。 日本对中国东北早有侵略野心，它通过１９０４年２月的“日、俄战争”，战败了沙俄，从此，沙俄在我国东北南部地区的许多特权被日本取而代之。这场战争，不仅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践踏，而且也使东北人民遭受了空前规模的浩劫。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苏联多次宣布放弃沙俄在中国取得的特权，日本趁机将其魔爪伸入东北北部，并制造“满蒙特殊”的舆论，说我国的东北是日本的特殊的“势力范围”，伺机侵占整个东北地区，成立“满蒙帝国”。从１８９４年的甲午战争，到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相隔１０年，而张学良恰恰就出生在这两次战争的中间年代。从这一深刻的历史背景看，他后来之所以能成为“民族英雄”和“爱国狂”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面对日本要霸占我国东北的严峻形势，东北地区的一些具有爱国思想的官绅，比如奉天省代省长王永江、奉天省教育厅厅长谢荫昌等，多次向掌握东北大权的张作霖提出“办大学、培养人才，以抵御侵略”的建议。所提建议的关键词语有：“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西洋各国之所以号称文明，主要在于学术发达”。对此，张作霖接受了创办东北大学的建议。由此可见，当时面对外来侵略，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现实，办大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富强东北，培养人才，以抵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讲，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历史状况，既是当年张作霖等人主持、创办东北大学的主要目的，也是后来张学良“重教兴国”思想形成的重要历史渊源。 ２．奉系时期的地域性教育的影响促使张学良极力推进教育的向前发展 东北地区的近代教育事业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清末～１９１６年）是东北地区近代教育事业的兴起阶段；第二阶段（１９１６年～１９２８年的张作霖时代）是教育事业缓慢发展的阶段；第三阶段（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是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张作霖执政时期对教育的认识与实践给了张学良以极大的影响。 张作霖于１９１６年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从此，东北历史进入了奉系军阀的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教育也有了明显的发展。其实，张作霖是靠枪杆子起的家、靠武力得的天下，在他未掌握奉天统治权之前，对于教育的认识和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但取得地方政权以后，出于其统治的需要，他才逐渐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把教育摆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只靠一些草莽英雄是不能成其大业的，还必须网罗文人谋臣，培植自己的舆论人才，这样才能纵横天下。因此，他重用了文人王永江、杨宇霆、袁金铠等。这些文人出身的官员，注重文治，与张作霖的长远称霸思想是一致的，所以对地方教育有所重视。当民国教育部决定全国分为八大学区、各区均应建立一所大学时，在谢荫昌、王永江等文人极力倡导下，张作霖欣然同意成立东北大学。 东北大学的承办人是王永江。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王永江曾任奉天省财政厅厅长、代省长职务，是一个既掌握财权，又掌握政权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甚至有时他能左右张作霖。他一贯主张“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对于奉天教育，王永江投入精力最多的要算是东北大学的创建。１９２２年８月成立东北大学筹备委员会时，他是主任委员，具体负责筹办各项事宜；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２５日，经过筹委会公推，张作霖任命他兼任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张作霖曾对王永江说：“我没读过书，知道肚子里没有墨水子的害处，所以可不能让全东北人没有上大学求深造的机会，岷源（王永江的字），一切事我都交给你了，开学越快越好。用钱告诉我，不管多少，我宁可少养五万陆军，但东北大学是非办不可。”〔2〕 东北易帜后，在１９２８年召开的辽宁省第二次教育行政会议上，吴家象代表司令长官张学良在讲话中说：“现在世界上的竞争，是非常剧烈的，因为人类是永远竞争的，自然不能停息；愈竞争，愈进化，文明现象便愈显著。然而无论武力竞争和文化经济等竞争，其中都有一个竞争的主动要素。主动要素是什么？我们若详细考察，一定要承认是‘人才’”。 二、“兼容并蓄”是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思想来源 １．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 张学良独特的家庭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造就了他的基本性格。其父张作霖是赫赫有名的东北王，在张学良很小的时候，他就已经称霸东北了。张作霖虽是称霸一方的军政首要人物，但因为没有读过几年书，他在与对手角逐中吃了不少苦头，深感文化知识的重要。望子成龙的他立志要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文理通识、文武双全的人才，尤其是对长子张学良，更是倾尽心血、全力培养。在张学良刚满６岁的候，张作霖就给他请当地名儒做他的启蒙教师。“先从《三字经》、《百家姓》学起，后读《论语》、《孟子》等，直到《史记》”。〔３〕在１５岁前，张学良所接受的知识和影响基本上都是中国传统的儒、道思想。他喜欢读中国历史中“除暴安良、保家卫国”的一些英雄故事，特别“喜欢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这样的民族英雄”。〔４〕正是这种传统文化里的精忠报国思想深深地扎根于张学良幼小的心灵并伴随着他成长，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已经融入到他的血液中，并且逐渐成为一种清醒的自觉理念支配着他的行为。可以说，在整个少年时期，张学良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孝、悌、忠、信，爱人以德，民为贵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颇深的。在这种系统的传统文化教育影响下，张学良逐渐培养了自己的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爱国情怀，从而为其以后以“爱国”、“救国”为核心的教育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２．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熏陶 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张学良，在其教育思想形成和实践的过程中，不仅接受和重视中国的传统教育思想，而且也接受过和重视日本现代化过程中发展现代教育的可取经验；同时，也特别注意吸取欧洲、美国的西方式现代教育的经验。１９１６年，张学良全家随父亲移驻省城奉天府时，奉天城已经发展成为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的一切，使他感到陌生和新奇。良好的学习环境和优越的家庭地位，为张学良开阔视野，进行社会交往提供了条件。到省城后，英文教师普赖德是他的第一位外国朋友，两人既是师生、又是好朋友。普赖德是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他们相识以后，年仅１６岁的张学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具有欧美色彩的国际俱乐部，张学良经常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学术讲演会、读书报告会、时事报告会以及各类球赛等文化、体育、娱乐活动，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宗旨——德、智、体、群四育并重，则给了张学良有益的启示，尤其是青年会重视体育活动，对张学良一生热爱体育并倡导体育运动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张学良自己所说，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５〕 此外，张学良认为日本在明治时代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对中国的教育也是有启示的。 ３．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引领 张学良曾对人说，除我父亲和郭松龄对我的影响，还有张伯苓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张伯苓对张学良比较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民族忧患意识”。１００多年前的中国，国运衰微，民不聊生，甲午海战惨败。他认为：“中国虽然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但是人的精神萎靡不振。要挽救危机，复兴中华，必须造就新人！”１９１６年，张伯苓应邀在沈阳做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是台下的听众之一，他此时虽然是个风流倜傥的少年，又贵为“张大帅”的公子，但是内心充满苦闷和绝望。因为东北屡受俄国和日本的侵略，加上内乱频繁，他深感前途渺茫。张学良听完演讲，精神为之大振，从此立志发奋救国。他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始终以师礼事之。１９３０年，已是陆海空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到南开大学视察，他对南开师生深情地说：“我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６〕 二是“修身先行，重视科学”。张伯苓自１９０４年创办南开中学以来，根据他对当时中国现状和中国人的深刻认识，制定了三大教育政策，即进行爱国教育、科学教育、体育和艺术教育。在爱国教育方面，张伯苓制定了“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南开校训。他说：“惟其允公，才能高瞻远瞩，正己求人。”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南开中学建校伊始就开设了修身课。张伯苓独出心裁，不用老一套的修身课本，而是在每星期三下午把全体学生集中到大礼堂，由他亲自登台主讲。他采用漫谈的方式，给学生讲爱国，讲求学，讲做人和处世之道。除了校长亲自主讲，张伯苓还请社会上的精英名流、专家学者来校演讲，梁启超、胡适、张学良、陶行知、徐悲鸿等名家都先后到校作过报告。在科学教育方面，南开不仅设置了全面的西学课程，而且聘请了一大批高水平的海归教师，一些课程甚至直接用英文讲授。可以发现，张伯苓的三大教育主张在张学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中很多都直接予以了借鉴。 三是“善用贤能，知人善任”。张伯苓办学之所以卓有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坚强意志和实干苦干精神，而更重要是他尊重人才，知人善任。他深知提高教育质量，第一要依靠学术上造诣深的优秀教师，第二要依靠擅长管理工作的行政人员。任何领导都不能把各种才能集于一身，关键在于善用贤能。他认为，办好学校在于执教者的真才实学和对教育事业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他用自己火一般的热情吸引着一批又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来南开执教。他们绝大多数都是才华横溢、奋发有为，报教育与科学救国志愿的仁人志士。他们对张伯苓的理想和事业坚信不渝，因此，能为南开做出自己的贡献。反观张学良在办学及选人用人方面，同样具有张伯苓式广纳贤才的品性。 总之，张学良与张伯苓的信义相投和忘年之交，以及张伯苓的“知中国，服务中国”和造就具有“现代能力”学生的教育理念，对张学良教育思想的形成无疑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三、“培养实用人才”是张学良教育思想形成的重要实践基础 １．力行“实干兴教” 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张学良虽以“练兵”为主，却又大力“兴学”。１９２５年６月，他（与郭松龄一道）创办了同泽中学；１９２８年３月创办了同泽女中；１９２８年８月，开始兼任东北大学校长；１９２９年初，开始在辽宁各县创办新民小学。他指出：“国家衰弱到今日地步，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语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要努力复兴民族，整顿国家，必由小处一点一点做起，必要用许多时间与力量。人人应抱正但求耕耘，不问收获之决心，去努力苦干，实干，而后可以有效。”〔７〕他后来曾回忆说：“我父亲死后留下很多遗产，留下很多钱，我把这些钱差不多都捐出来了。建设东北大学是我自己拿的钱，还有教育经费，都是我私人拿的钱。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那时我的脑子里想：一个国家要强，主要靠造就人才。教育为基本。”〔８〕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他在南开大学演讲时讲到：“国家之强否，系于吾人之一念，吾人欲其强斯强矣。现在本人最感困难者，所用之人，固多自爱人士，而大多数人，往往在学校时极有自负，而一旦进入社会，辄为利欲所诱，同流合污，此实极不好之现象。此后所应注意者，一在积极谋建设；一在养育有毅力、有见地、有宏大的志愿及洁身自好之人才。”〔９〕他认为“过去的教育路线确是不无错误，只是造就出一些只能消费的分子，造就出来许多助长内乱、剥削民众的官僚买办，形成了今日国家的危困，真未始不是几十年来教育失败的结果！今后的中国社会需要生产人才，需要改造社会复兴民族的人才。”〔１０〕张学良为提高东北大学的教学质量，礼贤下士，聘请了全国知名教授学者，如梁漱溟、章士钊、梁思成、曹靖华、刘仙洲等人任教。 ２．倡导“学以致用” １９２８年底，东北实行易帜，从此，张学良主动放弃了他父亲张作霖长期坚持的武力争夺中央政权和争当国家首领的内战政策。１９２８年９月，他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们讲道：“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做工，学的是农，就要做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１１〕张学良认为，教育“自当以适合现代潮流”为“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他所说的“适合现代潮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掌握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１９３３年３月，张学良出国访欧前夕，他曾对部下明确讲述了他办东北大学的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弥邻邦野心”。为此，他以高薪聘请专家学者（其中有许多人曾留学欧美）任教，并购用列强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外语原版课本，东北大学和每所同泽中学都设有校办工厂，以便让学生切实掌握高新科技和文化知识，成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专门人才。 综上所述，张学良在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提出的“教育救国”和“德智体美群”五育并重的教育方针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西文化思想渊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的。正是他所身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特殊的个人成长经历，使得他的教育思想打上了深深的历史和实践的烙印。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张学良关于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我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对东北地方教育体系的构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的教育思想既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对今天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 参考文献： ［１］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Ｍ］，上海：中华书局，１９３６．９． ［２］张作霖传记资料［Ｍ］．台湾：天一出版社，１９９０．２１－３２． ［３］林阔．张学良全传［Ｍ］．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４．９． ［４］［５］［６］［美］唐德刚，王书君．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Ｍ］．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１、３７、４４． ［７］［８］［１０］毕万闻，张学良文集（２）［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２．８３８－８３９、１１５３－１１５４、７７９． ［９］［１１］毕万闻，张学良文集（１）［Ｍ］．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２．３９３、１２０－１２１． ［作者简介］章毛平（１９６４－），安徽望江人，中国矿业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兼思想文化教育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邱秀华（１９５３－），辽宁黑山人，东北大学文法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 责任编辑：程 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