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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年来谁著史――明清经济与晋商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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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5-31上传 侵权/举报

五百年来谁著史


                                  ――明清经济与晋商兴衰[1]


 


                            


 韩毓海


 


                     (北京大学教授,现任纽约大学访问教授)


 


 


 


1,转折点、落脚点


这是第一次来山西。感谢长治的同志们给我一个宝贵的学习机会。从人文地理、经济地理的角度看,晋南与代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融和的文明创生地,无论是北上塞外,还是南下中原,山西既是一个转折点,也是落脚点。多少伟大的帝国王朝在这里升起又衰落了,山西是一个令人胸怀天下的所在。


长治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1940年代,八路军总部就设在长治的武乡县,“小米加步枪”、“我们在太行山上”的传奇,就是由这里走进中国历史的。长治不但是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她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是新农村建设历史经验的宝库,新中国成立之后,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场党内争论,即1950年由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发起,并引发华北局、山西省,直到毛主席和刘主席之间关于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就发源在长治这块土地上,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众所周知,它也成为赵树理写作长篇小说《三里湾》(后来的电影《花好月圆》)的契机。


上党-长治地区不仅是赵树理的故乡,更是他毕生热爱的上党中路梆子的故乡――以此为核心,西有秦腔,东有河北和山东梆子,这里是中国北方歌唱的源头,也为北方方言奠定了基础。正如梆子戏也号称“中路”一样,山西不但是北方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核心,历史上也是中国通向外部世界的北大门,长治也是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韩丁的第二故乡,我来之前刚刚在北京参加了韩丁的巨著《深翻》中文版的发行会,――这本书写的就是现在已经属于长治市区的张庄。


据说“上党”的古意即“以上天为党”,所以对我而言,此时此刻确实有些感慨万千。长治是一本大书,它讲述着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如何兴起、如何坚持、发展、壮大,讲述

着它所提出和面对的根本问题:土豪劣绅、小农经济、互助组、合作化、包产到户、三农问题等等,讲述着它所遇到和要克服的障碍与挫折。我深信,这些课题对于今天的中国同样是根本性的,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不仅属于长治,而且也属于全中国和全世界。


今天我没有能力来叙述长治与中国革命有关的这段宝贵的历史,我下面准备给同志们汇报的重点是1500年以降的世界历史脉络,1500年是“世界经济”形成的时期,我主要讨论的是:中国经济――主要是明清时代的中国经济在上述“现代世界经济”中起到的作用,我的叙述是以财政和货币问题为核心的,同时,我也把山西的经济――特别是晋商形成、发展和衰落的历史过程――放在这个时段里面去讨论,因为包括长治在内的晋南和晋中地区,也是晋商的故乡。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样的视野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2,空间关系与生产关系


昨天李晋芳局长让我讲一讲科学发展观的问题,最好也能结合一下山西的历史,特别是:为什么成为“能源大省”之后,山西反倒失去了历史上曾经在中国经济中所扮演的核心地位?我们都知道,历史上山西是非常富的,它有很辉煌的商业传统,李局长还告诉我说,明代以降,中国地面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0%以上都在山西,而近代以来,山西确实有一个衰落的过程,这个过程恐怕也是勿庸讳言的。


我想这个问题推而广之,其实是说:为什么随着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运动的展开,一些原来经济非常发达的地区,类似山西,它们原有的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的角色,以及在中国经济中所处的核心地位反而日益丧失了?这确实是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个人感觉:我们凡研究问题,无论自觉与否,都需要一个空间的视野,研究历史问题更是如此,也就是说,历史研究必须是与地理研究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好比我们的古人说“天时”的问题必须结合“地利”的问题去考虑才行。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研究生产力的问题一定必须结合生产关系的研究,正是从这个基本原理出发,我认为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关系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是最基本的构成部分。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在特定的空间里展开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我个人认为,只有从这样一个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理解它真正的理论创新之处何在。


如果我们把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地域间互动的过程的话,那么,某一个区域的发展和变迁,当然就不能单独从它自身去找原因,而是要结合它所身处的那个大的环境,看那个总体的经济空间和结构,比如从大的方面说,我们今天要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推行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要解决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问题,但是解决国内的协调问题,则有一个根本前提,那就是和谐的中国、和谐社会是与一个“和谐的世界”联系着的。


自1500年甚至更早,中国就是深刻地被卷入世界的,正象山西是处在中国这个大的结构中一样,500年来,正是由于中国处在“世界”这个更大的结构中,所以,如果世界总体上说不和谐,如果总的世界结构和秩序不合理,那么无论我们自己怎么努力,中国的事情恐怕还是会比较难办,这好比说如果像今天这样,国家如果一直是把发展的核心放在东南沿海一个方向上,那么无论我们山西自己怎么争取,恐怕也很难有大的突破。



古人说天时、地利、人和,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在一个整体性的空间结构中的战略地位---即“地利”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对于国内这个结构,而且对于世界这个结构也是一样的,李局长所提出的区域经济与它的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涉及到这个现代世界经济运动的原理。用刚去世的世界经济史学家贡德 弗兰克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来说就是:世界经济是这样一个互动的结构,我们可以把这个结构看作一个运动着的、多边多角的“菱形结构”,从这个结构互动的角度看,结构的一部分的扩张总是会伴随着结构的另一部分的收缩,也就是说:一些经济区域的发展和崛起,甚至总是以另外一些地区的衰落为条件的,因为在一个历史时期,它会把收益集中在这个菱形结构的一角,而把代价扩散到周边。这种崛起和衰落不是自然的,而是国家和世界经济霸权有意识的构建和干预的结果,同时,这种区域经济的发展与衰落,又只能从一个更为长期的时段、以及更为广阔的世界经济体系转变中才能看得清楚。


实际上,我们大家看一看,我们中国的东南西北、各区域间不正是这样一个多边角的、互动的结构吗?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的祖先不但关心发展的问题,其实也一直关注如何协调发展的问题,也同样为这两个问题(发展与协调)所困扰。只不过古代中国追求协调发展,主要就是强调协调南方和北方的发展,即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历史上一些重要的政治经济活动,比如开凿大运河与南粮北运的关系、比如“草原会盟制度”与长城贸易、茶马互市的意义所在。


而从区域空间互动的结构视野看,近代中国所面临的根本问题,更不是一个单纯的发展问题,因为更严峻的问题是:近代以来,中国原有的区域之间的互动和协调被西方的入侵打破了。解放前的中国之所以被肢解,中国之所以近代以来一直面临着分裂的可能,一个基本原因,就是因为近代以来,它内部的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了。比如说,如果没有英国的问题,没有沙俄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有近代以来的西藏、蒙古、新疆问题。中国近代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四分五裂,国家解体,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个发展的问题,更不是一个什么“通过发展和改革就能解决的问题”。


恰恰相反,如果只是抽象、空洞地讲发展不讲协调,只是空洞地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那只能造成一种危险的发展,或者错误的发展。这只要懂一点历史就会看到非常清楚。由于近代西方列强扩张的据点是中国沿海,而近代中国国家为了富国强兵,同样也把沿海地区作为争夺的要害,于是先是近代中国从内部把那个长期平衡南北的发展方向改变了,改成面对东南沿海了,继而把这个发展方向单一化了,最后是僵化了,最终东南西北之间结构的互动没有了,最终我们的发展不是内部区域间的互动,而是变成直线了,变成一根筋了。也就是说,近代以来---还不仅仅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不得不放弃了重视南北协调的发展传统,甚至不得不放弃对于中国腹地的经营,一味要求腹地为注重沿海的现代化战略作贡献,或者干脆听凭腹地衰落。于是,腹地就这样成了中国政治经济――特别是社会服务的软肋,这样的结果大家当然也都很清楚:由于中西部既得不到资金也得不到服务,长此以往,它就转而成为近代以来革命和动乱的摇篮。从李自成以来,太平天国、义和团,到蒙古、新疆、西藏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等一系列最终几乎要了我们的命的问题,不都是从我们今天所说的“中西部地区”搞起来的吗?这个过程表明:为了一时的发展、甚至短期的利益而忽视了南北平衡和协调,或者只是单纯讲发展而不讲协调,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甚至灾难,因为它使得一个区域间良性的互动,变成了恶性的区域冲突了。这是一条深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我们讨论几百年来形成的问题、描述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的线索,对今天做具体的工作究竟

有什么现实意义呢?我认为意义就是:第一,我们追求山西乃至整个中西部地区的科学发展,首先必须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我们思考发展问题,必须有一个不同空间之间矛盾互动的框架和结构,认识到发展不但有赖于整个经济模式的转换,更有赖于当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发展模式的总体转换。特别是,所谓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就在于它不仅仅是就生产力谈生产力,而是把重点放在生产关系的调整,包括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区域之间关系的调整,如果没有一个良性的环境、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如果是东边点火西边冒烟,两极分化社会对立,你根本就谈不上发展。


我举个例子, 我们山西煤炭资源极其丰富,大家也知道黑龙江北部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而这两个地区最近又都很倒霉,成为国内外媒体异口同声斥责的焦点地区,对山西来说,就是指责山西矿难和污染(其实连我也被媒体误导了,因为一说山西大家下意识的反应就是黄土高坡,确实真没想到山西是一个水资源和森林资源如此丰富的省份,实际上,作为一个资源出口大省,山西的环境问题搞得是比较好的),而对黑龙江北部地区来说就是指责那里滥砍滥伐,破坏森林资源。而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灾难难道仅仅是山西和黑龙江造成的吗?当然不是。外国的媒体也有好的、分析性的文章,不是像国内的某些媒体,鼠目寸光、流于义正词严地打便宜拳,比如美国的一份很著名的杂志(New Yorker),最近就发表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深入地讲黑龙江中俄边疆地区大规模的林木盗窃问题,题目就叫“盗林”(The Stolen Forests)。文章的作者作了大量的调查,发现林木盗窃是一个在跨国资本的驱动下环环相扣的贸易链,因为他们调查发现:那些从中俄边境盗窃的木材制成的产品,是直接提供给美国的跨国公司Wal-Mart的。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木材制品消费国,它同时还为其消费的木材制品制定了相应的标准,比如中国可以用秸秆和废纤维造纸,但是,美国却只接受以原木(还不是一般的木材)为原料的纸张,结果就是,中俄边境的滥砍滥伐行为,其实是为了供应美国市场而不是中国国内市场,因此,可以说造成中俄边疆地区森林锐减的真正罪魁祸首是美国的消费市场,特别是Wal-Mart这样的跨国企业。


今天山西煤炭的问题、东北的森林问题,包括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其实在实质上是同样的问题,山西挖煤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而主要是为了供应东南沿海地位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当今中国,所谓利润在沿海,代价在内地,利润在国外,代价在国内,这是一个根本上的错误发展逻辑,这里最根本、最核心的问题当然是全球性的供需关系,是全球性的生产关系,只要这个世界性的生产-消费结构不变,抡起板子玩命地打山西、内蒙、黑龙江,那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们今天讲科学发展,当然也要重视南北经济不协调的问题,发展山西,一个方略是逐步打开和恢复北方通往外部世界的通道,包括重建由山西通向外蒙古地区的通道,重建北方的、跨区域的、世界性的商业贸易网络,东路、西路,关键尤其在于中路,中路是枢纽,是落脚点也是出发点,好像大门的轴一样,抓住轴线,这才是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和不协调的根本。


这就要求我们逐步地、系统地纠正把发展压在东南沿海这一个点上的片面的发展观,这种观点不但是非历史的,即使放在今天也是成问题的,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周边的形势: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地区始终是当前国际博弈的热点,这是勿庸置疑的,中亚和蒙古地区极其丰富的资源,是我们未来发展的根本命脉所系,目前我们家门口的这些地区的发展都出了问题,局势也都很不稳定,我想早晚会对我们产生重大影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赖自1979年以来已经7次应邀访问蒙古,2004年,俄罗斯迫于其境内的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压力,给达赖颁发了访俄的签证,2008年,达赖在访问了英法之后,将会再次窜访俄罗斯的蒙古自治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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