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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第六任院长:吴大猷先生
吴大猷,广东高要人,民国前四年九月廿九日生于广州。民国十八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任
教母校二年,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乙种研究补助金,赴美国密歇根大学研习,廿一年得
文学硕士,翌年获哲学博士。复继续研究,廿三年返国,历任国立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教授,国科指导会主任委员等职。为国际知名之物理学家。七十二年十一月,出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迄今。吴氏在学术方面,民国二十八年获中央研究院丁文江奖金,卅二年教
育部第一等科学奖金,五十六年嘉新特殊贡献奖金及奖牌;卅七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四
十六年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七十三年九月,获菲律宾 1984 年麦克塞奖。其研究工作多在
原子分子结构及光谱、核子散射、大气物理、电离体及气体方程式、统计物理和相对论等方面。
领导中研院七年多,工作成果有:
1. 增大中研院与大学间的学术合作。
2. 建立研究人员续聘及升等的院内院外审查制度。
3. 向政府申请(争取)所需的较大支持(经费由七十三年度之八亿余元至本年度(八十年
度)之廿六亿余元)。
4. 增强各所--尤其数个新成立的,国外院士多人 数年来出大力的研究所--学术研究
的质及量。
5. 若干个研究所的楼馆之建造及研究设备的增强,学者招待公寓及学术活动中心、行政大
楼、计算中心的成立,电力的用量增加设备等。
6. 研究工作的气氛及行政工作的改进等。(于七十六年度始,七十年后增设统计科学、生
物医学、分子生物及原子与分子科学、中国文哲研究所五所,共计十九个研究所)著有
研究
论文
政研论文下载论文大学下载论文大学下载关于长拳的论文浙大论文封面下载
百余篇 ,专著「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及结构」、「量子力学散射论」、「气
体及电离体方程式」、「狭义及广义相对论」、「近代物理学的基础」和「古典动力学」
(英文&中文)等十二册。民国七十五年,中研院物理所同仁林尔康等人集结吴氏物理
学研究论文近作 119 篇,编为「吴大猷论文集」出版, 祝贺八十嵩寿。七十八年「吴
大猷文选」第六册 出版,叙述在台湾廿余年工作的回顾,也是台湾科学发展历史性的
资料。
吴大猷院长年表
1907 年 生于广州。
1915 年 入番禺县立小学。
1920 年 考入广府中学。
1921 年 入南开中学。
1925 年 入南开大学矿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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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 年 南开矿科停办,改入物理系。
1929 年 南开大学任教。
1931 年 获中基会资助,赴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
1933 年 获博士学位,同时被选为 ΦBK会员。
1934 年 回北大任教。
1938 年 转任西南联大教授。
1941 年 在联大开高等物理课程,听课学生有杨振宁
等人。
1945 年 被选为西南联合大学第八届校务会议代表。李
政道由浙大转来,接受先生的指导。
1946 年 夏,被军政部借聘筹建国防科研工作,出国考
察。接受密西根大学客座教授职务。
1947 年 秋,至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两年。
1948 年 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49 年 秋,受加拿大国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之聘,主持理论物理组工作。
1950 年 成为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1956 年 应胡适之邀回台,在台大和清大联合主办的研
究生班讲授古典力学和量子力学,兼及流体力学
和核子间的交互作用问
题
快递公司问题件快递公司问题件货款处理关于圆的周长面积重点题型关于解方程组的题及答案关于南海问题
。
1958 年 应邀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
1960 年 应邀至瑞士洛桑大学讲学。
1963 年 秋,辞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职务,赴美国纽约
布鲁克林理工学院,在太空及气体动力学研究
所讲气体运动论。
1965 年 秋,转任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物理学和天
文学系主任。
1967 年 接受钱思亮邀请,回国任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
主任委员。建议政府成立国家科学委员会,获
准,并被预定为主任委员。
1969 年 请辞国科会职。
1978 年 从纽约大学退休,长居台湾。
1979 年 担任教育部科学教育委员会主委,致力于
初中
初中体育教案免费下载初中各年级劳动技术教案初中阶段各学科核心素养一览表初中二次函数知识点汇总初中化学新课程标准
和高中的科学教育改革。
1983 年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1984 年 获菲律宾麦克塞奖。
1994 年 1 月,卸任中央研究院院长。7 月 8、9 日,中研
院为吴先生举办「吴大猷院长荣退学术研讨会
」对吴先生的学术贡献给予高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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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院长八十述怀
我五岁,父亲即过世。由于没有兄弟姊妹,因此母亲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我身上;我从小没
有机会也不大喜欢和别的小孩玩,言行举止也完全是以母亲为榜样。母亲虽然是在旧式家庭长
大,也算是有新观念的;她专心教养儿子,在做人处事方面,她以身作则,自然而然的我便守
规矩。回想在母亲身边那段日子,我谨守教诲,不敢乱出主意,从来没有像胡适之先生「四十
自述」所记曾遭其母重罚的情形。我总是在大人允准的范围内活动,做一些不会出乱子的斯文
事,例如:十岁左右,看见几位姑母画画,自己也画画;在广州上学,每天走过「双门底」大
街,有许多卖图章的铺,便也无师自通地刻图章。至于户外打球,容易弄得一身泥脏的运动,
母亲是决不鼓励的。这对我后来的性向及脾气,都有影响:无形中有一种胆怯心理;像我现在
讲课当然没问题,但在其他场合,如喜庆婚宴上,人家请我致词,我十分拘谨,不会讲些应景
的话。
我们知道,「创作」的第一要义,是不受成规束限;现代教育让儿童活泼发展,鼓励他创
造、思考,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对自己的儿子葆之,即采放任态度,他入大学,他要念数学和
音乐,便由他,后来他改念生物化学,亦由他。
我记得十几岁离家北上天津求学时,母亲叮咛:「所有的袜子、手帕、衬衫、内裤,都要
自己洗,不要给洗衣房洗!」母亲的观念是怕洗衣房将衣物和别人的混在一起洗,不干净。从
那时开始,经过留学、留居国外,这个习惯我还保留着。今天在台,有时仍自洗手帕、内裤、
袜等。
此外,我从母亲得到最好的教导和最深的影响,则是多为人着想(英文 considerate 字的
真谛),不要使人为难或不好意思。
曾经有人问我:「『大猷』的意思是大
计划
项目进度计划表范例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计划下载课程教学计划下载
,这个名字是哪位长辈取的?其命意和你走上
科学研究之路有何关联?」
其实,全是家谱、排字辈的关系。我那一辈是「大」字辈;名字是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定
好了的。
从小受家庭环境的影响,我认为念书乃天经地义之事。自小学、中学到大学决定念科学,
一切也似乎很自然而然地,未犹豫过。对中国诗词旧学和新文学,我都没有什么兴趣;倒是在
大学阶段,开始景仰一些有科学著作的人,所以慢慢地、自然地走上科学这条路;此后对物理
学愈深入,兴趣愈浓,更不再有做文学家或改行从商、从政的念头。
今我年届八十,大致上讲,一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学校生活,好像一条河,顺水下来,没有
很大的波折,谈不上有什么奋斗,因此不容易很明显地区分出人生段落。概分之,可以下述三
个阶段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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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是纯粹的读书生活,从小学在广州就读,而后南开中学、南开大学,一直到出国
留学,生活平平淡淡,唯一的目标就是念书。
民国二十三年回国在北大教书,至民国五十六年,是第二阶段,期间,历西南联大及美国、
加拿大等地。一边讲课、一边作研究,较早前纯粹求学更进一步;人过了中年,但仍未担任过
政府职务、直接为社会工作。
第三阶段:民国五十六年,我六十岁了,先总统蒋公召我回国策画、主持我国科学发展计
划,任科导会之职至今,民七十二年冬又任中研院职,这一阶段与从前最大的不同点是直接从
事国家科学策画和推动的工作。五十六年先总统蒋公召我时,我自知处人处事,非我所长,又
不能长期在国内,故恳辞。蒋公特别许我每年寒假、暑假回来,我不在台的时候,由阎振兴、
钱思亮他们帮我处理事情,自然不敢强辞了。组织、人事和台湾学术实在状况,都必须了解;
其次是和侪辈商讨台湾科学发展的方向、政策、措施等,这在我是一个全新的经验。不过,我
感觉到科学的事情和别的机构冲突的时候比较少;而且老总统对我极礼遇,也使一切顺利些。
头一个建议就是将胡适之先生稍早所组织的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改组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前者
规模很小,也没有固定的经费;后者隶于行政院,规模较大。对科学发展研究的范围也较广。
科导会在国家安全会议下,是按宪法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权总统成立的,为求时效,按此
条款,先成立了国科会,展开策画推动科学发展事,二年后,再补行立法程序。起首做事很顺
利,没有什么大困扰;但等到办立法程序时,却碰到一些可笑的事情。比如为执行业务,我们
要设七个组(现在改为处):数学和自然科学组,应用科学及工程组,生物和医农组,人文社
会科学组,国际科学合作组,科学教育组和综合业务组。立法院先是有人以为不必分组,后来
讨价还价,甚至劳动中央党部的政策协调,请吃饭,还是坚持删除一组。其实增加一个组有什
么关系呢?这些无意义的坚持,唯一的解释是「弄权」,这样的困扰虽不严重,但如按我的脾
气,是要痛骂他们的。不过,痛骂也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将一个组变成「地下」的。可笑
吗?后来国科会又扩大组织,设了三个副主任委员,前述的七个组之外,还加了一个企画组。
大概立法院是随时代进步了。
当初,科导会订了很多大的政策,现在国科会的组织、任务、工作性质,大体而言,还是
那时订的。比如把全国科学技术分成三大部门,各因其性质、经费来源及人事传统而归属于不
同单位:国防科技由国防部负责;跟工业有关的科技,由经济部负责;国科会则照顾学府性的
科技,包括基础、应用科技、人文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及人才培育等。
为了使科导会所作计划能实时由国科会推动完成,老总统命我兼任国科会的主任委员。我
自五十六年起,每年夏回台三四个月,冬回台一个月,不常在台,引致指责。六十二年春,我
请辞国科会主任职,即未再参预国家科学发展的事了。
科导会原是幕僚机构,该时已一再精简,我之外,祇有职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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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仍一如十多年来地住科导会中。每天早上,先去植物园散步半小时,走三千步,出
一身汗再回来。九点动身到南港,车程约半小时;中午十二时至一时之间回科导会。以前喜好
打网球,但六年前我太太过世前我自己也有两个月的病危,显系精神受压迫,两三个月后心跳
不规则,医生叫我不要打网球了,所以我五年半没有打了。
谈到我一生最充实甜美的一段生活,要算大学住在学校宿舍念书的时候,祇管求学,不大
去想将来,也不为自己前途忧。我脑子里向来不存做官和赚钱的思想,唯一的念头是在学术上
做工作,能列身著述之林。
其次比较轻松的阶段是民国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我在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一个有点似
中央研究院的机构。那时太太身体好一点,堂弟大立夫妇给我们一个小儿(葆之),在渥太华
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平日,家居生活以小孩为中心;隔个几年,则作一次长途学术性的旅行。
四十五年十一月,我一家三口接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胡适之先生之邀回国,在台大及清
华大学担任讲座教授五个月。四十七年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住了半年。四十九年秋
到欧洲瑞士洛桑大学任访问教授,为期也是半年。
回想在美国留学那一段日子,经济不宽裕,三角钱票价的电影,也祇偶然地去看一次。我
是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的,但我因和女友(后来的妻)一起出国,要供两个人的用
费;且她身体羸弱,屡次进医院、进疗养院,精神上未免有压迫感。
我与内人冠世自初认识到她去世,长达五十一年,中间有辛酸、也有欢乐。最大的苦痛是
她身体一直不好;尤其是抗战期中的昆明时,一个人病在床上,另一个人要工作还要照顾病人。
一直等到抗战结束后出国,到加拿大,她身体才好转。
从前一幕幕像电影式的情景,常在休息时不经意中出现脑际;每当想起,我总是立刻拿起
一本书来,把思绪引开。年纪大了,不能想过去,一想过去,就睡不着觉。
提起过去,尤其近二十年在台湾的工作,不免要算个总账。民国五十六年春,应先总统蒋
公命,任科学发展事。自那时起,每年冬夏假期回台四、五个月;到六十七年夏起,我个人即
全部时间住台。在这十九年的时期中,虽然尽可能地不抛弃物理,写了好几本物理学的书,但
无疑地在台处事处人,都占去了很多心力,不再能专心力作研究了。内子以为我来台,是牺牲
了研究工作,但我以为在台的工作,可以大言不惭地说对得起这一代和下一代的台湾学子,它
比我自己多作一些「研究」有意义多了,所以虽在物理上落伍了,也不后悔。
我来台的真正牺牲者是我的家庭。内子身体病弱,仍奋斗地在五十九年获得博士学位,儿
子十八岁便在加州柏克莱大学毕业,六十一年获博士学位,都是有志学术的。但因为我的多时
离家来台,儿子须辞掉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在家陪伴照料母亲,直到内子去世。我在台如作了
些事,获些虚誉,付出「代价」的是内子和儿子。除非麻木自己不去想,一想便不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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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跑过许多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或多或少留有印象,譬如十几岁以前在广州,然后到天津
中学四年,大学四年教书两年,共十年;真正喜欢的却是北平。北平为元、明、清故都,不仅
人文鼎盛,名胜古迹也多,北海、中央公园、颐和园、西山,不论城里或近郊,各地空气清新,
景致开阔,随处可玩、可看,不像台湾到处挤满了人,令人觉得紧张。大概是因几百年文化陶
冶的关系,北平民情普遍地厚道,有礼貌、朴实;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既不是
政治城,也不是工、商城,而是名副其实的一座文化城。论气派,其他地方尽管有很富裕之地,
但完全不可和北平相比。我在民国廿三年至抗战前,在北京大学教书三年。对北平印象之所以
深刻,我想很重要的一点是跟当时心情愉快有关的;大陆沦陷后,不仅城墙拆了,人也不同了。
在北大那三年,我开过的课是:理论力学、近代物理和量子力学。夏日夕阳西下后,有时
和戚友至北海或中央公园。
我最怀念的老师是在南开大学物理系教我的饶毓泰先生。等我到北大教书,又和他在一起。
我对饶师的怀念,见我「回忆」书中。一九四四年他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研究;一九四七年
他回大陆,我已出国。故从一九四四年在昆明别后,再没有见到他;「文革」时他受尽迫害,
自尽而死。这个消息,我到很晚才知道。
一生中我只在初中阶段,遵伯父之命写过日记,以后就不再写了。假如一个人经历很丰富,
像胡适之先生一样在许多方面活跃,他记日记是有道理的。而我的生活,非常单纯,学术方面
的事务占了绝大部分,无甚可记的。即使拿近十余廿年我在台湾的部分来说,大的事寥寥可数,
琐细的记了也没多大意思。
做学术笔记,我倒是从大学起,便有这个习惯。读一新课题的一本有系统的书时,往往费
些时写和整理笔记,我第一本专著是在抗战时撰写出版的。到目前,我写了五本英文的、八本
中文的物理的书。
小时候(十三四岁时)我临过字帖(柳公权、赵孟俯),到天津念书就不拿毛笔了,直到
来台湾这几年,因为亲笔写信,不愿假手秘书,才又拿起毛笔,但仍旧未下工夫。我想,一个
人不论做什么事,打球也好,下围棋、写字也好,总要自己以为有心得,才有动力敦促他继续
去做。有人说我的字像二王,其实我并没有刻意去临。一个人写字,是靠天资的;我是没有这
份天资的,尤其一个人年纪大了,字已定型,再学也不太容易进步了。有时朋友要我写几个字,
我自己看看实在没什么好,不想写。
我认为,写毛笔字和奏乐一样,可当作一个人自己生活里的一种艺术享受,倒不必和人较
长短。
我的兴趣很狭窄,祇有物理学,也先入地、偏心地以此衡量别人,我喜欢、敬重戮力献身
于学术研究的人;不喜欢那些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这些年来,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念了十几年
的科学,从国外拿了博士回来,在学校抢做行政工作,甚至一有机会就想去做小官,这种人念
书的动机是为名为利,拿念书做阶梯,我看了最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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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当前知识分子最应具备的一点即从前人所说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谀、
睁眼说瞎话的人。
当我面对年轻人,我常对他们说,不管将来做什么事,在读书的时候就要尽量把握机会读
书,培养分析事理、分辨是非的能力。
我个人是非观念很强,比如看电影,祇喜欢看简单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故事;有时
我祇看结局的部分,好人打败坏人就够了。这显然是很幼稚的心理。
我可以说是不热情、不大主动和人来往的人,我懒得应付一些说话敷衍、客套、不真诚的
人。如此处世法固然有点极端,但在我的学术生活中和我目前的工作,却无所谓,大家都知道
我个性本来如此。
平日我不大想文化信仰、生活哲学这一类深奥的问题,我也没有宗教的信仰;我不反对宗
教,但自己未感到需要它。我从小接受家庭和母亲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培育,无形中对四维八
德等中国人落实到生活中的信念,具有很强烈的印象。学校教育使我成为一个极理性的人,不
轻谈中国复古,不醉心全盘西化,也不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我对事物有我个别的选判
看法。
关于学术著作,我仍不断在做,最近新加坡刚出版了一本我前年写的书「Quantum
Mechanics」,这本书可以代表若干年来我教「量子力学」的精华心得。剩下的一部分手稿,
还有待补充;由于事忙、时间精力有限,我希望找一位年轻人协助,将它完成。
我看今日社会,家庭组织跟从前不同,小孩放了学,大人也不在家教他,从前那种一家大
大小小的规矩和风气没有了,大家对传统教人修身为人之道已淡薄得很,礼貌荡然,公德心也
差。每天早晨我去植物园散步,都会看到到处丢弃的烟蒂和饮料空罐、纸盒,还有人故意丢到
荷花池里,尽管垃圾筒就在旁边。尽管植物园每天都有人打扫,我们仍可看到人糟蹋环境的痕
迹。
一个没有公德心的人,我想,既没有大我观念,则绝不可能成为一个为大众谋福利的人。
中国传统社会职业排行是士农工商,把商放在最后面,道理很简单,因为一讲商就牵涉到
利,而在中国的道德,讲利是不好的。目前工商业愈来愈发达,人们趋利的心理也就愈来愈重。
从前人的生活朴实,利的观念淡;现在社会愈繁荣,价值
标准
excel标准偏差excel标准偏差函数exl标准差函数国标检验抽样标准表免费下载红头文件格式标准下载
愈以「利」为先,讲究物质生活,
谁有钱就看得起谁。青年人念书,以「出路」、「收入」为选择优先,应用科技外,便是国际
贸易、企业管理等,这本也无可厚非,但真正对学问发生兴趣的寥寥无几。所以我认为台湾这
些年富庶,并不完全是好事情,也有负面的影响。
社会风气败坏,很难靠一二人呼吁的力量扭转。我以为政府当然应着重经济发展,但不要
太偏,不可一再强调学术的目的,纯是配合社会之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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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希望中学教育,能破除纯粹以应付升学考试为目标所引致的严重偏差;大学师资改善,
学生求学的动机不只是想混一个资格。
最后我想谈谈当前社会另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肤浅、浮面。我发觉不论团体或个人都喜欢
高唱简单化的标语和口号,执迷于通俗言辞的表象,不去深入事物核心内涵。举例说:尖端科
技、策画性科技、引进技术、总体计划、大型计划、多元化、转型社会、争取外汇或带动什么
工业……这些字眼被滥用的结果,使文辞轻飘起来,徒具天花乱坠的空壳,说的人与听的人都
忘了事体本身的复杂与深意,不去分析、考虑如何发展、如何计划、如何带动?为什么要争取
外汇?它的时宜性如何?我们的终极目标何在?……把一个原本需要深入了解的事,挂在嘴边
虚饰,这是十足的大滥调。
我年纪愈大,愈加期望样样事都能合理化,大家说话要经过大脑,不要自欺欺人;政府少
作纸面文章,不必空泛愿望代替具体措施,不以默视纵容为稳定。人民知识日升,期望亦日高,
政府一切政策与措施,以得民心为首着也。
(联合报民国七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本文来自中央研究院网站:www.sinica.edu.tw,原文为繁体中文,由 Microso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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