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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明天谁来当医生（不吐不快）2012年11月22日admin白剑峰《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2日19版）●医生薪酬过低，直接影响到未来医学人才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公立医院改革的瓶颈最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5名医护人员被患者砍死砍伤。今年以来，类似的恶性事件频频上演，不仅刺痛了广大医务人员的心，而且引发了很多医学生对未来职业的忧虑。据报道，我国每年培养60万医学生，只有10万人穿上“白大褂”。很多医学毕业生放弃从医，主要是因为医生这个职业投入大、风险高、报酬低。一方面，老百姓普遍反映看病难，好医生一号难求；另一方面，医学生大量流失，优秀人才不愿从医。长此以往，必将使医疗资源供需矛盾加剧，看病难问题更加突出。一项调查显示，我国医务人员最不满意的是薪酬待遇，超过八成医务人员认为自己的付出与薪酬不匹配。我国卫生行业人员收入水平仅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8%。而在发达国家，医生的薪酬为社会平均工资3—5倍。2007年，在《福布斯》杂志公布的美国最高薪酬职业榜单中，前9位全部来自医疗行业，包括麻醉师、外科医生、妇产科医生等，唯一挤进“十强”的非医疗行业职业是商业公司总裁，排在第十位。另外，在发达国家，人力成本支出占医院总支出的60%以上，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不足30%。相比之下，我国医务人员的薪酬偏低，很多医生感到劳动价值得不到尊重，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于是把不合法的“灰色收入”视为合理补偿。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薪酬是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价格信号，反映了劳动力的稀缺程度。按理说，在优质医疗资源严重短缺的情况下，医生的薪酬必然大大高于社会平均水平。但是，我国医生的薪酬是由政府决定的，而非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因为绝大部分医院属于事业单位，作为事业单位人，医生的薪酬自然受到诸多政策限制。同时，由于非公立医院发展滞后，医疗市场发育不健全，医生的劳动力价格信号还不清晰。因此，我国医生的薪酬标准缺乏外部市场参照，难以体现其实际劳动价值。医生薪酬过低，直接影响到未来医学人才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看，培养一个本科医学生需要5年，而培养一个博士医学生则需要11年，其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都很高。同时，作为一种特殊人力资本投资，医生的就业选择范围窄、风险大。如果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等值回报，投资主体就会失去投资的动力。例如，在医生薪酬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很多高中毕业生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就不愿意考虑医学，因为他们会对不同行业的投资回报率进行对比。如果医生成了一个“又累又穷又危险”的职业，谁还愿意当医生？尊重医生，不仅体现在社会地位上，也要体现在薪酬待遇上。我国医务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他们甘守清贫，用较低的成本维护了较高的国民健康水平。如果继续靠压低医务人员的薪酬来控制医疗成本，必然导致医疗人才越来越短缺，这无异于竭泽而渔。可见，医生的薪酬问题，关系到医疗卫生事业的长远发展。只有让医务人员拿到令人羡慕的“阳光薪酬”，才能扭转医学人才供给不足和质量下滑的局面。眼下，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公立医院改革的瓶颈。医改表面上是缺钱，实质上是缺人。因为医生是一个晚熟的职业，需要很长的培养周期，无法速成。有钱可以盖最好的医院，却未必能请来最好的医生。所以，为了避免医学人才流失，政府应允许公立医院突破事业单位的薪酬分配限制，提升人力成本在医院总成本中的比例，扩大可分配薪酬的总量。尤其要提高刚毕业医学生的薪酬标准，解除其后顾之忧。同时，大力推进社会资本办医，促进医疗市场的竞争，为医生薪酬市场化创造条件。惟其如此，“白大褂”才能重现魅力。“我是都市隐形人”分享：2012年11月29日admin陆娅楠金远晴《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9日17版）（民生视线）“宅”源于社会进步科技越来越发达，居家生活越来越便利，“宅消费”创造大价值起床，开机，刷牙，登录QQ，打开股市交易系统，洗脸，上厕所的同时看手机报和微博……这套起床流程已伴随了赵磊两年。两年前，31岁的赵磊从深圳一家网络公司辞职，加入了居家办公的SOHO一族。“每天上下班都要闻公车上的汗臭，上班就对着电脑赶工，午餐还要在快餐店抢位子，和同事寒暄。有时我看着街头的人流，觉得我像是都市隐形人，很累很忙却没什么存在感。”大都市中越来越高的人口密度与越来越稀缺的宜居资源，让赵磊感到不适，“我总觉得生活不该是这样的。”辞职后的赵磊几乎不出家门，却感到舒心多了。他每天吃着电话订的外卖盒饭，用着网购的生活用品，网页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的生意也在网上谈好，闲暇时间就窝在沙发上看看电影、NBA。“当‘宅男’挣的和原来差不多，可是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和花销，自由多了。我就算只穿个内裤拉订单，也没人计较。”在赵磊看来，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使“宅”生活成为一种可能，并且很便利。“回想10年前，怎么可能有这么多宅男宅女！宅在家里哪有这么多事儿可做！现在足不出户就能了解世界，享受便利生活，多好！”这是中国社会信息化飞速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城市家庭数字化趋势明显的十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1年底，中国家庭宽带用户已经攀升到12430万户，比2002年底增长了近42倍。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5.38亿人，是2001年的13.45倍；使用网上支付的用户规模达1.87亿人，是2001年的50倍。与此同时，网购、微博、在线娱乐、电子支付等“宅消费”的产值规模越来越大。仅今年“光棍节”一天，天猫、京东商城等20余家主要电商的销售额就近300亿元，较去年翻了一番。不过宅在家中，也有让赵磊烦恼的一面。“科技越来越发达，世界越来越小，看起来社交圈子天南海北，但人与人的距离却越来越远了。”今年夏天赵磊与大学的舍友聚会，结果四个人都忙着刷微博、看手机，一顿饭吃了不到一小时就草草收场。此外终身大事也是个麻烦。远在家乡的父母几乎每个周末都电话逼婚，他总是以事业为重推脱。“别看QQ上聊得热络，可是现实中都是‘见光死’。我也习惯了现在的生活模式，真成了家，恐怕都是矛盾，反倒不自在。”“便利改变生活，也改变性格。”晓丽的妈妈抱怨，原本爱说爱笑的女儿，工作之后，整天跟电脑、手机生活在一起，既不出门也不说话，一切喜怒哀乐都跟网络绑在了一起，“宅”得厉害。别人问起女儿的性格，“宅”就成了典型特征。人到中年的地产商人吴荣平也爱“宅”在家里。“我不是不善于交际的人，但是这几年我越来越‘宅’了，只要不谈生意，就爱呆在家里上网看书。”与很多事业有成的商人不同，吴荣平不热衷于闲暇时间外出交际，更愿意呆在家中逃避一些可有可无的会议、应酬。不过对于下一代，吴荣平却不同意他们“宅”在家中。“我一直有意识的培养我两个孩子的社交能力。人脉是最重要的财富，而社交能力是最基本的谋生技能。我甚至不强求他们有很好的学习成绩，但是我要求他们必须学会交朋友。”“宅”是情非得已工作压力大、免费的公共资源有限、出门社交成本高，不少人“被宅”29岁的海归陆平凡没想到自己也会成为“宅女”。美国读研回来，她没回浙江老家，在北京国贸一家外企工作。从此，她开始了“平时两点一线，周末蜗居在家”的生活。“‘宅’本身一点意思都没有，我完全是被自愿的。”和大多数工薪阶层一样，陆平凡每天早上7点起床，晚上7点左右才能到家。每天要花两个多小时在上下班路上。如果加班，9点多能到家就谢天谢地了。“起早贪黑的，回到家筋疲力尽，根本没力气出门，周末就更想多休息休息，看看美剧，上上网，收拾屋子，做点好吃的犒劳自己。”除了工作压力大，需要休息，出门社交成本高也是陆平凡不得不“宅”在家里的原因。她算了一笔账：在北京下馆子吃饭，两个人一次大概要花去170元；看一场电影，电影票加零食两个人又要200多元了；如果再逛逛街，至少要五六百元。“这样出去一次，加起来大概要花费八九百元，还不包括打车钱。”陆平凡月薪8000元，月房租要3000多元，还要给父母汇一些钱，自己手头的余钱还要存一些以备看病等不时之需，剩下的零花钱仅够出去消费一两次。“而且北京这么大，每次出去找个人，一出门来回路上就得花两个小时，时间成本也太高。”像陆平凡这样担忧出门社交成本高的“宅男”“宅女”不在少数。电影票七八十元一张，演出票二三百元一张，景区门票动辄上百元，连农家乐的食宿价格都在节节飙升，无论是看文娱演出，还是旅游出行，成本都不低，反倒是“宅”在家里更能满足娱乐需求。“去电影院看电影，去郊外旅游，人不要太挤，花销不要太多！”大学毕业后，江苏人陈伟留在上海，找了个月薪近4000元的工作。不过很快他就发现入不敷出：隔三差五，同事间就要AA付账搞聚会，吃饭、唱歌、泡夜店“一条龙”，没有一次花销低于百元，不参加就会被认为不合群。最后他干脆辞职“宅”在家里，每天醒着就是对着电脑，替人“打游戏练小号挣点散碎银子”，累了就从网上下载最新的电影看。“我这种经济能力有限的还是宅在家里自在些，也算大隐隐于市嘛！”值得注意的是，都市中老年“宅人”的规模正越来越大。6年前，67岁的退休工人程阿姨为了帮助大儿子带孩子，和老伴来到了北京。在老家，程家二老不仅常走亲戚，还参加老年协会的各种演出、座谈，可到了北京后却变成了“宅女”、“宅男”。“北京太大了，老年人出行太困难了。我自己普通话不太好，跟别人交流起来也有点吃力，所以不敢出门。”程阿姨所住的小区里像候鸟一样迁徙来京的老年人不在少数，但大多不怎么出门。“对于我们这些外地来京的老人，跟周围邻居不熟悉，也不知道社区有什么活动可以参加。不过，北京空气也不好，人行道上都挤满了机动车，出去也没意思。”“宅现象”凸显“宅文化”“宅群体”的意识和行为是健康的，其消费取向预示着未来趋势从世界范围看，社会经济发达地区都存在不同种类和程度的“宅现象”。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出现了第一批“宅男”“宅女”。那些一整天不出家门、只坐在沙发上抱着零食看电视的“宅群体”，被称为“沙发土豆”。后来，这种“宅群体”相继出现在日韩等国，再与日语词汇一起通过台湾和香港传入内地。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认为，越是现代社会，人越有条件去“宅”。“如果没有网络和快递帮我们解决生活需求，怎么‘宅’呢？‘宅’的背后，有一整套健全的供应、保障系统支撑，这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今天的社会给人提供越来越多的选择，让人们有条件去逃避现实交往。”如今，我国的“宅现象”表现形式很多，堪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媲美，只是分布区域不如发达国家普遍，发展程度还比较有限。比如，目前“宅现象”主要存在于北京、上海、深圳等特大型城市。值得关注的是，日益普遍的“宅现象”背后的“宅文化”。文化人类学博士、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博士生导师王建新教授介绍，“宅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取决于消费文化的发达和自主意识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宅群体”的涌现是社会进步的具体表象。“从新型社会关系建构方面，‘宅群体’表现出非常超前的意识状态和组织智慧。他们不愿受制于血缘、地缘、业缘等传统文化所支撑的组织机制的束缚，而是积极寻找方便进入也容易退出的、更容易发挥个人能动作用的组织模式。”王建新说，这是“宅文化”的核心。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评述，“宅群体”所提供的人际关系模式，很可能数十年以后就是社会的一般模式。除个别有损正常社会道德秩序的个案举动，“宅群体”的意识和行为是健康的，可以理解的。顾骏认为，“宅文化”是自愿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生活观念，又分为两类。其中一种是自愿选择，他们觉得“宅”自由自在、心满意足，社会应尊重和包容他们的选择；另一种则是“宅”在虚幻世界里走不出来的，这是心理问题，需要自己克服或者找医生解决。媒体中，“宅群体”常常被赋予“负面形象”，是问题人群的代名词；“宅文化”似乎代表着惰性和逃避，有一些消极意味。王建新认为，选择“宅”在家里的人不一定就是心理上或者社交能力上有问题。在现代信息通讯发达的情况下，大多数人选择“宅生活”，是因“宅”在家里能够将更多的时间集中在自己的兴趣点上，通过信息手段获取更多、更广泛的交流机会和有效信息。“既然有了新的技术条件来支撑‘宅’生活，为什么我们不去完善这些条件，让‘宅群体’幸福感更高，而一定要把他们从家里拖出来呢？”顾骏说。针对因为基本生活困难才居家不出的“宅群体”，顾骏认为，社会应帮他们创造条件、解决困难，比如创造职业游戏玩家、微博营销等新的就业岗位，实现发展新兴产业和鼓励就业的双赢。据介绍，在日本，宅群体的消费行为越来越受到实业界的重视，很多制造企业都设有研究机构深入研究“宅群体”的消费状况，并预测其消费取向很可能成为未来趋势。“‘宅群体’的消费是产业界关注的对象。据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统计，2005年日本‘宅文化’产业的总产值在5000亿日元左右。我个人认为，近年其经济规模应该已经接近1兆日元。”王建新说，社会应该容忍、赞赏并支持“宅群体”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要使他们因逆反而走向极端。“借用费孝通先生构建和谐社会的名言，‘宅群体’与其他群体应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人民日报：大学生为何爱考公务员2012年11月29日admin杜海涛《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9日18版）优秀人才愿意当公务员，对于改善公务员队伍的人才结构，肯定有积极作用。但如果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跻身国家机关才是最好的就业出路，这是必须要改变的11月25日，国家公务员考试现场拥挤的人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今年参加公考的人数达到112万，录用比53∶1。一些热门岗位，数千人同时报考的壮观景象有增无减。公务员热持续升温，离不开大学扩招、毕业人数增加这个客观基础，也与人们心目中公务员的高“含金量”紧密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的择业观念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社会上“官本位”思想基础依然深厚，“学而优则仕”观念依然盛行，考进体制内、成为公务员无疑是跻身仕途最基本的起点。与此同时，对体制外就业来说，高房价制造出的“蜗居”、“蚁族”，外企、民企在激烈市场竞争中随时可能带来的“裁员”、“减薪”等行为，都是生活中的不确定性。而公务员外表光鲜、稳定性强，社会地位高、福利待遇好，自然具有无法抵挡的巨大吸引力。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体制内分套房。近些年来，在经济多年持续高增长的背景下，老百姓生活的安全感并未与收入同步增长。恰恰相反，由于社会保障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不完善等种种因素，担心收入下降、担心丢掉工作、担心养老生病等焦虑心理，在人群当中十分普遍。越来越多大学生不仅热衷考公务员，他们在选择其他职业时，也普遍更加注重工作的福利待遇，而对自己的专业、能力、爱好与工作的匹配性，以及工作强度、工作环境、人际关系等其他软要素，关注度都在不断下降。毋庸讳言，随着各级政府与公共部门的功能完善、规模扩张和结构优化，客观上增加了用人需求，增加了对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优秀人才愿意当公务员，对于改善公务员队伍的人才结构，提升工作质量，肯定有积极作用。但是，许多公务员岗位不一定能充分施展个人才华。如果社会人群特别是大学生群体都想当公务员，如果社会普遍认为只有跻身机关才有最好的就业出路，这是必须要改变的。大学生爱考公务员，一个重要原因是公务员是“铁饭碗”。破除公务员“职业崇拜”，首先要打破“铁饭碗”、破除“终身制”，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通过推广聘任制等用人制度，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务员退出机制，彻底改变“一考定终身”的状况。更重要的是，要在体现公平性、适应流动性、保证可持续性等方面多下功夫，建立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体制内外、不同性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人创造平等的发展机会。特别是要加快改革步伐，淡化体制界限，打通人才自由流动的通道，缩小收入差距。一句话，只有当越来越多的人不只热衷于进入公务员队伍，而更愿意、也有条件自己创业，或者在企业、非机关岗位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时，这个社会才会充满持久活力。人民日报：随着新媒体崛起和媒介融合推进，媒体工作者的新闻理念、业务内容、工作方式都在改变传媒人转型之惑分享：2012年11月27日admin吴梦娜《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7日23版）插画：李瑞宁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进军的过程中，对人才的传播理念、工作方式、业务能力、考核管理以及组织结构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许多媒体集团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全媒体新闻生产中心的建设，但新的生产体系是否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潜能,关键还在人2012年7月，田宇告别他工作了十年的报社。十年里，他想成为一名出色的记者，“甚至想办一张自己的报纸”，现在，他要努力成为一名出色的新媒体主管。今年，某知名网络公司聘请田宇担任文化频道主编，他从一个内容生产者变成了管理者，带领13个人组成的团队。田宇的情况并非特例。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和媒介融合的推进，越来越多像田宇一样的媒体工作者正在“转型”。他们的新闻理念、业务内容、工作方式都在改变。多家媒体高层表示，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融合转型进程中，人才和技术成为首要瓶颈。传统媒体进军新兴媒体，不仅体现在媒介本身的融合，而且直接地影响到了每一个媒体人。转战新媒体过去，田宇每天做的“差不多的事情”就是约稿、讨论选题、做版面，而现在的“挑战”则是规划文化频道的发展、开展部门间的横向合作、组织召开市场会等。选择新媒体来“挑战自己”，源于田宇对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认识。“新媒体平台分走了大量广告，上世纪90年代末，很多纸媒的广告额能达到每年几亿元，报纸记者的收入水平比现在都要高。”传统媒体的困境不只广告收入下滑。每年，都有大批新闻工作者从传统媒体流失，即使在新媒体崛起前，这种现象也普遍存在。不过，更多的“转型”还是源于对全媒体人才出路的信心。随着数字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原有的媒体和行业边界不断被打破。不管是被动还是主动，报业适应、融入“全媒体”时代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这也给媒体就业提出了新的问题，职业传媒人究竟该以何种姿态在全媒体时代立足和发展呢？当媒体就业风向标指向媒介融合发展的现实需求时，跨媒体、全能型人才已是大势所趋。“人才和技术，是我们新媒体最欠缺的”，人民网副总编辑许丹丹表示，“能产生新闻内容的人很多，但怎么让他把新闻变成移动互联网的产品，这个产品观我们很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蔡雯教授认为，当前的传播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传统媒体工作者的角色也发生了变革，而这一变革较之前更本质、更剧烈。这些变革，涵盖了工作内容、采编技能以及组织文化。蔡雯认为，融合媒介需要两类新型人才：一是能在多媒体集团中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懂新闻、懂技术、懂管理、擅长策划是新闻人才的必备素质。传统媒体的固有优势虽然离开了传统媒体,但田宇认为，传统媒体在内容生产方面，依旧存在优势。因此，今后的新媒体，极有可能发展成为专业、高效的传播平台，而内容的提供者和把关人，依旧是传统媒体。易韬原是北京一家报社的广告部主任。2011年1月，他辞去报社的职务，来到某知名汽车网站任总经理。对于传统媒体更能生产出高质量的内容，他也表示认同：“我对手下的一些网络编辑，真的很没信心”。易韬苦笑着说：“他们没有传统媒体人的内容情结，甚至连错别字都要我来改。”他建议有意从事新闻行业的大学毕业生还是选择传统媒体，因为只有在传统媒体，才能够受到“正统”的新闻专业训练。“资深媒体人大量流至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来说是损失，但对整个传媒业来说，这是好事。”蔡雯说。有专家指出，传统媒体进军新兴媒体，不是放弃传统，而是将人才、资源、内容、品牌等传统媒体的固有优势进一步挖掘、整合、延伸出来，有利于完善传媒业的生态和结构。事实上，这也是同田宇、易韬一样转战新媒体的传媒人底气所在。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祝华新认为，传播意识和媒介素养是传统媒体的核心优势。今天，媒体如何利用网络素材做报道、做评论，这些都考验着从业者的专业素养和媒体公信力。2010年12月，《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博因把关不严，转发金庸病逝的虚假消息,以致相关多位责任人引咎辞职或受到处罚,在新闻界广受关注。在新的传播环境下,传统媒体应更加重视和发挥自身的公信力优势，在发展中探索新的操作 规程 煤矿测量规程下载煤矿测量规程下载配电网检修规程下载地籍调查规程pdf稳定性研究规程下载 和把关技巧，值得深思。进军新兴媒体、改善舆论生态，是传统媒体的价值所在，也是主流媒体的责任所在。这已成为多位业内人士的共识。改变后的“拷问”产品、社区、数据、经营，这是新媒体工作者的常用词，而这四个概念，传统媒体很少涉及。田宇在报社做记者时，只负责内容生产，现在，他要奔走在市场会议、内容会议之间，和广告部门协作，统筹团队成员的协作；易韬在原来的报社时，起初负责内容生产，后来分析财务报表、负责广告销售，现在他要“思考”：思考网站要如何发展，思考如何推进自己的想法，让员工执行。其实，田宇和易韬面临的不仅是转行，还面临着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转型，面临着一个单纯的媒体人向复杂的公司人的转型。他们不再是一个体制内的编辑，而是一个职业化的管理者、经理人。对两种不同状态的角色认知、文化冲突，是所有传统媒体人进入新兴媒体必然要遇到的拷问。易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拷问”。在报社时，他每天下午都会与报社的“一把手”谈问题，而现在，他经常几天找不到老板，网站的大小事务全由他定夺。权力变大的同时，更重的责任也随之而来。有专家指出，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进军的过程中，对人才的传播理念、工作方式、业务能力、考核管理以及组织结构上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目前的情况是,许多媒体集团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全媒体新闻生产中心的建设，但新的生产体系是否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潜能,关键还在人。”这位专家说。为了适应这一变化，很多高校开始调整人才培养 方案 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pdf气瓶 现场处置方案 .doc见习基地管理方案.doc关于群访事件的化解方案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方案下载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2007年增设“数字新闻传播”专业方向，目标是造就一批适应新媒体以及实现数字转型的传统媒体需要的新型新闻人才。也许，相比于在传统媒体工作了十几年的资深媒体人，这些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准媒体人”，在学生时代就已经开始转型，但在他们面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日报：中国式奢侈品消费的畸形状态折射出的社会问题值得关注析国人之奢（编辑视线·晒晒民间的铺张浪费③）分享：2012年11月20日admin赵蓓蓓《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19版）中国人历来勤劳节俭，近些年却与“奢侈”一词挂上了钩。战略咨询公司贝恩公司今年发布的《2011年中国奢侈品市场 研究报告 水源地可行性研究报告美术课题研究中期报告师生关系的个案研究养羊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诊所 》称，2011年中国内地奢侈品消费增幅达25%—30%，市场规模首度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照此速度发展，中国有可能于2012年在奢侈品贸易和消费方面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我国奢侈品消费在短短20年间跃居世界前列，不仅令世人瞠目，连我们自己也不免被吓一跳。据媒体报道，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累计达72亿美元。去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达126亿美元（尚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与豪华车）。令人吃惊的不仅仅是数字，还有世界各地奢侈品店、免税店国人“扫货”的疯狂场面。笔者近几年在境外旅游时就不止一次目睹过名牌专卖店用绳子拦住中国人一批批准入购买的奇特场面，更有段子说，有国人在专卖店指着货架上的各款包包说，“这个、这个、这个不要，其余全要！”与国外情况不同的是，在这近似“疯狂”的奢侈品消费群体中，年轻人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拥有庞大而年轻的新兴消费群体，是中国奢华品市场的重要特征。这个群体的年龄已远远低于西方国家的奢华品消费者，甚至也低于同处亚洲的邻国日本。”这是2011年11月两家境外知名公司推出的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该项调查首次将目光投向中国“80后”群体，揭示其独特的奢华品消费观。如今，似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有钱。在全球经济衰退、危机重重、人们都纷纷捂紧自己钱包的时候，中国人“一枝独秀”，对奢侈品表现出惊人的热情与购买力。对此，作为国人，我们是该喜还是该忧呢？一穷二白的中国终成历史，中国人也有能力享受奢侈，这固然可喜，但在奢侈品消费中呈现的畸形的“中国式消费”，也不能不让人产生深深的忧虑。奢侈品在国际上被定义为“一种超出人们生存与发展需要范围的，具有独特、稀缺、珍奇等特点的消费品”，又称非生活必需品。好的、贵的、非必需的是奢侈品的典型特征。有业内人士这样撰文阐述：奢侈品代表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拥有奢侈品绝不仅仅是一掷千金地拥有某些物品或享受某些服务，而是追求最美好事物的全过程。它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创造财富的奋斗过程，二是追求唯美的选择过程，三是精致生活的体验过程。以此标准衡量，中国式的奢侈品消费许多都与之大相径庭。一是根本没有“创造财富的奋斗过程”。许多年轻人购买奢侈品，花的并非自己的钱——或是父母给的，或是向父母索要的。花父母的钱给自己买，在中国“庞大而年轻的新兴消费群体”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还有相当一部分奢侈品消费者是买来给别人用的，即用来送礼的，也就是说，许多奢侈品的享用者是“别人花钱自己用”——受贿来的。近来因被网友曝光而落马的“表哥”、陕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杨达才拥有的名表数以十计；媒体报道的辽宁抚顺市政府原副秘书长江润黎，据说专门有座190平方米的宅子用来存放奢侈品，其中包括48块名牌手表、253个名牌手包、1246套高级名牌服饰和600多件金银首饰……奢侈品成了腐败的“介质”，是“中国式消费”的典型特征之一，腐败官员的穷奢极欲令人震惊。二是没有或无法“追求唯美的选择过程”。在境外“扫货”的国人，购物的过程常可用“扫荡”、“抢购”来形容，选购场面时常如同打仗一般，何谈“唯美”？三是享受不到“精致生活的体验过程”。在中国，拎着大牌手包挤公共汽车、挤地铁已成为一道独特景观，为买一个名包或高档进口化妆品省吃俭用几个月的、使用奢侈品的同时体验着或艰辛或粗糙生活的大有人在。可以说，为面子、为攀比的“炫耀性消费”仍是当今我国奢侈品消费群体的一大特征。在中国人以往的概念里，奢侈品几乎等同于贪欲、挥霍、浪费。如今，人们的观念已发生了极大改变，拥有奢侈品逐渐成为展现个性与发展自我的一种标榜和主张。但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我国的奢侈品消费中仍充斥着贪欲、炫耀、挥霍与浪费。贫穷的中国与奢侈的中国，显然都不是我们所要的。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健康、和谐、美好的生活，才应是13亿中国人的理想选择。人民日报：“幸福感”：发展中凸显人的分量（人民论坛·我们这十年）——感受中国前行的力量之十分享：2012年11月20日admin姜赟《人民日报》（2012年11月20日04版）你幸福吗？网络上热议，电视里追问，人人感受不同，这实在是一个无法简单回答的问题。然而，在众说纷纭中凝聚起共识：幸福，源于个人感受，更系于国家发展。放眼中国实践，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回应的正是人民对幸福的呼唤。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迷恋GDP增长，更注重人在发展中的位置，认识到破坏生态、浪费资源的发展不可持续。在旧有发展模式下，GDP上去了，个人财富增加了，许多人的幸福感可能并没有提升。“幸福”的字样写入多省“十二五”规划，百余城市提出建设“幸福城市”的目标，“人民”在十八大报告中出现145次。将幸福概念和人本思想注入执政理念，愈发凸显了发展中人的分量。义务教育全免费，农业税成为历史，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全覆盖，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减贫6734万人……党和政府执政方略，把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统一起来，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从重增长到重共享，通过改善民生提升了人民幸福指数，也为科学发展注入新动力。面对现实矛盾，努力实现公平正义，老百姓才能过得更舒心、更愉快。经济发展是实现幸福的基础，但仅仅有物质财富的增加未必能够使人感到幸福。可以想象，假若就业靠“拼爹”、上学走关系、权益少保障、贫富差距拉大，就会使人伤心、寒心，撕裂社会，造成对立。公平感的获得，权益受到尊重，在很多时候比财富的增加更重要。我们看到，“异地高考”的合理诉求渐行渐近，收入分配改革更加注重公平，公民“四权”得到保障，惩治贪腐绝不容情……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虽然我们做出了努力，仍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但实现公平正义正愈益成为老百姓的共识，不断强化人们对美好未来的预期和憧憬，增强着人们的信心。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令人备受鼓舞。公平正义只有与现代化建设相向而行，才能使百姓更温暖、更幸福。瞻望未来发展，建设丰饶的“精神家园”才能使幸福有更坚实的依托。许多国家现代化建设经验表明，离开文化的浸润和文明修养的提高，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会变得苍白和空虚，放任功利盛行，造成人际紧张，平添内心焦虑。温润心灵，涵养人生，成为当下中国的热词，表明人们渴望寻找幸福的归属。免费开放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全力实现广电村村通，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覆盖城乡，提高文化产品质量……这些发展和进步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给人们精神生活带来不少改变。低级趣味遭到唾弃，真善美得到弘扬，社会和谐因子不断增长，健康向上的社会取向，丰富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深刻思想内涵，提升了社会文明水平，为幸福注入不竭的源泉。发展是人民幸福的保障，政府工作的根本归依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当然，幸福生活不能靠赐予和施舍，而要靠自己不懈努力去争取。人们有理由期待，“个个都有好工作，家家都有好收入，处处都有好环境，天天都有好心情，人人都有好身体”。在这样一个美好愿景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参与者和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