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_布雷特_辛斯基

第 18 卷第 2 辑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Vo l. 18, No . 2 2003 年 6 月 　　 Co llections o f Essay s on Chinese Histo r ical Geog raphy JU N, 2003 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X 布雷特·辛斯基著　蓝勇　刘建 　钟春来　严奇岩译 提　要　　本文联系东亚、欧州和北美气候变迁及其影响, 论述中国各历史时期气候变迁 和历史的关系。指出以农为本的中国, 尤其是北方,在气候变化面前显得格外脆弱。气候变化影 响农业, 从而影响社会各方面。从新石器时代至清朝,中国气候温暖期与寒冷期周期性变化的 过程, 是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生态环境较量与整合的过程。在温暖期, 中国经济繁荣,民族 统一, 国家昌盛;寒冷期,气候剧变引起经济衰退, 游牧民族南侵, 农民起义 ,国家分裂, 经济文 化中心南移等。最后, 作者指出,在历史时期, 气候是中国北方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并 强调将世界气候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历史事件的重要性。 关键词　　气候变迁　中国历史　农业 每天,我们都会花一些时间来谈论天气,但这种日常的闲聊使我们忽略了天气对我们生活 的更为广泛的影响和作用。天气持续不断地变化着, 对日常天气的短期变化我们给予了相当密 切的注意,但直觉让我们盲目地猜测:从长期来看,天气是固定不变的。然而,我们的直觉无疑 是错误的。正如相邻两年中一月份的天气可能截然不同一样, 连续两个世纪中各年一月份的平 均气温也可能不同。几千年来, 地球上每一个地方的气候都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西伯利亚 和北加拿大的永久冻土下面仍残存着热带雨林的遗迹。大陆漂移与气候变迁对植物的变化同 样重要,比如从棕榈树到苔原的转变便是其结果之一。在历史时期气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 些变化改变了人类的生存环境,甚至破坏了人类文明。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也发生了显著变 化,这值得历史学家们注意和探讨。 像中国这样一个把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农业基础上的国家, 在气候的变化面前显得格外的 脆弱。古代中国以农为本, 我们所了解的中国中原地区, 所有文明的发展都直接地依靠农业经 济的繁荣。农业产量的下降使国家的经济盈余减少, 而城市的急剧扩展, 商业的发达,战争的进 行,行政机构的高效操作,文化事业和工艺美术的进步,也都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气候的急剧 变化通过对农业的影响进而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一论点已为许多曾经存在的文 ·50· X 本文译自 Bret Hinsch,“Clim atic change and histor y in China”in Journal o f A sian Histo ry 22( 2) ( W ies- baden, 1988) , 作者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明所证实。比如古埃及文明¹、迈锡尼文明¹ 、巴尔米拉文明º、格陵兰文明» 和马里文明¼,其生 态环境比中国更为脆弱,在气候巨变的冲击下一一瓦解。对此,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讨论。从 更细微的层面看, 人们对定居地的选择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比如在十六世纪,因为天旱,印度 皇帝阿克巴放弃他的新都——法塔赫布尔西格里( Father Sicker)而他迁。诸如此类的剧变引 起了历史学家的密切关注。但在通常情况下,定居地模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例如,在中世纪 后期,因为气候逐渐转冷导致苏格兰农村土地耕种面积大为减少, 因此而引起的经济、社会变 化直至近来才为人们所论及½。气候的变化极大地影响众多文明国家,这一不争之事实使(人 们)对中国气候变迁及其影响之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一　农业和气候 气候变化影响气温和降雨进而影响农业生产。例如, 夏季平均气温降低 1℃就使得冰岛最 主要的传统农作物——干草的产量减少15%—17% ¾。当然, 决定某一种农作物收成好坏的因 素很多,如投入劳动的数量和劳动效率、投入的资本量、技术水平、肥料、病虫害以及土壤肥力 等。但在传统社会里,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改进缓慢,恶劣的气候、作物病虫害等诸多潜在的祸 患便成为农业生产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情形下, 瘟疫和作物疾病很可能因天气变化而 起。即使在现在的英国南部,农作物收成好坏还是随天气的变化而有弹性地变化。比如当地大 麦、小麦、燕麦等主要农作物的年产量变化 43%—45%是因夏季降雨量的变化而造成的¿。相 似地,中国农作物年产量也存在随气候变化而变化的现象。 在中国, 种类各异的农作物养育了先民。中国北部最古老的农作物主要是粟、黍( Setaria I- talica And Panicum Miliaceum) ,随后出现了驯化的高梁、大麦、小麦和大麻, 到商朝晚期已有 大豆栽培, 同时伴之以各种各样的水果及蔬菜À。中国南部早期常见的作物包括水稻、各种禾 本科植物(茭白)、菱角、芡实、莲籽和莲藕、慈菇及叶菜类蔬菜 Á。特别是在中国北部,人们对这 些植物加以培植并以此形成中国饮食的基础。这一发展过程是在一个相对暖湿的时期进行的。 对考古遗址中发现的古代花粉和树木遗迹的研究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明:五千年前中国北部植被丰茂,气候比现 在温和湿润¹。了解这一事实对了解中国文明后来的发展极为重要。中国北方农业发展主要以 ·51· ¹ ¹ º » ¼ ½ ¾ ¿ À Á ¹刘东生, 张宗祜:《中国的黄土》,载《地质学报》1962 年第 42 卷第 1 期, 第 1- 14 页; 张光直: 《中国新石 器时代文化断代》,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959年第 30 卷第 1 期,第 263 页。 李惠林: 《中国植物的栽培:生态地理的思考》,载大卫编《中国文明的起源》, 伯克利, 1983年, 第 51页。 李惠林: 《中国植物的栽培:生态地理的思考》,载大卫编《中国文明的起源》,伯克利, 1983 年, 第 29- 38 页。 帕里: 《气候变化, 农业和聚落》,第 71页。 布赖森: 《冰岛干草产量的启示》, 冰岛, 1974 年。 帕里: 《气候变化, 农业和聚落》,哈姆登, 1978 年,第 71 页。 布赖森, 默里:《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麦迪逊, 1977 年,第 104页 。 布赖森, 默里:《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麦迪逊, 1977 年,第 50 页。 亨廷敦, 威肃:《气候变化的特征和原因》,纽黑文, 1922 年,第 67 页。 卡彭特: 《希腊文化的中断》,剑桥, 1966 年。 巴特则: 《中全新世前期非洲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 刊《公元前 8000 年到公元元年的世界气候》, 伦敦, 1966年 , 78- 79 页。 谷物为主,当时谷物生长情况最好时的气候要比随后阶段更为温暖、湿润。经济领域对任何气 候恶化都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从某种意义上讲, 这种早期的气候代表着中国北部“正常”的气候 状况。在这种气候条件下, 人口增减和物质文化的发展是以农业为基础的,而农业发展又取决 于以上谷物的生长和收成状况, 气候的消极变化有害于农业人口赖以为生的农作物。整个历史 时期,中国北部气候呈周期性地变化着。 由于栽培过程很简单, 直到周朝中期黍在中国北部的农作物中仍处于主要地位。从公元前 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周人对黍和大豆进行轮作。随后,大麦和小麦也成为轮作作物 ¹。所 有这些农作物对天气的变化都十分敏感。例如,大豆种子, 在 16℃时播种,其发芽速度比在 21℃—32℃时播种慢一半。另外,在大豆的整个生长周期中, 其生长速度也会随温度的上升而 显著加快º 。有时湿度在决定大豆产量方面甚至比温度更为重要。大豆生长后期如果降雨量增 加 30毫米,其产量将有一个大的提高»。世界其他地区的观测资料也有力地证明了天气对农 作物产量的影响。对一可靠文献材料的研究证明,澳大利亚的农作物产量变化 60%—80%与 天气有着直接的联系¼。十三世纪以来欧洲小麦价格一直随平均气温的变化而波动½。据此我 们能够推断: 气候的变化对中国农业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　影响天气的因素 在明确特定的气候变化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影响中国北部天气变化的基本因素。影响气 温和降雨量最显著的决定性因素是“西风带”。在北半球,西风带使风以带状形式从西向东移 动。由于山脉的阻碍、海陆间的温差等因素的影响, 西风带运动线路并不与纬度平行。西风带 在冬季比在夏季达到更远的南部,凛冽的冬风使气温降低。现在夏季时东亚西风带从蒙古和满 洲中部穿过,最南可远达北京和呼和浩特一带; 在冬季, 西风带的南缘一般能伸展至南京和襄 阳地区¾。由于海洋暖风的影响, 处于同一纬度的沿海地区比内陆更温和, 日本和新英格兰也 是如此。尽管我们现在视其为“正常”,但本世纪前和本世纪相比西风带所抵达的南部地区并不 总是一致的。欧洲有证据表明, 在十六世纪西风带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南移过程,引起欧洲农业 萧条和阿尔卑斯冰川前推¿。此次西风带在整个北半球的南移,除可能对中国的降雨量产生影 响外,对气温也可能造成影响。因为山脉作用使吹向高纬度地区的风易失去水气,水分丧失使 许多山脉的东面出现沙漠和干旱平原,内华达的情况就是如此。因此,历史时期西风带向南推 移越过喜马拉雅山脉将减少中国的总降雨量,而气温的降低和降雨量的减少对中国农业人口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影响中国气候的某些因素在固定的周期循环中可能已表现出来。由于史前资料的缺乏,我 ·52· ¹ º » ¼ ½ ¾ ¿ 布赖森, 默里:《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麦迪逊, 1977 年,第 72 页。 拉姆: 《论文选集——变化中的气候》, 诺里奇, 1966年, 第 40- 41 页。 布赖森, 默里:《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麦迪逊, 1977 年,第 76 页。 腊塞尔: 《澳大利亚各地多种作物的生产以及为如何提高作物产量的思考》,刊载《澳大利亚农业科学 会杂志》1973 年第 39期 ,第 156- 166页。 豪威尔: 《大豆生理学》,刊载诺漫编《大豆》,纽约, 年代不详,第 106 页。 卡特, 哈特威:《大豆生理学》,刊诺曼编《大豆》, 纽约, 1963 年, 第 168- 169 页。 曹隆恭: 《中国农史文献上粟的栽培》, 载《农业史研究集刊》1960 年 2 期,第 94- 108 页。 们难以确定跨几百年甚或一千年的明显的长期循环。又由于对一段持续时间内准确的仪器记 录资料的缺乏,也阻碍了我们去揭示气候的短期循环。尽管如此, 还是有些确凿的线索表明气 候循环问题是存在的。这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便是对台湾树轮的研究,该研究表明,气候变 化的近周期性的循环时间约为 100年、20- 22年、11年和 6年¹。中国大陆可能存在类似的气 候循环模式, 但从台湾植物群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必须以自然现象的深入研究来印证。 一个更加明确的云循环,显然证明了中国气候的循环。只是这一云循环对农业的影响还未 为人知。一学者认为:如一段时期中,无云之夜越多,人们对彗星的记载也就越多。在这一假设 之下,他研究了中国、埃及和欧洲有关彗星的记载,其结果显示:多云期和少云期之间有一约以 400年为一周期的循环。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前 1000年、前 600年、前 200年、公元 200年、 600年、1000年、1400年和 1800年,云量最少, 平均最大云量出现在以上每前后两个时期之 间º 。将这些时期与中国历史上的平均温度相对比, 可以看出云量多少的转变发生在相对寒冷 的时期。中国降雨量的波动可能与云量的变化有关, 尽管在这两者之间我们很难建立一种谁决 定谁的联系。 最后还必须指出, 气候周期性的变化在洪水与天文现象的关系中也可得到证实。在对二十 世纪某 30年间洪水情况的一项研究里, 一位气候学家断定:四川盆地洪水的暴发与地球、月 亮、太阳三者的相对位置有联系。中国传统历法既考虑到了太阴月也兼顾了太阳月,因而能精 确地预测洪水出现最大趋势的时间。对中国历法学成就的任何评论中都必须将中国历法的这 一价值包括进去。而且,这一研究还发现,降雨量与诸如日全食之类的天文现象也存在联系。如 此,这几种互补的模式可能一起决定着中国气候的长期变化»。 三　新石器时代——西汉 如果我们将上述这些基本的天气模式对农业的影响牢记于心,那么对历史时期中国北部 主要的气候转变进行严格的考证将是可能的。中国学者竺可桢经过辛勤的研究论述了中国气 候变迁的概况。用竺可桢的研究成果及对其他资料的研究所得,我们能描绘出一幅更完整的中 国气候图,也能够得出中国气候发展与世界其他地区气候发展的关系。 中国最著名的新石器遗址位于今西安附近。公元前六千年后半期是半坡文化的繁荣阶段。 在遗址出土的许多物品中,有竹鼠( Khizomys Sinensis)和河鹿( Hydr optes inermis)的遗存。然 而这两种动物现在只生存于亚热带地区¼。在二十世纪, 西安一月份的日均气温是- 5℃,最低 气温一般是- 19℃½ ,如此低的气温对诸如竹鼠之类的动物来说显然是太冷了。这就是为何现 在只有中国南方的餐馆中才有竹鼠这道菜而北方没有的原因。就植物学方面的资料而言,山东 ·53· ¹ º » ¼ ½ 荒川俊秀编《世界气象观察: 北亚和东亚的气候》卷 8,阿姆斯特丹, 1969 年, 第 94 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第 17 页。 陈菊英: 《中国四川盆地七月份降水和洪灾的发展预测》, 载《气象学杂志》1984 年第 4 期, 第 521- 529 页。 林克: 《历史上太阳活动的表现》, 载《行星太空科学》1964 年第 12 期, 第 333- 340 页。 欧地: 《近千年来北太平洋亚热带地区气候的变化和太阳活动的关系》,京都, 1961 年; 墨里:《台湾树 轮 11 年的周期性序列和太阳黑子活动关系的例证》,刊载《气候学杂志》1981 年第 1期, 第 345- 353 页。 黄河入海口处发现了新石器时期的碳化竹, 这个地区与目前竹子种植北界相比要偏北几个纬 度。竺可桢由这些古生物遗迹推测:中国新石器时期年均温度比现在高 2℃,而一月份的日均 温度比现在高 3℃—5℃¹ 。这些材料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农业是在一个比现在更温暖和湿润的 历史时期里发展起来的。 公元前 5500年—前 2350年, 埃及湿润的气候与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气候相当º。从公元前 3000年—前 800 年, 欧洲也经历了一个温暖期, 这一点已为地理学和古植物学的材料所证 明» 。整个历史时期,中国与北半球其他地方的气候条件大体一致,新石器时期发掘的材料证 实了这一点。 大约在公元前 1500年, 北亚气候开始不时地变冷, 西伯利亚极地森林的南界开始向南延 伸¼。公元前 2000年,永久冻土线正好在阿穆尔河之北, 但至公元前 500年却大大地延伸至阿 穆尔地区一线½。与亚洲情况相对应的是,大约公元前 1500年欧洲气候也开始变冷,且于公元 前 900年—前 700年间达到极冷¾。对这一时期英国气候资料的详细研究表明, 公元前900年 —前450年,英国的气候潮湿,夏天较冷¿。此外,公元前 800年—前500年,阿尔卑斯山冰雪线 也大大向南延伸À。冰川学家已发现,冰川线大幅度的南降北行在地球上几个地方几乎是同时 发生的。这一发现已为该时期的有关材料所证实。不仅西伯利亚和西欧因气候变冷而致冰川 线南伸,欧洲北极地区的气候也变得很寒冷Á。阿拉斯加冰川长度扩展为今天的两倍bk。 如果中国气候变化与北半球其他地区气候变化是一致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发现公元前 1500年前中国存在一个相对温暖随后又逐渐转冷的气候期。遗憾的是,我们搜集到的关于商 代的气候资料是相当稀少的,在已发掘的卜骨中虽有大量关于预测降雨的内容,但这并不一定 意味着当时中国气候的干燥。大多数关于预测降雨的占卜活动在每年的第一个月举行,因而占 卜活动应该是与种植季节开始仪式有关的年度例行盛事。那么,其他较确凿的证据是,在公元 前 1400年—前 1100年间商朝都城殷墟遗址中,考古学家发掘出一件铜质容器,里面盛满了已 碳化的梅核。而现在由于气候太冷bl, 这一地区梅已销声匿迹。此外,貘骨、竹鼠和其他亚热带 生物遗迹也存在于这一地区。因此,竺可桢据此断言,新石器时期的温暖气候持续至商后期bm。 当然,这些动物中至少有一部分可能是人们出于对异域事物的兴趣而从南方引进的,这种解释 或许能顺便说明为什么在商安阳遗址中存在孔雀的遗迹bn。 ·54· ¹ º » ¼ ½ ¾ ¿ À Á bk bl bm bn 张光直: 《古代中国》,载《中国文化中的饮食: 人类学和历史学的透视》, 纽黑文, 1977年, 第 30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 佟屏亚: 《梅史漫话》,载《农业考古》1983 年第 2 期,第 243 页。 哥尔斯威特:《从阿拉斯加冰川看气候的主要变化》, 载《皇家气象学会》,第 45 页。 斯塔尔克 :《冰期后的气候和欧洲地形的形成》, 载《皇家气象学会》,第 27 页。 戈登·麦里:《气候的最宜问题:冰川学的作用》,载《皇家气象学会》, 第 37 页。 帕里: 《气候变化, 农业和聚落》,哈姆登, 1978 年,第 64- 65页。 弗仁则: 《北半球大西洋地区气候变化:植物方面的例证》,载《皇家气象学会》, 第 118 页。 拉姆、刘易斯和伍德诺夫: 《大气环流和气候的易变性》,载《皇家气象学会》, 第 195 页。 弗仁则: 《北半球大西洋地区的气候变化》, 载《皇家气象学会》第 113 页。 斯塔克尔 :《冰期后的气候和欧洲地形的形成》, 载《皇家气象学会》,第 27 页。 巴特则: 《中全新世前期非洲干旱地区的气候变化》,载《公元前 8000 年到公元元年的世界气候》,伦 敦, 1966 年,第 78- 79 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竺可桢认为, 商朝末期和西周初期,中国气候变冷速度加快,他将公元前 1000年左右看作 中国历史上最冷时期之一。然而,上面所述及的来自于欧洲、北美和西伯利亚的资料却表明,约 公元前 1500年,北半球气候已开始转冷。因此商后期和西周初期只是这一普遍转冷趋势中的 一个低温点而已。这样看来,商朝灭亡的时候, 生态环境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关于西周气候情况最直接的证据来自于《竹书纪年》。据此书有关记载, 扬子江在公元前 903年和公元前 897年曾两次结冰, 这说明西周早期整个中国的气候都在变冷。关于这一时期 气候状况的间接信息得自于《诗经》。《豳风》一诗可能作于公元前 11世纪,诗里提及九月份结 冰的天气。竺可桢以此作为周早期气候寒冷的证据¹ 。然而《豳风》也提到了竹子和梅这两种只 在温和气候中才能生存的植物º。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解释这看似矛盾的现象:第一种可能 性是,诗中所提及的适宜于温暖气候的植物来自于周朝南部地区; 其二,这首诗是作于大约公 元前 600年, 即《诗经》编订之时,此时气候重新开始变暖。既然《秦风》提及梅树生长于今西安 附近,此地比现在梅树生长的地方要偏北得多,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正确的了。这是中国气 候在西周早期之后变暖的又一证据。 东周的文献材料多次提及人们以竹为原料来制作日常生活器具, 当时转暖的气候使竹子 的生长繁殖成为可能。竺可桢以一则独特的材料确证了春秋时期气候的转暖。据《左传》记载, 在今山东南部,当时郯国人民往往以家燕的最初到来来确定春分的到来。然而,现今春分时节 家燕再也不可能按时到达山东省了, 而是到达长江入海口处的上海一带。这一资料可说明春秋 时期今山东南部气候类似于今上海气候»。通过比较目前山东和上海两地气温的差异,我们可 知两地气温的变化量。山东省青岛地区年均温度为 12. 1℃,而上海为 15. 3℃¼,这说明东周时 中国北部气温可能比现在高 3℃。 东周时期气候温暖的另一证据来自于“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以区分物候现象而作 为战国历法体系的一部分。根据这些节气, 当时通常将霜降定在阳历 10月 24日, 现在开封、洛 阳秋天初霜往往在 11月 3日到 5日左右。雨水, 战国时定在2月 21日。而现在开封和洛阳终 霜期在 3月 22日左右。由此看来, 战国时生长期要比现在长 30—40天。孟子和荀子都谈到当 时北方农民一年可望收获两季, 与现在北方农民每年只能收获一季相比,当时的生长期确实比 现在长½。 有利的气候条件促进了东周时期人口的增长,并伴之以社会的急剧变革。东周时期人们并 未忽略人口增长这一现象。哲学家韩非子认为少量的人口能使人们更易友好和平地分配物质 资源,并以此作为其道德理念的核心。他认为, 只是因为近来人口增长才迫使人们开始为有限 的物质资源而争斗不已¾,借以解释古人的善良和当时争论不休的现实。当时,人口不仅全面 增长,而且居民的分布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城市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许多宗教、 ·55· ¹ º » ¼ ½ ¾ 伯顿·沃森译《韩非子》,纽约, 1964 年,第 96- 117 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 荒川俊秀编《世界气象观察: 北亚和东亚的气候》卷 8,阿姆斯特丹, 1969 年, 第 90、97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 佟屏亚: 《梅史漫话》,载《农业考古》, 1983 年第 2 期,第 243、244 页。另外,《周礼》提到干枯的梅可以 作为礼物送给周王。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 行政、军事意义上的中小城市发展为巨大的商业中心¹ 。而城市的发展又转而为社会人口流动 提供了更多的机会º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以农业的繁荣为基础的。如果没有农业盈余,战国时 期大多数社会的、经济的、技术的和政治的变化都将不可能发生。而周朝后期,有利的气候条件 使人们更易从事农业生产, 更易实现农业盈余。 普遍温暖的气候持续至整个秦和西汉王朝。清朝作家张标1660年在其著作里谈到,《吕氏 春秋》里提及的生长期比清早期要长三周。《史记》也提到柑橘、竹子和漆树在今生长地以北的 地区茁壮成长» 。至于考古遗迹,湖南长沙西汉墓中发掘出了装有梅核和干梅的罐子¼。这些材 料尽管很少, 但仍能说明东周温暖气候是延续至秦和西汉的。 西汉气候的急剧变化表现为降雨量的大幅波动。公元前 75年,降雨量处于一最低点。但 情况很快发生变化,公元前 25年是中国历史上雨水最多的时期之一½。降雨量的变化可能对 农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般而言, 人们惊异于气候正常的极端变化,然而在如此短的时间内 降雨量呈极多和极少的剧变无疑使人们更震惊。 这些资料所包含的信息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资料所承载的信息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着差 异。在欧洲也出现了一个类似于东亚所经历的寒冷期,并在公元前 1000—前 600年达到极冷。 希腊盛行厚装以及遍及欧洲的人口南迁,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时期欧洲气候的寒冷¾。然而, 欧洲此次寒冷期似比中国更长一些, 因为在东周的大部分时期里气候相对暖和。罗马人对台伯 河周期性的结冰记载一直持续至公元前 2世纪早期,随后的公元前 1世纪罗马农史作家提出 意大利的橄榄和葡萄种植北线比几个世纪前更靠北。对这一生物学方面的证据进行补充的是 以下地质学方面的材料:从公元前 300年至公元 400年,阿尔卑斯冰川线在向南延伸,这向我 们提供了证实欧洲这一时期气候更冷的有力证据。这样, 古代世界上两大帝国——西方的罗马 和东方的汉朝在同一时间里进入了一个气候温暖的时期。 四　东汉——南北朝 尽管东汉时洛阳曾遭遇到过一次晚春霜冻的袭击,导致庄稼损害而引发严重饥馑。但一般 认为,东汉还是延续了西汉温暖有利的气候。有关东汉气候的材料中有一首张衡在公元2世纪 早期的诗为证。诗中提及了河南柑橘这类植物当时的生长地比现在要偏北得多,说明当时的气 候要相对温暖些。到东汉末期, 中国气候开始恶化。为了与前汉统治者相比,军事巨人曹操在 铜雀台种橘, 但由于北方天气变冷使其所种之橘只开花不结果。这预示着中国新一轮寒冷天气 的来临。气候极速变冷,公元 225年曹操之子曹丕能挥师渡过封冻的淮河,这极大地震惊了曹 操的对手们。因在当时人们的记忆中,淮河一直没有结过冰。据竺可桢推测,这一新的寒潮是 ·56· ¹ º » ¼ ½ ¾ 拉姆: 《气候: 现在、过去和未来》卷 2,伦敦, 1977 年,第 419、424 页。 姚善友: 《公元前 206年到 1911 年中国历史上水旱灾害的地理分布》, 载《远东季刊》, 1943 年, 第 357 页。 佟屏亚: 《梅史漫话》,载《农业考古》1983 年 2 期。第 243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许倬云: 《古代中国的变迁,社会运动的分析(公元前 772—公元前 222年) 》, 斯坦福, 1965 年, 第 137 - 138 页。 保罗·惠特列:《古代中国城市的起源及其特征的初步探讨》, 爱丁堡, 1971年 ,第 161- 172页。 在公元 3世纪 80年代达到最低点的,因为晋朝史书记载当时五月份还有霜冻,据此可知,当时 的平均气温至少比现在低 1℃—2℃¹ 。 这一时期,中国南方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东汉一朝,包括长江流域和 四川盆地在内的南方地区人口极大增长。据记载,南方一些地区的人口比西汉该地人口增加了 两倍多。一方面,这无疑是政府对南方人口进行有效登记注册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如此巨大的 增长数目毕竟也是人口激增的一个反映。许倬云从理论上认为,南方人口增长主要是因气候持 续寒冷而导致北方人口南迁º 造成的,就象柑橘和竹鼠的分布南移一样。如果真是这样,那么 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开始于东汉——这一历史时期重大的历史主题之一,便与气候和政 治有着同等密切的联系。 至于降雨量, 公元 100年处于一低点,公元225年达到一极高点。随后,总降雨量逐渐减少 并于公元 360年达到一新低点。极少的降雨量对于自中国西北经中亚的丝绸之路交通的萧条 别有含义» , 这两者可能存在着联系。对西北走廊本来就脆弱的生态环境来讲,降雨量的大幅 减少易使其更不适于人的居住。450年, 中国降雨量达到一新高, 随后情况急转直下, 于550年 雨量又跌至极少¼。一般来说,汉后大部分分裂时期的气候是干燥的,而且 4—7世纪相对干旱 的天气占据着主导地位½。 公元 420年, 中国南北分裂,这一分裂时期延续至 589年隋重新统一中国。竺可桢据此间 关于“冰房”的资料提出了一个有创意的推测。南朝各国都定都南京,并继续很早就开始的建立 冰房以保鲜食物的实践¾。这一实践并非中国所独有, 欧洲人也从事着类似的活动¿。竺可桢是 这样推理的:中国南方同北方彼此分离, 断绝了从北方获得冰源的渠道,冰房所需之冰只得靠 自己解决,据此推断当时南方气温至少比现在低 2℃。这一想当然的论证在两个方面存在不 足。首先,没有足够的理由使人相信像冰那样无关痛痒的商品贸易会因政治上的分裂而中断; 其次,即使南朝统治者不从中国西部山区采冰运回以资利用, 那时南京的冬季气温也会出现自 然结冰。二十世纪南京一月份平均气温最低为- 13. 8℃。并伴有超过 0. 5米的降雪À。很显然, 这种气候能产生足够的冰以冷冻宫廷所储藏的食物。但这并不是说南北朝的气候不比现在冷。 实际上,综合考察中国其他地区和北半球其他地区的资料,整个南北朝时期中国气候都是持续 寒冷的。 ·57· ¹ º » ¼ ½ ¾ ¿ À 荒川俊秀编《世界气象观察: 北亚和东亚的气候》, 阿姆斯特丹, 1969年第 95 页。 布罗代尔著,雷诺庇译《腓利比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卷 1, 纽约, 1966年, 第 28- 29 页。 历史上的冰房可参见婆克拉《公元前 99 年中国流动冷冻库》,载《东方学报》B 辑, 1977 年第 3 期,第 311- 346页。 山本武夫 :《远东降水的长期变化》, 载《日本自然地理杂志》, 1972年第 4期, 第 199- 222 页。 姚善友: 《公元前 206年到 1911 年中国历史上水旱灾害的地理分布》,载《远东季刊》, 1943 年。 斯科伍: 《中国历史上的降水》, 载《气象学杂志》, 1949 年, 第 78 期, 第 11- 16 页。 许倬云: 《汉代农业: 早期中国农耕经济的形成 ( 206BC—AD220) 》, 杰克编辑, 西雅图, 1980 年, 第 138 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译者注: 公元 225 年曹丕临江观兵之事, 竺可桢文 误将两汉时的广陵故城(在今扬州市西蜀岗) ,当作曹魏广陵郡(治淮阴,在今淮阴市西南) , 便把扬州 至长江之间的运河水道结冰, 解释为“淮河忽然结冰”, 这是一个不可靠的结论,参见邹逸麟、张修桂 《关于历史气候文献资料的收集利用和辨析问题》(载《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第 3 辑, 1995 年 12 月)第 1- 5 页。 六世纪 30年代,一部农业百科全书问世,即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包含了中国北方的物 候资料。《齐民要术》对当时北方农事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整理, 其中包括了杏树开花和枣树抽芽 时间的记载。当中所载的这些日期显然比目前中国北方杏树开花和枣树发芽的日期晚 2- 4 周。贾思勰进而提醒人们,在相当于今河南和山东的地区,因冬季严寒,石榴树已不可能在户外 生存。然而现在这两省的石榴树冬季能生长于户外,这说明今河南、山东的气候比那时暖和¹ 。 六世纪有 19次异常严寒冬季的记载,这一数字超出了平均水平,确证了六世纪中国气候比现 在冷º 。 北半球其他地区有关这一时期的气候材料也能进一步说明中国气候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变 化。前面提及的有关欧洲冰川的资料就表明公元前 300年一公元 400年,气候是相对暖和的,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最值得中国历史学家注意的是,英格兰记下了发生于 207、221和 231年的 三次严冬现象。这与 225年曹丕挥师渡过结冰的淮河在时间上是一致的。不同地区在相同时 间出现相同的气候现象说明那时整个北半球普遍经历了一次气候转冷。随后的 359一565年, 欧洲经历了一个更为严寒的阶段» 。格棱兰岛植物遗迹研究表明, 约公元 400年左右, 当地人 种植的蔬菜, 从要求相对暖和气候的类型转向了在更为寒冷的气温下也能生长的类型¼。加利 福尼亚树木年轮的研究显示, 公元 300年后出现一次持续的气候恶化, 至 6世纪早期达到顶 点½。以上材料表明,欧洲和北美的气候变化与中国汉以后气候变冷是相互呼应的。 考察欧洲发展和气候波动的联系不由引出这样一个问题, 即气候在亚洲游牧民族和农耕 民族之间的关系中到底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一问题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并出现了不 同的结论。首批研究者试图恢复气候历史, 其中有位专家力图依据中亚气候的变化来解释蒙古 族迁移的原因¾。另一个气象学家试图通过考察蒙古族的迁移来复原降雨量的变迁¿。两位学 者都从游牧民族迁移的资料着手研究, 却走向了相反的方向,一个探寻游牧民族迁移的原因, 另一个却寻求其结果。他们的做法使得诠释这类材料变得更为困难。然而,作为理解亚洲重要 政治变化的一种可能的方式,这种尝试却是大有前途的。 下面两种截然不同的、从生态学角度出发的解释或许能说明游牧民族的迁移。第一种理论 认为,人口增加迫使游牧民族为养活增加的人口而不得不寻求可交替放牧的地方。第二种理论 认为,气候恶化迫使人们转移到另一更适合居住生产的地方。东亚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入侵 发生于 386年一 589年,此间气候资料显示,人口过剩理论似乎不适合这一情况。这一时期气 候变冷使生活于北亚和中亚的民族更难生存下去。同时, 整个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干燥也不适宜 于居住。公元 300年一 800年, 里海海平面降到 2000年来的最低点, 说明当时降雨量大为减 少À。由于干燥季节的来临,许多中亚居民放弃了他们的聚居地。由此可见,这样干燥的气候对 ·58· ¹ º » ¼ ½ ¾ ¿ À 古米尔乌: 《哈扎尔族和里海: 地形和民族气质》第 1 部分, 刊载《苏联地理学》, 1964 年 6 期, 54- 68 页; 查普著《再看〈亚洲的脉动〉》,刊载《地理评论》, 1970 年第 3 期, 第 347- 373 页。 布鲁克斯 :《历史时期的气候》, 伦敦, 1950 年, 第 321 页。 亨廷敦: 《亚洲的脉动》,波士顿, 1907 年, 第 378- 379 页。 拉姆: 《气候: 现在、过去和未来》卷 2,伦敦, 1977 年, 429- 430页。 拉姆: 《气候: 现在、过去和未来》卷 2,伦敦, 1977 年,第 427 页。 拉姆: 《气候: 现在、过去和未来》卷 2,伦敦, 1977 年,第 425 页。 拉姆引自竺可桢的资料,参见拉姆《气候:现在、过去和未来》卷 2,伦敦, 1977 年。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 中亚民族也产生了类似的严重影响。 南北朝时期( 420- 589年)中国北方处于入侵的游牧民族统治之下,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北 部和周边游牧民族世居地气候急剧恶化的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赖以为生的草原越来越不适于 居住, 同时农业产量减少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游牧民族南迁以避开寒冷的气候绝不是偶然现 象。例如,一定程度上因为气候变冷, 爱斯基摩人南下进攻格棱兰岛上的古斯堪的纳维亚人,致 使该岛上原居民的定居地遭到破坏¹ 。与此相似, 亚洲北方游牧民族也因生态变化的压力南 下。此时中国中原地区因气候变化在经济上进而在军事上显得更加脆弱和易受攻击。但这并 不是说,北中国在异常寒冷和干燥的气候期里沦为游牧民族的统治对象, 以及隋、唐在较为温 暖湿润气候时期里重新统一中国都仅仅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很显然,历史上谁能主宰北方,政 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因素才是最终决定力量。但是,考虑到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变化与生态环 境变化之间的耦合性, 气候可能是中国北方政治命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五　唐——元 隋( 581—618年)、唐( 619—907年)对中国的重新统一不仅标志着政治形势的改善,也标 志着一个更为温暖的气候时期的开始。这一温暖趋势在 7世纪尤其引人注目。有关位于今西 安附近的唐都长安的资料表明,在 650年、669年和 678年长安无冰、雪。从大家公认的西安地 区冬季冰点气温的标准来看,以上情况表明当时西安地区的气温明显地比现在高º 。在七、八 世纪,冬季气候愈加温和,现存资料中只提及其间少数几个冬季相对严寒。这种温和的气候与 九世纪的气候形成反差,九世纪出现严冬次数是八世纪的两倍。十世纪少有严冬天气,这与随 后几个罕有的寒冷世纪形成鲜明对比» 。 唐朝咏梅诗一度极为繁荣。梅作为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突然出现,说明与前几个寒冷 世纪相比,唐代梅的种植可能更为普遍。比如, 八世纪的诗人王维曾询问来自他家乡太原的朋 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前,寒梅著花未?”¼ 唐玄宗( 712—756年)统治时期, 长安皇宫也屡见种梅记载。九世纪时期诗人朱庆馀最先 提出“岁寒三友”——竹、松、梅这一说法。柑橘在长安的重新出现比梅树的遍及更具重要意义。 八世纪的文学天才杜甫和九世纪诗人段成式都特别提及此事。目前,长安地区冬季气温低于- 13℃,而梅、柑橘在低于- 8℃的气温下无法生存,这说明唐代气候比现在暖和½。 唐朝的有关资料还显示,当时植物的生长期相对较长。据樊绰《蛮书》( 862年)记载,东南 某些地区的农人每年收获两季——农历 4月收获小麦, 9月收获稻谷——是很普遍的现象, 而 现在樊绰所论及之地因生长季太短而不宜种小麦,只好以豆类代之。这些农业方面的证据进一 ·59· ¹ º » ¼ ½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弗兰克尔: 《梅花诗集》, 刊载玛吉·贝克佛编《冰魂玉骨—中国艺术中的梅花》, 纽黑文, 1985年 ,第 161 页。 拉姆引自竺可桢的资料,参见拉姆《气候:现在、过去和未来》, 伦敦, 1977年。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布赖森和默里:《饥馑的气候—人类与变动着的全球气候》, 麦迪逊, 1977年。 步说明唐朝气候的温暖¹ 。另外, 日本皇室精心保存的有关东京樱花开花的平均日期的记载, 也进一步证实了九、十世纪东亚气候是温暖的º 。这种温暖似乎伴随着日渐增强的干燥,到 925 年,降雨达到自公元前 1世纪以来的最低点» 。 这表明,唐朝衰落于一个特别干旱的时期,这一事实可能加剧了唐朝所面临的其他困难。 王仙芝和黄巢于 875年掀起的唐末农民起义便首先在一个旱灾极其严重的地方——今天的河 南省爆发。这次战争以唐的瓦解而结束。唐末, 由于羸弱的唐政府对因气候干旱而出现的饥馑 束手无策,几年之后,义军攻占了唐都并宣告一个新王朝的诞生¼。如此看来,气候的变化是促 进唐王朝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北半球其他地区获得的资料揭示了这样一种趋势,即 8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系列的寒冬。 相反,中国的资料则无此记载。有湿热的夏季相间, 减轻了严冬可能对农业造成的影响。事实 上,生长季节里,温暖气候能带来可喜的农业收成。加利福尼亚林木生长记录显示, 6世纪气温 极低,随后逐渐变暖, 8世纪早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温。这一温暖气候在北半球大多数地区普 遍持续至 14世纪。如公元 800年—1300年间, 挪威人向北大规模地迁移其定居地说明其间气 候日益变暖。苏格兰、英格兰北部也在此间出现繁荣景象½。在北美,农业村落也向北推进至今 天的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地区¾。考察公元 880年—1140年间北美森林残存可知,当时北美森 林北界远在现在北界之北, 这也说明当时气候的暖和¿。总之,遍及北半球的温暖气候持续至 中国的唐、宋时期。 宋初( 960—1279年) ,梅树的种植更为普遍,对梅花的歌咏仍是诗人和艺术家的一大爱 好。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北国寒冷天气摧枯拉朽地扫荡梅树的时候,梅花作为文学主题仍 为文人墨客所赞叹。著名文人苏轼( 1037—1101年)对梅树在关中的消失曾扼腕叹息À。无独有 偶,北宋政治家和诗人王安石( 1021—1086年)也嘲笑北方人常将梅误认为杏, 于是乎优雅的 南方人便有理由瞧不起北方人了,这些都可说明当时关中已无梅。 寒冷持续至十二世纪,以致在 1111年的严冬,太湖湖面全部结冰, 该地区所有柑橘被冻 死,杭州也普降大雪。从 1131到 1260年, 杭州晚春持续降雪。每十年降雪平均最迟日期比十 世纪最晚春雪的日期差不多推迟一个月。从公元 1153年—1155年,苏州运河常常结冰,船夫 不得不经常备铁锤破冰开路。十二世纪的中国北方诗人范成大在 1170年写了一首诗,提到十 ·60· ¹ º » ¼ ½ ¾ ¿ À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布赖森等 :《加拿大南部冰土带古代森林的土壤遗存和放射性碳》, 载《科学》, 1965 年第 1期, 第 46— 48 页。 格里芬: 《北美东部史前文化与气候变化的某些关联》, 载《纽约科学院年刊》, 1961 年第 1 期, 第 710—717页。 拉姆: 《气候: 现在、过去和未来》卷 2,伦敦, 1977 年,第 426、428 页。 利维: 《黄巢传记》,伯克利, 1961 年, 第 2- 3 页。 姚善友: 《公元前 206年到 1911 年中国历史上水旱灾害的地理分布》,载《远东季刊》, 1943 年。 福井英一郎: 《气候的波动: 过去和现在》, 刊载福井英一郎编《日本的气候》, 东京, 1977 年, 第 276 页。日本樱花开放的平均日期是 4月 15号, 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时期之前,樱花开放意味着天气相对 暖和; 而樱花晚于这个时期开放, 说明天气寒冷。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月二十日北京降雪¹ 。北京城十月平均气温为 12. 8℃º 。由此可见,十二世纪中国南北一年里 霜冻和降雪的时间都比现在长得多。 植物方面的证据有: 中国南部地区种植的荔枝对气候十分敏感, 在 1110年—1178年间, 因寒冷而遭受毁灭性的损失。在今天广东、广西、福建等荔枝出产地,出现极冷天气是很不经常 的,甚至在深冬平均气温也从没达到冰点。在唐代,诗人张籍( 765—830年)提到四川成都出产 荔枝; 而到宋代, 苏轼已不得不到成都以南 60公里的眉山去赏荔枝了; 南宋时, 诗人陆游 ( 1125—1210年)和范成大指出, 甚至眉山亦不再生产荔枝; 现在, 中国眉山荔枝种植再度繁 荣。荔枝在四川生长北界的渐次南移,说明十一、十二世纪气候的逐渐转冷»。 为了生存,中国农民以其卓越的智慧来对付不断恶化的气候。对许多人而言,经济上的多 种经营至关重要。从汉代(或汉前)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者避免单一种植某一作物欠收而种植 几种不同的作物¼。由于从外引进了新的农业品种,使他们有可能进行更为广泛的多种经营。 宋代,中国开始种植从东南亚引进的系列早熟的“占城”稻种,其中一些占城稻 60天便成熟。通 过对占城稻和中国本地稻的轮作,农民提高了对灾难性气候的抵抗力。即使寒冷天气破坏了晚 熟庄稼,但早稻早已收获入仓, 因而可相对无虞½。而且人们更加广泛地应用更为先进的技术 来保护庄稼, 使其免遭寒冷天气的破坏。比如,人们因地制宜在山坡上种植柑橘为庄稼挡风。还 有更直接的是,通过种竹成林来抵御寒风, 或在寒夜生火以使幼苗免遭霜冻¾。这样,在庄稼的 生长过程中, 人为因素就更直接地介入了, 从而增强在恶劣气候下农业的适应性。 十二世纪末十三世纪初, 气候暖和。南方城市杭州在 1200、1213、1216和 1220年都无降 雪,公元 1224年丘处机道长作诗云及北京清明节杏树开花,说明 13世纪中国气候有一虽短暂 却明显的温暖趋向¿。但 13世纪中国气候总的趋势是转冷,此次转冷起于中国西部。丘处机记 载的环绕西北某湖的高山雪线比现在低几百米。竺可桢据此认为 13世纪中国西部荒原的气候 比现在冷得多À。与 11世纪中国经历 16次严冬相比, 12、13世纪严冬次数增加了 30%。这一 稳定增多的严冬次数在 14世纪后才得以减少Á。有关日本东京樱花盛开的资料进一步说明了 这一转冷的趋势。从 11世纪到 14世纪都有樱花晚期开花的记载, 证明当时存在普遍寒冷的趋 势bk。 到宋代, 欧洲有关气候的资料越来越多,特别是罗伊·伊曼纽尔的著作引起西方史学家对 欧洲历史气候变化问题的密切关注。整个这一时期,北半球大部分地区开始变暖,北美在 950 年到 1200年间达到一高温平台期。欧洲也在 10世纪出现普遍温暖气候,并于 1150年—1300 ·61· ¹ º » ¼ ½ ¾ ¿ À Á bk 福井英一郎编《日本的气候》,东京, 1977 年,第 276 页。 拉姆引自竺可桢的资料,参见拉姆《气候:现在、过去和未来》卷 2,伦敦, 1977 年。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彭卫民: 《江津广柑栽培历史初考》, 载《农业考古》1983 年第 2 期,第 24 页。 彭卫民: 《江津广柑栽培历史初考》, 载《农业考古》1983 年第 2 期,第 236- 237页。 彼特: 《1500—1850湖南枯竭的土地和农民》, 坎布里奇, 1987 年, 第 117 页。 许倬云: 《汉代农业 :早期中国农耕经济的构成( 206BC—AD220) 》,杰克编辑,西雅图, 1980年, 第 80 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荒川俊秀编《世界气象观察: 北亚和东亚的气候》卷 7,阿姆斯特丹, 1969 年, 第 80 页。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年之间达到高温期¹ 。与北美温暖气候不同的是, 11、12世纪中国却处于一个转冷期。但在东 亚,气候的转暖与欧洲的温暖气候却是一致的。宋后期和元代气候转冷与极地旋风的扩展相一 致,极地旋风的扩展引起极地覆冰的延伸与增厚,从而引起北半球气温的骤然降低。在中国和 欧洲,“小冰期”大约从 1200年延续至 1400年左右。因其具有突发性和剧烈性的特征,当时人 们极易感受这次气候的转变。这有利于西方学者对此现象进行研究并在近几年来取得了大量 的学术成果º。这一时期欧洲气候的变化表现为冰川的扩展、森林南线的南移以及因降雨增加 而使沼泽、湖泊的扩大。欧洲为此次生态剧变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庄稼欠收、饥荒、土地废置、多 种瘟疫横行——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典型特征。由于天灾引起的经济凋敝实际上有其更深的原 因——新寒冷期的开始» 。 这一潮湿寒冷气候对欧洲的深远影响已得到很好的证实,故不再详述。然而小冰期对中国 的影响几乎没有看到完整的研究。与前面谈及的汉、唐后的分裂时期一样,南宋( 1127—1279 年)和元( 1206—1368年)的政局动荡伴随着气候的转冷。尽管气候转冷和政局动荡几乎同时 发生,但要确定其间的因果关系却很难。中国北方农业萧条和社会动荡可能是由气候变化引起 的,也可能与政治和军事混乱有关。 欧洲的一些历史学者认为 17世纪英国、法国、爱尔兰、葡萄牙、加泰隆尼亚、那不勒斯的革 命与欧洲严冬有关系。他们甚至认为明朝的崩溃也是如此¼。而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很少愿意作 出这样的联系。欧洲同行所提出的理解特定农民起义可能的促进因素和时间性选择的研究方 式与途径,可以为今后进行中国的农民战争史研究的人员所借鉴。寒冷气候引起农业问题进而 导致经济衰退,考虑这一因素也许有助于说明农民起义关于政治的和宗教的理论。 除了国内动乱外, 南宋后期及元朝气候恶化再一次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同时发生。中原 汉族和北方蒙古族的对立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斗争,更是两种生态环境之间的根本冲突。因 此,这两种生态系统的生存力和平衡力的根本变化可能是两大民族冲突的潜在因素。与南北朝 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原因相同, 中国和北亚、中亚地区恶劣的气候可能削弱了北方游牧经 济的生存力, 从而促使他们在不断增加的压力下南迁。遗憾的是, 这类联系比气候变化与国内 动乱的关系更难确切证明。在由多种因子组成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的综合体系中,我们必 须将气候变化看作这一复杂网络中的一部分。 寒冷天气延续并贯穿于整个元朝; 14世纪中国有特别寒冷冬季的记载,其中超过 1/ 3的 冬季是异常寒冷的。因此, 14世纪是中国有史以来出现严冬次数最多的世纪之一½。据郭天锡 1309年的日记记载,是年冬季他在横渡中国一河流时,船被冰冻住。这一现象并不是唯一的有 关严冬记载事件。还有 1329年和 1353年太湖湖面结冰, 严寒摧毁了长江下游的柑橘; 1351 年, 贤( 1309—1352)的一首诗里提及黄河结冰时间比现在早一个月。可见, 14世纪是中国历 史上最冷的时期之一, 且是 12世纪开始的寒冷趋势的另一低点¾。 约至 1400年,中国 3世纪以来的多雨现象达到极致,使中国气候呈现寒冷且降雨过多的 ·62· ¹ º » ¼ ½ ¾ 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