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应弱化

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不应弱化 舆论监督的三个重要时期 建国后，媒体的批评报道有三个重要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是舆论监督的兴盛时代。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的三大作风之一，从中央机关报到地方党报都高度重视反映群众的呼声和要求，对目无法纪政纪、以权势压人以及官僚主义作风等现象的批评，经常见诸报端。党报除了批评报道，还有学术争鸣。但反右后，属于学术讨论范围的争鸣很难听到了，批评报道更是少了。后来又有“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有些媒体领导因对浮夸风问题发了内参，便在运动中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撤职处分。只能说形势好，谁说“不”字就有可能垮台。 上世纪60年代，批评报道不像50年代那样尖锐和持续了。1962年11月，迫于当时的形势，南方日报编委会发出了《关于报纸不作点名批评的通知》，提出批评报道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怎么把握,难～有些报纸试图避开敏感话题，对官僚主义及社会上的某些丑恶现象等进行批评，比如《羊城晚报》开设了“五层楼下”专栏。这些难得的批评报道，仅打“苍蝇”、“蚊子”，不打“老虎”，但到了“文革”也被扫得一干二净，最终《羊城晚报》还被斥为“造谣放毒”的报纸，在“文革”中停办了。 第二个时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真理标准讨论”至全党开展反腐败斗争阶段。 一些媒体冲破思想禁区，开创了舆论监督的新局面。 第三个时期，网络等新的传播手段兴起，是新媒体、传统媒体与民间舆论形成合力的立体式的新型舆论监督时期。这种监督不仅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实现互动，而且与民众的监督结合起来，打破沉闷的局面，把舆论监督推向了新的阶段。一般来说，先由受众比如网民将一些问题发到网上，然后引发众多网民的关注、议论，形成网上热点，传统媒体再介入，与网媒互动，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力量。如山东济宁副市长下跪事件，最先出现在网站，《南方周末》公开报道，其他传统媒体跟进，迅速引起一场“地震”，最终纪委介入，将腐败分子的问题查清。2007年的山西黑砖窑事件、厦门PX事件、虎照事件等，都是这一新型舆论监督的典型案例。 《南方日报》曾因“批评报道不得力”挨批 因批评报道不得力，一而再地受到《人民日报》的点名批评。从现在的角度看，有点不可思议――“正面宣传”、先进典型宣传做得不好，受批评是很自然的，谁听说过因批评报道不得力受批评的呢, 因批评报道做得好，纪委一而再地给报社写信 表 关于同志近三年现实表现材料材料类招标技术评分表图表与交易pdf视力表打印pdf用图表说话 pdf 扬和感谢，而且不是某篇批评报道，而是对一个报社整体的批评报道予以肯定、支持。从现在眼光来看，同样有点不可思议，目前很难看到这样的实例。 然而，这两件事都曾发生过，且同时发生在广东的《南方日报》。 前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1953年1月8日《人民日报》地方报纸组给南方日报社来 函 关于工期滞后的函关于工程严重滞后的函关于工程进度滞后的回复函关于征求同志党风廉政意见的函关于征求廉洁自律情况的复函 ，批评《南方日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经常、有力，此后又几次批评《南方日报》“表现软弱”。其实，1950年至1953年，《南方日报》批评县以上党政领导干部的报道、读者来信和评论达100多篇，形成了“《南方日报》是主持公道的”口碑。但《人民日报》仍认为不够得力，导火线是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局长扣压人事件。《人民日报》认为，此事严重侵犯人权，受害人申诉了8个月，《南方日报》并非毫不知情，而是不敢揭 发。后来广州市机关给这位局长作了处分，《人民日报》认为处分太轻，批评《南方日报》报道处分决定时未表示任何意见。 面对《人民日报》的批评，本来就非常赞同舆论监督的《南方日报》领导没有抵制、反驳，而是认真整改并主动向上级党委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人民日报》的批评其实是为舆论监督壮了胆。华南分局第四 书 关于书的成语关于读书的排比句社区图书漂流公约怎么写关于读书的小报汉书pdf 记陶铸针对《人民日报》来函和《南方日报》的答复批示:“来信与复信应即发各级机关首长一阅。”这实际上是告诉各级领导，必须支持搞好批评报道。有了《人民日报》和上级党委的支持，《南方日报》的批评报道进入了新阶段。 后一件事，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1988年10月28日，中共广东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写信给《南方日报》，表扬它在惩腐倡廉报道中作出的贡献。1990年12月23日省纪委再次来函，对《南方日报》的舆论监督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作为上级纪委对报纸又是感谢又是敬意，实在难能可贵。 敢于批评和揭露社会丑恶现象，有报人自身的努力，也与党委的支持分不开。建国初期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就指出:“南方日报应该在思想批判工作上做出成绩来。”他指的思想批判其实就是批评报道。1953年1月，陶铸指出:“目前，报纸最需要做好的有两点:第一，是联系实际，多登载群众创造的典型，更有力来推进工作;第二，是加强批评，要敢于与一些违法乱纪和各种落后倾向作斗争，力求从各方面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强势主流媒体为何监督弱化 值得思考的是，第三个时期强势主流媒体舆论监督存在弱化的现象。网上发表各种声音的环境较宽松，传递信息更直接、迅速，不易被拦阻，还可与受众互动，而传统媒体传播速度远远落后于网络等新媒体，又不具备互动性。而且，这些媒体是由党委、政府部门直接掌控的，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当你完成采访，准备刊发、播出时，“禁令”或“招呼”就来了。有些“禁令”也是需要的，哪一个国家没有新闻管制,问题是有些地方用得太滥了，而且只有传统媒体才管得住。久而久之，传统媒体舆论监督便逐渐呈现弱势。 如果传统媒体能依托其公信力、影响力，重视网上舆论，与“网声”互动，对推动舆论监督是有重要作用的。但有时，一些问题已形成网上舆论，传统媒体本应及时跟进，却还去限制它，而且限制的是更准确、权威的报道，这就难以理解了。另一种情况是，传统媒体最早掌握了线索，却因受到限制而被新媒体抢发了。当然，也不能没有管理，“限制”和“放开”需要把握好度，问题是有些地方只有“限制”的本事，而且只能限制传统媒体。 传统强势主流媒体在舆论监督中的缺位，或沦落为新媒体的配角、追随者，丧失的是它的最可贵的权威性和战斗品格。网上有真实也有谎言。传统媒体为何不能积极介入舆论监督，将“真实”的发布权更多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避免谎言的流行, 其实，业界都明白，不是新闻从业人员不想搞舆论监督，也不是国家高层不同意搞。有哪个文件说过不让媒体批评呢,相反许多文件都强调加强舆论监督。现实中，也有像仇和、王金山这样一些欢迎媒体批评的官员。昆明市委书记仇和说“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安徽省委书记王金山希望记者进行客观公正的舆论监督,要敢于曝光阴暗面,勇于鞭挞假恶丑。 问题在于支持舆论监督的人太少了，一些人思想观念扭曲，使媒体的舆论监督不能及时到位。 现在，一些地方官员习惯将舆论监督称为“负面报道”，认为搞批评报道既有损形象又影响社会稳定。这种观念作祟，当然无法积极推动舆论监督，甚至想办法去“化解”或压制。有些地方明确对新闻单位提出，批评报道不准放到第一版，有的甚至提出本地报纸要宣传光明面，不搞批评报道;对上级党委办的报纸或其他外来报纸，则以加强管理为名，要求相关部门封锁“负面消息”、“加强公关”等等，千方百计抵制批评报道。 舆论监督真的是影响稳定的“负面报道”吗,舆论监督对端正党风、匡正时弊、严肃法 纪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中重视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将这一非常积极和正面的报道，扣上“负面报道”的帽子，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第一个时期和第二时期强势媒体的舆论监督，对推动民主政治、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何来不稳定,1999年5月，珠海市委办制订了《珠海市新闻舆论监督办法》，其中有这样一条规定:“批评性报道刊播前，各新闻传媒要确保事实确凿，但任何被批评对象不得要求审稿。”尽管当时珠海的舆论监督是由市里组织一个“小组”与新闻单位进行协调，并非完全放开让新闻单位自行掌握，但起码当时的领导层看到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认识到这是有利于推动工作的“正面报道”，而不是“负面报道”，也实实在在地对影响改革开放的官僚主义作风等问题进行了曝光，推动了当地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 主流媒体批评报道弱化的状况应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