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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品的创作与审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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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小品的创作与审美接受谈小品的创作与审美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度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这是说,文学艺术变革的依据是世情即社会的变化。历史上每次社会的嬗变,都促使文学艺术随着相应变革,一些样式会衰落甚至消亡,一些样式又会从内容到形式不同程度的改变,一些样式又会从无到有而新生和兴旺繁荣。这既缘于文艺家对变化了的世情有新的认识和理解,又缘于文艺的欣赏者文化消费口味的转移作出新的选择。   这几年小品走俏,颇受观众青睐。有人说它是新兴的艺术品种。我以为既是又不尽然。说是,因为它短小,过去罕见。小...

谈小品的创作与审美接受
谈小品的创作与审美接受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度系乎时序”。“歌谣文理,与世推移”。这是说,文学艺术变革的依据是世情即社会的变化。历史上每次社会的嬗变,都促使文学艺术随着相应变革,一些样式会衰落甚至消亡,一些样式又会从内容到形式不同程度的改变,一些样式又会从无到有而新生和兴旺繁荣。这既缘于文艺家对变化了的世情有新的认识和理解,又缘于文艺的欣赏者文化消费口味的转移作出新的选择。

  这几年小品走俏,颇受观众青睐。有人说它是新兴的艺术品种。我以为既是又不尽然。说是,因为它短小,过去罕见。小品最初萌生,是先在舞台上出现,多以风趣、俏皮、调侃、滑稽制造笑料,追求给观众以轻松和愉悦。逗乐观众,主要还是靠语言(对话)的艺术。早期的小品对

话,许多还是借鉴了相声的技巧,或可说,好些小品是将相声“说”中有情节、细节而角色、场景、化妆、时间无规定性的表演,转化为角色、时空、化妆明确规定的演出,由听觉艺术转化为视、听觉同时欣赏的艺术,有很明显的相声痕迹。例如黄宏创作并与宋丹丹合演的《超生游击队》等一系列作品,如果只在广播里播放声音,人们光听不看,同样会兴味盎然忍俊不禁。说它不尽是新品种,是因为它依然属于戏剧。赵本山演小品。语言、情节、细节、动作表演都带漫画色彩的夸张,近乎喜剧或闹剧或滑稽剧。由于在舞台上演出获得了观众的喜爱,便由电视实录播放。生存空间扩 大到荧屏的同时,舞台表演的规定性又随之打破,转化为真景实地表演录制成电影电视小品。这与历史上舞台上演出的话剧转化为电影故事片一样。新时期以来兴出了“微型小说”,字数定在两千字以内。说是“新品种”,实在也不尽然。我国古代笔记小说大都远远少于两千字,契诃夫的《小公务员之死》、欧.亨利的《最后一片绿叶、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都德的《最后一课》等名篇,字数都不满两千。他们的时代并没有“微型小说”这个名称,是归入短篇的。“微型小说”是新提法,是“另立山头”,不是新品种。小品也与微型小说一样,主要是因为规模小,其实还是属于戏剧,是超短剧,也可以说是“微型戏剧”(包括微型故事片和微型电视剧)。

                                 一

  西方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最新文学理论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史即是文学作品的读者消费史。用以解释各类文艺亦然,即文艺作品的价值是通过观众(读者)消费实现的。创作需服从于不同时代的观众(读者)的审美趣味。这与刘勰的“歌谣文理,与世推移”的精神有相通的一面。这同样可以用来观照当前小品的创作。其兴旺主要是依赖当代观众的接受,其可接受性大致表现在五个方面。
  其一,就是因为其小。随着社会的变革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很难有时间和耐心坐进剧场去看节奏缓慢的大型戏剧(尤其是地方戏曲),而小品的短小就便于当代观众的接受,与微型小说、短小的随笔受到观众欢迎一样。有人就称这些“新兴”品种为“文化快餐”。它适合了当代观众的生活节奏。
  其二,笑的魅力。它以各种方式调动了产生笑料的因素,使观众得到充分的愉悦。逗笑历来为观众所喜爱,如今更受欢迎。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当代观众随着生活节奏加快神经越来越处于紧张状态,特别需要以笑来作调节获得轻松,消除精神疲劳。
  其三,情的感染。当代人因金钱、物质利益引出的矛盾日趋尖锐复杂,人与人之间的友谊甚至亲情受到排斥,人们的心灵在生活中缺少感情的滋润,产生感情饥渴,便借助文艺作品求得“痛饮”,得到外来补充。电视连续剧《渴望》、台湾电影故事片《妈妈再爱我一次》产生轰动效应,正是因为迎合和满足了当代观众渴望爱的需要。小品中使人感动、催人泪下的为数不少,如乡下老头进城错认乡亲的《老乡》就是。
  其四,真的贴近。小品创作反映的生活,大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当代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和矛盾,与当代观众的生活感受和体验接近,观众感到真实、亲切。而观众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人与人之间距离较大隔膜较多,存在信任危机,有感受和体验不愿互相交谈沟通。小品艺术便与观众成了知己,进行了对话,与其心灵产生呼应与交流,使观众内心甘苦得到倾诉。这样的小品可以举出很多。
  其五,愤的宣泄。当前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旧的社会秩序已被打破,新的社会秩序尚在探索中逐步建立,存在着许多弊端,存在着许多不良风气和丑恶现象。人们怀有不满和怨气,积郁着。一些针贬时弊的讽刺小品,如侯耀文演出的《打扑克》,赵本山等演出《扯蛋》,引起观众强烈共鸣。观众看了很解气,积郁的情绪得到宣泄,会一吐胸中块垒。这类小品演出,鞭挞了丑恶,也能起到疏导和化解人们积怨的作用。
  以上五个方面是小品艺术生存的优势,是其产生热效应的资本。这是小品艺术“染乎世情”,符合了当代观众的“期待视野”,以观众审美接受为依据酿成的。前三方面是形式效果,后两方面是内容效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小品创作好比制作食品。食品要赢得顾客欢迎,头一层次要做到的是名称响亮、商标 设计 领导形象设计圆作业设计ao工艺污水处理厂设计附属工程施工组织设计清扫机器人结构设计 时新、包装精美;第二层次该是食品本身色、香、味俱佳。顾客购买大都只注意这两个层次。其实还有个深层次问题:食后所得到的营养及其对不同体质的作用。小品艺术以上五方面的优势,或许可以比作食品的第一和第二层次。顾客容易对食品第三层次的含量忽视,观众对于文化消费也容易忽略第三层次。小品艺术具有以上五方面的优势,还只是符合了观众文化消费的心理和口味,创作者做到了将观众作为“上帝”。纯将观众作为“上帝”是片面的,一味服从“上帝”好恶,极可能使他们的审美趣味向下滑坡,便是国画艺术大师齐白石所鄙夷的“媚俗”。小品艺术对观众接受既要被动的服从,还要主动引导,要以高品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格调潜移默化渗透过观众心灵和精神,将自己对生活本质严肃深沉的思考和感悟,借助“色、香、味”增加作品思想文化的含金量,启动观众自觉地思索人生、觉悟人生,在不知不觉中改善审美趣味,提高思想文化修养。
  我说小品艺术还应主动引导和改善观众的审美趣味,与德国姚斯的接受美学和美国伊瑟尔的接受理论核心精神略有相悖。姚氏和伊氏学说认为读者(观众)接受为第一性,本文(作者的创作)为第二性,不仅认为作品的价值不决定于本文自身而决定于读者(观众)的接受(需要和理解),还认为读者(观众)的审美体验(创造)是完成作品创作的主要工程,即作品主要是读者(观众)“流动视点处于主导的能动的地位对文学(艺术)的创造”。而流行于接受美学之前的现代主义恰恰相反,强调作者的“自我”,重直觉,重体验,重非理性,以作者的主观意识为中心,忽视了读者(观众)的审美趣味和审美感知的可能性。接受美学和接受理论,即是对十九世纪末俄国风行的形式主义理论的反拨,我认为同时也是对现代主义的矫枉。但矫枉又过了头,走向另一极端,又生偏颇。它将作者的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轻视了本文审美功能及其主导作用。当代戏剧创作中“叫好”与“叫座”的矛盾,我以为与上述两个极端的对立关系精神有些相似。“叫座”,是指剧目演出效果好,观众爱看,剧场上座率(票房价值)高:“叫好”,是指创作剧目被专家审议得到好评。剧目创作经常产生“叫座的不叫好”、“叫好的不叫座”的矛盾,观众接受与专家肯定形成对立。这往往使剧目创作的组织领导者陷于困境,也常使剧作者无所适从而产生苦恼。其实,“叫好”与“叫座”是本不应对立的。叫座是观众审美接受,叫好应是接受同时获得的良好审美效果。真正优秀的剧作应当是既叫好也叫座。曹禺的《雷雨》、《日出》,美国前几年轰动的话剧《推销员之死》,都是既叫好也叫座的优秀剧作。


                                  二
  目前的小品创作,我的看法,大体还在“叫座”的阶段(当然也有极少数可能被历史接纳的佳作)。值得肯定的是,虽然品位并不很高,但也没有下降到迎合低级庸俗心理的程度。是满足了姚斯接受美学所说的读者(观众)的“期待视野”,也是符合了刘勰所说“文变染乎世情”包含的两方面精神之———艺术服从了社会消费要求。现在小品创作需要研究的重点是怎样以叫座为基点向“叫好”提高。这正是“文变染乎世情”包含的另一方面的精神,准确、深刻地反映改革中现实生活的本质,提高作品的审美价值。商品经济的冲击,使人们思想观念、道德意识、思维方法、行为模式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真善美和假恶丑需重新界定,各人都在随社会变革的推进作不同程度的正确或错误的转换。这就要求小品作者以新的眼光观察生活,并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这或可分两个层次来探讨。
  其一,要善于发现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问题。不妨举例说明:新时期之前,剧作者创作反映老人晚年生活的小戏,表现的总是赡养问题,是儿子、媳妇给不给吃、穿、住,颂扬孝顺、批评忤逆,强调的是传统伦理道德。尽管古装戏、民间故事已无数次重复表现过,是老得不能再老的题材,体现的是人人皆知皆懂的道理,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还是会引起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的共鸣,还算有一定的教育功能。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城市及沿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无论城乡,由于经济的富裕和物质的丰富,老人大都有吃有穿有住,有的甚至吃穿住都不差,与子女之间在物质生活上的矛盾便退居次位;晚年面临的主要是孤独感,痛苦主要产生于精神生活的不满足。随着城市住房建设的迅速发展和乡村建房热的出现,为老人与子女分居两所提供了条件。老人们没有实在的社会分工作寄托,自然空虚孤寂。国家对于这一新的社会问题已经重视,积极设法解决“老有所乐”的问题,各地都创办了老年活动室等各种供老人获得其乐的场所和设施。但老人们精神生活并非仅靠这类举措就能得到满足。无论是中国当代老人还是西方当代老人,尽管亲属观念有差异,亲情都是始终不可混灭的,最重要的还是与子女间的感情交流,获得亲情的温暖,而这又正是偏偏缺少的。
  还是婚姻反映的女性地位问题,我国自古至本世纪七十年代,剧作家们往往通过描写婚变反映女方被抛弃的痛苦,同情、可怜女方,指责、批判男方。这可以理解为对封建的男权观念的批判。这类剧作往往寄托着剧作家理想化的“相敬如宾”、“白头偕老”的愿望。而这种愿望只能建立在男权的让步和宽容的基础上,忽视了对女权的认识, 忽视了对女性自身价值实现及女权建立的可能性的探究。这就反映了作者认识的历史局限性。应当承认,“五.四” 以民主精神提出了女权问题,二、三十年代像曹禺等这样一批话剧作家以剧作作了表现和探索,反映了我国剧作家认识社会认识生活的一次大飞跃。然则恐怕也难以否认,曹禺等一辈具有全新认识水准的剧作问世,只得到理论家所认可,对话剧界后来的创作略有影响,地方戏剧创作受其影响及认识的进展似乎并不明显。新时期以来,社会变革使男与女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我们的小品作者和戏曲作者是否应当这样来认识当代社会夫与妻的离异:不再纯粹是男方抛弃女方,女方已不完全处于被主宰的从属地位。因为我国法律规定了男女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法律规定的女性受教育权、劳动就业权、财产拥有权、参与社会管理权等,保障了女性自身价值实现的权利,保障了她们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固然要承认,这些法律和制度在具体实行过程中尚受陈旧观念的不同程度干扰而不无偏差。但总体上还是有保障的,女性在经济等多方面的独立性得到了加强。即使男方主动离开女方,女方也具有对于离婚条件与男子同等的决定权。按理,女性依赖男性生存的从属地位得到根本改变了。然而,当今社会的为数不少的年轻女性,一方面超常地强化自我独立意识;一方面又受金钱物质诱惑,利用性别“优势”和容颜“资本”换取优厚的金钱、物质利益,又甘愿作为男性的附属品(实为玩偶),拥有了物质金钱,丧失了真正的自我,放弃了正当的权利——包括真正的爱……
  仅举这两方面的问题作简要****,或可说明,无论小品还是戏剧作品,要能真正做到内容准确“与世推移”,能反映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生活,必须先用社会学家的眼光去观察、分析生活。因而,小品作者应重视研究些社会学。

                               三
  上面谈到小品作者如何认识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生活,是从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角度。这还仅仅是认识生活的第一步。前面所提到的《打扑克》和《扯蛋》就属这类小品。展示的是人人皆知的不良社会风气,是共性问题,虽然受到广大观众喜爱,能引起观众共鸣,却不能引导观众进一步深人思考和认识这些问题与时代本质之间的关系,更不能引导观众探索人生、觉悟人生,不能给观众以哲理的启示和情操的陶冶,缺少冲击人们心灵的审美内涵。它们在创作上的浅显是因为只注意问题的外在表现,不注意这些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和人的主观因素的作用。小品跟戏剧一样,是通过剧中具体角色表现生活的,同样应当刻划丰满而又有特色的艺术形象。这两则小品中,角色都只是抽象概念的人,是表现问题的道具,没有个性,没有血肉灵魂,没有带时代本质特征的多重性格,没有各自不同的复杂社会心态,没有历史文化的印记,没有现实环境的烙印,没有时代潮流冲击引起的人生抉择和新旧观念的碰撞,没有自身性格的矛盾冲突,不是性格内涵丰富的艺术形象。
  小品作者如何进一步捕捉和****当代人的复杂精神世界和社会心态呢?我们不妨再沿前面所谈过的老人问题和女权问题向深处探究。
  当代老人精神上的孤寂是时代前进中存在的社会问题,有鲜明的时代性。但给老人造成孤寂的因素又各有不同。有的是因为两代人观念上的差异:老人们的经历、阅历在精神深处积累的,主要是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有较为强烈的责任感,对于婚姻家庭,大都能作自我克制谦让以求稳定;而年轻一代则道德观价值观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又支离破碎、一鳞半爪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现代观念,并带有盲目性和不稳定性,注重追逐时髦,注重潇洒自在,自我独立意识增强。两代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不同,难有共同语言,年轻人怕受老人们的牵制和干预,力求分开居住。老人们会有这种矛盾心态,住在一起虽愉快又常与子女发生摩擦,分开居住又感到失却亲情温暖。年轻人虽不会全泯亲情,却又怕付出爱,宁愿付出金钱物质,不愿与老人沟通交流。有的是因为文化层次的差异:一般是年轻一代文化层次偏高,或者说学历偏高视野偏宽心气偏高,又偏好时髦;当然也有父母文化教养偏高,而儿女读书少教养偏低的,两方话不投机、行相径庭。有的是生活习惯的差异:父母世居农村,子女因读上大中专学校或做工经商成为城市新一族,衣、食、住、行中会时时反映出习惯的不同,老人们住在城里,难适应。有的……凡此种种,都与时代的前进社会的变革有密切关系。
  两代人的代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方正确一方错误,一方先进一方保守。无论传统观念还是时新的观念,都包含着正确与谬误,需根据社会发展实际情况,从思想文化角度作出科学的审察与判断。譬如说,酉方现代文明崇尚博爱、平等、自由,提倡人与人之间关系明朗、坦荡,提倡思想沟通、感情交流、互相理解;而当今有些人强调“自我”、“个性解放”,往往绝对化、极端化,变成以自我为中心,造成心灵封闭、感情冷漠,片面强化独立性——个体性,偏废对别人(包括亲人)的理解,还以为亲善了现代文明,却不知恰恰是对文明的反叛。虽说他们中一些人还读了不少酉方理论书,却没有真正读懂西方,依然是文化素质低的表现。再说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三纲五常”、“忠孝节义”扭曲了人性,是封建性糟粕;尊老爱幼,信、诚、义就有利于人类群体协调生存,许多人却弃之不顾。
  有子女的老人,从子女那里难得到亲情温暖,便将感情投向隔代的孙男孙女以求得到补偿,因而使本来的“隔代亲”更加强烈。江苏省的一次会演中有则小品,表现的是一对老年夫妇在孙儿按惯例应来的日子盼望的急切心情。他俩为孙儿到来做了物质准备,久盼不到,便一个作老人一个模仿孙儿摹拟戏闹,充满生活情趣,生动地再现了当代一部分老人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从审美接受的角度看,形式效果会使观众获得愉悦,能受到无论哪个年龄层观众的欢迎;其内容,能使老年观众产生心理共鸣,又能使年轻观众感悟到老年人精神需求,起到了两代人心灵沟通的桥梁作用,尽管并没有触及更深矛盾,还是具有时代本质特征,刻划了人的精神状态,是个不错的小品。
  关于女权问题,也可以进一步探究。当代年轻女性,无论文化层次高低,绝大多数不再按贞操观和从一而终的观念来束缚,也不再受阶级、门第的制约,精神获得大解放,按理应是向现代文明大大迈进了一步。然而,许多人以为冲破了旧的观念就具有了新的观念,实为大谬。许多年轻女性将这种冲破推到极至,不接受新的规范约束,造成了原始本能无限制回归,这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她们有许多人连自珍、自爱都不懂或不顾,将恋爱、婚姻推到极其草率极其浅薄的程度,将性关系视作儿戏,如英国作家劳伦斯所批评的“精神无所事事,只知道玩着生活的玩具,尤其是****的玩具,而在这种游戏中,便失掉了他(她)们的精神。造成‘时髦放荡的腐败’。”这不是文明而是愚昧。
  商品经济的发展,本质精神应是发展生产创造社会物质、精神财富,应是有利于发挥人的创造力。而现在许多人误将“经济”与“金钱”划等号,误将创造与攫取划等号,造成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一部分年轻女性被金钱物质诱惑,互相攀比心理盲目强烈。便将因解放而获得的自我价值实现权和创造权反而当作枷锁,将性别和容颜当资本与男性搞交易。必须指出,当今一些为妓为娼为包女者,与旧时的娼妓还有本质区别:旧社会的大都因濒临绝境,或迫于无奈苟且求生,或畏于强权暴力,是被动的,心理上有自卑感和耻辱感;而今的则大都有法律规定的女性权益,基本生存条件有保障,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同程度地体现自身价值,却因私欲膨胀求物质财富,好逸恶劳,放弃正当权益求不劳多得,是主动的,且无自卑感和耻辱感。旧社会为娼者,大都是文盲或文化层次偏低者(偶有像陈白露那样有文化知识的,内心充满痛苦,绝望,有人格意识的挣扎);而今为娼者,文化知识水平偏高,竟有大学生和研究生。前者是以社会悲剧为主,后者则以性格悲剧为主。她们甘愿舍弃可得权益丧失自我,有些人还麻木到并不觉得失去。马中原的小品《女人啊,女人》就写了一个未有正式手续就与富有男人“结婚”的年轻女性,以福太太自居,不从正业,恃富有在精神上凌驾于年轻保姆之上。这个保姆偏偏是被“福太太”现在的“男人”遗弃的女人。最后“福太太”也被一封电报和一笔汇款轻易地变成了被遗弃者,与保姆落得同样悲惨的命运。她自认为是“女强人”,而实质上是依赖男权彻底拜倒在男权脚下。易卜生的著名剧作《玩偶之家》,刻划了一个在男权社会家庭中“幸福”生活的女性——娜拉,描写了从玩偶觉醒为向往新道德婚姻的新女性的过程。《女人啊,女人》中的“福太太”,显然比娜拉要无知、可悲得多,是认识的倒退。我之所以提及《女人啊,女人》,并不是说它创作上完美元缺,而是希望我们的小品作者都能关注当代人,关注具有时代特征的性格和心态,并在作品中作深刻揭示。若能真 正做到,那么,观众在审美接受时,所得到的不再仅仅是浅层次的愉悦,不再是重温众所周知的简单的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而是心灵能被触动、震撼,能引起对生活本质作深层思考,能对人生有所感悟。这样的作品,才具有真正的艺术力量。
  近十年涌现的大量小品中,当然也不无艺术形象鲜明、性格内涵丰富、紧扣时代脉搏的佳作。例如《张三其人》,刻划了一个性格被扭曲的小职员:他准时上班,看到一女同事因顺便买小菜迟到,怕她一旦遭领导批评会怀疑是他打的小 报告 软件系统测试报告下载sgs报告如何下载关于路面塌陷情况报告535n,sgs报告怎么下载竣工报告下载 ,故意装作未见。她又偏巧不意在他面前掉下一条黄瓜……他竟因之不断陷于由自己心理引发的尴尬,不断弄巧成拙。主人公患得患失谨小慎微的情态刻划得维妙维肖,刻划性格的情节、事件高度集中,并带漫画式夸张,给人的感觉十分真实可信,充分体现了艺术真实——传神的力量。这则小品,与契诃夫的小说《小公务员之死》有异曲同工之妙。契诃夫笔下的小公务员精神上患有严重的畏上症,性格形成于俄国沙皇专制统治的社会环境;张三对同事过于顾忌、警惕的病态心理,形成于人与人之间情谊淡化产生信任危机的社会环境。其高明都在于,无须直接描写环境,通过性格的展示便可窥社会环境的某些本质倾向。
  还有,如中央电视台1995年春节文艺晚会上演出的《有事请说话》,描写的是一个打肿脸充胖子的小职员。他吹嘘自己有“噱头”,答应帮科长“弄”两张火车卧铺票;实在是毫无“门路”,“面子”却又坍不得台,只好暗里背着棉被去窗口排队,买到两张卧铺票是靠挨了一个通宵冻。他为支撑虚荣吃了苦头,虽悔恨到要打自己的嘴巴,然而又无法刹住充大老倌的心理惯性,于是还要不断害自己吃苦受罪。这种扭曲的性格是一面特殊的聚光镜,折射出现实社会中严重的带有普遍性的不良倾向:重权力重关系重“神通”,轻求实轻合理轻规章轻法纪。这种倾向导致国民选择带有封建性的价值取向。有权有“神通”者以权力、关系。“神通”为荣,得意、自豪,属心理畸形人性异化,已十分可悲;连没有这种“资本”的小人物也迷信到弄虚作假以冒充求心理满足,更加可怜也更加可悲。可见这种精神病症流行之深之广。从审美接受角度看,无论何身份的观众,都很容易引以观照自身,会发觉自己精神深处或轻或重有这种时代病潜伏着,还可能产生更广泛的联想引发深层思考,有着广阔的“再创造”余地。这则小品演出效果没有《打扑克》、《扯蛋》强烈,是因有三点不足:一是情节安排还欠精细机巧,当出戏时未出足;二是剧中主要人物心理矛盾的两面表现过于简单,因而反差不够明显;三是演员不是赵本山、黄宏、侯耀文,缺少大名角特殊效应锦上添花。但就艺术品位而言,《打“扑克”》、《扯蛋》是远不能与之相比的。

                                 四
  小品能否启动观众审美进人深层次接受,关键还在于能否刻划出鲜活的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成功的艺术形象必是一种典型性格,总是既有历史的印记又有现实的烙印,有复杂的社会心态,反映着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不仅能折射出社会的本质倾向,同时也能引起观众感情交流和思想共鸣,在愉悦中作审美思考、联想和“再创造”。
  H.R.姚斯的接受美学强调读者(观众)为第一性而生偏颇,但也认为,读者(观众)要能对本文(作品)欣赏和“再创造”,就必须“有一定的思想、道德、文化等方面的修养,有一定的接受能力和审美水平,而这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审美教育才能达到”。我以为,这“各种方式”冲,应当包括作品本身含有超越读者(观众)认识水平的部分作的启发和诱导,也就是说,作者本身就负有“审美教育”的使命。要使读者(观众)提高,作者本身必须首先高。 我们的小品作者,应当重视提高自己认识生活认识人的水平,加强分析、穿透、把握社会生活本质和当代人意识、心态的能力,因而应当多学点哲学、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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