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看兴亡周期率

从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看兴亡周期率 在中国历史上，以家族集团为核心统治力量的世袭 制度 关于办公室下班关闭电源制度矿山事故隐患举报和奖励制度制度下载人事管理制度doc盘点制度下载 占据了奴隶制建立以来的大部分时间，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王朝。在这些王朝兴亡更替的过程中，探索执政规律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尽管这些努力从来没有取得过完全意义上的成功，但却为后来者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应当汲取的教训。分析和研究他们的历史，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一个统治集团是怎样取得执政地位，又是哪些原因使得他们相继退出历史的舞台。 一、夏商周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家族世袭制的王朝。同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制不同，夏朝及其以后的商朝和周朝所建立的是一种诸侯联盟的统治形式（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逐渐演变为诸侯联盟和分封制并存的政权组织形式）。之所以采取这种统治形式，一是由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有限，社会财富的聚集量也很少，无法长期维持中央集权所必需的统治力量——大规模的军队和完善的行政机构，发动统一战争的能力也相对较差；二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组织形式很大程度上残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痕迹，各诸侯习惯于自主管理自身的内部事务，中央政权不想也无力去干涉诸侯国的内政；三是由于当时处于国家建立初期，管理国家的实践经验和实际能力都十分缺乏，中央政权不懂得如何管理统一的国家，因而不自觉地采取放任自流的方式。现存的史料无不证明了这种情况的真实性。夏商周三朝中央政权直接控制的土地面积相当狭小、所掌握的军队也十分有限。在这三朝的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都出现过几经衰落和中兴的局面，在兴盛时，影响力较大，各诸侯国定期朝拜纳贡，当衰落时，各诸侯国就不再听从中央政权的管辖，更不用提朝拜纳贡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当各诸侯国不再响应中央政权号令的时候，周王朝自身所属的军队竟然无力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弱势的政权组织形式，据此建立的三个王朝的统治时间却都相当长久。夏朝统治了470年，商朝统治了554年，而周朝统治了796年，即使将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分别计算也分别长达275年和521年，比后来建立的任何一个中央集权的王朝的统治历史都长得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除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而且发展缓慢这一根本原因以外，其他直接的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一是尽管中央政权的实力不强，可各诸侯国的实力也好不到哪儿去，由于国小、地少、人少，加之中央政权对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的限制，各诸侯国的实力很难单独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要想推翻中央政权就必须采取联合的形式。但是由于胜利的成果无法平均分配，所以除非极端的情况出现，这种联合是无法实现的；二是由于各诸侯国之间大小相当、实力平均，在国与国间出现纷争的时候，都需要中央政权的支持。因此，中央政权在这里成为了一种制衡的力量，他的存在和长期稳定符合各诸侯国的利益；三是这种弱势的中央政权所获利益十分有限，而要推翻他取而代之的成本却相当高昂，可以说是得不偿失，正是投入产出比的这种不均衡使得诸侯国们对中央政权始终提不起兴趣来，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号令诸侯之实而非中央政权之名。因此，尽管后来有很多诸侯国的实力渐渐强大，而且具备了取中央政权而代之的可能，但真正尝试将这种可能变成现实的却少之又少。 不过，尽管统治时间很长，夏商周三朝还是相继灭亡了。其中，夏商两朝的灭亡具有显著的共性，通常人们将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夏桀和商纣的残暴。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还有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第一，原来的诸侯国商和周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具备了号令诸侯的实力和影响力；第二，这两个王朝的末代统治者试图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因而严重侵害了各诸侯国的利益（我们姑且不去管他们这样做的动机究竟是为了个人私欲还是国家利益），从而遭致了各诸侯国的联合反对。第一个原因使得他们推翻中央政权取而代之的行动成为一种可能，第二个原因使得他们推翻中央政权取而代之的行动成为一种必需。这两个原因的叠加促成了政权的更迭。 与此不同的是，西周和东周的灭亡则是由与此完全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中国历史上决定王朝更替的一支重要力量——游牧民族第一次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公元前771年，犬戎攻破西周的都城镐京，将其洗劫一空并彻底摧毁，西周由此灭亡。当然，其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周幽王在处理与诸侯国的关系上的失误、周王朝统治力量的削弱等等。 西周灭亡后，由游牧民族的生存特点和当时的发展水平决定，他们既无法也没有愿望在中原地区建立稳定的政权，而各诸侯国的力量又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周王朝，再加上导致西周灭亡的是一起突发事件，各诸侯国都没有来得及为建立新的中央政权做政治上的准备。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东周得以建立并得到诸侯国的认同，周王朝的统治得以延续。 承袭西周的统治地位所建立的东周政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度虚弱的政权，一方面，他很难从西周灭亡时所遭受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另一方面，西周的灭亡也给了各诸侯国一个重要的启示，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不希望东周政权重新强大起来。更重要的是，决定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生产力在这一时期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社会财富进一步聚集，各诸侯国能够在这一基础上组建更为强大的军队了，这在以往是很难做到的。为各追求更多的人口、土地和财富，他们依靠这样的军队，首先对较小的诸侯国发动了兼并战争。由于东周王朝是如此虚弱，影响力又是如此之小，因此，在遇到诸侯国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只能以调停者的面目出现，已经无力对各诸侯国间的兼并战争进行有效的干预了。 东周王朝就是这样眼看着各诸侯国在持续不断的兼并战争中由几千个减少到几百个、几十个直至十几个。在这一过程中诸侯国的力量随着土地、人口的汇聚而不断强大，东周王朝随着诸侯国的强大显得更加弱小，其统治基础就这样逐渐地丧失殆尽。在各诸侯国兼并战争的前期，也就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还将东周王朝作为一枚重要的棋子来加以运用，在称霸诸侯的同时对东周王朝保持着形式上的尊重，进行着实质上的利用。而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东周王朝的实力和影响已经衰退到了难以加以利用的程度了，东周王朝已经不再有存在的价值了，于是纷纷将周王朝置之不顾，在发动战争的时候也不会向周王朝去争取名义上的支持了。 但是，就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东周居然又苟延残喘了很长时间。这主要是因为东周已经削弱到无力对各诸侯国采取不利行动的程度了，削弱到甚至难以为诸侯国消灭东周提供一个像样的借口。加上东周的土地狭小、人口很少，即是消灭了东周也所获甚少，由此，各相邻的诸侯国已经将东周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存在来看待了。直至后来，秦国在力量空前强大之后，才借口东周赧王一个不聪明的举动弹指间吞并了东周。从名义上看，东周存在的时间很长，但从实际上看，在其建立后不久，东周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和统治能力。而这种基础和能力一旦丧失之后，就再也无法重新建立起来了。 二、秦 秦王朝之所以能够统一全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从秦国自身看，一方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加之商鞅变法-之后历任统治者所采取的合理的经济政策大大增强了秦国的国力，为其发动统一战争奠定了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是由于秦国吸取经验教训建立了一整套有别于以往的分封制的政治制度，这就是中央集权制，这一制度使得秦国可以更为有效地运用自身的战争资源于统一战争之中。其他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也许并不比秦国差，甚至有的诸侯国比起秦国来尤有过之，但是说到利用效率恐怕就差得多了。当然，对各国人才的接纳和使用也是重要的原因。尽管秦国也曾有意识地排斥外来人士，但他确实为有识之士在其国家里建功立业提供了最良好的社会土壤。从百里奚、范雎、商鞅一直到吕不韦，无不是在其他六国备受压制和排斥，却在秦国创建了自己的功业。就连那个被韩国当作牵制秦国东进的筹码的水工郑国在计谋败露后也被秦国允许完成那被后人称为郑国渠的耗费人力物力巨大的水利工程。从其他六国来看，导致灭亡的原因多种多样，既有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战略上和政策上的失误，也有国内各种矛盾的牵制，当然也包括由于用人失误而导致的人才损失与流失等等。从客观环境上看，秦国所处的包括自然环境和政治环境在内的综合环境在七国当中不仅不是最好的，而且可以说是最差的。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先天环境的恶劣所带来的危机意识促使秦国不断地发展和进攻，以摆脱亡国的命运，结果却成就了一统天下。反观七国当中综合环境最为优越的齐国，却在这种优势意识的麻痹下，一直不思进取直至最终灭亡。 统一后的秦王朝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中央集权制的政权。尽管他只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很短的时间，但是他的存在却决定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使得中国的以中央集权制为特色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以分封制为特色的封建社会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发展特点。在地方政权的组织形式上，秦王朝以郡县制取代了夏商周三代沿袭的分封制。同分封制相比，郡县制的优点在于强化了中央政府的权力，使得中央的政令更加快速和有效地贯彻下去，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但同时，他也有自己的缺点，那就是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权力，同时削弱了地方政府在解决本地矛盾和问题上的积极性，强化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在各级官员的管理体制上，秦王朝以中央统一任命的有限任期制取代了各级层层委派的世袭分封制，以俸禄制取代了食邑制。这种制度的优点在于强化了中央政府对各级官员的任命、考核、奖惩、升降的管理，强化了各级官员对中央政府的依附性，使各级官员更为直接地服从于中央政府；他的缺点在于弱化了各级官员对与本地和本职的归属感，增加了各级官员行为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除此以外，秦王朝还建立了一整套与上述基本制度相适应和起到辅助作用的 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下载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下载三类维修管理制度下载财务管理制度免费下载安全设施管理制度下载 和基础设施。更为难得的是，这所有的一切是仅仅在短短的三十几年时间里就建立起来了。并且这一体制在秦王朝所修建的驰道、长城以及其他浩大的工程当中发挥了极高的效率。此后的两千多年间，历代封建王朝大体上沿袭了这一整套的管理体制。 但是，为中国的历史发展和历代王朝的有效统治产生如此重要影响的秦王朝自身却不但没有摆脱兴亡周期率，反而很快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们往往愿意将秦王朝的灭亡归因于他的残暴统治和无休止的工程劳役。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要分析一个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时，又不应该简单地将它作为秦王朝灭亡的唯一原因。事实上，秦王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灭亡，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前面所说的广为公认的原因其实只是一个表象而已。真正导致他迅速灭亡的原因应该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秦王朝的领土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里扩大了十多倍，他所接纳的绝不仅仅是所占领的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力，还有其所附带的、不可分离的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矛盾。而中央集权制同分封制不同的关键一点就在于他的正常运行必然要求这种地域、经济和文化间的差异通过不断的沟通相互融合，以适应统一的国家管理模式，否则他的政令就不可能畅通，管辖也不可能有效。这是中央集权制在获得对自然和社会资源更大的运用能力的同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秦王朝的统治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却并没有耐心用很长的时间稳妥地处理这方面的问题，于是试图采取强力 措施 《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全国民用建筑工程设计技术措施》规划•建筑•景观软件质量保证措施下载工地伤害及预防措施下载关于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诸如强制迁移人口等等方式加以解决。而这些措施既不可能完全或基本解决上述问题，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更严重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直接危及了秦王朝的统治。形象一点说，秦王朝是要用吃泻药的办法来医治自身的消化不良，结果却严重影响了自身的生理机能。回顾中外历史，没有哪一个领土面积迅速扩大的国家能够避免随之而来的短期内分崩离析的命运。 其次，用郡县制取代沿袭已久的分封制势必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同郡县制相比，分封制有着众多的受益者，也就是以往各诸侯国及其属国的的贵族。秦王朝在统一六国和建立郡县制的过程中，他们被剥夺了封地，是损失最大的也是对秦王朝最为怨恨的一个社会阶层，是秦王朝稳定的最大威胁。为了消除这个威胁，秦王朝的统治者对他们采取了最为严酷的镇压手段。但是问题在于分封制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根深蒂固，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秦王朝即使能消灭和监视起所有在以往的分封制下受封的各国贵族（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控制那些希望跻身贵族阶层、获得自己专属封地的平民百姓的思想和行动。这部分人是对中央集权统治的巨大威胁，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不惜铤而走险去追求自己理想中的利益。这是秦王朝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难以抑制的问题。实际上，除了皇帝本人和希望当皇帝的人以外，很少有人会喜欢郡县制而不喜欢分封制。就算是到了后来，中央集权体制完全确立而分封制的实现完全没有希望之后，人们也仍然换用另一种形式和手段不断地去追求相同的利益。那种形式和手段就是——土地兼并。 再次，中央集权制固然有其自身的优点，但同时也有着无法避免的弊端，这种弊端概括起来就是由于最高统治者及其控制下的中央政权对下属的各级政权和各级官吏有着绝对的控制力，这种控制力除了保证各级政权和管理的行为符合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的意志外，还极易于使得各级政权和官吏为主动迎合或者被迫屈从于最高统治者和中央政权的意志而违背客观实际和自身的 职责 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项目部各岗位职责下载建筑公司岗位职责下载社工督导职责.docx 。当秦王朝严酷的统治和繁重的劳役聚集了大量社会矛盾的时候，地方政权和官吏因为害怕上级追究自身的责任而刻意隐瞒了真实情况，使得中央政权未能及早发现问题；当反抗秦王朝统治的风潮已经在各地出现的时候，各级地方政权和官吏不得不上报真实情况时却遭到中央政权和最高统治者的压制，在他们的授意下被迫将有组织的反抗活动报为个别盗贼打劫，将局势已经失控报为已经平息，使得秦王朝失去了最后挽救自身命运的机会；当丞相赵高公然在朝廷上指鹿为马却得到多数大臣附和的时候，中央集权制的这种弊端在它诞生之初就已经表露无遗了。而秦王朝的统治者并未认识到这种弊端的存在，当然也就谈不上采取措施消除其不良影响了。对于任何一个政权来说，不了解其各个方面的真实情况都是极度危险的，仅凭这一点就会导致其最终灭亡。 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管当时生产力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仍然不足以确保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运行。这里仅以情况的上报和政令的传达为例，尽管秦王朝为了确保政令的畅通修建了大规模的驰道，这些驰道也确实大大加快了政令传递的速度。但是一个上报的奏章在经过辗转传递到中央政权，再由中央政权将指令下达给地方政权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大部分问题解决的时机都会因此而错过。不仅仅是秦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的及时上报和政令的迅速传递都是困扰统治者的一个难题。在这种条件下，一方面，赋予地方政权以适当的自主权是必要的，坚持事无巨细都由中央政权决定只能带来越来越多的问题，积累越来越多的矛盾；另一方面，地方政权如果拥有了过大的自主权，同样会威胁到中央政权的稳固。 在中国的历史上，按照各个时期统治集团的执政特点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分封制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就是夏商周三朝。在这一时期，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所走过的是一条大致相同或者说具有明显共性的发展道路。不过，自秦朝以后，中国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以中央集权制为核心统治制度的发展道路。从秦统一六国到唐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中央集权制的建立和巩固阶段。 3、西汉 在秦王朝的统治结束之后，西汉成为第二个中央集权制王朝，他成功地解决了导致秦王朝覆灭的一系列问题，真正结束了分封制的历史，成功地建立起了稳固的中央集权制政权。 然而，在秦朝末年分崩离析的形势下，西汉的创立者刘邦却并未能在一开始就显示出他具有一统天下的能力和趋势。在当时，最具王者相的无疑是西楚霸王——项羽。从军事实力上看，项羽拥有者占据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刘邦的军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之相比。从政治出身上看，项羽是世族子弟而刘邦则出身平民，两者相比项羽无疑拥有强大的多的政治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的大大小小王朝之中，其创立者只有西汉的刘邦和明朝的朱元璋出身平民。从人格魅力上看，项羽无论从哪个方面都称得上是英雄豪杰，而刘邦只不过是个市井无赖，两者的差距十分明显。 令人不解的是，这所有的优势却都未能帮助项羽在这场力量对比悬殊的斗争中获胜，最后的胜利者竟然是不被看好的刘邦。这里面当然不能排除种种偶然因素，例如刘邦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等等。但是，偶然因素之外的必然因素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关于这方面，刘邦本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两个字——人才。答案看似简单，其内涵却值得深思。前面已经说过，要是仅就个人素质而言，项羽和刘邦相比，显然前者更应称得上人才。然而，项羽的才能却产生了两方面的消极作用，一方面，他的才能使得他拥有了排斥其他人才的理由，不需要其他的人才，仅凭西楚霸王的一人之力便可以平定天下。这一点，项羽或许做到了，可也就是这一点，使得大批怀才不遇之士离他而去，成为刘邦的下属，反过来对抗他，例如韩信、陈平等等。不但排斥人才，还使得被排斥的人才加入敌人的阵营，项羽这个人才的作用可真是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他的才能也助长了下属的依赖心理，为下属的消极被动提供了最好的理由。这样一来，胜利之时自然手下一呼百应，失败之时手下却一筹莫展，以致一蹶不振，百战百胜的项王居然经受不住一次失败的打击，真可谓一败涂地。反观刘邦，本人也许没有出众的才能，但却有着驾驭和使用人才的能力，总是在危难时刻和关键之际凭借手下人才的谋略与武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这对于任何时代、任何条件下的统治者都是一个重要的启示：以自身的才能压制下属的才能，不能有效地驾驭和使用人才发挥其特长的统治者，无论其自身的才能多么突出，都注定会成为失败者。 尽管仅凭这一点，楚汉之争的胜负已经决定，但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却又不仅仅是这一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项羽在取得胜利之后，在中央集权制和分封制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导致他作出这一选择的原因的或许是对故土的思念，或许是作为贵族对分封制的留恋。但无论怎样，他的这一选择在客观上造成了这样一种结果：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放弃了一统天下的机会，使天下重新又回到了分崩离析的状态。也许项羽认为仅凭自己的威名，就足以使各路诸侯臣服，然而在分封之后不久，天下就又起战端，项羽不得不再次诉诸武力以平定天下，不过这时他已经失去了最佳机遇。事态往后的发展再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可悲的是直到最后，项羽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失败，或者说不肯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导致了失败。 作为获胜一方的西汉王朝，其发展过程也远非一帆风顺。历经战乱的经济和社会、北方重新崛起的游牧民族、心怀异志的各路诸侯甚至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都可能导致其走上秦王朝或是其他王朝的覆辙。在这方面，西汉王朝总的来说是做得比较成功的。 西汉王朝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巩固中央集权制。在与项羽争夺天下的过程中，尽管不情愿，但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改变与项羽的力量对比，刘邦还是分封了大量的异姓诸侯。在这方面，刘邦比项羽高明之处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意识到这些诸侯是对中央权力的重大威胁，因而在大局甫定之际就立刻展开了削夺异姓诸侯权力的行动。行动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军功最大、握有重兵、实力也最强的韩信。首先迅速夺取了韩信的兵权，将其由齐王改封为楚王，调离其原来的势力范围。而后刘邦又出游云梦，乘韩信前来拜谒之机将其捉拿回京，赦免后改封为淮阴侯并将其羁留在长安。在这一系列的过程中，韩信由于猝不及防，没有作出有效的反应，刘邦巩固自身权力的目的得以顺利实现，为其进一步削夺各异姓诸侯的权力争取了时间。另一方面是刘邦意识到削夺异姓诸侯权力的行动不能操之过急，因而在行动过程中采取了冷水煮青蛙、小步渐进、各个击破的办法。刘邦几乎将登基后的全部时间都用在做这件事情上，直到去世前还带病出征英布，平定了威胁西汉王朝的最后一个异姓诸侯，从而为其后的继任者实施有效统治奠定了基础。 但是，中央集权与分封制的冲突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为巩固自身权力，刘邦在削夺异姓诸侯权力的同时大量分封了同姓子弟为王。不可否认的是，刘邦的这一举措对于汉王朝度过其创立之初的权力交接的危机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正是刘姓诸侯的存在使得汉王朝解决了平定诸吕后随之而来的继承人问题，代王刘恒被拥立为帝，刘氏家族的统治得以延续。其后，同姓诸侯在牵制位高权重的汉高祖旧将方面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汉王朝解决了这些困扰自身的种种问题，进入稳定发展阶段的时候，同姓诸侯各自为政、拥兵自重的种种表现却不断地证明，同姓诸侯同样会威胁到中央政权的政令统一和畅通，进而威胁到汉王朝的统治。对此，汉文帝采取了妥协怀柔的策略，汉景帝着手削除藩国的权力，却因为操之过急引发了七国之乱，叛乱虽然最终平定，诸侯分治的政治格局却未得到根本转变。直到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藩国的力量和影响才得以被巧妙地削弱，加之大一统思想的确立，中央集权制在和分封制的较量中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西汉王朝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巩固和发展经济。西汉建立之初，经济和社会由于长期战乱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成为威胁西汉统治的又一个严峻考验。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无为而治、休养生息成为西汉初期历代统治者的一致选择。这一政策的从实际效果上得到了后来的一致肯定，但其所包含的内容和产生的影响却又绝非如此简单。首先，严酷的经济环境使得西汉王朝给予了经济问题以前所未有的重视，在此之前的历代王朝从未给予经济以如此关注。其次，西汉初期的统治者从秦王朝的失败当中认识到了经济问题的复杂性，采取了给予经济活动以发展空间的放任态度。再次，西汉初期的经济政策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没有因统治者的更替而改变，这也是经济政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最后，我们也应当看到，这一政策并非完美无缺，也不是统治者的睿智使然，在更多的情况下，这一政策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选择。然而，这样的政策毕竟获得了成功的客观效果，因战乱而受到破坏的经济也得到了有效的恢复。 西汉王朝在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遇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北方游牧民族问题，说具体一点儿，也就是匈奴问题。客观地说，匈奴族并不以消灭西汉王朝为自己的目标，匈奴和西汉的冲突可以看作是游牧和农耕两种不同农业生产方式之间的冲突。但是，西汉王朝仍然视匈奴的侵扰和掠夺为危及自身生存的重大威胁试图予以消除。在立国之初，刘邦曾试图使用武力来打击频繁滋扰的匈奴，但是在遭到平城之败后，意识到匈奴不是短期内可以消灭的以后，将主要精力放到了消除异姓诸侯王的势力以巩固西汉政权上，对匈奴转而采取怀柔的和亲政策。这一政策为后来的文帝和景帝所沿袭，成为确保经济得以恢复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在这一政策下，西汉王朝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力得到了显著的增强。到了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已经十分强大，内部也基本安定，统治者的主要精力开始转移到开疆拓土上来。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存在不仅威胁着西汉的边疆安定，同时，作为其传统势力范围的西域各国也成为西汉的重要目标，西汉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在所难免。多年战争的结果是：西汉在付出巨大的经济和人力物力代价之后，削弱了匈奴的实力和在西域的影响力，历史上第一次代替匈奴确立了在西域的统治地位。然而其以前积累的巨大财富也消耗殆尽，况且匈奴只是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并未真正退出历史的舞台。其中的得失从不同的角度看会有不同的结论，总的来说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成果颇丰、代价巨大、效率低下。此后，匈奴内部发生分裂，自身实力受到极大削弱，与西汉的关系渐趋缓和。 从以上几个方面看，西汉王朝在巩固中央集权制方面所作的努力基本上是成功的，他在做出了很大程度的妥协并且承袭了秦王朝的统治制度的情况下避免了重蹈前朝的覆辙。西汉的成功为以后的各代王朝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其后的历代王朝在建立之初为巩固政权，大都采用了与西汉类似的政策和措施并且都取得了成功。 但是，在成功地解决上面几个威胁自身统治的问题后，西汉王朝却遇到了一个以往的王朝从未遇到过的问题，那就是外戚专权的问题。最终，正是这个问题使得西汉王朝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其实，外戚问题在西汉建立之时就已经初露端倪，汉高祖及汉惠帝之后，吕后称制，极力培植吕氏家族势力，削弱刘氏集团，希望取刘氏而代之。后虽因触动了汉初功臣集团的利益，在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失势而未能如愿，但也几乎动摇了西汉王朝的根基。从此以后，尽管西汉王朝的统治者在大多数时期对外戚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最终也未能摆脱外戚问题的困扰。更有意思的是，真正取代西汉的外戚王莽正是在西汉历经几朝外戚专权，对外戚保持着高度戒心的时候登上历史舞台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曾经因为外戚身份而受到排斥和压制。但最终，王莽利用了有利的政治形势和自身苦心经营、刻意伪装而取得政治势力掌握了实际统治权并最终取西汉而代之。 客观上说，一方面，所谓的王莽篡汉由于实现了权力的平滑过渡，政治体制和格局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而称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另一方面，王莽的成功夺权也不应完全归因于外戚问题，刘氏集团统治能力的丧失才是根本原因。王莽登上权力顶峰后，并没有遭到刘氏集团的全面反对，经济和社会并未受到严重的破坏，中央政权的财力十分雄厚，其统治基础应当算是很扎实的。但就是这样一个不错的基础，却在王莽执政后短短的十几年里迅速走向了崩溃。 关于王莽失败的原因，历史的记载似乎已经给出了完整的答案。总的来说，王莽管理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的能力显然远远赶不上他争夺相应权力时所表现出来的技巧和水平。一个精通权谋的政治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不过真正达到王莽这样高度的却不多。作为一个统治者的王莽，在管理国家方面几乎犯了一个统治者可能犯的所有错误。当然，王莽的统治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他设立五均司市，利用国家资金贱卖贵卖、平抑物价，就可以说是利用经济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调控市场的一个有益的尝试；再比如说他设立钱府官，向生活困难、缺乏生产资金的百姓赊贷资金，也不失为政府调控社会分配的一种途径。 但是，作为一个统治者，王莽比比皆是的失误的确比他不多的亮点更能够给人以警示和借鉴。从大的方面说，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令繁复、琐碎、出尔反尔、前后不一。不可否认的是，王莽自视颇高，并且很想在登上帝位后作为一番，再者，他也想显示自己的统治超出于西汉之处。正是在这两种思想的驱使下，他刚一登基就开始下达一系列的有别于前朝的政令，全面地修改前朝的政治制度。同样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他的政令极其细致和繁杂，可以说对细节的注重达到了极点，甚至于经常为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小纰漏就对政令和法律作大规模的修改。然而，正是这种对细节的注重使他的政令失去了可行性，同时也使得政令之间、法律之间相互冲突，让人无所适从。在他统治期间，政令繁杂到一道政令尚未送达，另一道相关的修改政令已经在传递途中了，就一件事情发布的政令往往要经过三番五次的修改，令下级无所适从，而最后却不了了之；法律复杂到平民百姓举手投足之间就会触犯到，并且为此而接受惩罚和制裁。王莽还频繁地变更官制、官名、地名，有的甚至在短期内变换五、六次，以至于到了向地方下达政令的时候谁也不知道那个地方该叫做什么名字。王莽的智慧并不差，不可谓不廉政，也相当勤政，经常通宵达旦地批阅奏折。但是，他的这种勤政到头来只是为自己统治的国家制造了无穷无尽的混乱。 其次，好大喜功、文过饰非、慕虚名、爱作秀。王莽对于功业和名望的渴求和珍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为了建功立业，他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挑动本来已经相对和睦的与匈奴的关系，发动毫无疑义的战争以建立开疆拓土的功业。为此耗尽了国家的财力，将原来富饶安定的边疆变成了一片荒凉不毛之地。在追逐功业和名望的时候，王莽还十分热衷于采用作秀的方式，比如说，用贿赂来诱使少数民族向他表示虚假的臣服，通过举行各种各样的告祭、拜祭仪式和百官、百姓的拥戴活动来显示自己的功绩和地位。为此，他不惜编制虚假的地方奏章来达到目的。甚至当所有人都已经看清并且厌倦了他的这些举动，当自己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他依然无法改变这种自欺欺人的做秀行为。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统治者手下，各级官员会有怎样的选择和行为，他的统治又会有怎样的结果。 最后，不合时宜的行为葬送了自己的统治基础。在西汉末期，土地兼并这个困扰了绝大多数封建王朝的问题开始表现出来。统治者在初次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犯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王莽所犯的错误却是十分荒唐的。也许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复古思想，王莽对于这个问题格外敏感，他刚一登基就颁布了禁止土地和奴婢买卖的法令。由于这个法令违背经济规律、违背地主阶级利益、甚至违背普通百姓的利益，也就是违背了所有人的利益，因而不仅得不到有效地执行，反而使得王莽在这个最为重要的问题上丧失了所有人的支持，极大地动摇了他的统治基础。尽管在后期王莽被迫取消了这一法令，但已经丧失的统治基础这时已经无法挽回了。再有，王莽在登基之初取消了各级官员的俸禄，而在此后议定俸禄额度的时候又由于他的政令繁杂琐碎造成了事情久拖不决。（在历史上，官员没有俸禄的时期只有两个，一个是王莽的新，一个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前期。）这样一来，所有的官员养家糊口的唯一选择就只能是贪污受贿。对于王莽的政权来说，其结果就是国家财富被不断侵吞，官场和社会风气不断败坏，而他作为最高统治者也招致了所有统治工具也就是全体官吏的不满。这样，他既失去了自己的政治基础又削弱了自己的政治工具，一旦这种局面形成，众叛亲离的结果就不可避免了。 4、东汉 在中国历史上，灭亡而后重新复兴的王朝一共有四个：西周和东周、西汉和东汉、西晋和东晋、北宋和南宋。将这四个王朝的复兴过程进行比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这其中，东汉的光武中兴显得比较另类。同其他三个王朝相比，一则前朝覆灭的原因不同，其他王朝的覆灭的直接原因都是由外族的入侵所导致的，经历了一定规模的战争；唯独西汉时被外戚建立的王朝所和平取代的。二则建立的过程不同，其他新一代王朝的建立都是由原有政权的残余部分完成的，建立的过程是和平的，而且在各个方面和前朝存在着明显的继承关系；唯独东汉王朝是全新组建的，在建立的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大规模的战争，从继承性上来说和其他三个王朝相比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已经很难说得上是对前朝的直接继承了。 在东汉王朝的建立方面，有两个方面是值得着重分析的。 首先，从继承性上看，东汉王朝对西汉王朝的继承绝不仅仅体现在刘氏血统上。同绝大多数王朝不同，西汉王朝灭亡时，经济和社会仍处于稳定和繁荣状态，再加之王莽的混乱统治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使得人们更加怀念西汉王朝清静无为的统治，肯定那种统治方式，因而愿意支持作为西汉王朝继承者的刘氏政权。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为东汉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稳定的社会基础，使得东汉王朝的建立和巩固同西汉王朝相比得到了更多的支持、遇到了更少的阻碍。这才是东汉王朝从西汉王朝所继承的最有价值的财富。 其次，从非继承性上看，对于西汉王朝来说，东汉王朝虽然从他那里继承了很多东西，但这种继承却并非是直接继承。一方面，东汉的政权机构是全新组建的，被王莽直接继承的西汉政权机构并没有直接转移到刘秀的手中。另一方面，东汉政权对西汉政权的继承并非是顺理成章的和平过渡，而是经过了激烈的战争从众多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的。这使得王朝建立的过程更为艰难，也因此而具有了更为稳固的统治基础。 正是由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东汉王朝成为历史上的中兴王朝之中最有作为的一个，而其政治方面主要的作为就集中体现在开疆拓土方面。 首先，东汉王朝利用匈奴分裂的契机，运用安抚和征讨两种不同手段，成功地消灭了北匈奴，并使南匈奴彻底地依附于东汉。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吸取了西汉王朝与匈奴长期相处的经验和教训，东汉王朝在处理匈奴问题上表现出了成熟的政治手段和谋略。在此以后，无论东汉王朝动荡和衰弱到何种程度，都再没有受到来自匈奴的威胁。 其次，东汉王朝第一次在西域建立了有效的管理，将西域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辖之下。西域原属匈奴的势力范围，东汉派遣班超出使西域的最初目的仅仅是要联合西域各国削弱匈奴的势力，但班超的作为远远超出了东汉统治者的预期。他不仅使传统上依附于匈奴的西域各国转而依附于东汉，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对西域各国统治者更替的决定权，从而在名义上和事实上都建立了东汉对西域的有效管理。这种管理虽然由于班超的继任者在政策上的把握失当而受到很大削弱，但中央政权对西域的影响却从此建立并经常发挥重要的作用。 相比于政治方面的作为，东汉王朝在经济上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其中唯一可以说得上成功的就是暂时缓解了土地兼并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压力。对于进行土地兼并的主导方面，东汉王朝仅仅采取了有限的限制措施；对于在土地兼并过程中失去土地的一方，东汉王朝采取了移民措施对其带来的压力加以缓解。这些措施仅仅是延缓了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和爆发，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土地兼并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贫困人口成为后来导致东汉灭亡的重要原因。 导致东汉灭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产生于统治集团内部。鉴于西汉灭亡的教训，东汉王朝在建立之初对外戚参政进行了极为严格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发挥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最高统治者，一旦这个最高统治者的统治能力弱化了，这种限制也就形同虚设了。到了东汉中期，这样的局面出现了，外戚重又掌握了管理国家的大权，东汉的统治面临巨大的危机。在这种威胁面前，决定封建王朝命运的另一股势力——宦官发挥了重要作用。借助宦官，东汉消除了外戚的威胁，但却造就了另一股政治势力，导致了另一个威胁，这就是宦官专权。当时的统治者或许认为宦官无法实现权力的延续传递因而不可能对中央政权构成长期的实际威胁，因而放心地将权力交给他们，以此来实现对外戚和重臣的制约。但是，当宦官成为一个势力集团后，这种权力的传递就成为了可能，加之宦官虽然没有直系儿女却同样拥有家族势力，同样拥有对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巨大需求。在最高统治者的纵容下，宦官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其权力越来越大。事实上，无论外戚还是宦官，都没有合理地管理国家事务的稳定的能力，也没有维系现行统治的强烈愿望，他们所看重和追求的要么是最终取现行统治者而代之，要么是短期的个人经济利益。因而，任何一个王朝也不可能依靠这些势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到了东汉后期，宦官专权已经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党锢之祸”的出现正说明了宦官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已经取得了对国家事务的绝对主导权，同时招致了社会的普遍反对，而正常管理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已经无法有效行使权力了。 在东汉后期，还有一个对政权巩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个因素就是宗教。宗教在中国登上历史舞台正是东汉王朝由土地兼并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相当突出的时期，正是这样一种经济和社会矛盾在人们心中造成的影响为宗教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机遇和条件。佛教传入中国是在这个时期，道教的创立和传播也是在这个时期。在宗教思想传播初期，东汉统治者对其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这种放任的态度加上不断恶化的经济和社会形势，使得人们有可能在宗教的旗号下聚集起大量的信徒，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黄巾起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条件下爆发的。 黄巾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一方面，经济和社会依然处于混乱状态；另一方面，地方势力借镇压黄巾军而获得了军政大权。两方面原因共同作用，使得东汉中央政权的统治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加之这时宦官与外戚的权力之争重新爆发，在斗争中双方两败俱伤，为地方势力登上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东汉中央政权已经在事实上丧失了统治权，它的最终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三、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三） 两汉之后，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进入了长期的分裂状态，究其原因，封建社会的两种主要生产方式——农耕和游牧以及建立在这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之间的冲突是一个直接的原因；同时，中央集权制在其初创时期未能很好解决而积累下来的种种矛盾则是更为根本的原因。在这一阶段，中央集权制的发展遇到了重大的阻碍。 5、魏晋 从魏晋两朝开始，中国继春秋战国之后重新进入了长期的分裂和动荡之中。在这一时期，政权的获取和巩固成为主要任务，政治谋略和军事斗争成为决定政权的获取和巩固的主导因素，而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只有在战争的间隙才会发挥作用，因而在确保执政的综合要素中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在这一时期，所有登上历史舞台的政治势力在政权的获得方面都有特定的条件支持和成功经验，而在政权的巩固方面也都有特定的条件限制和失败教训。沿着历史的脉络分析，这一时期主要有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方面。 第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与东汉的灭亡。 东汉末期与魏晋初期的这段时期通常被人们称之为三国时期，这也是现代人们最为熟悉的一段历史，而期间各政治势力的兴亡成败与执政经验也被人们反复论及而无须赘述，这里要提及的一个关节点是在三国形成过程中的一番政治运筹。事实上，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在刘备入主西川后就已经基本形成，但三国的正式建立却远在此之后，而这一结果是当时政治形势和各方的政治策略所决定的。 在当时，一个比较微妙的因素就是在曹操实际控制下的名存实亡的东汉政权，这个政权尽管已经奄奄一息，但却仍然有着相当一批政治和经济上的受益者，因而意图复兴至少是维护这一政权存在的势力仍有一定影响。这种影响尽管难以起到决定作用，但在那段复杂的政治斗争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表现出来，正是这种影响引发的两个方面的政治考虑使得三国政权的建立相比他们实际权力的取得大大延后了。 一方面，从称帝建国所需要付出的政治成本来看，三国之中无论是谁率先称帝都会被看作是对东汉政权的背弃因而会丧失一定的政治支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其中，东吴政权由于和东汉的联系最少，因而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小；西蜀政权由于以刘备的皇族血统和匡扶汉室的政治旗号作为号召，因而其称帝的政治成本就要比东吴大得多；而曹操实际掌握着东汉政权，这样他要取而代之就必须承担直接消灭东汉政权的政治责任，因而他称帝的政治成本最为高昂。 另一方面，从维持东汉政权名义上存在的政治利益上看，对东吴来说，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有害无益，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牵制；对西蜀来说，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是利弊各半，东汉政权的存在既是对其合理性的肯定，又限制了其在政治上的作为空间；对于曹操来说，这样的政治格局可以说明显利大于弊，东汉政权名以上的存在和他对政权的实际掌握使得他可以利用这一形势对其他地方政权进行种种牵制以获得自身利益。 这两个方面的分析决定了三方对待称帝建国这一问题的态度，实际的发展次序也体现了这一情况。东吴的孙权在称帝之前最后进行了一次试图完全摆脱道义责任的尝试，他上书劝说曹操称帝，在被曹操看破企图加以拒绝后，立刻迈出了称帝建国的最后一步。在这种形势下，东汉政权彻底失去了利用价值，终于被曹魏所取代，随后，西蜀建国。 第二，西晋取代魏与三国鼎立局面的结束。 短暂的三国鼎立局面很快走到了尽头，关于三国灭亡的原因可以用同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人才。东吴和西蜀大致采取了基本相同的人才政策，那就是对人才的限制与压制。正是人才特别是军事人才的匮乏和受到压制，才使得两国分别在魏和西晋的军事打击下迅速崩溃和灭亡。而曹魏虽然与此相反，涌现出了一批人才并以此在入川灭蜀的战争中获胜，但却仍然未能摆脱被取代的命运，其核心因素也是人才。正是由于司马氏家族三代人才辈出，并且利用三国割据的局面所造成的对曹魏政权的压力发挥政治和军事才能掌握了政治和军事主导权，使得曹魏政权对其失去了控制力，才导致了曹魏政权最终被西晋所取代。此后的历代政权都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才政策间来回摇摆，从未找到导致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和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 第三，西晋的内部斗争与衰落。 和其他任何一个王朝相同，西晋在建立之初也面临着中央政权巩固的问题，正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置失当，导致了西晋的迅速衰落。在这方面，西晋的主要失误有三个，第一是未能吸取两汉处理同姓诸侯问题上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对同姓诸侯进行有效的削弱，导致其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构成威胁；第二是未能吸取两汉在处理外戚问题上的教训，采取有效措施对皇后和外戚当政进行有效的防范，导致政局混乱；第三是在政权巩固的关键时期选择了一个暗弱愚昧的继承者，无法有效处理上述种种复杂混乱的局面。正是这三个失误的叠加和相互作用，导致西晋早早陷入了司马家族的内部斗争之中，连绵不断的争斗使得自东汉末年以来尚未充分恢复的经济和社会再遭沉重打击。西晋就这样迅速衰落，为游牧民族势力的介入创造了条件。 第四，游牧民族的群雄并起与混战。 匈奴势力的削弱和部族南迁使得西部和北方传统的游牧地区出现了巨大的真空，加之后来的汉族政权忙于内部之间的战争，无暇他顾，这就使得其他游牧民族如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等迅速发展起来，填补了这个真空。正当西晋在内部斗争中日渐衰落之际，自匈奴刘渊开始，相继进入中原地区——中国自古以来的经济政治中心，这是历史上游牧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入汉族聚居地。 同以步兵为主要作战兵种的两晋相比，以骑兵为主的游牧民族由于机动性强、冲击力大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优势。但是，游牧民族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政治上缺乏统治和管理农耕社会的经验。军事上的优势和政治上的弱点共同决定了他们所建立政权的不稳定性。因此，这一时期就成为中国历史上战争最频繁、政局最动荡的阶段。其间，前秦的苻坚曾短暂地统一了北部、西部和中原地区，但遗憾的是，他未能静下心来将主要精力用于巩固政权、稳定通过战争夺得的地区，反而急于进攻东晋，试图一举统一全国。在淝水之战中，苻坚战败，前秦也迅速分裂，中原地区又陷入了混乱之中。 第五，东晋的建立与中国经济中心的第一次南移。 西晋灭亡后，司马睿又在江南建立了东晋政权。这一政权能够被人们所接受，也是当时特殊的形势所决定的。其核心是由于北方士族为躲避战乱而大规模南迁，进入了南方士族的势力范围，两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拥戴与西晋具有直接继承性的司马氏家族成为北方士族维护自身利益的最为有利的政治选择。而对于南方士族来说，由于面临着游牧民族南下的威胁，也不得不与北方士族联合起来，以抵御共同的威胁。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才使得东晋政权为人们所接受，也正是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决定了东晋政权是一个弱势政权而非强势政权。 在当时，由于北方持续战乱，大规模南迁的不仅有豪门士族，其他的社会阶层中同样有大批人口为了躲避战乱选择了南迁，这样就推动了南方经济的加速发展，加之北方原有的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在游牧民族的侵袭下遭到严重破坏，两者一消一长，中国的经济中心开始由北方向南方迁移。 6、南北朝 东晋末年，刘裕趁北方各族在长期战争中相互削弱之机，率兵北伐，连续攻克洛阳和长安，攻取了大部分北方土地，大有一统天下，结束分裂和战乱之势。但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这次北伐最终却成为一次虎头蛇尾的行动。 首先，当时的北方历经战乱和政权更迭，已成胡汉杂居的状态，民族矛盾十分突出，加之坞堡遍地，地方武装势力众多，统治难度相当大。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维持有效统治，就必须长期驻留，而刘裕既要控制已经攻取的土地，又要控制东晋政权，还要与其他游牧民族政权作战，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将东晋的都城从建康迁移到北方。但是迁都洛阳的想法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结果不了了之。 其次，在北伐取得胜利的前提下，刘裕将关注的焦点由平定北方转移到了夺取东晋政权上来。加之在外连续作战，军队处于疲惫状态，来自南方的将士思乡情切，且后勤补给难以有效保障，在这种形势下，刘裕选择了南归。 再次，自东晋建立以来，所谓的北人和南人之间的矛盾就一直存在，当外部威胁由于北伐的原因减弱之后，这种矛盾所引发的冲突和猜忌越来越多地表现了出来。刘裕南归时对于北方的驻军安排采取的办法是，既任用北人将领以稳定军心和民心，又任用南人以期牵制北人将领的不臣之举。但这种貌似两全的做法却引发了更大的矛盾，在外敌当前之际，东晋的留驻部队间爆发冲突，北人将领被杀，直接导致军心民心的丧失，各地相继叛离东晋投向其他政权，刘裕北伐所取得的成果顷刻间土崩瓦解、付之东流。 其后，刘裕北伐的成果为北魏所利用，以此为基础，又经过连年征战，北魏统一了北方。而在南方，刘裕仿效西晋对曹魏的做法，逼迫晋恭帝禅位，自己登上帝位，定国号为宋。历史由此进入了南北对峙的南北朝时期。 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战争成为决定政权兴亡的主导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了期间各朝对武将的过度依赖。再加之各政权统治者鉴于西晋灭亡的教训，对同姓王以及外戚多加限制和排斥，造成了一大批手握大权和重兵、且难以对其进行有效制衡的武将。而这些武将实力壮大后的共同选择就是取代前朝而自立为帝，其手段又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与刘裕相同的做法。从南朝的宋、齐、梁、陈到北朝的北齐、北周无不是在这种基础上，采取相同的形式取代前朝建立了政权。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一个政权很容易，但是要巩固这个政权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除北魏以外所有的政权无不是随着其建立者的去世而迅速衰落，最终为自身政权的军事上的骨干力量所取代。 这样一种政治格局决定了南北朝时期维系政权的有效统治和存在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各个政权在这方面所采取的统治措施都难以收到持久的效果，即使是这一时期最为有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也不例外。 孝文帝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其一为以均田制为主的土地制度改革。它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它是作为游牧民族的统治者自主自愿地选择由游牧生产方式向农耕生产方式过渡，对于强化国家经济基础和增加社会财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二，它在巧妙地照顾了地主阶层和失地农民双方的利益的同时对主要的社会资源——土地进行了有效的分配。 其二是以俸禄制和依托均田制的三长制为主的政治改革。由于北魏政权脱胎于鲜卑游牧部落，其各级官吏在孝文帝之前是没有俸禄的，官吏维持自身生存的唯一选择就是贪污受贿，这就造成了贪污受贿公开化的局面。而俸禄制的实行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规范和强化了对各级官吏的管理。在基层政权的建设上，北魏在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以均田制为依托的三长制，而三长制又反过来维护了均田制，使得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形成相互协调和支持的局面，确保了两项制度的稳定推行。 其三是以民族融合为主的文化改革。孝文帝将都城从塞上的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又推行了着汉服、说汉话、改汉姓以及与汉族通婚等一系列促进民族融和的政策。自愿放弃游牧民族的传统，接受汉民族的先进文化，这在视民族文化为至宝的古人和今人眼里几乎是一个无法理解的选择。 北魏孝文帝改革不仅在当时称得上是创举，即使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特异事件。首先，孝文帝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改革，它几乎涵盖了经济、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既有对沿袭已久的统治弊端的改变，又有着眼于长远发展所进行的统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调整，对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孝文帝改革是一次极具效率的改革，它以简单的方法解决了复杂的问题，在短时期内改变了北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传统。再次，这是一次游牧民族主动改变自身的生活方式和统治制度以适应强化统治要求的改革，孝文帝在这一改革中所表现出来的眼界和胸怀在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中是极其罕见的。最后，这是一次由最高统治者亲自推动的以严刑峻法为保障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北魏统治的残酷程度丝毫不逊色于秦王朝。正是这种独裁的特点使得孝文帝的改革跨越了其他时代和其他政权所无法跨越的障碍。 不过，这一改革并非完美无缺，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孝文帝在全面接纳汉民族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同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系列政治制度的弊端或者至少是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克服这些弊端。自从汉末以来，大臣专权进而逼迫帝王退位，自己取而代之的历史一再重演。而游牧民族政权由于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得以避免这一情况出现在自己身上。但是，当游牧民族政权适应长治久安的需要，将统治方式由武治转为文治之后，这一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最终，北